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1]2011年在《元代中央官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中央官学正式建制始于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在长安设立太学。此后,中央官学随着历代政治文化的统治形势不断演变和发展,期间又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型与改革。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族开始到忽必烈立国中原再到元代诸帝继承大统,元代中央官学上承唐宋以来的发展余绪,又因蒙古统治者夹杂着草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民族性,加之元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教育思想与前代相比也是有所不同的。元世祖“附会汉法”的治国策略对以后元代诸帝的教育思想均有所影响,有元一代统治者的汉化程度亦不断加深。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和文化教育思想影响下,元代中央官学循着传统而又独具特色的轨迹发展。元代中央官学形成了叁所国子监和叁所国子学并立的办学模式,其创办的原因与发展的情况,呈现出了元代教育的独特面貌。而从元代中央官学的管理和办学思路上看,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在元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明清官学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元代中央官学对元代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地方学校教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促成了理学的官学化。但是元代中央官学中存在的缺失和不足也是不可忽略的。
张延昭[2]2010年在《下沉与渗透：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元代教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儒学教化的意义上来说,百年元代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朝代。在这个疆域近两倍于现今中国国土且延续百年之久的国度里,儒学教化确实发生着,并且逐步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它上承南宋理学发展壮大之趋势,下启明清理学渗入民众并发挥作用之源头,具有明显的初级阶段特色。因此,本文所言之“儒学教化”,其实就是指理学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怎样在元朝这样一个凭借武力而建立的军事征服性政权的统治下获得教化主导地位并逐渐向民间传播的过程。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使理学学说获得了极大的传播空间,因此在不长时间内,理学学说就传入江淮以北的广大地区,并逐渐获得了元朝统治者的认可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本文把元朝延佑初年恢复科举并以程朱理学为其唯一考试内容作为儒学获得教化主导权的标志。这一点被明清两代所继承,使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对13世纪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儒学教化是多途的。在元朝,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法律也成为教化的途径之一。故元朝的成文法典虽不发达,然而其内容也体现了理学的存在；在其执行过程中,官吏们常以“义理”来劝谕两造,教化民众,以达到儒家理想的“息讼”的目的。元代地方官吏中有很多“循吏”,他们通过修建学校和庙宇、兴利除弊、移风易俗、息讼劝农等方式来教化乡里,从而把理学观念推进到普通民众之中。无疑,体现着官方教育行为的各级官学自然成为传播理学的主要渠道。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程朱理学都成为其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教学内容；程端礼的《读书日程安排》被广泛采用。官学还通过祭祀、讲经等方式教化士子,影响百姓,不但使他们接受理学的知识,而且还要求他们成为践行儒学道德规范的楷模。当然,在儒学教化上,地方的书院和各种私学所起的作用要更大一些,更深入一些。这些书院和私学多办学于乡里,慎于择师,严于教学,又有一定的自由度,常常成为地方教化的中心,对乡里的民众发挥着教化作用。在整个社会理学风气日益浓厚的情势下,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宗族和“社”对教化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元代是我国宗族宗法制由一般官僚宗法制向庶民型宗族宗法制发展的过渡时期,庶民家族也逐渐按照理学家的宗族宗法观念、理想,通过修家谱、建祠堂、立族规等途径来教化族众；而具有元代特色的“社”制,是元代政府企图将政府力量深入乡村的制度,它赋予社长监督社众及“上通下达”等职能,以办社学、立粉牌书写善恶等方式教化社众；地方官也常常干预“社”的教化,以增强其教化效果。同时,社会文化层面的教化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原先深受民众欢迎的艺术形式“小说”与“讲史”,在元朝逐渐演化成为长篇白话章回小说,如《水浒传》和《叁国演义》,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由宋代诸宫调等艺术形式演变而成的元杂剧,其教化意义也随着社会理学风气的日益浓厚而逐渐凸显；其最典型者,无疑是《琵琶记》。元朝各种各样的宗教形式,对于儒学教化也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特别是道教中的全真教和净明忠孝道。必须提出的是,元代儒士是儒学教化的主体。在元朝这样的以军事起家的王朝的异族统治下,少数儒士获得进入元朝政府内部,参与元朝统治,他们想方设法,来使元朝统治者接受以理学为中心的“汉法”,使理学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绝大多数失去了仕进的途径,多以着述、教授为业,然而,他们以其所拥有的道德与学问,言传身教,教化乡里,使理学伦理逐渐渗入到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之中,成为其道德观、价值观的核心层面。固然,元代儒士与明清成为教化权力主体的“绅衿”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是元代特定的社会背景造成的。与此相对应,与此相对应,普通民众是教化的客体,特别是妇女、儿童。当然,从整体上来看,元代儒学教化应是明朝及其后清朝儒学教化的“初级阶段”,主要体现在制度化程度并不强,“多途”程度并不高。这些要到明朝及其后才能完成。论文最后以元代江西行省的金溪县为案例,详细分析了金溪儒学教化的具体情况,以说明元代儒学教化在这个江南县域中所产生的效应。
