张少华[1]2004年在《乳腺癌EGFR表达与紫杉类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ErbB1／EGFR)和ErbB2(HER-2／neu)是目前乳腺癌领域研究最为深入的生长因子受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EGFR和Her-2基因分别编码分子量为170Kda和185Kda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的跨膜糖蛋白，两种受体结构相似，均由细胞外结合功能域、亲脂性的跨膜部分和细胞内酪氨酸激酶功能域及一段调节性羧基末端构成。在功能方面，共同参与正常乳腺组织生长与发育的调节。不同之处在于，EGFR能与EGF样配体结合，而目前仍未发现HER-2的配体。HER-2受体常常可被EGF样配体活化，导致形成EGFR／HER-2异二聚体，引起HER-2羧基术端的酪氨酸残基磷酸化。之后通过Ras-Raf-MEK-MAPK或PI3K-Akt两条信号转导通路，进一步激活其下游的多种信号蛋白，引起细胞增殖加快、细胞周期加速、恶性表现增强，并出现抗凋亡及对多种化疗药物产生耐药现象。 临床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常常伴随Her-2和／或EGFR的过表达，目前比较肯定的结论认为，EGFR和HER-2过表达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密切相关，是乳腺癌不良预后的因素，两者共表达预后更差。HER-2过表达对于标准辅助化疗方案CMF和内分泌药物TAM耐药，而对于蒽环类药物和紫杉类药物的疗效存在较大争议。我们前期资料显示HER-2过表达与紫杉类敏感性相关。鉴于EGFR和HER-2受体结构和功能的相似性，理论上推断EGFR表达可能也与紫杉类疗效相关，为此我们进行了本项研究。 第一部分研究，首先采用WHO和RECIST两种疗效评价标准回顾性分析211例晚期乳腺癌患者接受紫杉类药物的近期疗效。结果显示两种评价标准具有较高的一致性，Kappa=0.853(95％CI：0.779-0.927) (P＜0.001)。而由于采用单径测量的RECIST标准比采用双径测量的WHO标准相对简单，因此临床可以替代WHO标准。对于目标病灶的测量手段，由于乳腺癌胸壁及浅表淋巴结复发常常位于体表，B超和临床查体仍然是常用的测量手段，本组资料采用两种检测手段的分别为74例(35.1％)、46例(21.8％)，因此与其他肿瘤不同，对于转移性乳腺癌，B超和临床查体是常规推荐CT、MRI以外的良好补充手段。而对于可测量病灶的选取，2cm的界限是否完全合理尚值得商榷。硕圣学戎论丈姿丈材要 第二部分研究，采用上述的RECIST标准对100例既往接受紫杉类药物治疗 的晚期乳腺癌患者进行疗效评价，同时检测其EGFR、HER一2、ER等指标，以探 索其单独表达或共表达与紫杉类药物疗效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本组EGFR阳性率 为42.0%，HER一2和ER阳性率分别为26.0%和54.0%，与文献报告相似;作为 有着高度同源性的同一家族受体HER一2和EGFR，两者表达无明显相关性 (P二0.23);单因素分析发现ER、HER一2与紫杉类疗效相关，具有统计学差异， P值分别为0.036和0.034;而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ER与紫杉类临床疗效相关P二0.019，而HER一2与EGFR无论是单独表达还是共表达都与紫杉类疗效无关(P )0 .05)。 第叁部分研究，在基础细胞学水平，观察不同ER和HER一2状态下的四种人乳腺癌细胞株SK一BR一3(ER阴性、HER一2过表达)、MCF一7(ER阳性、HER一2低表达)、MDA一MB一231(ER阻胜、卜IER一2低表达)、MDA一MB一453(ER阳性、HER一2过表达)，对于泰索帝单药的敏感性，并观察泰索帝联合赫赛汀对HER一2过表达的细胞株SK一BR一3、MDA一453的杀伤作用。western和免疫细胞化学方法检测了四种乳腺癌细胞HER一2蛋白表达情况，结果与文献报告相似，SK一BR一3、MDA一MB一453为HER一2过表达，MCF一7为HER一2低表达，MDA一MB一231 HER一2蛋白基本无表达。泰索帝对四种细胞株的ICS。分别为3.65土0.72nmol/L、7.54士0.62nmol/L、54.7士9.snmol/L和3.89士0.46nmol/L。统计分析，HER一2过表达和ER阳性与泰索帝敏感性相关，其中HER一2过表达作用更为显着。赫赛汀单药对于HER一2过表达乳腺癌细胞SK一BR一3、MDA一453有抗增殖作用，且效应与时间和剂量成正相关。作用1天时无明显抗增殖作用，肿瘤细胞反而有轻度增殖，作用5天时抗增殖效果明显。泰索帝联合低剂量赫赛汀(su留ml)对于HER一2过表达细胞株有协同或相加作用，两药联合优于任何单药。
蒋敏[2]2010年在《恶性胸腹腔积液原代肿瘤细胞ERCC1、BRCA1、TAUmRNA表达水平的检测及意义》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ERCC1、BRCA1及TAU mRNA表达与恶性胸腔/腹腔积液原代肿瘤细胞药物敏感性间的关系目的研究ERCC1(excision repair cross-complementing 1,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因1)、BRCA1(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1,乳腺癌易感基因1)和TAU (mi- 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微管相关蛋白)在恶性胸腹腔积液原代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探讨这些基因在铂类、紫杉醇类化疗疗效中的预测作用。方法收集26例经病理确诊的恶性胸腹腔积液,分离原代肿瘤细胞,CCK8体外药物敏感性试验检测顺铂、多西紫杉醇对原代肿瘤细胞的抗肿瘤作用。荧光定量RT-PCR检测细胞中药物疗效相关基因ERCC1、BRCA1、TAU mRNA的相对表达水平。结果ERCC1 mRNA在恶性胸腹腔积液原代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与铂类药物敏感性呈负相关,高表达者对铂类敏感性低(P=0.01,r=0.499)。BRCA1 mRNA在恶性胸腹腔积液原代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与顺铂药物敏感性呈负相关,低表达者对顺铂敏感性高(P=0.03,r=0.440);TAU与BRCA1 mRNA在恶性腹腔积液原代肿瘤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与多西紫杉醇药敏结果无相关性(P>0.05)。结论ERCC1、BRCA1 mRNA表达水平可能为转移性胸腹腔积液患者应用铂类药物化疗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部分ERCC1、BRCA1及TAU mRNA表达对含铂类和紫杉类化疗恶性胸腔/腹腔积液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目的研究探讨恶性胸腹腔积液中原代肿瘤细胞BRCA1、ERCC1、TAU mRNA表达水平对接受铂类及紫杉醇类化疗的恶性积液患者的总生存期的影响。方法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检测原代肿瘤细胞中ERCC1、BRCA1、TAU mRNA的表达水平,并比较其表达水平与接受铂类、紫杉醇类化疗的患者的总生存期之间的关系。结果25例含铂化疗的恶性胸腹腔积液患者中BRCA1、ERCC1 mRNA相对于内参基因β-actin的表达水平中位值分别为0.980和1.952,BRCA1、ERCC1 mRNA表达与恶性胸腹腔积液患者临床特征无相关性。BRCA1、ERCC1 mRNA表达水平对总生存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389和0.057)。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BRCA1、ERCC1 mRNA表达对恶性胸腹腔积液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919和0.624)。