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云峰[1]2004年在《人力资源素质开发系统工程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江泽民主席2001年在APEC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中，知识不断更新，科技不断突破，经济不断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这样紧迫。”21世纪，又是充满竞争的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组织间的竞争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实力的竞争，在于劳动者素质竞争。 劳动者素质是能力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将人力资源概念直接界定在人员素质上面，研究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素质的组成以及素质的形成、发展因素，对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知识经济时代有着比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更高要求的人才素质结构，它包括宽阔的知识技能、和谐的科学与人文素质、协调的智力与非智力结构，终身学习意识、良好的创新与创业能力。其中品德素质贯穿全部，在人力资源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难以涉及的。然而人力资源素质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受多种客观因素影响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遗传、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甚或是政治、经济、政策等，对人力资源各项基本素质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影响。 根据人才素质横向的结构组成以及纵向的素质形成与发展因素分析，并结合素质特征，我们不难得出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应是一种全过程、多层次、多角度和统一化的系统工程。它包括全过程的终身开发模式、素质结构的全面开发模式，系统化的综合开发模式，实现叁种模式的基本手段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基础工程。 实施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系统工程，应当优化人力资源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系统环境；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建立学习型社会；同时应当建立科学的人才素质测评机制，实现教、培、用、酬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开发评估与管理体制。
李志刚[2]2010年在《基于系统视角的人力资源开发探析》文中指出从系统科学思想的独特视角,将人力资源开发看作是一个由开发理念、开发主体、开发对象、开发方式、开发方法、开发内容和开发目标等七大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结合当今时代的背景和组织内外环境条件对人力资源开发的要求,全面深入地探讨和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系统的各个要素。
张文[3]2007年在《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叁农”问题仍是困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题，其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就必须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鼓励和引导农村富余(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与城镇转移。中部欠发达地区作为我国的主要农业省区，目前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数量巨大，“叁农”问题相对突出，严重制约着农民增收、中部崛起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与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将有助于推进中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迅速崛起。因此，对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正是站在促进中部崛起的宏观高度，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视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背景，立足中部地区“叁农”实际，从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出发，运用比较分析、计量分析以及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考察了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1、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价值分析。从理论上论证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高度相关性，以及二者对实现中部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的重大战略价值。并以江西省为例，运用计量模型对二者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工业化与城市化双重演进模型，从劳动力转移的视角分析了江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2、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因素分析。全面分析了市场性、体制性、政策性、素质性、管理性和技术性等六大类主要因素；并以江西省为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农村教育状况、城镇失业率、农业产值比重与城镇化率是影响转移的最重要变量。3、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系统考察了当前中部地区在农村人力资源数量、质量、流向和转移方式等结构上以及教育投入方面的特征与问题，并分析了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特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和市场建设问题。以河南省为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与收入以及基于成本收益对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测算分析了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及其转移的发展趋势。4、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与政策创新研究。从四方面探讨了促进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与政策创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创新市场机制，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创新产业政策，拓宽非农产业就业空间；创新社会政策，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创新城市(镇)规划机制，增强城市(镇)综合承载力。5、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与政策创新研究。从五方面探讨了推进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与政策创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国内外的经验启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系统模型设计与微观和宏观评估机制创新；农村人力资源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机制与组织机制创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区域合作机制创新。
