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辉[1]2006年在《外资流入与我国内外经济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外资利用对中国内外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利用外资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正面影响的同时，也是造成我国近年来经济内外失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就利用外资的绩效展开了空前的大讨论。对利用外资的方式、政策运用是否得当进行了深刻反思，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理论成果。笔者正是以此为背景，借鉴相关文献，对外资流入与我国内外经济均衡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客观的分析了外资流入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发展的正、负两方面作用。其次详细阐述了外资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交易的影响，包括外资流入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影响、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以及对国际收支平衡的整体影响。在这部分，具体分析了“双顺差”、外汇储备、外债规模等热门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内外经济失衡概念进行了界定，剖析了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具体表现及政策性原因，着重从内部经济、外资、外贸、及外汇管理政策方面给予解析。最后，在本文的核心部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从加快国内金融改革以促进高额储蓄向投资和消费转变着手，进而提出了转变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加大财政支出规模以降低政府储蓄的对策建议。紧接着系统的提出了从外资、外贸及外汇管理政策方面解决问题的建议，最后以加快汇率改革作为文章政策建议的归结点。本文在该领域内系统的将外资流入和我国内外经济均衡问题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属于较为前沿的理论范畴；提出从国内经济，特别是解决内需不足以及调整外资外贸政策着手作为解决内外经济失衡的主要措施等论述，是该领域内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总结。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经验，对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实现我国内外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刘晓喆[2]2008年在《米德冲突：国际经验与中国面临的难题》文中研究说明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运行必需兼顾内外均衡,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适度经济增长和外部均衡四大目标的同时实现。由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的运行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出现各自向不同方向变化并产生矛盾的情况,导致宏观调控目标面临冲突。最早提出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士·米德。在其着作《国际收支》中,米德指出,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即米德冲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断提高,以对外贸易总值占GDP比重衡量的我国实物经济部门的对外开放度2005年达到64%,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也日益扩大。伴随经济对外开放的扩大,宏观调控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内外均衡矛盾日益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困扰中国的难题。在1994-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内外部均衡呈现出诸多矛盾,宏观调控面临两难或多难困境。根据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政策搭配是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关联程度的加深会带来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要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就必须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从1994-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实践来看,政府采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来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的内部经济目标,同时,通过买卖外汇储备来稳定因国际收支失衡而引发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当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影响到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时,再通过冲销操作来缓解这一矛盾。从冲销干预的效果来看,冲销干预并没能协调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国面临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实施的以“出口创汇”、“奖入限出”为主要特征的外贸、外资政策和以汇率稳定为政策目标的汇率政策密不可分。在这种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组合下,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必然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动,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影响到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因此,对外开放新阶段,中国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在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的同时,根据现实经济条件的转变,适时对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进行调整。具体而言,改变激励型出口创汇政策,实施开放型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提高吸引外资的技术含量和研发含量,积极稳妥地发展对外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与灵活性;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保持内部经济平稳运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逐步实现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加大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支持力度,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等等。考虑到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内外均衡的实现,还需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论文在对西方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并借鉴其他国家管理米德冲突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开放经济下中国为实现经济内外均衡搭配运用的各项经济政策。论文除前言外,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理论分析。本章界定了开放经济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分析了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并在对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搭配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讨论了开放经济下实现内外均衡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第二章:米德冲突的国际案例分析。本章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米德难题出发,分析了阿根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并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与中国目前类似难题的日本、韩国成功管理米德冲突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陈述了欧盟各国之间展开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通过对国际案例的分析,本章希望能为中国内外均衡矛盾的解决,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第叁章:开放经济下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首先,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状况;其次,分叁个阶段,考察了1994-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最后,提出了开放经济下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思路。