23例含紫杉类化疗的恶性胸腹腔积液患者中BRCA1、TAU mRNA相对于内参基因β-actin的表达水平中位值分别为1.352和7.362。BRCA1、TAU mRNA表达与恶性胸腹腔积液患者临床特征无相关性。BRCA1、TAU mRNA表达水平对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98和0.405)。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BRCA1、TAU mRNA表达水平对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940和0.178)。结论恶性胸腹腔积液原代肿瘤细胞BRCA1、ERCC1、TAU mRNA表达水平对接受铂类及紫杉醇类化疗的恶性积液患者的总生存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王秀丽[3]2013年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β-tubulinⅢ和Stathmin的表达及与多西他赛耐药性关系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β-tubulinⅢ、Stathmin蛋白表达情况,分析其与多西他赛耐药性及预后的关系。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选取2007年10月-2012年8月经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内科收治经组织病理学学确诊为鳞癌的晚期或复发性非小细胞癌患者95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多西他赛联合顺铂方案化疗,评价化疗有效率(RR)、随访肿瘤进展时间(TTP),同时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肺癌组织中β-tubulinⅢ、Stathmin蛋白表达情况,分析β-tubulinⅢ、Stathmin表达作为预测进展期NSCLC患者使用含多西他赛方案化疗疗效评价指标的潜力。结果：研究发现β-tubulinⅢ、stathmin表达与患者的性别、年龄、吸烟史等临床特征无关(P>0.05)；二者在PS评分差、分期晚、化疗疗效欠佳的患者中表达较高(P<0.05)。β-tubulinⅢ高表达组化疗有效率24.0%(12/50)显着低于β-tubulinⅢ低表达组化疗有效率42.2%(19/45)(P=0.049)。Stathmin高表达组化疗有效率22.6%(15/53)而低表达组有效率为45.2%(19/42),差异有显着性(P=0.020)。联合分析发现β-tubulin Ⅲ、stathmin均低表达组有效率61.9%,β-tubulinⅢ、stathmin高表达组有效率20.7%,两组差异显着(P=0.003)。β-tubulinⅢ、stathmin均低表达组TTP、MST分别是236、387天天,明显长于β-tubulinⅢ、stathmin均高表达组的87、148天天(P<0.001)。用配对卡方检验β-tubulinⅢ与Stathmin表达二者无相关性。结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β-tubulinⅢ与Stathmin蛋白高表达预示对多西他赛化疗药物的敏感性较差,患者预后较差。
周婕[4]2016年在《晚期乳腺癌治疗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和目的乳腺癌在我国女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中居首位,其为女性肿瘤致死的主要病因。目前我国的乳腺癌发病率为每年89/10万人,且呈递增的趋势。有研究表明,经过治疗后,Ⅰ期乳腺癌的5年无病生存率为90%;Ⅱ期乳腺癌的5年的无病生存率则为70～80%；Ⅲ期乳腺癌的5年无病生存率仍可达60～70%；Ⅳ期乳腺癌的5年总生存率则仅为30%。目前,大约有40%的乳腺癌患者在接受系统性治疗后,仍会出现复发转移,且大部分复发转移患者最后因为转移而死亡。对于复发风险,有研究表明,乳腺癌在接受治疗后的前叁年,会出现一次复发高峰期,而后复发风险将逐步下降,但复发风险将一直存在。大约只有10～20%的复发病灶表现为手术区域的局部复发,而60～70%的复发病灶则表现为远处转移或多发转移病灶。其中,复发的发生率和转移部位取决于初诊时乳腺癌的肿瘤分期、曾经所接受的治疗及癌肿之前对治疗的敏感性。乳腺癌的预后取决于患者在接受治疗后,是否出现远处转移。初诊乳腺癌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时,如能将肿瘤完全性切除,肿瘤切除后创面边缘阴性,可提高患者40～50%的5年总生存率。至于腋窝淋巴结清扫对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尚不清楚,故而,目前对于所有患者是否必须在初诊乳腺癌时就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仍存在争议。复发转移性乳腺癌经病理确诊后,宜行激素受体的检测,同时,明确转移病灶的状态。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或者激素状态不明的患者,其转移病灶出现后若进展缓慢,在尚未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可以开始内分泌治疗。但宜注意的是,内分泌治疗起效较慢,常需等待10-12周的时间,才能观察到内分泌药物的疗效。对于复发转移性乳腺癌出现广泛内脏转移或中枢神经系统侵犯者,其临床症状常较重,需要起效较快的治疗方法,以及时地缓解患者的痛苦。这时,既使激素受体阳性,也不能进行内分泌治疗,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内分泌治疗联合化疗的治疗模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治疗模式为单独化疗,尽快地解决患者的不适症状。当姑息性化疗结束,患者获得一定治疗疗效后,可以继续使用内分泌药物维持化疗给患者带来的受益。后续的内分泌治疗既可以提高无病生存率,也可以提高总生存时间。对于HER2阳性的复发转移性乳腺癌,不能仅仅考虑转移病灶的HER2状态。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如果行内分泌治疗,可以考虑同时辅助赫赛汀靶向治疗。有研究比较了阿那曲唑单独治疗与阿那曲唑联合曲妥珠单抗治疗的疗效,发现联合治疗组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病灶缓解率和无进展时间间隔。与单独使用芳香酶抑制剂的患者相比,联合使用曲妥珠单抗或拉帕替尼(HER2、EGFR的抑制剂)者明显获得更高的临床缓解率和更长的无进展间隔期。对于所有HER2阳性患者,仍将化疗和曲妥珠单抗的结合作为治疗标准。但有些患者存在严重的合并症或化疗禁忌症的情况下,就考虑内分泌治疗联合曲妥珠单抗赫赛汀作为首选治疗方案。HER2阴性的转移性乳腺癌的绝经前女性患者,如果为激素受体阳性,标准的治疗方法是卵巢功能抑制联合内分泌治疗(一般选择芳香化酶抑制剂)。目前,内分泌治疗方法主要有四种：他莫昔芬治疗、芳香酶抑制剂、氟维司群和孕酮(醋酸甲地孕酮)。它们的主要作用为促进代谢,缓解疼痛,对晚期乳腺癌的对症治疗方面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这也是有些患者出现复发转移,首先进行的治疗就是内分泌治疗,目的就是先将不适症状缓解。复发转移患者接受姑息性化疗是否有效,目前尚无有效的预测因子。如果患者接受姑息性化疗,那么患者就必须按治疗疗程完成所有的治疗,尽量达到疗效大于化疗副反应的效果。既使使用姑息性化疗,也仍有面对疾病继续进展的风险。HER2阴性的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被推荐的一线治疗药物是蒽环类药物及紫杉类药物。但是,许多患者在初诊乳腺癌时,就已经接受蒽环类及紫杉类药物的一线辅助治疗。那么,如果仍出现复发转移,一般不能再用之前曾经用过的药物。