丁彦[4]2015年在《农村职业教育对农业科技发展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农业的发展需要科技支撑,农村的建设需要各类农业职业技术人才,农村的进步,农业的提质,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要靠教育、科技的力量。近些年,党和国家对叁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历史原因的影响,城乡社会生活状况差距仍然很大,科技应用水平相对落后、智力结构水平相对较低已成为农村发展的“瓶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仍在农村。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好农村职业教育,让其适应农村社会的新要求,架起农业科技通往现实生产力的桥梁,真正实现其推动农业科技发展的功能,显得非常必要。本文基于教育、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基础,以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遇到了什么“瓶颈”及怎样改变为主线索,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为目标。在理论上,对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农业科技发展两个概念的内涵予以充实,并对农村职业教育对农业科技发展的作用关系进行理论性探讨,提出了基于受众中心论的农村信息传播核心受众细分模型及传播策略,探索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运行机制,为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发展关系研究中,从适应性和不平衡性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适应性分析显示,20世纪70-90年代之间,湖南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基本上与农业科技需求相匹配,2000年后尽管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经济、科技发展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但与现实需求的适应性偏差逐渐凸显,甚至出现了一些功能性缺失,这一阶段农村职业教育无法满足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不平衡性分析显示,2003年以来湖南省内各市的农村职业教育整体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地区间差异性仍然显着,两级分化现象严重。湖南省各地区间农业生产条件、农村农技应用水平差异明显,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人均受教育程度、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是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不对称的现象严重,全省仅有57.1%的市州处于平衡发展状态。农村职业教育对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中,采取了散点图分析、双对数模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对湖南省及14个市州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科技发展作用显着,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总支出、毕业生数两个指标对农业科技应用总指标有显着正向影响,教育经费总支出每提高1%,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可提高0.48%,毕业生数每提高1%,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可提高0.12%,而专任教师数指标与农业科技应用总指标相关性未达到显着水平。同时,湖南省各市州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发展水平关系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职业教育毕业人数与专任教师数的增加会促进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借鉴发达国家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社情、民情,提出了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建议：必须优化宏观环境,全力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协同发展；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做好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必须加大投入力度,夯实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必须真正聚焦“叁农”,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业科技发展体系。
胡成玲[5]2015年在《我国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才、资源、技术是制约出版业发展的叁个核心要素,人才兴则行业兴、人才衰则行业败。出版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归结到底是核心要素的争夺。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理所当然成为企业竞争的重点。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信出版社等企业凭借其人才队伍优势,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人才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探寻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文计五章,以图书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为主要研究内容,借助于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结合国内出版人才的实际,构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系统框架和培养模式。文章首先搜集了较为丰富的国外、国内关于人才、出版人才的研究资料,并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从中找出出版人才研究的成功经验；对国内外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以此作为正文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参考资料和分析比较因子。正文首先从出版人才的概念入手,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人才的不同认识,并联系实际分析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大价值,得出出版品牌建设的核心是人的结论。然后,运用心理学和人才开发理论探索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采用问卷调查法,用数据呈现目前我国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出版集团化、市场化、数字化新业态下对人才个体和群体素质的新要求,并结合现状拟建构合理的人才结构模型。再次,基于学校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主要方式,运用对比研究法将国外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与我国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横向对比,找出我国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厚理论、轻实践,口径窄、文气重,导致复合型人才欠缺等不足。人才队伍建设是迫切而且重要的,怎样建设高效稳定的出版人才队伍也是文章的重点所在。树立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理念,坚持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方式,制定高效的出版人才资源管理系统,营造出版人才健康成长的环境才能高效发挥人才的效益。聚合人才是前提、用好人才是关键、养好人才是保障、留住人才是目的,人才队伍建设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中,遵循着系统论的一般规律不断完成最优化的构建过程。
魏涛[6]2012年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及整合研究》文中指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知识资本等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信息化技术的广泛采用也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加剧,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也更加密切。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确定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舞台,摆脱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核心技术缺乏的瓶颈制约。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年来也呈现逾来逾活跃的趋势。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并购与海外并购活动不仅起步较晚,而且也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西方的跨国并购理论大多以西方先进国家的企业并购为研究对象,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海外并购实践适应性不强。中国出海并购的先行者们在缺乏经验情况下,迫切需要理论研究工作的及时跟进,通过理论的指导,来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基于无形资源的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及整合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实现理论的创新,并对海外并购整合的实践提出指导性建议。