第四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货币政策。在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中,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实现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本章从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角度,分析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央行的外汇冲销操作。在当前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中,政策目标上的冲突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基础货币投放内生性的增强而减弱。央行的冲销操作并没能协调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内部经济运行出现通货膨胀或紧缩。第五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汇率政策。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汇率政策已成为开放经济下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本章首先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然后从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贸易收支、短期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叁个方面的影响,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平衡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本章还回顾了1994年和2005年我国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汇率政策在实现经济内外均衡中的作用的建议。第六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中国长期实施的“宽进严出”的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同时,也深化了内外均衡矛盾,使宏观调控面临诸多政策目标上的冲突。本章着重从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与国际收支顺差、外商直接投资与经常项目顺差、短期资本流动和净误差与遗漏、外资膨胀导致国内外资金运用上的不协调以及内外失衡、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对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此外,还对开放经济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状况以及我国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第七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对外贸易政策。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推动下,1994年至今我国货物贸易持续顺差且差额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汇短缺、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增加就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扩大了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还影响到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本章分析了中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并通过对外贸依存度的讨论,说明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对减少贸易收支顺差、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这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转变开放战略,实施开放型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政策,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来积极扩大内需。论文希望在以下几点有所突破:第一,论文指出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应该是一种优化的均衡。内部均衡意味着一国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充分就业和适度经济增长,保持国内价格稳定等;外部均衡则指一国既没有因国际收支赤字危机而使得将来无力偿还外债,也没有由于过度盈余而使他国陷入这种境地,同时保持汇率稳定。除此之外,一国在考虑外部均衡时,往往还要关注其他一些经济目标,如贸易收支平衡、国内外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和对外经济部门的结构平衡等。因此,优化的外部均衡并不等同于国际收支平衡,而是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账户差额、贸易账户差额、外汇储备账户差额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等,都属于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第二,论文结合典型案例,系统地归纳了经济内外均衡矛盾的产生机制:(1)来自经济体外部的冲击,包括实际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和金融性外部冲击;(2)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如国内支出的自发性增长或衰退、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供给增加、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效应等;(3)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包括本国经济政策不协调和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第叁,论文进一步指出,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其产生机制主要来自叁个方面:一是来自经济体外部的冲击,主要是全球化加速下的国际要素流动以及生产要素在中国的集聚;二是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即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叁是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如中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中美两国利率调整上的不同步等。第四,论文强调了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解决中国内外均衡矛盾的重要性。鉴于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中国内外均衡的实现离不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从解决经济内外均衡矛盾的角度来讨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为我国内外均衡的实现,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思维模式。当然,目前“中国威胁论”仍在国际上流行,这对我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展开产生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来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值得学术界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黄盛华[3]2002年在《宏观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统一》文中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联系更加密切，两个部门的运行既密切联系又有相对独立，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出现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变化，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相应地宏观调控目标就面临着冲突。此时，宏观经济运行经济调节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内部均衡，而是必须达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统一。开放经济下需要考虑的宏观经济目标增多了，宏观调控面临的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多种目标间的矛盾冲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扩大。随着我国加入WTO，宏观调控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对外开放新阶段，宏观经济的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的矛盾日益显现，使宏观经济调控复杂化，传统的政策调控方法已变得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供求关系转变时期矛盾的发展，也要求对传统的调控政策加以调整。 