但是如果患者初诊时间与复发转移时间的间隔期较长(超过2～3年),那么这时在选择治疗方案时,仍可以考虑继续用蒽环类及紫杉类药物,它们的治疗对转移病灶仍然是有一定疗效的。但为了避免患者再次使用蒽环类药物的导致的心脏毒性增加风险,可以给患者使用脂质体包封的阿霉素。对于紫杉醇药物的再次使用,还可以考虑使用纳米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药物是不建议和紫杉醇类药物联合使用,比如：长春类药物。在接受紫杉醇药物治疗后,再使用长春。药物,会增加肝功能受损的风险；在德国,细胞抑制剂不允许在接受紫杉醇治疗后进行。伊沙匹隆药物,研究报道其可以和紫杉醇同期使用,不发生与紫杉类药物的交叉耐药情况。但是,在使用这类药物时,需要监测生命体征及神经病变等不良反应。对于复发转移性乳腺癌,在初诊乳腺癌时,未曾使用过蒽环类药物及紫杉醇药物,则建议在出现复发转移时,首先蒽环类药物及紫杉醇类药物治疗。如果之前已经使用过蒽环类药物,则推荐患者使用卡培他滨或吉西他滨联合紫杉类药物的治疗方案。复发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肿瘤在身体某部位生存,并形成新生血管。理论上而言,乳腺癌出现复发转移时使用VEGF特异性抗体如贝伐单抗是可选择的靶向治疗方法。有研究报道,在HER2阴性患者的一线治疗,贝伐单抗联合多西他赛(叁周方案)或紫杉醇(每周方案)可取得显着的有效缓解率,并且无进展生存期增加,但总生存期无明显影响。临床疗效与贝伐单抗的副作用取决于其早期应用VEGF基因表型。贝伐单抗与紫杉类药物联合使用可作为对HER2阴性的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方案。文献报道,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如果能尽早地接受靶向药物赫赛汀联合多西紫杉醇或紫杉醇联合治疗,则其中位生存期显着增加。所以,赫赛汀的治疗可作为HER2阳性复发转移乳腺癌患者的首选治疗药物,但是对于老年患者,赫赛汀的使用与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存在相关性,故在使用赫赛汀治疗时,进行心脏功能的监测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在曲妥珠单抗赫赛汀联合或不联合紫杉类药物的治疗期间,患者出现疾病进展,则建议患者更换治疗方案,可行拉帕替尼联合卡培他滨的治疗方案。由于拉帕替尼+卡培他滨联合用药明显优于单纯化疗的肿瘤反应,并可明显提高无进展生存率。文献报道,单独使用拉帕替尼或联合卡培他滨药物治疗,也可对放射治疗后脑转移瘤有效。对未使用过赫赛汀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拉帕替尼联合紫杉醇的治疗方案与紫杉类药物单独使用化疗相比较,前者可明显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和无进展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也增加。曲妥珠单抗赫赛汀联合化疗治疗过程时,出现疾病进展,可以考虑使用拉帕替尼联合化疗的替代治疗方法,现在还有另一个HER2单克隆抗体——帕妥珠单抗,正在进行相关的临床研究。转移性乳腺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通过治疗,患者可获得长期缓解,或许,经过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更有效的治疗药物给患者带来获益。目前治疗转移性乳腺癌仍然是以减轻转移引起的症状、恢复和维持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在所有的实体肿瘤中,乳腺癌的治疗效果是最佳的。所有的乳腺癌患者经过系统性治疗后,约有70%的患者会出现远处转移或局部复发的情况。这些晚期乳腺癌患者面临着进行姑息性全身性治疗,如：姑息性化疗,姑息性放疗、靶向治疗、生物治疗。其中,以姑息性化疗最为常见。姑息性化疗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复发病灶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乳腺癌的二线化疗方案中,主要以紫杉醇药物为主。但是在临床上,可观察到一部分患者使用紫杉醇药物的姑息性化疗后,转移病灶并未获得缩小,即患者在承受紫杉醇药物的化疗不良反应,但无法获得临床疗效,以无效而被迫更换治疗方案。这样,患者的治疗时间延长,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这与我们对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可以通过分子标记物共筛选对紫杉醇药物敏感有效的患者接受此类姑息性化疗,那么即可以提高化疗疗效,也不会耽误对紫杉醇药物不敏感的患者的后续治疗。这样对临床治疗来说,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了解晚期乳腺癌患者是否对紫杉醇药物敏感,了解到相关因素,从而做到姑息性化疗前的正确评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目前对于晚期乳腺癌的化疗敏感性标志物的认识非常有限,需要大宗的病例进一步研究。肿瘤患者在医院接受医学药物治疗时,医院大部分药物是通过静脉途径给药,仅小部分药物是口服药物,比如希罗达。患者接受肿瘤相关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进行反复的静脉治疗(包括化疗,及营养支持治疗等)。静脉途径给药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外周静脉途径和中心静脉途径。外周静脉途径给药,因为浅静脉离皮肤近,较表浅,静脉壁薄,血流速度缓慢,血管分支多,弹性较差的特点,故如果通过外周静脉长期反复的静脉点滴给药,容易出现浅血管壁损伤,局部药物渗漏甚至导致血管炎、局部组织溃烂的情况。而中心静脉具有血管弹性好,回流通畅,血管内径较粗,血流速度快的特点,药物与管壁接触时间短,既减轻化疗对局部血管的刺激症状,又避免静脉炎的发生。故中心静脉途径给药更适用于需要长期反复进行静脉治疗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现在化疗药物均为强刺激性、高浓度药物,如表阿霉素、异长春碱类、紫杉醇类药物、诺维苯等,这些化疗药物对血管内膜刺激性很大,而且如果药物一旦外渗有可能将引起严重后果,那么给药方式建议选择中心静脉途径。患者一旦出现静脉炎或者导管栓塞症状,应立即停止该静脉注药,并及时进行局部对症处理。近年来,随着中心静脉导管材料的不断发展,完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也已经成为深静脉置管的首选治疗方法。静脉输液港以其安全,感染率低,保留时间长而受临床医生推荐。静脉输液港操作方法简捷易行,可长期留置,尤其适合于需要长期多次化疗,或长期静脉营养支持治疗的患者。术后美观安全方便,通常埋于锁骨下区域皮肤,位置隐蔽,不影响日常生活,不发生脱管及药物外渗情况；而且维护简单,每月进行一次冲管护理。置入静脉输液港后,常规行胸部正位片检查,明确导管位置。然而,静脉输液港的置入手术作为一项血管手术,其手术风险及术后并发症仍然是无法避免的。总的并发症可以达到8-10%。部分患者因并发症导致置管失败,需要二次置管,甚至血栓或感染,导致死亡。如何提高静脉输液港置入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研究基于晚期乳腺癌患者是否都能够从紫杉醇药物中获益,如何通过分子标记物筛选对紫杉醇药物敏感有效的患者接受包括紫杉醇药物在内的姑息性化疗,对我科2013年前收治的乳腺癌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为今后的治疗提供依据和指导。晚期乳腺癌患者进行姑息性化疗或长期静脉输液治疗,均需要选择深静脉置入通路,选取恰当的静脉通道接受姑息性化疗或营养支持治疗,在置管过程及置管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何提高静脉输液港置入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值得探讨。