本文所遵循的研究思路为：首先以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成本收益特征作为研究的契入点,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其次,从无形资源系统的环境适应性、跨国并购中优势无形资源转移与扩散途径的比较以及协同效应发挥作用的机理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与特点,基于系统环境适应性的要求,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然后,分析了优势无形资源在跨国转移与扩散中存在的障碍,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无形资源利用与整合中存在的问题,融合系统化的理念与工程化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构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思路,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购中无形资源整合的具体路径。最后,本文还对企业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叁大关键无形资源子系统的整合路径进行了探讨。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为导论。这部分主要叙述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并对研究的内容与研究的逻辑思路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同时指出了本文预期可能的创新点。本章所呈现的研究逻辑框架与思维模式,不仅突出了论文的理论价值,而且还阐述了本文所提出的关于无形资源的整合思路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实践的指导作用。第二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在理论基础部分,本章不仅对并购按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描述,对跨国并购的特征及无形资源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还对国际上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回顾,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归纳,同时还对企业并购动因的理论进行总结。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以及基本理论的回顾、归纳与总结,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国内外学者对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无形资源对企业并购成败的影响以及协同效应的发挥等内容相继进行了研究。本章在文献综述部分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在此基础上,还对国内外企业寻求无形资源并购动机的有关文献进行了归纳,然后,对我国国内并购与海外并购效应的相关文献作分类总结与简要评析。第叁章阐述无形资源的特征并探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本章一方面在对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与成本收益特征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根据系统的特征和无形资源所具有系统的特性,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为下步的理论分析做好铺垫；另一方面,基于跨国产购在实现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与扩散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性,优势无形资源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协同效应的机理,以及无形资源系统的环境适应性,结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观点。在以上理论演绎推导的基础上,本章还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四章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述论。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在无形资源利用与共享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与扩散中存在的障碍,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无形资源进行整合的必要性；其次,基于系统理论的观点与工程化的思维,提出了构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构建系统工程的思路。然后,阐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目标、指导原则,并对具体的流程设计步骤与微观、宏观的组织实施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五章对企业叁大关键无形资源子系统的并购整合路径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章一开始就阐述了企业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叁个无形资源子系统,在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中战略地位,指出了对其进行整合是促进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章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源子系统所具有的特征,并从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力资源危机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海外并购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具体实施路径；其次,通过对比分析中外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并购中不同文化整合模式的优劣,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文化整合应采用跨文化融合创新的演进模式,进而还阐述了跨文化融合创新系统工程的任务、功能与构成以及应遵循的设计原则,并探讨了跨文化融合系统工程组织实施的路径。最后,基于社会网络结构的镶嵌理论,提出了企际关系资源维护与动态调整的具体整合思路。第六章为全文的结论与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通过研究主要提出了以下叁个理论观点：一是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企业是一个由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组成的一个系统；而企业的各项无形资源之间通过有机结合也构成了企业的一个子系统；企业的各类无形资源则是整个无形资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企业无形资源各构成要素只有彼此有机协调与默契配合,才能使整个无形资源系统从总体上达到最优化,其价值创造功能才能得以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得以形成和增强。无形资源系统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企业利用无形资源的作用机理,提升其价值创造功能,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具有一定理论参考价值。二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动因理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寻求与获取战略性、关键性与互补性无形资源只是表层的动因,而其实质在于通过海外并购来实现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优化升级,增强对国际经营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核心能力的培育最终达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的。叁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构建无形资源整合系统工程的思路。既然企业的无形资源具有系统特性可以被看作一个系统,且企业无形资源系统的优化升级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运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融合工程学的相关理论,来打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系统工程。这种思想观点的提出,既聚集于微观层次的中国企业无形资源价值创造功能的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又着眼于宏观层次的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市场潜力的充分发挥。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叁个方面：首先,基于无形资源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的探讨视角独特,观点新颖。以往对企业并购的研究也涉及到了获取无形资源的动因,但是所涉及的只是无形资源的一些构成要素。