论文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将西方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模型作适当修正，运用于我国宏观经济分析，就对外开放新阶段宏观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统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王美骑[4]2013年在《国际资本流入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拟建立一个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来对国际资本流入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展开计量经济学分析，旨在用当今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经验资料来检验国际资本流入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并为我国对外开放深度发展的新形势下资本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币汇率管理提供政策寓意与建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外资的大量流入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威胁。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这种居高不下的态势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那么，究竟是国际资本流入导致了这一后果，还是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有，它们的作用方向与机理如何，都需要通过深入的研究才能寻找出科学的答案。国内现有相关研究稀少，且深度有限，显然不足以回答这些问题。因应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细致展开本研究，其结论将会为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改革提供科学的政策寓意与建议。本文采用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国际资本流入对汇率的影响展开论证。文章首先对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汇率决定理论进行了分析比较，并阐明了国际资本流入对汇率的作用机制；其次，对中国外资流入现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变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汇率水平进行了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发现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与人民币汇率均呈上升趋势；最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国际资本流入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Johansen协整检验、构建了VEC模型并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资本流入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从短期来看，通过NFDI的形式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对人民币汇率存在较大影响而通过FDI的形式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对人民币汇率无影响；进一步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外资流入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而人民币汇率不是外资流入的格兰杰原因。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五章：第1章为绪论，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对该课题的研究状况，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第2章为理论研究，对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关的汇率决定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就国际资本流入对汇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第3章为定性研究，主要介绍了国际资本流入的现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各个时期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第4章为定量研究，主要对国际资本流入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Johansen协整检验、构建了VEC模型并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第5章为政策建议部分，该章结合实证研究的结论对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管理及人民币汇率制度建设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王彦斌[5]2001年在《金融全球化下我国利用外资及对外投资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回顾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分析了其现状及特点。通过对金融全球化背景及国际资本流动趋势进行分析，运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金融学及现代管理知识，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利用外资所处发展阶段出发，讨论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规模、结构、方式和外资政策；分析了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关系与维持经济均衡发展的影响；深入探讨了资本外逃的数量、成因、途径和负面影响；对比分析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差距，据此提出涉外投融资战略目标及对策措施，主要包括：顺应金融全球化的要求，立足于各地实情，提出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措施，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防范资本外逃，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文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如判断利用外资规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准在于能否利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为保证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应采取必要措施来应对资本外逃的严重性；指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二者对我国经济均衡发展都很重要。这些观点符合我国特点，对在实际工作中促进经济发展有所帮助。
郑基超[6]2010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资本流动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国际资本流动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提供机遇的同时,也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危机。我国改革开放的肇始就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开放,鼓励吸收外资,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收益的文献数不胜数,关注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的文献与之相比少得多,研究也不深入,因此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方面尚未形成理论体系。本文试图设定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研究框架,并用这一研究框架分析研究实际问题,文章通过对国际资本流动历史渊源、规模和动因的回顾,结合金融稳定理论与国际资本流动冲击金融稳定的机制分析,对中国的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金融稳定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实践为在资本流动条件下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提供了有操作层面意义的制度和对策建议。文章的引言部分对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理论空白、研究设想和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进行了说明,指明了文章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方向。第一章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进行了简单梳理,同时为了以史为鉴,回顾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四次历史高潮,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归纳。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同时对资本输出国来说也有利于提高投资报酬。在理论上国际资本流动能促进国际间资本收益率趋于一致,现实中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文章分析了阻碍这一进程的现实制约因素。