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峰[1]2004年在《行政中心外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以合肥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面对加入 WTO 后全球化压力的挑战和建设高度信息化、一体化的产业发展空间的需求，很多城市政府提出了新建行政中心的设想。在新的一轮总体规划修编和最近兴起的城市概念规划中，行政中心外迁作为一种转换空间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也被规划师们频频使用。本文针对这一现象，结合对安徽省合肥市实际建设状况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城市行政中心外迁对城市空间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部分，共叁章；这一部分在广泛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着重从中外城市在各历史阶段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一视角系统地探讨了城市行政中心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本部分使用的分析框架包括了城市行政中心的物质性作用与功能性作用（即城市行政管理职能的实现）两方面。在第一部分的最后，论文分析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网络化社会有可能对城市行政中心发展带来的影响并预测了未来的趋势。论文第二部分通过对合肥市建设状况的案例研究，具体分析了合肥市政务中心区外迁有可能对合肥市现有的城市空间结构造成的影响。论文通过详细的调研与分析指出了合肥市现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并以第一部分总结的理论为依归，具体从城市社会生态、土地利用结构、交通结构等叁个方面分析了行政中心外迁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根据这两方面的研究，在现状合肥市政务中心外迁规划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的情况下，论文最后相应地提出了有关合肥市规划建设的政策性建议。
宋敏[2]2017年在《从“扇叶城市”到“紧凑城市”》文中提出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记录城市长期的建设经历,蕴含着内部规律性作用也反映出外部社会与制度的影响。其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与城市自身的发展阶段以及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不无关系。进入2010年后,我国的经济结构面临转型,而城市建设中粗放的发展方式也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亟需调整。城市空间发展的未来理想模式以及实现措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扇叶城市”是地理区位上的中部城市——合肥空间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经典的单中心叁翼伸展的形态。论文以空间发展过程为主线,采用要素分析、文献分析、量化分析、对比分析等多种方法,研究城市经典“扇叶”形态演进消失的过程,并且主要从宏观的城市外部形廓和中观的城市内部用地的分布与演变的角度,总结不同阶段城市空间和形态发展的特征,深入分析其中的规律和动力机制。“紧凑城市”是论文针对合肥城市现状空间剧烈发展所处的无序形态进行反思后提出的城市未来空间的展望。结合区域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探索在中国特殊城市化背景下“紧凑城市”实践的可能,提出理论支持下未来合肥形态发展的方向,并且具体从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城市内部空间形态以及发展机制叁个层面提出有效的建议及具有操作性的措施。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以“紧凑城市”的理论为基础,结合叁个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城市规划实践案例,通过对其“紧凑城市”建构方式的分析,分别从城市规划层面、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叁个层面总结出“紧凑城市”的城市空间模式;并比较我国所处的城市背景与理论提出背景的差异,有侧重的对理论的本土化以及实践的可行性进行探讨。2、划分合肥城市空间和形态发展的四个阶段,以城市1949年以后的人口、建成区面积、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变化等指标的环比变化特征为基础,结合重要历史事件等多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真实科学的将合肥城市空间发展划分为以下阶段:拓展生长期(1949-1989)、快速发展期(1990-1999)、高速增长期(2000-2009)、优化调整期(2010-今)。3、总结各阶段城市发展的社会政治背景、经济基础以及建设现状,从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因素出发,界定研究的主要范围和内涵,重点对城市空间生长方式、外部形廓特征、内部空间形态叁个方面进行纵向比较,特别对城市的主要功能用地进行分解,以时间为坐标,结合各期具体数据和图文资料,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细致全面的分析了用地的分布变化和空间形态发展的特征。清晰凝练出城市空间发展方式和形态演化轨迹以及各个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动力机制。4、注重多学科分析,从城市规划理论、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以及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交叉研究角度,关注城市空间和形态发展的解释性研究,结合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分别从理论指导、产业发展、经济制度和政府决策四个方面总结出主导合肥城市空间和形态发展的驱动因素和动力机制。5、分析合肥在优化调整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侧重此阶段社会经济转型、人口城市化转折以及区划调整等城市背景分析,结合城市自身的特殊性,从城市发展现状入手,注重实际问题的产生和影响,继而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构建“紧凑型”城市空间形态。深入从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内部空间形态、规划机制叁个方面阐述了“紧凑城市”的构想和可操作的实施策略。总而言之,论文以合肥为例,着重研究了城市“扇叶城市”阶段形态的建构过程、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扇叶”形态的解构过程,以及如何在转型期以“紧凑城市”的理论指导来应对城市空间急剧扩张和城市形态无序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从已完成的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总结规律和经验,延伸到对未来城市空间提出建设性的展望和建议,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的案例,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指导未来合肥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还为其他同类型城市的总体规划和形态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