本文则根据企业无形资源的隐默性、适配性特点,把企业的无形资源及其构成要素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并充分考虑到了无形资源与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各构成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机理。所提出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无形资源系统优化升级的并购动因理论,不仅体现了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而且理论观点也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其次,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与工程理论的运用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及整合理论的探讨呈现出一定的体系性。本文的研究着眼于企业无形资源整体,基于无形资源发挥作用的特点不仅提出了无形资源系统的概念,还运用工程化的思维方式来探讨无形资源的整合问题,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理论的探究以及整合分析都立足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企业并购动因理论框架体系的完善和无形资源系统整合研究的深入开展。最后,文章的分析脉络之中隐含着矛盾论的辩证哲学思想。并购后的整合是企业并购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并购整合的重点和难点也在于对无形资源的整合。本文将研究聚焦于无形资源的整合,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在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整合的研究中,本文又重点关注了人力资源、企业文化与企际关系资源的整合,着眼点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辩证的矛盾论观点充分体现在并购整合路径的探讨之中。
胡碧玉[7]2004年在《流域经济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流域经济是一种以自然河流水系为基础，流域人、财、物资源配置为核心的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 人类的文明，最早均起始于大江大河之畔，世界四大古代文明都发源于一些着名的河流两岸。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流域及河流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经济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流域经济更注重对“水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研究，缺乏对流域经济这个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的诸多要素的系统分析；对流域产业带的分析更多的是以“叁角洲”为边界，而缺乏上中下游的产业合理布局与利益互动互补的研究；对流域开发的模式有所研究，但很少用要素禀赋和分工协作的原理，进行流域经济开发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对流域综合开发中上中下游经济差距的形成机制和利益互补机制的研究也薄弱。我国是世界上拥有众多江河的国家之一，今天对流域经济进行综合开发与治理，已成为我国合理布局生产力，发展经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流域开发模式，促进我国江河流域综合开发利用与区域协调发展，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需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研究基础，借鉴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尤其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规范分析方法为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动态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以宏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观分析为主等方法，对流域经济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 论文的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分析了作为整个论文分析基础的基本理论，即:流域经济的内涵、特征、开发模式等问题，借以为论文其它章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分析了流域经济的开发战略目标及模式，对流域经济的作用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切合我国实际的“增长链”开发模式。第四章，论文分析流域经济产业带的合理布局、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着重运用分工与协作理论，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各展所长、共同发展”的原则，对流域进行产业合理布局，并对流域主导产业的选择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五章，论文论述流域经济与城市的合理布局问题，着重分析城市增长极的作用、产权改革、经营城市等问题。第六章，论文分析了流域经济与“叁农”出路问题，着重分析了流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乡统筹，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增收等问题，力求探讨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促进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七章，论文分析了流域经济差异与非均衡协调发展，着重探讨了流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差异和实现流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第八章，论文论述了流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用五个统筹的理论，指导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着重探讨流域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发展生态旅游业、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度创新，促进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九章，论文进一步揭示了流域经济开发中市场的失灵，指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流域经济开发中的作用，以及在我国流域经济开发中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最后，论文进行流域经济实证研究，以嘉陵江流域为例，对嘉陵江流域经济的开发开放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具体探讨。 与同类型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思考与探索: 1、从宏观理论分析的角度对流域经济问题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克服了以往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经济的研究仅限于注重对“水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研究，对流域经济这个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的开发战略目标和模式、产业布局、城市布局、流域经济与“叁农”出路、流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分析较少的不足，把流域经济的开发战略目标和模式、产业布局、城市布局、“叁农”、经济利益补偿、可持续发展等纳入了分析框架，使流域经济问题的研究更系统、完整和全面化。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提出了增长链开发模式。突破己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创新，提出增长链开发模式。增长链开发模式它是一种梯度开发模式与点-轴一面开发模式并举的综合开发模式。其基本思想是把梯度开发模式与点一轴一面开发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流域经济开发中，增长极开发、梯度开发与点轴面开发模式并存，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所形成的点状开发、点轴面所形成的带状开发与整个流域经济上中下游总体上的合理分工、梯度开发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形成带状的巨大增长链。利用流域经济中河流系统自身拥有的特殊功能来有效地组织流域经济，使河流经济的开发进程与流域经济的发展布局之间始终保持着协调的关系，这必将有利于实现流域经济的非均衡协调发展。 3、提出了建立流域经济上中下游的利益补偿机制。流域经济系统是一种以自然河流水系为基础，流域人、财、物资源配置为核心的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针对流域开发是个系统工程，提出流域经济的开发必须?