研究分为二部分：晚期乳腺癌姑息性化疗有效分子标记物的筛选(第一部分)；乳腺癌置入完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的并发症临床分析及疗效评价(第二部分)。第一章晚期乳腺癌姑息性化疗有效分子标记物的筛选目的TAU蛋白是一种微管相关蛋白,在正常乳腺上皮及乳腺癌细胞均有表达。早期乳腺癌的TAU蛋白表达水平,与包含紫杉醇在内的新辅助化疗方案的疗效相关。然而,对于TAU蛋白与进展期乳腺癌姑息性化疗的疗效之间的相关性,目前尚不清楚。因此,复发转移乳腺癌的TAU蛋白表达及其在包含紫杉醇的姑息性化疗疗效的预测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方法本研究包括了我院2003年1月至2013年10月,采用粗针活检,确诊了285名复发转移乳腺癌。所有的患者都经病理确诊了转移病灶为乳腺癌来源,并将其完整的临床资料登记。所有的患者均行ECOG评分,在0-2分之间。所有的入组患者在初诊为乳腺癌获得的一线治疗方案中不包括紫杉醇药物。而在其被确诊为复发转移乳腺癌时,其接受的二线姑息性化疗方案中均包括紫杉醇药物。所有的患者在接受二线姑息性化疗前,均进行全身体检,胸片检查,及对转移病灶行CT检查。当患者出现肿瘤标志物等血清学指标异常增高时,则增加骨扫描检查。四个周期的姑息性化疗结束后,采用RECIST评估标准,评估姑息性化疗对病灶的疗效。该评估标准主要是依据病灶的直径大小而定：完全缓解(CR)-所有的病灶均消失,且持续时间大于4周；部分缓解(PR)-病灶的最长直径至少减小30%,或者所有病灶的直径总和至少减少30%；疾病进展(PD)-病灶的最长直径至少增加20%,或者在开始治疗时,病灶直径总和出现增长,或者出现一个或多个新的病灶；疾病稳定(SD)-经过治疗后,病灶的变化,既没有减少至PR的标准,也没有进展到PD的程度。我们设定CR及PR为治疗有效,PD及SD为治疗无效。所有入组的患者,285例患者所取病灶均另外进行TAU蛋白检测。TAU蛋白在肿瘤细胞上免疫组化检测的表达情况,以0,1+,2+,3+来评分。0,表示没有表达；1+,比正常乳腺上皮细胞表达略低；2+,与正常乳腺上皮细胞表达相似;3+,比正常乳腺上皮细胞表达明显增强。肿瘤细胞经免疫组化检测评分,以0和1+设定为TAU蛋白表达阴性,2+和3+设定为TAU蛋白表达阳性。在对肿瘤细胞的TAU蛋白表达评分时,以正常乳腺上皮细胞作为参考。病理科医生在双盲的情况下,对TAU蛋白的表达情况进行评估。每张玻片都有两位病理科单独进行阅片,取其结果的平均值做为最后的TAU蛋白表达情况。最后的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评估,卡方检验用于比较TAU蛋白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多因素回归分析用于评选对治疗临床疗效有预测性的因素。p<0.05被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入组285名女性复发转移乳腺癌患者,年龄范围从33岁至71岁,平均51.78岁。大多数入组患者的ECOG评分为0分或1分。所有患者中,软组织转移病灶为285例(100%),包括皮肤,对侧乳腺癌,淋巴结。25例患者存在内脏转移(8.77%),14例患者存在骨转移(4.91%)。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止呕药物的辅助支持下,患者全部安全顺利地完成包含紫杉醇药物在内的姑息性化疗。在这285例复发转移乳腺癌中,121例(42.46%)表现为TAU蛋白阳性。TAU蛋白阳性表达与雌激素受体(ER)表达状态密切相关。TAU蛋白表达与年龄、月经状态、淋巴结转移情况、身体密度指数(BMI)、孕激素受体状态、HER2、KI67、和P53等无关(p>0.05)。另外,本研究中,可观察到TAU蛋白表达情况与ER表达状态密切相关。在接受包含紫杉醇的姑息性化疗后,194名患者的疗效评估为有效治疗,91名患者的疗效评估为无效治疗。在获得有效治疗的患者中,有53例患者表现为TAU表达阳性。而无效治疗组,有68例患者表现为TAU表达阳性。在我们的研究中,可观察到TAU蛋白表达情况,ER表达情况,HER2状态与姑息性化疗的疗效呈密切相关联(卡方检验结果分别为：X 2=56.98, p<0.01; X 2=25.459, p<0p01;X 2=15.158, P<0.01)。在多因素回归分析中,TAU蛋白表达情况与ER表达状态被证实为是可以评估包含紫杉醇的姑息性化疗疗效的独立预测因素(其P值分别是：p<0.01,P=0.021)。结论TAU蛋白阴性表达比TAU蛋白阳性表达的复发转移性乳腺癌,对包含紫杉醇的姑息性化疗更敏感。研究结果提示TAU蛋白可能是复发转移乳腺癌接受包含紫杉醇的姑息性化疗疗效的预测因子,这有助于筛选敏感患者接受此类治疗,不但可以提高治疗疗效,也同时避免患者在承受化疗不良反应的同时,又接受着无效化疗。第二章乳腺癌置入TIVAP的并发症临床分析及疗效评价目的癌症患者需要长期的化学药物治疗及静脉输液,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被认为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静脉通道。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乳腺癌患者经B超引导下经颈内静脉置入完全式静脉输液港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这项研究回顾性分析了492例乳腺癌患者。在这492例患者中,5例男性患者,487例女性患者；中位年龄为48.66岁(年龄范围：22岁-73岁)。所有患者都需要接受静脉输液和／或化学药物治疗。自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所有患者均经B超引导下行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静脉管道放至上腔静脉内。所有患者接受随访,直至治疗结束取出静脉输液港或转院治疗,或者死亡。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术的手术过程及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均告知患者,并在手术知情同意书,明确指出可能出现的情况。患者在接受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术前,需要行血常规、凝血功能检测,并将其病理特征进行登记。患者平卧在手术台,静脉导管长度根据患者身高,可在术前,于患者体表进行初步测量。局部麻醉静脉穿刺部位及输液港需包埋的部位,麻醉满意后,再开始进行穿刺操作。整个操作过程严格遵守外科无菌原则,围手术期不需使用抗生素治疗。最后的数据用SPSS19.0进行统计学分析,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后,仅接受化学药物治疗的患者为88例,同时接受了化疗放疗的患者387例,接受手术的患者12例,营养支持的患者5例。最后统计,所有静脉导管置入上腔静脉的时间为176,694天(平均每位患者约359天,留置时间为：28-712天)。在这492例患者中,17例患者未接受原定计划的静脉内化学药物治疗,其静脉输液港仅用于围手术期静脉输液及静脉营养支持治疗。在接受化学药物治疗的患者中,通过静脉输液港行化疗周期的次数,平均约5次(次数范围：2-8次)。其中,236例为右侧乳腺癌,256例为左侧乳腺癌。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术的手术时间平均为32分钟(时间：23-50分钟)。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术的早期并发症可观察到有以下3种,局部血肿,感染及心律失常。其中,所有患者中12例出现血肿的发生,其中7例患者出现在穿刺置入点,5例患者出现在输液港包埋底座处。血肿一般在2周内自动吸收。2例早期感染病例。十例患者出现心律失常,其原因可能在于导管头端接触到右心房,导致一过性的心律失常。这些患者在将导管退至上腔静脉,或者改变体位后,其心律失常症状即可消失。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术的晚期并发症主要有导管相关的血栓形成,感染,夹闭综合征。