第二章分析了当代全球及中国资本流动的规模,按照国际资本流动可能的途径,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通过经常账户进行的资本流动及外债等方式。总体上看,虽然中国吸收的国际资本绝对值较高且逐年增长,但占世界的相对份额却仍较低；从中国对外资本输出来看,中国对外投资主要由国家以外汇储备这样的低收益方式持有,企业层面对外输出资本规模和结构与中国经济规模和优势产业结构很不相称,本章还应用税务成本法分析了通过各种可能途径进出中国的套利资本进出中国的成本,指出了成本较低的资本流动方式,从而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了线索。第叁章建立了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理论框架。首先对金融稳定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接着分别从实践和理论方面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机制：以东南亚危机期间的泰国为例说明了国际资本流动如何影响金融稳定导致危机爆发,结合叁代货币危机模型从理论上指出了国际资本流动引发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机制；本章第四节应用经典宏观经济模型IS-LM-BP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趋势反转对产出、利率及汇率等关键经济金融指标的影响,结合中国拥有大量海外资产的实际引入了海外投资收益这一变量对IS-LM-BP模型进行了扩展,发现在引入海外投资收益变量后境外利率变化对国内产出、汇率的影响程度较未引入前要小。第四章是实证部分,将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定量化,金融稳定是个抽象的概念,最终应体现在受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一些核心指标的稳定上,本章选取了金融稳定的一些核心指标如物价、银行体系稳定、汇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将国际资本流动对这些变量的冲击量化,尽可能地进行计量分析,以厘清影响,虽然目前对中国金融稳定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国际资本流入,但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本章也探讨了资本流出对中国金融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五章结合第四章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的定量分析,充分借鉴国外资本流动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对K-L-R信号法和F-R概率回归法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研究成果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国际资本流动危机预警体系,对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危机进行预测以提前防范,分为叁个层次：经济基本面信号、直接作用信号和压力信号,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发出信号的指标层次和数量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第六章对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在预警指标体系发出信号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哪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本章首先分析了学术界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认识变迁,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管制措施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同。本章结合巴西的资本流入税、智利的无息准备金制度研究了价格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的作用,结合东南亚危机期间的马来西亚研究了数量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的内容和效果,并对两种类型的管制措施进行了价值比较,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要优于数量型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措施。第七章对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如何维护我国金融稳定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和对策建议。既包括宏观上的制度构建：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国家只保持最优外汇储备,高于最优水平的外汇稳步推行藏汇于民政策,并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也包括具体微观管制措施：在借鉴第六章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当国际资本流动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发出危机信号时,文章提出相应的管制措施,至此文章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第八章对全文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
张纯威[7]2004年在《人民币名义汇率超稳定研究》文中指出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超稳定使我国的汇率制度由名义上的管理浮动制演变为实际上的固定钉住制，这与特殊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关，这种机制包括经常项目下的强制结售汇、严格的资本管制、外汇市场交易约束和频繁的市场干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汇率稳定有坚实的经济支撑，均衡汇率模型测算结果显示，近年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基本均衡的，虽然从中期来看受美元不断走弱的带动，人民币有所低估，但从长期来看，却是高估的，因此，低估论缺乏依据。 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出口和FDI负向相关，但却与贸易差额正向相关。这意味着，1994年以来我国贸易持续顺差和经济持续增长所依靠并不是人民币低估，而是我国产品强大的实质性国际竞争力和内在的经济增长动力。伴随人民名义汇率超稳定出现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给经济运行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和潜在隐患：持续的货币政策冲销压力，国内超额储蓄和资源利用不足，未来汇率波动和国际储备发生价值损失的风险增大，汇率道德风险提高削弱了企业未来的实质国际竞争力。 国内外环境变化使钉住美元的成本不断提高，其可维持空间不断缩小，从而使退出钉住制具有了必要性和迫切性。汇率机制改革的可行路径就是完善管理浮动汇率制。以下因素为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国际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国已积累的丰富经验、基本均衡的现实汇率、良好的经济运行态势、微观经济主体抗风险能力的提高。
孙莹[8]2017年在《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服务业在经济整体中的重要性增强和金融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地位上升,金融业FDI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部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金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逐渐扩大,金融业FDI流入逐渐增多,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本文采用文献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对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在理论分析中,本文分析了六大国际投资的经典理论以及学术界中关于投资和贸易关系的两派主要观点:以Robert.A.Mundell为代表的FDI替代贸易理论以及以K.Kojima为代表的FDI贸易互补理论。本文进行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和金融业FDI流入的现状分析,并分析了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可能影响。在实证分析中,通过对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二季度我国金融业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的季度数据以及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二季度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及其组成部分:金融服务贸易(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得出我国金融业FDI流入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有较明显的长期均衡稳定的互补关系。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口的互补关系不明显,主要是由于对保险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不大。本文还通过主成分分析引入其他自变量,综合考量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解释程度,得到我国金融业FDI流入是影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因素的结论。