熊国平[3]2005年在《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文中提出90年代以来我国有着新的经济社会背景,城市形态演变呈现新的特征,有着新的动力和机制,及时总结,对城市理论是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城市形态演变研究的实践性强,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功能组织、城市交通组织、城市绿地系统等方方面面,在目前我国城市扩展迅速、规划实践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开展此项研究对规划管理和编制实践均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指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是本研究观察问题的基本途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断循环反复,逐步提高是本研究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以人为本是本研究判断问题的基本标准。首先从城市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外部轮廓的迅速扩展两个方面归纳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演变的总体特征,指出两者互相关联、互为因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次从9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建立了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快速城市化与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联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城市形态的动态演变。分析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别为经济增长、功能调整、新的消费需求等,外在动力分别为快速交通、行政区划的调整等,指出城市形态演变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复杂性。揭示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分别为市场机制、产业进化机制、投资机制和调控机制,认为无形的机制的综合作用引起了城市形态有形的变化。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多因素多层面的交织耦合过程。同时,各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反馈,机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综合性。基本总结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的演变,指出外延跳跃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以产业空间为中心的新空间主导城市形态的演变,人文关怀和人地和谐将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既是中国转型期的特色,也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还从形态的协调性,形态的成长性,形态的生态性,形态的经济性等方面初步提出合理形态的评价标准,为规划编制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赵捷[4]2015年在《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用地布局互动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转变对我国省会城市的建设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我国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大幅增长,人口流动和土地利用加速变化,人口高密集聚,土地利用低效,城市空间失衡,规划编制滞后,实施不力,导致人口空间分布和用地规划布局时空错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城市后续发展建设较为不利。为了合理应对上述问题,本文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模型分析叁个层面着重展开对中部地区六大省会城市1990年后人口空间分布和用地布局互动关系特征的研究,通过分析中部地区人口和用地变化最为剧烈的省会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用地布局演变,总结两者互动关系的特征和规律。理论研究中,本文对人口空间分布、用地布局、人口空间分布与用地布局互动研究的国内外基础理论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对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中涉及到这些概念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模型运用,以及演变特征和形成机制展开综述,明确目前已有的理论研究现状,方法模型基础和演变规律雏形,从而总结人口空间分布与用地布局的互动关系研究领域的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实证研究中,本文以中部地区六大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GIS/SPSS等技术方法,从宏中微观叁个层次,建立“人地一张图”,通过分析街道级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得到人口空间分布的微观尺度变化,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形态演变,用地规模增长,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得到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心,分阶段分层次,定性定量的对武汉市、长沙市、郑州市、合肥市、南昌市和太原市的人口空间分布和用地布局演变状况展开分析,并与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和影响相结合,提炼影响人口空间分布与用地布局的主要因素,六省会城市间人口空间分布和用地布局的共性、特性和问题,为后文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打下基础。模型分析中,本文主要针对人口空间分布和用地布局的迭合关系展开定性定量分析,运用异速生长模型,不均衡度,皮尔逊相关分析,对应分析和GIS迭加分析,将两者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对应,指出两者协同-错位发展的区域,探索错位发展原因,总结省会城市不同阶段人口空间分布和用地布局演变特征及规律。