郭德静[3]2004年在《元代官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成吉思汗崛起朔漠，以“武功迭兴”给元代定下了对外武力扩展和对内镇压箝制的铁腕政治的基调。与此同时，过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也正经历着一个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促进下，开始了由早期奴隶制向成熟的封建制飞跃的阶段。“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元朝的统治者是如何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本文围绕元代官学的兴起、发展、设置以及管理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全文分四个部分： 一、元代官学的兴起和发展。 元代的学校教育，始于窝阔台时期，至忽必烈时期，官学教育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成宗至顺帝时期，在忽必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员人数增加，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二、元代官学的设置。 元代的中央官学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以及回回国子学，元朝的地方官学比较发达，不仅有普通性质的路府州县学；同时还设有诸路医学，诸路蒙古字学、诸路阴阳学等专门性质的学校；在广大农村设立社学以及官学化的书院。 叁、元代官学的管理。 从管理机构、教官的选拔任用、职名、职责、任免待遇以及经费管理等方面来论述元代官学的管理特色。 四、元代官学的历史评价。 元代教育有许多方面较前代有突出的发展和革新。各民族教育通过相互交流和补充，呈现出交相辉映的特色。另外，元代教育还对明清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车红霞[4]2009年在《书院官学化研究》文中指出书院是出现于晚唐五代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并发展成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书院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趋势,即书院的官学化。书院的官学化在南宋就已见端倪,州县教官兼任山长的情况时有所见。元代时期,书院的官学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元朝政府通过控制书院的领导权和经济命脉等方式,企图纳书院入官学系统。明清时期,书院的官学化更加明显。明代部分书院与科举结合,事实上已成为地方官学的变种,“洞学科举”的出现标志着书院的官学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代时期,书院完全官学化了。这时的书院实际上成为了科举教育的课士机关,是郡县学的补充,已经丧失了自由讲学的传统,沦为了科举的附庸。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书院在组织管理形式和教学制度、方法等方面具有许多独特之处,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学术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就不能忽视对书院的研究。官学化是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教育史学界对此早有关注,但从发展史的角度作系统研究的很少。本论文试图从书院发展史的视角,从办学主体、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叁个纬度考察书院与官学逐步趋同的历史进程,分析其原因、讨论其利弊,以期对书院官学化有系统、全面、明晰的认识,并对私立学校发展规律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简单的梳理官学的历史发展进程,总结官学的发展特点。第二部分,论述书院官学化的历史沿革,从书院功能变化的角度,将书院的发展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读书机构历史时期,学术研究机构历史时期,半官化机构时期及官学化机构历史时期。第叁部分,重点分析了书院官学化的发展特征。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叁方面的内容:一是书院的办学主体由民转官:二是书院的办学目的与官学趋同;叁是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趋同。第四部分,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书院官学化的成因,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最后是结语部分,简单的论述了书院官学化对现今教育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王耀祖[5]2016年在《社会变迁中的元代徽州社会教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代尽管短暂,却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新安理学繁荣,名家辈出,着作丰硕,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程朱理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篇幅；大族数量众多,获天下“首称”之誉。成就的取得固然有历史的远因和时代的背景,但更离不开由儒士、士绅和儒官共同主导的经由学校、宗族及其它形式而渗透徽州社会的教化力量。作为教化的基础,蒙学在元代徽州获得迅速发展,形成以私学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出现了塾师的群体化和职业化趋势,编纂了数量丰富、水平较高的学术着作与蒙学教材,理学思想内容成为蒙学的主导思想与核心内容,于理学社会化与民间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教化中心的官学,是官方教化的主要实施平台,在元代徽州设置地更为系统、完备。学校兴修是徽州官学历史沿革中最为重要的教化事件,在方志和时人记文中均有着显着的体现。