导管相关的血栓形成共发生12例(2.44%),大多在置入静脉输液港后12周的时间出现此类并发症。这些患者接受华法林等抗凝治疗后,其静脉输液港仍能继续临床使用,未出现进一步并发症加重的情况。在我们的研究中,无一例患者出现肺栓塞并发症。6例患者出现导管移位及栓塞并发症。有3例患者在经过叁个月静脉输液港静脉通道的化学药物治疗及静脉液体治疗后,出现输液港底座包埋部位的感染,感染是由插输液港针头处的针孔处开始的。12例患者改为锁骨下静脉途径置入静脉输液港,其中3例表现为夹闭综合征。322例患者在结束治疗后手术取出静脉输液港。17例患者因为导管闭塞而被迫将静脉输液港取出。4例患者因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且对青霉素类药物耐药而致使细菌感染无法及时治愈,从而被取出静脉输液港。还有1例(0.2%)患者在置入静脉输液港后1个月时,因疾病进展死亡而取出静脉输液港。结论乳腺癌患者接受包括化疗药物治疗,营养支持治疗在内的抗肿瘤治疗,可明显提高总生存率及无病生存率。作为长期静脉通道材料,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被临床广泛应用,且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静脉管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经B超引导下经颈内静脉置入完全式静脉输液港是安全有效的,可长期留置于上腔静脉内进行化学药物治疗或静脉营养支持治疗。化学药物和/或静脉输液治疗在完全式静脉输液港置入当天执行,不会增加急性或慢性并发症的风险。
姜丽娜[5]2011年在《叁阴性乳腺癌中基底标记物的表达及预后分析》文中指出[目的]研究基底标记物在叁阴性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方法]收集我院接受手术治疗,有完整随访资料且免疫组织化学或FISH法检测为受体叁阴性的乳腺癌患者69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二步法)检测69例患者原发灶石蜡切片中CK5/6、CK14、CK17的表达情况,并将其分成基底细胞样型(BP)和非基底细胞样型(NBP)两组；再根据患者淋巴结转移情况分成淋巴结阴性组和淋巴结阳性组,并分别分析基底标志物的表达及淋巴结转移情况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结果]40例患者(58.0%)是基底细胞样型。(1)BP组患者肿瘤直径较大、EGFR表达阳性率及组织学分级及核分级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P=0.000,P=0.011,P=0.007)(2)在按淋巴结是否转移分组的分析显示淋巴结阴性组中,BP患者肿瘤直径较大、EGFR阳性表达率较高、脉管癌栓阳性率较高、组织学分级与核分级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淋巴结阴性的BP患者较NBP患者远处转移及复发率较高,预后差。[结论]检测叁阴性乳腺癌基底标记物的表达情况,并将其具体分型,对于临床制定叁阴性乳腺癌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及预后的判断是必要的。
周娟[6]2016年在《T790M及EMT在预测EGFR-TKI继发耐药后化疗疗效中的重要作用及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表皮生长因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已经成为EGFR基因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标准治疗之一,然而EGFR-TKI的获得性耐药已成为影响其疗效的瓶颈。目前化疗仍是EGFR-TKI耐药后的最重要治疗手段,然而化疗疗效的预测和个体化至今难以实现,如何选择更有效的化疗方案意义重大。鉴于既往研究显示:EGFR-TKI获得性耐药后对不同化疗药物敏感性不同,经典的T790M突变和非经典的上皮间质转换(EMT)等机制与二线化疗疗效相关,我们首次提出科学假设:EGFR-TKI的不同耐药机制可能影响后续化疗疗效。研究方法:通过EGFR-TKI诱导肺癌细胞PC-9(EGFR突变型)和H460(EGFR野生型)获得经典的T790M突变的细胞株PC-9/ZD,EMT阳性的耐药细胞株PC-9/GR和H460/ER,CCK8法检测不同肺癌细胞株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通过RT-PCR、Western-blot检测EGFR-TKI获得性耐药机制;si RNA干扰下调T790M突变细胞的T790M基因、转染CDH1后逆转耐药细胞EMT,检测各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性变化阐明T790M和EMT对化疗敏感性的影响;裸鼠成瘤实验进一步验证化疗疗效;裸鼠肺转移模型检测T790M突变和EMT阳性对裸鼠肺转移、生存的影响。研究结果:1、对目前治疗NSCLC的第叁代化疗药物(吉西他滨、培美曲塞、紫杉醇、多西他塞、伊力替康),EGFR野生型肺癌细胞株H460的敏感性差于EGFR基因突变的细胞株PC-9;而对顺铂的敏感性两者无差异。2、EGFR-TKI获得性耐药后的PC-9/ZD细胞(T790M突变,EMT阴性)与亲代PC-9细胞相比,对化疗药物(紫杉醇、多西他塞)的敏感增高,但对化疗药物(顺铂、吉西他滨、培美曲塞)的药物敏感性无差异。PC-9/ZD(T790M突变,EMT阴性)对化疗药物敏感性(紫杉醇、多西他塞)优于PC-9/GR(无T790M突变,EMT阳性)。3、特异性下调EGFR和T790M突变基因后,NSCLC细胞株PC-9/ZD对化疗药物(紫杉醇、多西他塞)敏感性均下降。4、EMT阳性NSCLC细胞株(PC-9/GR和H460/ER)对化疗药物(顺铂、吉西他滨、培美曲塞、紫杉醇、多西他塞)敏感性差于亲代PC-9和H460细胞株;TGF-β1作用肺癌细胞PC-9和H460后对上述化疗药物敏感性下降;PC-9/GR和H460/ER细胞转染CDH1后逆转EMT,可以恢复细胞对上述化疗药物的敏感性。5、EGFR-TKI获得性耐药细胞株,EMT阳性肺癌细胞(PC-9/GR)裸鼠肺转移数目多于T790M突变细胞PC-9/ZD,进一步影响裸鼠的生存(EMT阳性PC-9/GR细胞肺转移裸鼠生存期短于T790M突变肺转移裸鼠)。结论:EGFR-TKI获得性耐药后细胞不同耐药机制(T790M突变和EMT阳性)影响后续的化疗疗效,T790M是紫杉类化疗敏感性的指标,EMT与化疗耐药有关;T790M突变、EMT阳性还是远处转移和预后的指标,有T790M突变的肺癌细胞株肺转移数目少,预后好;而EMT阳性肺癌细胞株肺转移数目多,生存期短。
柏景乔[7]2012年在《膀胱癌和乳腺癌相关分子标志物的研究》文中指出这一关于恶性肿瘤分子标志物的研究课题由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工作构成。第一部分：以DNA拷贝数异常改变作为膀胱癌诊断相关分子标志物的研究膀胱癌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常见基因组DNA结构的异常改变,这些分子遗传学改变既可以为膀胱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指引方向,也能够为膀胱癌相关分子标志物的发现与鉴定提供信息。本实验室的前期工作采用array CGH (array comparative genome hybridization)技术对膀胱尿路上皮癌组织进行分析,初步获得了膀胱癌特征性DNA拷贝数变化谱型。为了将这组通过高通量技术获得的膀胱癌相关分子遗传学改变的研究结果进行可能的临床应用转化,本课题将上述膀胱癌特征性DNA拷贝数异常改变的检测手段从array CGH技术平台过渡到实时定量PCR (real time PCR)技术平台。经过对array CGH实验数据再挖掘、候选DNA片段/基因筛选与验证,旨在获得一组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膀胱癌诊断相关DNA分子标志。