查冬冬[5]2010年在《基于政治经济分析的城市空间增长动力机制初步研究》文中认为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快速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地域空间的高速扩张,城市空间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显着的特征之一。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是由城市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人为因素组合成的综合动力,其基本逻辑组成要素包含:由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基础条件动力、城市自由经济发展产生的自发动力,以及由城市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形成的主观管制动力。本文的研究从后两部分的动力要素出发,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增长相联系的基本规律为基础,探讨城市各动力主体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在不同层面导致的博弈过程,以及由这些博弈过程带来的空间增长效用。论文首先从空间增长的动力主体本身出发,研究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内容、表达方式、以及由这些诉求形成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由城市居民、城市政府、工商企业等主体为表达其空间增长需求而进行的博弈过程推动了空间增长。之后借助产业经济和土地经济的有关理论,对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空间增长动力基本原理进行梳理,发现产业发展水平与空间增长的进程存在较大关联性;经济要素产生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也形成较大的空间增长动力作用。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别从全球化的层面、国家管理层面以及地方政府管理层面分析我国的具体社会生产关系的空间增长动力作用。在全球化层面,发现全球化对城市发展引起多方面效应,包括地域分工地位、城市产业结构的改变,城市经营方式的演化、城市增长联盟的形成和壮大,这些效应引起实体空间增长的变化;在国家管理层面,从历史的角度看来,城市发展方针的指导、宏观调控的控制、区域发展战略等要素都从主观层面产生了较强的空间增长动力作用;在地方政府管制层面,认为城市政府推动空间增长的目的包括两方面,即维护全体市民的公共利益和获取自身在城市发展中的个体利益。地方政府通过借助城市规划的作用、与工商企业组成联盟、极力培育强大的空间增长极,达到推动城市空间增长的目的。论文以对合肥市空间增长动力的分析为例,作为研究的过程和所获结论的论据。合肥市空间增长的动力演变过程的总体特征体现为:建国初期受国家层面管制的作用力影响较大,20世纪以来受全球化的经济推动作用,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地方政府管制作用影响较大。
任茗[6]2013年在《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以合肥市行政中心迁移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行政中心是城市功能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的发展,为带动经济效益,很多城市将城市行政中心进行迁移,以期带动新区发展。文章探讨了古今中外多个行政中心迁移的案例,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行政中心迁移的影响,并在研究深圳等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对合肥的城市中心迁移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孙昌浩[7]2013年在《大城市新行政中心区空间布局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城市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规划和建设了新行政中心。以城市新行政中心为吸引点,其周边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能够带动新区发展的核心片区,即新行政中心区。这种新的功能片区对城市尤其是新区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本文将对这类核心片区的空间布局展开研究和分析。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新行政中心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山东省九个设区城市的新行政中心区,从功能构成、建筑高度和街区规模等方面,对新行政中心区总体的空间布局进行了研究,实现了对各城市新行政中心区用地现状的深层认知。同时,文章引入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其主要功能用地包括公共服务用地、开敞空间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章总体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和研究综述,主要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与目的、相关概念的界定等予以阐述,并对新行政中心区和空间布局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文章的第二部分对济南、青岛、滨州、德州、东营、临沂、泰安、潍坊、枣庄九个山东省设区城市的新行政中心区的空间布局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新行政中心区用地一般包括行政、商务、商业、广场等功能用地,不同城市因片区定位的不同,在金融、体育、文化、居住等方面各有侧重,导致了其功能类型的差异。(2)在用地的布局方面,新行政中心区用地主要呈现两种形态：中心分布和带状分布。(3)新行政中心区建筑高度分布与用地功能相关,在整体上反映出片区的重心所在。行政、商务、商业、金融等用地以告高层和中高层为主,位于片区的核心区域或主要功能带上,居住等其它功能用地则以多层为主,位于核心区或功能带外围。(4)新行政中心区的用地功能、行政办公组织形式和片区自然地形对新行政中心区街区规模产生影响。文章的第叁部分是对九个设区城市新行政中心区主要功能用地空间布局的研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引入GIS空间分析方法,选取破碎度、斑块密度、平均最近距离、景观多样性指数和景观优势度指数等指标,对九个设区城市新行政中心区的公共服务用地、开敞空间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空间布局进行了相关的对比分析。结论可归纳为：(1)德州、临沂新行政中心区行政办公用地的集聚程度最高，济南、宾州、枣庄、潍坊次之，青岛、东营、泰安分散程度较高。这种现象与各城市行政用地的组织方式和街区划分规模相关,(2)各城市新行政中心区府前开敞空间的形状不同，组织形式也有所差别，但用地面积一般在10公顷到20公顷之间。(3)商业服务业用地服务于新行政中心区其它各类用地，主要是公共服务用地，城市新行政中心区的功能定位不同，其商业服务业用地的用地指标和布局方式也各不相同,以商务金融功能为行政职能以外主要职能的城市,其商务设施用地的分布相对集聚,如青岛、滨州；商业设施用地相对较多的城市,商业用地的分布则相对分散。(4)景观方向，东营市新行政中心区的景观多样性指数最高,泰安市新行政中心区景观多样性指数最低，但景观优势度指数方面，泰安市居于最高，东营口市次之文章的最后是对新行政中心区空间布局研究的总结，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李浩[8]2009年在《城市边缘地区空间节点识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空间节点是城市空间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调控和引导作用。在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边缘地区是城市空间扩展最集中、用地变化最剧烈的区域,也是空间节点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本文以城市边缘地区为空间范畴,探索城市空间节点识别的基本方法。