廖蔚[8]2005年在《水库移民经济论》文中指出背景与概况:我国水力资源十分丰富,蕴藏量达6.76亿千瓦,其中可开发利用量为3.79亿千瓦。当前已开发量约占可开发量的13.2%;开发潜力巨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共兴建水电站8.6万多座,产生了1500多万移民。随着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战略对能源需求的巨增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加快了水电资源开发的步伐。继叁峡电站开发以来,又相继建成了二滩、小浪底、宝珠寺等一大批水电站。目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又将迎来一轮新的水电开发良机,相继有溪洛渡、向家坝、瀑布沟、龙潭、亭子口、白鹤滩、关音岩、乌东德等一大批大型和特大型水电工程陆续上马。这些水电站的建设在给生态、环保、防洪、航运、发电等带来综合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势必造成了大量的移民群体搬迁安置的系列问题。由于人地供需矛盾、国家财力困难等各种原因,水库建设过程中的移民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怎样解决好这些矛盾和困难,促进水库移民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理论界值得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选题意义:水库移民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问题。其本质是经济问题,核心是利益问题,涉及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与协调,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损失。要科学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科学系统的水库移民经济理论作指导。但由于各种原因,国际国内都还没有系统的水库移民经济理论体系。虽然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都曾研究过水库移民的各种问题,发表过不少论文,但他们都只从操作或实用的层面就水库移民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层面进行的研究,从而没有形成综合的系统的完整的水库移民经济理论体系。所以,对水库移民经济理论进行专题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汤德喜[9]2010年在《统筹城乡发展条件下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文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也是探索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之路。历史上,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制约,四川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以城乡差距拉大为主要特征的二元体制问题的形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具备统筹城乡发展能力的四川开始了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之路。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内涵十分丰富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努力的方向。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还需要找准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加以重点突破,并以重点突破来带动统筹城乡发展的全局。农村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农民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抓住了人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正是解决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村发展的滞后性也决定了四川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最大的难题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最大希望和活力在农民。在自然界里,同样数量的碳原子由于排列组合方式的不同,既可以组成坚硬无比的金刚石,也可以构成脆弱易碎的石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也在于此。对四川统筹城乡发展来说,如果依靠的是有文化有技能的高素质农民,统筹城乡的事业就会一帆风顺,反之,则可能出现波折。随着21世纪知识世纪的到来,人力资源开发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本文在分析了人口、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人才、人力资本等相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针对四川城镇化率还比较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特点还较为突出的现状及大多数居民还在农村的情况,认为通过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来促进四川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一元经济社会转变,这对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和实现四川城乡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邓小平人力资源开发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我们研究统筹城乡发展条件下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导；舒尔茨和刘易斯等人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则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研究角度。只有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工作做好,才能促进四川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达到统筹城乡发展稳步推进的目标。四川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什么可以直接照搬套用的理论及模式。但我们可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利用“后发优势”,结合四川的实际,吸收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来做好四川统筹城乡的工作。通过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健康水平及技能程度,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就可以将四川农村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并通过这些人力资本来拉动四川统筹城乡的发展。并可以以此为契机,破除显失公平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政策障碍,带动相关政策及制度转型,使城乡居民在公民权利、教育、医疗、户籍与社保等方面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还可以以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来带动农民的“觉悟”,充分发挥出他们的积极能动性,促成四川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开发四川农村人力资源的首要问题,是要清楚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作为全国第四人口大省的四川存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和就业结构失衡等突出问题。如何建立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为指导的多层面有机衔接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就显得十分迫切。本文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四条途径：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和提高农民的就业水平；认为尽管要搞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需要这四条途径的共同作用,但是,提高农民的就业水平是其中最关键的途径。一是前叁条途径都是服务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而且前叁条途径的作用效果,也集中体现在了农村劳动力能否成功就业与从业上。二是就农村劳动力就业来讲,不管是直接务农也好,还是转移就业也好,农民都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选择性和可操作性。鉴于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这条途径的重要性,也鉴于四川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本文特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内容,在成都市统筹城乡试验区下属双流县、新津县和温江区的叁个乡镇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以调查获得的数据为依据,具体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如何对四川统筹城乡发展产生影响。