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通过对前期array CGH实验的数据再挖掘,将芯片上基因/区段拷贝数改变按发生频率进行排序,首先挑选出DNA拷贝数改变频率最高的、将用于本项研究Real-time PCR分析验证的11个候选基因(A_14_P139169、CEP63、CLK1、FOSL2、GHR、LILRA3、PAQR6、PARVA、 SFRS8、ZFAND3、ZNF76),以及无拷贝数改变的2个基因(TBP和TMEM39A)作为Real-time PCR分析内参。通过对array CGH实验分析过的56例膀胱癌“起始’样品进行Real-time PCR检测,以“跨技术平台核查”的方式,从上述11个候选基因中筛选出5个(CEP63、 FOSL2、GHR、PAQR6和ZFAND3)候选目的基因用于后续验证。5个候选目的基因的验证在3组独立样本中进行：分别为58例开放性手术切除的膀胱癌冻存组织、62例甲醛固定石蜡包埋(FFPE)膀胱癌组织和43例经尿道切除(TURBT)膀胱癌组织。结果显示,与对照组30例正常人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DNA比较,CEP63和PAQR6两个基因在全部3组膀胱癌组织样本中均出现拷贝数增加的趋势,其差别具有显着性；而FOSL2和GHR基因拷贝数增加只出现在"FFPE"样本中；ZFAND3基因的拷贝数显着减少可见于"FFPE"样本和"TURBT"样本。值得注意的是,与正常对照组相比,"FFPE'’样本中5个候选目的基因均显示了与芯片结果趋势一致的显着性拷贝数改变。并且,这种改变从正常对照到非浸润性再到浸润性膀胱癌组织中有渐进性的趋势,尤其以CEP63、PAQR6和ZFAND3表现明显。以膀胱癌组织验证结果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这5个基因在膀胱癌患者尿脱落细胞中的拷贝数改变。与对照组患者尿脱落细胞DNA样品相比,PAQR6和FOSL2基因在膀胱癌病例组中拷贝数显着增加,结果与array CGH芯片分析结果一致；但是ROC曲线分析其诊断效能尚不足。上述研究资料表明,膀胱癌中PAQR6和CEP63等基因的拷贝数改变是在膀胱尿路上皮癌病变组织基因组DNA中的大概率分子事件；这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DNA分子改变可在膀胱癌患者尿脱落细胞中检出。若将这些异常改变转化为膀胱癌诊断相关分子标志物,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缜密分析和大样本多中心验证。第二部分：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组织病理学治疗反应相关分子标志物的研究新辅助化疗已成为针对局部进展期的乳腺癌综合治疗中的重要环节；治疗后达到组织病理学完全缓解的患者可长期生存。肿瘤对化疗的反应性是选择治疗方案最重要的依据。传统的病理类型、病理分级等形态学指标尚不足以全面有效地评估新辅助化疗后的组织病理学治疗反应；相关分子标志表达谱对于准确预测新辅助化疗后的组织病理学治疗反应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本项研究选择近年报道的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组织病理学治疗反应有关的蛋白分子CK5/6、EGFR、cyclin B1、14-3-3σ.14-3-3ζ,结合传统病理学分子标志物ER、PR、HER2,联合检测这8个蛋白在新辅助化疗前乳腺癌核芯针穿刺活检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对215例浸润性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前的活检穿刺获得的甲醛固定石蜡包埋组织切片进行这8个蛋白的免疫组化染色。收集入组患者手术切除肿瘤组织,进行组织病理学治疗反应的MP分级(Miller&Payne病理分级)。统计分析患者年龄、月经状态、临床分期、病理分级、病理类型,以及上述8个蛋白表达与MP分级的关系。将结果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分子联合检测模型,并绘制ROC曲线；分析候选蛋白分子标志物评估/预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组织病理学反应的效能。研究结果显示,8个候选蛋白在215例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前核芯针穿刺活检的肿瘤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ER42.8%. PR42.8%, HER234.0%、 CK5/627.9%、EGFR55.8%、cyclin B147.9%、14-3-3σ28.8%、14-3-3ζ79.5%。 HER2主要表达于绝经后组中,与绝经前组比较,其表达差别具有显着性。ER、PR同步表达,并主要表达于分化较好的肿瘤组织中。而CK5/6主要表达于分化较差的肿瘤组织中。与MP分级(有效/无效)显着相关的病理特征只有组织学分级。蛋白分子标志物之中,ER、PR、CK5/6、EGFR、14-3-3σ在MP有效组和无效组之间的表达具有显着性差异,其P值分别为ER(P<0.001). PR (P=0.001)、CK5/6(P<0.001)、EGFR(P=0.024).14-3-3σ (P=0.017)。经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预测模型,其中ER和14-3-36进入模型。经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ER和14-3-3σ联合分析的预测效能显著高于单个分子(ER、PR、CK5/6、EGFR以及14-3-3σ)对新辅助化疗组织病理学治疗反应(MP分级)的预测效能。本项研究获得的结果为寻找临床适用的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组织病理学治疗反应预测分子标志谱提供了重要线索,为后续大样本多中心研究奠定了工作基础。
赵晶[8]2010年在《中国女性乳腺癌分子分型特点及不同分子亚型化疗敏感性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乳腺癌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肿瘤,根据基因表达谱不同被分为不同的分子亚型,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物学行为及治疗敏感性。本实验将探讨中国女性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及独立性预后因素,并进一步通过对不同分子分型中耐药相关基因的表达差异研究,以及对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细胞系及原代肿瘤细胞药敏检测,明确不同分子亚型肿瘤细胞的原发性耐药情况,筛选出各亚型乳腺癌的敏感性化疗药物,为实现以分子分型为基础的乳腺癌个体化化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方法】免疫组织化学(IHC)方法检测原发性浸润性乳腺癌中PR、PR、C-erbB-2、CK5/6、EGFR、Ki-67及p53表达及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检测HER-2/neu基因的扩增状态,确定分子分型。回顾性分析1820例不同亚型乳腺癌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及独立性预后因素。组织芯片技术检测548例不同分子亚型中耐药相关基因TopoⅡ、GST-π、P-gp、LRP的表达差异。采用原代肿瘤细胞叁维立体培养技术对224例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的新鲜肿瘤组织标本进行培养,western blot方法确定不同亚型乳腺癌细胞系,通过胶原凝胶体包埋叁维立体培养法检测不同亚型乳腺癌组织及各细胞系对于不同化疗药物(紫杉类、蒽环类、铂类、氟尿嘧啶及诺维苯)的敏感性。【结果】1.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具有显着性差异。