作为官学教化的执行者——学官的教化职责主要体现在讲学传道、举行祭祀释奠礼、兴修校舍等方面。宗族是元代徽州基层社会教化展开的中坚力量。徽州宗族于此时发展较为显着,对影响其发展的内部教化因素,诸如家教和家学、族谱、祠堂、“展省”礼等非常重视。对家教和家学的重视,不仅有利于推动个体文化素质和教养的提升,也是家族渊源流长的文化之泉。而修纂族谱、创建祠堂、定时行“展省”礼,则更多地被赋予了程朱理学所尤为重视的纲常伦理教化价值与意义,时刻唤醒族人尊祖孝亲、收族睦族以及明昭穆、辨尊卑、寓劝戒、彰道德等观念。社会教化的最终目的之一在于化民成俗。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俗,元代徽州的丧葬受理学实践化极强的着作——《家礼》影响很小,反而深受佛、道和阴阳学说尤其是后者的渗透,表现在溺于祸福、卜时卜地、久丧不葬、铺张浪费等方面,是对社会发展极为不利的陋俗之一。然而贯穿整个元代,儒家、儒官和士绅并未能矫治此陋俗,足见移风易俗之难。儒士和士绅是元代徽州社会推行教化最重要的主体。元代新安学术蔚然大观,而师儒讲学授徒传统则是促成的主要原因。此时的学术传承主要有四条途径：“内传”、“外传”、“乡师”和书院传承。“内传”即徽州籍士人师承朱熹而后代以此为家学并授徒者,此种传承在元初已渐式微。“外传”分由外和向外两种,前者指本地士子师从外地学者尤其是朱学的着名传人,后者指徽州籍士人在外地的学术传授,在元初甚至到中期都有着较大的影响。“乡师”指隐没乡间以授徒教学为职的教师,其传承贯穿于宋末和整个元代。书院传承则是以书院为依托大规模培养弟子的学术传承方式,元末被融内、外传于一身的着名师儒所发扬。在元代徽州,仕宦与士人的风骨节操有着密切的关联,“学有所守”而“尚节义”不仕被认为是“江左之俗徽为最美”的有力证据。不愿仕宦者并未与世隔绝,而是隐居乡间,以其气节、道德、学问教化了一大批士子。读书治学、修身养德、孝悌慈惠、礼贤教子、姻亲睦族、敦义尚节、恤邻赈里等碑志铭文所呈现的理学化教化世界,是元代徽州儒士、士绅所普遍推崇和践行的教化内容。官吏是政府教化主张和思想的推行者。作为元代徽州官吏教化的典范,“九贤”的教化主要体现在叁个层面——秩序、文教和敦俗。元中期,总管朱霁总领编纂的《新安后续志》,是官吏文教的具体案例,体现了拳拳于风俗、学校教化之深意。“劝农文”是官府教化的通俗表达形式,其目的固然在于劝勉农事、发展农业,而其中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目的也显而易见。总体而言,作为元代徽州社会教化主体的儒士(含塾师)、士绅、官吏(含学官)、父老,通过学校(蒙学、庙学和书院)、道德示范、讲学授徒、弟子承传、宗族组织与活动、文教建设、劝农敦俗等介质和形式,针对不同的客体践行着经理学改造的儒家教化理想和主张,完成了理学传承、文化创生、道德实践、宗族建设、社会重塑的历史使命,为明清徽州社会的继续发展和“徽学”的最终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泽良[6]2008年在《元代书院教学研究》文中指出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书院教育教学具有自身的特点,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和学术上的原因,我们的理论探究在元代很少停留,有关元代书院教学方面的文章是凤毛麟角,至今系统整理和探究元代书院教学的专着或文章很少,对元代书院教学的挖掘和研究相对比较缺乏。经过唐宋的发展,元代书院数量可谓是“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但元代书院的教学质量却无法与其它朝代相媲美,数量与质量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研究元代书院的教学实践和思想不仅在于构建本土化的教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文化与教育发展史的探索和对中国教育现实发展的追求。探究影响元代书院教学质量背后的原因,对于今天教育教学也有很大借鉴意义。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前言。简述本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元代书院的形成与发展。分析了元代书院发展的时代背景、原因及概况,指明元代书院教学实践与教学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大环境。在此背景下元代书院数量急剧增长,与元代书院教学质量不理想形成鲜明对比。第叁部分,元代书院教学概观。按照现代教学论的体系从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师生关系和教学评价五个方面对元代书院教学实践和思想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元代书院的教学特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第叁部分的基础上归纳出元代书院教学的叁大特征即科举化、心理学化和教学传统弱化,凸显其与前代的不同之处;透过现象关注本质,从官学化和学术思想转变的内外两方面剖析了元代书院教学特征的原因。第五部分,元代书院教学的现代启示。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通过对元代书院教学的梳理,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其一、优化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其二、强化专业态度,提升教师素质。
李丹丹[7]2017年在《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朝自混一以来,政治上呈现出严峻的“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的政教危机,然江南一带经济富庶,文化寖浸,多民族聚族杂居的社会现实与政治上的等级森严制度格格不入,政治离心力较强,如何有效地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政治统治,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元统治者深谙“神道设教”的深厚寓意,建国之初,即实施宗教政治策略,意图凭借宗教强有力的劝善惩恶的社会教化功能,巩固皇权,令天下咸服。本文选择经济文化异常发达的江浙行省为研究地域,以宗教教化实践途径为切入点,利用该地域较为丰富的碑刻、文集、地方志等史料,结合历史地理学、宗教学等学科常用的统计分析、实证比较等方法进行相关研究,以此论证国家教化思想如何通过宗教在东南地区得以推行实践,总结元代江浙行省不同地域宗教教化、文化经略得失。文章结构分为四层:其一,厘清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教诸派系、发展脉络及宗教格局形势,进而分析元代独特的因俗而治、集权中央的宗教政策及宗教管理体制,明晰国家管控力度不断强化下神道设教的政治意图;其二,在儒道佛教教化体系下,统计江浙行省各路府州官学书院、宫观寺庙等宗教物质载体的地域分布和修缮、赐额情况,考察主要理学家、道士、僧侣的籍贯地与活动地,综合分析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官方宗教的地域传播空间和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其叁,结合国家教化思想,以儒士、道士、僧侣等国家教化代理人主要的施教活动为主线,归纳总结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东北部经济文化发达区与西南部经济文化欠发达区儒道佛教教化推行的具体过程与地域差异程度;其四,以民众日常行为规范为考量因素,分析儒道佛教教化对不同地区地方吏治、民众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较为客观地总结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的成效及其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得失。