结果表明,二者的作用是良性互动的：一是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统筹城乡的发展要求农村劳动力在文化程度,职业技能,身体素质方面和就业市场的准入等方面要与之相适应。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推动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标杆示范性的作用。这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会加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方向的发展,对统筹城乡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载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实现城乡人力资源配置一体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了城乡关系的改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了农村人力资源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促进了城乡社会建设的发展。本文还以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广东为比较样本,分析比较广东在统筹城乡发展条件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比四川做得好的地方。比较表明,广东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多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在这个现象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广东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人均教育经费、医疗支出、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等)比四川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大的缘故。这就说明,统筹城乡中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政府和个人的共同投入,投入的多少与开发的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四川需要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入的力度。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条件下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及对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二者结合起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条件下研究统筹城乡发展对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要求以及从农民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出发,研究来自于农民自生的这股内生性力量是如何推动四川统筹城乡发展的。即如何通过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来达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客观要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力量源泉。同时,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培养新型农民的现实要求。总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直接推动了四川统筹城乡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又促进了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郭世田[10]2012年在《当代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才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推动力量。创新型人才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成为各国竞相争抢的对象。如果谁能够培养、凝聚、用好创新型人才,谁就真正抓住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实现发展目标的第一资源。“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科学大师钱学森以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的挚爱于临逝时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被世人称为着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含有更深之义,就是呼吁人们把创新型人才发展作为关乎国家强大与民族振兴的根本大计,认真思考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深层原因,研究探讨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对策。在总结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论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综合比较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主要从五个部分按以下基本思路对我国创新型人才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在界定创新、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叁者内涵、特征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客观分析创新型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应然作用和实然作用,并通过国内外现状对比、实证研究深入查找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深层原因,就创新型人才发展路径、制度等探讨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第一部分,从探讨创新型人才基本理论入手,在回答何谓“创新”、“人才”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创新型人才内涵、特征、类别等内容,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对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进行深入考察,为本文的展开论述奠定理论基础。所谓创新,是指主体通过创造性行为促进客体发展的活动。创新的内在特性体现在：创新要立足现实、创新要批判继承、创新要尝试探索、创新要标新立异。人才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在古代社会把“贤”、“德”、“智”、“能”等与“人才”联系在一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才”标准中的道德伦理尺度为社会功利尺度所代替；从中国当代人才学者们对人才的定义看,主要从个性特征、社会贡献的角度定义人才,强调人才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创造性,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较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引领下,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人才观,即“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根据对创新和人才内涵的考察,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进行创新性劳动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人。其主要特征是：无私无谓、独立个性、超常思维、综合素养、合作意识、显现绩效。依据不同标准创新型人才的类型不同,从所处层次看分为初、中、高创新型人才；从分布领域看分为科学研究、工程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公共管理创新型人才；从发挥作用看分为理论研究、实践应用创新型人才。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发展的论述是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的理论来源,中国古代社会人才思想是另一理论来源。