文章主要采用实证和比较的分析方法,以我国主要城市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对以产业为主的新增功能空间节点、交通复合空间节点和生态安全空间节点进行归纳和分析,总结其发展特征及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进而剖析空间节点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的目标定位、空间资源、发展阶段和区域关系四种主要因素对空间节点的不同影响。本文以城市对空间节点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尝试构建空间节点识别的基本框架,分为叁维综合识别和节点类型判读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城市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要素维、时间维、空间维全面综合的分析,探寻对城市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空间节点。第二阶段,以前一阶段识别的空间节点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自身条件和城市发展背景的相互关系,从指导城市规划角度,将其分为重点发展、重点控制和战略预留叁种类型。从实践中总结、到实践中验证,文章最后以大连为实例,对空间节点识别方法进行验证,并识别出大连城市边缘地区的空间节点布局。
郭丽娟[9]2009年在《现代行政中心外部空间环境设计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行政中心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高潮。行政中心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建筑类型,它外部空间环境的构成和表现将极大地影响到城市空间的整体发展,在城市空间中占主导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行政中心外部空间环境成为城市空间中重要的空间形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通过对中西方行政中心历史发展演变过程的分析,指出现代行政中心外部空间的发展正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威权走向民主,从管理走向服务。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过分强调建筑自身的设计、市政广场规模太大而缺乏场所感,缺乏对人文尺度的深入了解和应用,缺少对城市空间整体性把握。论文从行政中心外部空间的理论界定、构成因素、营造方法展开论述,指出空间的产生是源于人们对空间的参与和体验。行政中心外部空间的设计首先要考虑空间环境中人的使用情况、人的行为习惯及行为心理;要考虑城市空间中行政中心的整体表现;考虑基地周边环境对行政中心外部空间环境建设的制约和影响,包括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我们不要脱离城市空间,脱离城市文脉的标志性建筑,我们不能只简单地关注行政中心建筑单体自身的设计,而忽略行政中心外部空间在城市空间中连续性和完整性的表述。现代行政中心的外部空间应该具有广泛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要反映城市居民日常的行为和生活,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活动中来,并能真实地反映城市空间的延续和生长,创造满足人们使用要求的空间形态。通过对现阶段国内行政中心外部空间设计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现阶段设计中我们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指出,好的行政中心外部空间就是一个人们愿意停留,愿意参与的空间形态,是人的活动场所。另外,背景建筑理论的提出,希望对现代行政中心外部空间环境的设计做有益的补充。结合外部空间理论,以西安市未央新城行政中心为例,对项目的外部空间构成进行分项论述,深入分析其设计特点和值得借鉴的设计方法。
吕歆[10]2011年在《杭州市行政中心迁移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中心迁移热潮。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省会和长江叁角洲中心城市之一,它是否将目前的行政中心迁移到规划新址钱江新城市民中心,已经成为杭州市、浙江省乃至长江叁角洲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论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在于从理论角度阐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行为产生的合理性。对杭州市行政中心迁移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成果能对我国其他城市行政中心的迁移决策有借鉴作用。论文分为四部分。首先阐述国内外行政中心及其迁移的历史发展进程；其次,将经济理论和区位理论相结合,探讨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动力；再次,采用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总结国内外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影响因素、经验教训；最后分析杭州市行政中心的迁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基于问卷调查,运用MATLAB软件,结合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以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杭州行政中心迁移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得出杭州市政府应搬迁至钱江新城市民中心。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尝试进行中央政务区和行政区位论的探索,界定中央政务区的概念,提出行政区位论的基本设想。
参考文献：
[1]. 行政中心外迁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以合肥市为例[D]. 单峰. 清华大学. 2004
[2]. 从“扇叶城市”到“紧凑城市”[D]. 宋敏. 东南大学. 2017
[3].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D]. 熊国平. 南京大学. 2005
[4]. 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人口空间分布与用地布局互动特征研究[D]. 赵捷. 武汉大学. 2015
[5]. 基于政治经济分析的城市空间增长动力机制初步研究[D]. 查冬冬.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6].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以合肥市行政中心迁移为例[J]. 任茗. 安徽建筑. 2013
[7]. 大城市新行政中心区空间布局研究[D]. 孙昌浩. 山东建筑大学. 2013
[8]. 城市边缘地区空间节点识别研究[D]. 李浩.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9
[9]. 现代行政中心外部空间环境设计研究[D]. 郭丽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9
[10]. 杭州市行政中心迁移研究[D]. 吕歆. 浙江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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