本文还使用岭回归建模得到包含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在内的多个自变量解释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方程。通过岭回归方程和协整方程的比较,本文认为岭回归方程更有效地说明了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综合理论与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我国金融业FDI流入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有明显的互补关系,而我国金融业FDI流入也没有替代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进口,从这个角度验证了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更符合以K.Kojima为代表的FDI贸易互补理论。因此我国需合理吸引金融业FDI流入,充分利用金融业FDI流入来发展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六大建议,从各方面对我国能更好地利用金融业FDI流入和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建议和展望。本文有四大创新点:除对整体金融服务贸易进行分析外,还分别研究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对金融服务贸易(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贸易的影响;全面解释分析我国金融业FDI流入影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机制;实证分析中分别考察变量之间静态和动态的状况;加入主成分分析和岭回归方程引入其他自变量使实证分析更全面。
刘伟[9]2007年在《货币危机：内外失衡、汇率失调与国际货币体系》文中提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货币危机频频爆发，而且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对世界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为背景，去研究货币危机及其防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体系因素作为外部因素，在时间上起到了加速或者延缓货币危机的爆发的作用；汇率严重地偏离均衡汇率而大幅度波动，成为货币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一国内外失衡则是造成汇率失调进而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为背景，利用均衡汇率理论作为桥梁，深入地探讨一国内外均衡、汇率失调与货币危机的关系以及货币危机防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准确而全面的定义货币危机对理解和防范货币危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综合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货币危机是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一国内外经济失衡导致的本国汇率大幅偏离均衡汇率以至于出现本币过度高估或低估后，汇率向均衡汇率迅速而大幅度回归，或引起外汇储备及利率急剧升降的货币现象。汇率的严重失调是造成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一国内外经济失衡则是造成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际环境，对货币危机的爆发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比较历次国际货币体系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利用凯恩斯管理货币理论，结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特点，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失衡的，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持续逆差而造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失衡以及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形成的中心—外围国家权力和义务的失衡。这种失衡为货币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国际环境。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要进行改革。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利用均衡汇率理论来测度一国实际汇率是否偏离均衡汇率(即该国货币是否失调)，并将此作为判断货币危机是否爆发的原因，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本文利用当前比较流行的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以及Edwards的发展中国家均衡汇率理论，对意大利、墨西哥、泰国以及日本等国的货币进行实证，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货币在危机爆发前都存着失调问题。汇率失调只是造成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一国内外经济失衡则是造成货币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调整模型和蛛网理论来揭示内外均衡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开放条件下，货币危机的爆发要视一国实际汇率对经常项目收支的改善情况、财富效应与价格效应的强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国际货币体系、内外失衡以及汇率失调叁个方面考虑货币危机，相应的对于货币危机的防范也必须从这叁个方面入手。防范货币危机首先必须要加快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同时调整本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但是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防范货币危机一方面是对国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另一方面谨慎地开放本国资本市场，以尽可能地防止本国经济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冲击。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中国距离货币危机有多远呢?本文利用上述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汇率失调与货币危机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并就中国如何防范货币危机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滕玉芳[10]2007年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潜在危险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内外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欧洲货币危机、拉美国际收支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国际收支危机理论研究的角度发生了转变，外商直接投资在国际收支危机发生和过程中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就我国而言，FDI已经深入发展到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更是从经常账户到资本与金融账户，其影响力度之大远远超出想象。我国学者已经开始研究FDI对国际收支的潜在危险，并且已有了一些优秀成果，但是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者考察了上述叁次国际收支危机中典型危机国的经验教训，借鉴相关的理论文献，对FDI诱发国际收支危机的理论进行了总结，论述了FDI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潜在危险所在以及具体的应对策略。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国际收支、国际危机、国际金融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了介绍，结合这些理论，总结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其次介绍了当前我国利用FDI的情况，并对表历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变动进行了分析。然后论述了FDI与国际收支变动之间的联系，即FDI流入本身是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原因，FDI企业的出口是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FDI企业的利润汇回亦导致了收益项目的逆差。FDI对我国国际收支的重要影响决定了一旦经济形势逆转或出现突然的冲击，FDI的流入额度必然会大幅降低，FDI企业为降低损失必然会采取相应的避险措施(如加速利润汇回，撤资等)，这些行为都会恶化我国的国际收支。最后本文提出降低FDI对国际收支潜在危险的对策建议，在国内增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国际收支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在对外经济上强调了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抵补外资流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外资流入与我国内外经济均衡问题研究[D]. 张国辉.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2]. 米德冲突：国际经验与中国面临的难题[D]. 刘晓喆.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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