basal cell-like型乳腺癌更易好发于初潮年龄早及绝经前患者(P<0.001,P=0.006)、患者发病年龄轻、肿瘤体较大、组织学分级高、并且具有高淋巴结转移率的特点。同时,显示出更强的肿瘤遗传性(P<0.0001)。而Luminal A型乳腺癌患者常表现为初产年龄晚、肿瘤瘤体小、淋巴结转移率低及组织学分级低的特征。2.生存分析显示,各分子亚型乳腺癌5年总生存及无病生存均具有显着性差异(P<0.001, P<0.001)。Cox多因素分析显示,分子亚型是OS及RFS的独立性危险因素。其中basal cell-like型和Her-2/neu型是OS及RFS的负性预后因素。同时,乳腺癌家族史是影响basal cell-like型乳腺癌OS及RFS的独立性预后因素。3.不同耐药基因在各分子亚型乳腺癌中表达具有显着性差异。TopoⅡ在basal cell-like型及HER2/neu型中具有较高的阳性表达率及表达强度,而luminal A型表达最低(P=0.005)。P-gp在basal cell-like型阳性表达率最高67.3%,HER2/neu型的阳性表达率最低,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LRP在luminalA型和HER2/neu型乳腺癌中具有较高的表达,同样,GST-π在luminal A型乳腺癌中阳性率最高,而basal cell-like型中LRP及GST-π的表达在各亚型中表达均强度最低。同时,相关分析显示,GST-π与P-gp及LRP与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具有高度的相关性(P=0.04；P=0.000)。4.乳腺癌细胞系T47D对氟尿嘧啶化疗药物显示出较强的敏感性；MDA-MB-435及MDA-MB-231细胞系均显示对于紫杉醇及表柔比星化疗敏感性,同时MDA-MB-231显示出氟尿嘧啶及卡铂药物的化疗优越性。5.乳腺癌原代细胞叁维立体培养药敏检测结果显示,basal cell-like型乳腺癌对于紫杉醇具有最高的化疗敏感性,对于表柔比星及卡铂亦有较高的敏感性,但对诺维苯敏感性较低。HER2/neu型乳腺癌对表柔比星的化疗敏感性最高,对紫杉醇敏感性也较高,但对卡铂、诺维苯及氟尿嘧啶耐药,未体现出治疗优势。而luminal型乳腺癌除对于氟尿嘧啶敏感外,对其他化疗药物均未显示出治疗的敏感性。【结论】对国人女性乳腺癌不同分子亚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在肿瘤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对不同化疗药物治疗敏感性方面均存在显着性差异。对于生物学行为较差的basal cell-like型乳腺癌,由于其较高的化疗敏感性,因此化疗是其首选的治疗方案,以紫杉类、蒽环类为其一线用药,铂类可作为二线治疗。HER2/neu型乳腺癌对于蒽环类治疗的敏感性最高,同时,其对紫杉类敏感性亦较高,可与蒽环类联合应用。而luminal型乳腺癌由于其较好的预后以及对多种化疗药物均未显示出治疗敏感性,因此对于此类患者化疗作用有限,内分泌治疗仍是其主导治疗。
徐祎春[9]2015年在《基于荧光淬灭的SNP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检测基因SNP已成为分析判断遗传病、个体化药物反应特征的重要手段,也是预测和预防许多疾病的重要手段。现今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检测方法,比如测序法和Taq探针法都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种高效的基于荧光淬灭的SNP检测方法——Quenching-PCR法。该方法是利用标记有荧光淬灭分子的特异序列探针与有荧光分子标记的双脱氧核苷叁磷酸在待测基因的特异位点上进行单碱基延伸,然后通过检测在探针末端延伸的荧光分子标记的碱基的荧光淬灭值,来确定探针末端延伸的碱基类型,亦即待测基因特异位点的碱基类型。与金标准测序法相比,Quenching-PCR法结果的一致率为93.40%,TaqMan探针法结果的一致率为92.45%,由此可见,Quenching-PCR法与TaqMan探针法在准确度方面无明显差异。但在检测成本、检测时间和探针设计等方面都远优于TaqMan探针法,因此Quenching-PCR法更易于在临床诊断中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建立的基于荧光淬灭的SNP检测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将该方法用于临床相关肿瘤个体化用药常规位点的检测。选取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作用靶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相关位点的检测, EGFR第19号外显子中的2235_2249位的插入缺失和第21号外显子的L858R与药物效应密切相关；同时还用于与铂类药物使用相关的多药耐药相关蛋白2基因(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2, MRP2) Val417Ile位点、核苷酸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团1(Excision repair cross-complementation group 1, ERCC1)rs3212986位点和X线修复交叉互补基团1基因(X-rayrepaircrosscomplementing 1, XRCC1) Arg 194T rp位点的检测。结果发现Quenching PCR能很好用于肿瘤个体化用药相关位点SNP的检测,同时还发现该方法不但能用于SNP的检测,还能应用于插入／缺失(Insert/Delete, InDel)的检测。肿瘤异质性与肿瘤转移密切相关,近年来成为肿瘤研究的热点。结肠癌是世界叁大恶性肿瘤之一,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肿瘤,形态学、免疫表型、分子遗传学上的差异导致了结肠癌对临床治疗的不同反应及预后。肿瘤个体之间存在异质性,在同一个体不同肿瘤区域以及转移灶的相关基因组也存在一定差异。本课题将通过对不同结肠癌病人原位肿瘤组织、癌旁组织以及转移灶进行全基因组SNP检测,并通过生物信息学解析明确和发现个体癌细胞异质性程度是否与病程和转移具有相关性。同时,利用建立的基于荧光淬灭的SNP检测方法对相关提示与结肠癌异质性与肿瘤转移相关SNP进行验证。结果发现结肠癌的转移灶的的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 CNV)率显着高于癌旁组织与原发灶(p<0.01)。同时通过GO分析发现差异CNVs涉及的相关通路约有四分之一与粘附和免疫相关。而将肿瘤的转移灶与原发灶发生基因编码区域SNP改变所涉及的基因进行GO分析,所涉及的基因二分之一与转移和免疫相关,且涉及粘附和免疫调节的相关通路也占到了约五分之一。同样将肿瘤的转移灶与原发灶的差异miRNAs涉及的靶基因进行GO分析,发现涉及的基因约叁分之一与转移和免疫相关,涉及粘附和免疫调节的相关通路也占到了约五分之一。上述结果提示粘附与免疫调节可能是调控肿瘤发生与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芯片上转移灶与原发灶的SNP比较分析,并通过Quenching PCR扩大验证,发现位于第14号染色体上的rs12881063位点在原发灶和癌旁组织中几乎没有产生突变,而在转移灶中则出现比例较高的突变,在近端转移中,突变率达到了66.7%,而在远端转移中,突变率达到了83.3%。上述结果提示该位点的突变与可能与肿瘤的转移的能力相关在所有样本的转移灶中都产生了突变,这可能为临床肿瘤分期诊断的潜在标志物,并提供一定的依据。