毛泽东也没有明确提出创新型人才的概念,他关于“人”、“人才”的论述是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的思想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国家发展需要“一批勇于创新的闯将”、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敢闯敢试”、不拘一格选用创新型人才、为创新型人才创造良好环境等观点,初步创立了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创新型人才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关键、强化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大力营造“四个尊重”的氛围等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人才强国是创新型人才发展的价值定位、人人成才是创新型人才发展的目标追求、服务发展是创新型人才发展的使命取向、“六有”人才是创新型人才发展的素质特征、党管人才是创新型人才发展的组织保障等观点,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根据中国特色创新型人才观,人才价值是指人才通过社会实践以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他人、社会及自身的需求。人才价值实现的内在特性是,能动性、创造性、增值性、再生性。中国创新型人才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政党执政力。第二部分,对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探析,为研究创新型人才发展对策提供依据。由于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革命救国的梦想,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证明：革命不能强国。十一届叁中全会后,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的落实,中国逐步走上人才强国之路。从革命救国到人才强国,是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的逻辑转点,经过积极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创新型人才素质明显提升、创新型人才效能不断增强、创新型人才体制机制有所改进。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没有把人口优势转化为创新型人才优势,创新型人才发展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求,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创新型人才整体质量不高；二是创新型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叁是创新型人才贡献率低；四是创新型人才环境亟需改善；五是创新型人才总体投入不足。究其原因有：一是教育的错位,突出表现为教育目标侧重知识积累而轻视能力提升；教学内容陈旧单一；教学方法过于简单“机械”；评价标准不够合理；师生比例失衡；投入主体单一化。二是集权式管理,行政权力干预过多,导致如学校办学自主权缺乏等诸多问题。叁是泛行政化,简单地从行政级别高低、官职大小的角度来衡量创新型人才的社会地位、价值和作用。四是法制化缺失,不仅没有综合性的创新型人才法律法规,而且专门性法律法规也明显缺乏,同时执法中以权代法、衙门作风等现象突出。第叁部分,从比较视角对发达国家创新型人才发展做法进行系统考察,以便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立足自身软硬件方面优势,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开发创新型人才资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做法。首先,实施积极的创新型人才战略,由重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资本积累转变为对人才资源尤其是创新型人才资源的争夺,并通过推行相关的配套改革、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其次,坚持“教育立国”,通过建立多元化教育培训体系、积极推进产学研密切合作、强化终身教育等多种渠道培养创新型人才。第叁,大力集聚国外创新型人才,把“招才引智”作为一项快速壮大创新型人才实力的重要措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从国外引进创新型人才。第四,合理使用创新型人才,通过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强化激励等形式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最后,强化制度保障,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有利于创新型人才自由发展的制度。第四部分,立足中国现实研究提出创新型人才发展构想,并从教育培养、使用开发、吸引集聚叁条路径探讨具体对策措施。从宏观角度看,要确立创新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基本要求是“创新型人才资源优先开发、创新型人才结构优先调整、创新型人才投资优先保证、创新型人才制度优先创新”。围绕这一战略的实施,从科学和经济原则出发对创新型人才发展进行宏观规划,其总体部署是：在发展主体上突出“叁支队伍”、在发展内容上强化能力建设、在发展环境上注重制度创新。创新型人才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大人才观”积极开辟创新型人才发展途径。首先,强化教育培养。教育是创新型人才供给的基本方式,一方面要深化学校教育改革,在科学把握和尊重学校教育规律、个体成长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重点做到主体与主导并重、市场规律与教育规律并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并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并重。另一方面要强化终身教育,重点是拓宽终身教育渠道：合理开放学校资源、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其次,注重使用开发。使用开发是创新型人才的“积累—展示”性发展方式,具有动态性、实践性、双效性等特征。科学使用开发创新型人才重点把握以下环节：一是全面了解即了解基本潜能、了解真正需求、客观辩证评判；二是搭建平台即岗位成长、项目成才、挂职锻炼；叁是量才而用即用当其时、用当其位、用当其愿。第叁,大力吸引集聚。一方面,通过“柔性”用才、项目“外包”、成果转化等途径盘活存量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积极搭建载体集聚创新型人才：一是“捆绑”引进,就是在引进创新型人才时综合考虑人才、资金、项目等生产要素,做到引进一位人才带来一批资金、一个项目；二是产业集聚,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中因聚集经济的出现而引起的包括人才在内的多种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上集中的趋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来集聚人才；叁是园区吸纳,把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园区打造成良好的人才栖息生态位,进而形成强有力的创新型人才承载体和高密度的创新型人才容纳量；四是“以才聚才”,利用人才集聚中的种核效应选择精英人物先期引进,然后依托师承关系、合伙人关系等建立创新型人才种群聚集核进而壮大创新型人才种群。第五部分,对中国创新型人才制度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保障创新型人才发展的制度对策。目前我国创新型人才制度供给存在不足,制度越位与缺位并存,主要表现是：创新型人才制度供给取向的“强化集体,忽视个体”偏好、供给主体的广泛性不足、供给的内容不健全、供给的实效性不强。我国创新型人才制度变迁要以增加个体自由度为目标,从强化集体引向注重个体,进而为创新型人才发展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首先,从创新型人才制度的宪法规定、基本制度、相关法律和政策等方面做出实体性规定,建立完善的创新型人才制度的规则系统。在宪法规定上,将思想自由写入宪法。在基本制度上,实行“管办分离”的教育制度,将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建立以创新成果为主要标准、社会化成果承认的评价制度；坚持人岗相适、注重优化服务,合理使用创新型人才；改革阻碍流动的户籍制度、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完善创新型人才市场体系、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高创新型人才资源流动配置效能；实施产权激励,进行有效奖励,做到既注重激励对象个性化又注重激励方式多样化。在法律上,从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入手优化法律环境,既注重出台相关法律又强化法律有效执行。其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创新型人才制度实现提供有效保障。准确定位政府功能,构建理性“有限政府”,同时实行公共服务多元供给；在物质保障上,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投入体系,打造创新型人才发展的栖息生态位；淡化意识形态、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强化舆论引导,进而营造自由宽松的创新型人才发展人文氛围。
参考文献：
[1]. 人力资源素质开发系统工程探析[D]. 吕云峰. 武汉理工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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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分析及整合研究[D]. 魏涛.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7]. 流域经济论[D]. 胡碧玉. 四川大学. 2004
[8]. 水库移民经济论[D]. 廖蔚. 四川大学. 2005
[9]. 统筹城乡发展条件下四川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 汤德喜. 四川农业大学. 2010
[10]. 当代中国创新型人才发展问题研究[D]. 郭世田. 山东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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