孙建平[8]2003年在《元代理学官学化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元代是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主要特征是理学实现了官学化。而理学在元代的官学化过程是曲折、艰难的。在蒙古人灭金、灭宋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冲突加剧，蒙古大汗们的统治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建元以后，元朝帝王更多地接触到汉文化，对理学的认识也较宋代帝王深刻，开始意识到理学对封建统治的作用，为缓解民族矛盾，加强封建统治，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逐步深入地推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重用儒士是理学官学化的一个重要前提。与此同时，理学在以赵复为代表的一些理学家们的推动下，实现了北传。赵复的讲学活动让蒙元统治者和北方儒士接触和认识了南方理学，再经过姚枢、许衡、郝经等仕元名臣的努力，得以在北方和蒙古人中逐步推广。但元初政治的动荡，汉人在元朝帝王心中地位的不稳定，使理学家们在北方的努力举步惟艰。民间儒士以吴澄、刘因等为首，致力于理学的传播和普及。随着元代书院的勃兴，书院官学化特征的显现，理学开始由民间学术向官学转变。最终，在李孟、程钜夫等的进一步推动下，在元仁宗时期实现了官学化。曲折的官学化过程，使理学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元代理学为适应统治阶级的要求，实现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务实的特征。理学在元代官学化，既有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政权稳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对学术发展产生束缚的消极影响。
林威[9]2004年在《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文中研究说明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林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黄海刚[10]2006年在《蒙元时期的蒙古族教育与文化传承》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是遵循历史特殊论、文化相对论及文化变迁的理论与观点，利用历史阐释学的方法，对蒙元时期的蒙古教育与文化传承进行的人类学与史学研究，是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蒙元时期的独特的经济文化形态——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与整合为视角，分析两种文化对这一时期的教育及文化传承的影响。全文分“序论”、“蒙元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发展状况”、“蒙元时期的学校教育”、“蒙元时期的非学校教育”及“理论阐释”五个部分。 本研究认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二者间的不断碰撞与整合曾经直接影响了王朝的更替，同时也左右乃至规定了它们自身的发展方向。蒙元时期是两种文化真正实现全面接触的时期，使得蒙元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任何朝代的教育内容、方法与形式，同时也使两种文化的传承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北方游牧民族在千余年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了辉煌的游牧文化，而生活在中原的农耕民族则积累、创造了成熟的农业文明，由于两种文化产生于不同的经济形态下，因此决定了它们不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游牧民族“迁徙”的特点，因此没有学校教育的传统，而农耕民族兴办学校教育方面具有非常成熟的经验，蒙元统治者主动学习汉族文化，推动了蒙古族教育的发展及文明的进步，而中原的农耕文化也吸收了游牧文明的“勇敢”、“开放”的文化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耕文化的保守性。本研究认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元代中央官学研究[D]. 王欣.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2]. 下沉与渗透：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元代教化研究[D]. 张延昭.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元代官学研究[D]. 郭德静. 云南师范大学. 2004
[4]. 书院官学化研究[D]. 车红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5]. 社会变迁中的元代徽州社会教化研究[D]. 王耀祖.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6]. 元代书院教学研究[D]. 黄泽良. 西南大学. 2008
[7]. 元代江浙行省儒道佛教教化研究[D]. 李丹丹. 暨南大学. 2017
[8]. 元代理学官学化初探[D]. 孙建平. 湖南大学. 2003
[9]. 从东平学风的转向看元代理学的官学化[J]. 林威. 东岳论丛. 2004
[10]. 蒙元时期的蒙古族教育与文化传承[D]. 黄海刚. 中央民族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