翟丽丽[10]2014年在《乳腺癌PARP1表达与PARP1基因启动子、3’非翻译区域多态性及患者化疗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文中提出目的PARP1抑制剂在BRCA遗传性及叁阴性乳腺癌的治疗中有着良好的治疗前景,本研究旨在评估国人叁阴性乳腺癌PARP1蛋白表达,评价浸润性乳腺癌肿瘤细胞不同亚细胞定位的PARP1蛋白表达情况及其预后意义,探讨PARP1基因启动子区和3’非翻译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PARP1蛋白表达的关系,评估PARP1蛋白在不同药物敏感性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差异,分析PARP1蛋白表达与化疗反应及预后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与临床病理指标和化疗反应的相关性,探讨PARP1蛋白是否可以作为化疗敏感性的预测指标。方法302例未接受任何术前抗肿瘤治疗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肿瘤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PARP1蛋白表达,并对这些样本PARP1基因启动子区和3’非翻译区进行测序,分析PARP1蛋白在不同亚细胞定位的表达、分布与乳腺癌患者的预后、临床病理学特征以及分子分型之间的关系；分析PARP1基因启动子区和3’非翻译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PARP1蛋白表达的关系。另外选取108例乳腺癌手术切除新鲜组织,利用胶滴肿瘤药敏检测技术(CD-DST)进行四种乳腺癌化疗药物的体外敏感性检测,同样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这些样本中PARP1蛋白的表达,分析不同药敏性的乳腺癌组织中PARP1蛋白表达水平的差异,最后选择90例接受新辅助化疗的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将其化疗前穿刺组织及术后切除肿瘤组织行病理理学对比分析,参照Miller-Payne组织学分级系统进行病理化疗反应分级并对化疗效果作出评价；采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化疗前针吸穿刺组织PARP1蛋白的表达,分析其与化疗的敏感性及与化疗反应、乳腺癌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1.乳腺癌肿瘤细胞中PARP1蛋白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PARP1蛋白在细胞核(nPARP)及细胞浆(cPARP1)中均有着色,约有1/3的样本中PARP1蛋白在细胞浆及细胞核中均有着色,出现核浆共表达(coPARP1)。2.肿瘤细胞内PARP1蛋白在细胞核中的高表达与不良的临床病理学特征相关,包括：ER、PR阴性表达(P<0.05), HER2阴性表达(P<0.05), PARP1蛋白在细胞浆中的阳性表达以及核浆共表达与激素受体(ER. PR)的阴性状态相关(P<0.001)。此外相较于非叁阴乳腺癌,在叁阴性乳腺癌中,PARP1蛋白在不同亚细胞定位中均高表达,而且叁阴性乳腺癌中有更多的病例出现了核浆共表(P<0.001)；]PARP1表达在不同分子亚型之间存在显着的统计学差异(P<0.05)。3.肿瘤细胞中PARP1, cPARP1, coPARP1表达与无进展生存之间均显着负相关(P<0.05)。多因素分析发现：除外核浆共表达,nPARP1高表达以及cPARP1的阳性表达均可作为无进展生存的独立预测指标(nPARP1,P>=0.017; cPARP1,P=0.043)。4.PARP1基因启动子区,鉴定出四个SNP位点(rs7527192,rs2077197,rs7531668,rs907187),它们在叁阴性乳腺癌与非叁阴性乳腺癌的分布没有明显的差异。其中,rs7527192与rs2077197基因型与叁阴性乳腺癌中的cPARP1表达显着相关(rs7527192AA+GA versus GG P=0.014, rs2077197AA+GA versus GG P=0.041)。另外在88例TNBCs组成的验证组样本中我们发现了一样的趋势,rs7527192与rs2077197基因型与叁阴性乳腺癌中的cPARP1表达显着相关(rs7527192GG versus GA+AA P=0.030; rs2077197GG versus GA+AA P=0.030)。5.虽然在rs7527192与rs2077197基因型与叁阴性乳腺癌中的cPARP1表达水平显着相关,但在单因素Kaplan-Meier生存分析中rs7527192和rs2077197两个基因型与PFS无显着相关性(P=0.521,P=0.288)。6.在PARP13'UTR区域检测到叁个SNP位点(rs13306133,rs8679,rs3219149),发现这些SNP位点在叁阴性乳腺癌与非叁阴性乳腺癌之间没有分布差异,此外PARP13'UTR SNP与其表达没有明显相关性(数据略)。7.108例患者的CD-DST结果显示,超过40%的患者肿瘤细胞原代培养样本对柔比星和多烯紫杉醇敏感,而对顺铂和长春瑞滨敏感的患者仅占30%和16%。8.108例做CD-DST实验的患者中,nPARP1高表达与肿瘤细胞对多烯紫杉醇(DOC),表柔比星(EPI)的体外敏感显着相关(DOC, P=0.001; EPI, P=0.022)。在长春瑞滨(NVB),顺铂(CDDP)体外敏感和耐药的样本中,nPARP.1的表达水平没有显着差异。此外,肿瘤细胞细胞浆内PARP1的表达与药物的敏感性没有显着地相关性(数据略)。9.90例接受新辅助化疗的患者,有15例(16.7%)患者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nPARP1高表达与患者接受蒽环类/紫杉类药物的新辅助化疗获得病理完全缓解(pCR)呈显着相关(P=0.014),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高组织学分级、ER和/或PR阴性表达,nPARP1的高表达均为pCR的预测因子,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发现激素受体的阴性状态以及nPARP1的高表达都是pCR的独立预测因子。结论乳腺癌肿瘤细胞PARP1蛋白的高水平表达,包括细胞核(nPARP),细胞浆(cPARP)及核浆共表达(coPARP)是叁阴性乳腺癌的显着特征；nPARP1的高表达和cPARP1的阳性表达是乳腺癌患者无病生存的独立预测指标；位于PARP1启动子区域的特定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可能预示着PARP1蛋白在细胞浆的阳性表达；rs7527192与rs2077197基因型与叁阴性乳腺癌中的cPARP1表达显着相关,这可能为临床筛选PARP1抑制剂适宜患者,为患者制定更加个体化的预后预测和治疗方案提供了依据。此外nPARP1的高表达是乳腺癌患者从蒽环类/紫杉类新辅助化疗方案中获益的预测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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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叁阴性乳腺癌中基底标记物的表达及预后分析[D]. 姜丽娜. 郑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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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膀胱癌和乳腺癌相关分子标志物的研究[D]. 柏景乔.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2
[8]. 中国女性乳腺癌分子分型特点及不同分子亚型化疗敏感性的研究[D]. 赵晶. 天津医科大学. 2010
[9]. 基于荧光淬灭的SNP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D]. 徐祎春. 华东理工大学. 2015
[10]. 乳腺癌PARP1表达与PARP1基因启动子、3’非翻译区域多态性及患者化疗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D]. 翟丽丽. 天津医科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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