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彦[1]2004年在《生命末日的言说》文中研究表明余华小说创作的前期和后期有诸多不同，余华小说的创作转型和余华在小说结构、语言和叙述上的探索，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创造精神一向为论者所津津乐道。但是，余华的创作转型中也有一以贯之和承继的方面，即对死亡的关注与言说，死亡叙述贯穿着余华小说创作的前期和后期。论文即以此为切入点来分析和考察余华的小说创作。 论文以余华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死亡”在作家创作中体现出的美学特征及哲学思考。首先，论文通过对作家童年经历、创作资源以及创作理念的揭示，分析了“死亡”成为作家始终不渝的表达的原因。独特的生活经历、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阅读共鸣、“写内心的真实”的创作原则，共同构成了死亡在作家作品和作家生命中的基本底色。其次，论文通过对死亡哲学的讨论，分析了余华死亡叙述所体现出的美学特征：死亡本体形态的呈现，叙述中突出的想象性和体验性以及冷观性和诗意化。最后，论文从人性的、历史的以及生存的角度，重在挖掘作家死亡叙述背后的深层意义。
解亚姣[2]2016年在《余华小说中的死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死亡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从美学角度上讲,死亡并非纯粹是凄惨的,不幸的事件,当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观照时,它就会与悲剧、恐怖、荒诞等不同美学特征联系在一起。余华的小说不仅大量涉及死亡,而且其死亡书写极具独特性。有人统计过,《余华作品集》(1、2、3卷)共收集了余华短、中、长篇小说共23部,大约只有7篇小说与死亡无关。余华频繁地选择死亡作为其建构作品的精神脉络,使其小说散发出异样的光彩,要解读余华的小说,离不开对余华小说中死亡问题的研究。余华是一位敏感于死亡的作家,他的创作始终没有放弃对死亡的言说,在其2013年发表的《第七天》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余华对死亡书写的迷恋。余华的死亡书写因其数量之多和表达之独特受到学界的关注。一方面,“死亡”作为余华小说的一个重要标识,是研究和理解余华小说的重要切入点。另一方面,对余华小说中的死亡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丰富了余华小说的研究内容,而且拓展了当代死亡书写的审美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余华是一位转型较为明显的作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其对死亡的书写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研究余华小说中的死亡问题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又必须进行分期研究。本文试图从余华小说的前期死亡书写,死亡书写的嬗变,思想渊源,价值及其困境等几个方面对余华小说的死亡书写做了一整体性的梳理和研究。
王建锋[3]2002年在《无望的救赎》文中研究指明余华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鲜明的个人主义感觉而着称于当代文坛，自《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余华就为自己，也为时代开辟了一片与传统世界相迥异的小说天地。 余华的作品每一篇都是独特的，这来源于他思维方式和叙述语言的独特，也来源于他对世界独特的感知方式。他如同一位蛰居的先知，他恐惧于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又焦虑人自身的无能为力，然而又异常平静地讲述着一个个末日来临的征兆。 本文欲通过对余华小说的全面观照，进一步把握余华小说的独特个性及其在当代小说中的影响。当然，本着建设性的立场，本文同时指出了余华小说的困顿，以期通过对余华小说个案的分析与反思，为当代文学建设做一点有益的启示。 论文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二部分 余华先锋小说的主题语码。余华小说的形式意义和精神指归都与一些显在或隐在的主题语码密切相关。理解了余华小说中的灾难、死亡、罪恶、绝望、救赎这些主题语码，也就为理解余华小说打通了道路。 第叁部分 余华小说的叙述策略。余华由80年代对形式和技术的极度迷恋，到90年代对形式和技术的高度警惕，直到《活着》、《许叁观卖血记》创作中的返璞归真，明确地显示了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轨迹。但“无为而为”总须为，“无法而法”总有法。这里对余华小说之“法”进行了回顾，以求其大化自然之法。 第四部分 余华小说的生存哲学。余华是个悲观主义者，在中国当代文坛中，他第一个将人置于本能和形而下层面进行观照，通过对肉体暴力的残酷书写，极端地提示出人和世界的黑暗景象。 第五部分 余华小说的美学走向。余华小说由先锋时期的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转为后期创作的舒缓、忧伤、理解和宽容，艺术风格的转变源自于作家对人和世界的“看法”的变化。 第六部分 余华小说的路在何方。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多元，解构之后是建设，建设的路如何走，更待作家迈出虽艰难但向前的步伐。 第七部分总结。 经研究发现，与传统文学真善美的主旨相比，余华小说通过对“真”的反思与重新审视，走了一条与传统遇然不同的文学道路：由真（现实世界的本真）而恶（人性的险恶）而丑（黑暗世界的不可救赎）。文学之人学意义的假定在余华这里遭遇拆解。从余华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放弃，并开始表现和揭示世界自身的规律。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深刻的立场转换，即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向后人道主义的立场转换。根据“否定之否定”的唯物发展观，作家只有从更高层面上回归人本，才可能走出自我的变的新路。
邱华栋[4]2014年在《空间位移中的碰撞与回响》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借助地理学的“大陆漂移”假说,评述“一战”之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新浪潮,即从欧洲波及北美洲和南美洲,进而波及亚洲直至整个世界的创新浪潮,探讨在这股创新浪潮中中国小说如何借鉴和创造性地转化拉丁美洲小说的艺术经验。小说的空间位移或地理迁移,作者称之为“小说的大陆漂移”。论文描述了“一战”以来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从欧洲现代主义、美国文学的繁兴,到“拉美文学爆炸”,再至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无国界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勃兴,整个过程在时间与空间上,形成了一个彼此勾连的文学链条。这个发展的流脉既在小说的内部显现为结构、形式、语言、文学观念的变迁,从外部看,则演绎出小说地理学式的迁移——从欧洲到美洲,最后到亚洲和非洲。纵观文学发展史,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互相影响、彼此激发,一代代的大作家树立了写作的标杆和尺度,与此同时,他们也以伟大的作品造就了文学世界的座座高峰,等待世人通过阅读去靠近,并在大师的激发下,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作品。论文希望通过研究描述并揭示出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论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扼要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拉丁美洲文学的译介情况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概述了“一战”之后,文学创新的浪潮如何从欧洲肇始,扩展到北美、南美和亚洲,不断延伸,并形成了一股互相关联、“求新谋变”的创作潮流。这股“新浪潮”在时间上从“一战”结束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跨度近百年；空间上则形成了从欧洲到北美洲,再到拉丁美洲,进而扩展到非洲和亚洲的“大陆漂移”,比如,从卡夫卡、普鲁斯特到威廉·福克纳,再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至中国的莫言,他们之间就有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联系。第一章重点论述了“拉美文学爆炸”现象前后出现的八个小说大家的作品,以及他们与欧洲文学的关系。第二章以二十个中国作家为例,详细探讨了他们所受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外来的影响,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新变,并使之成为世界文学之“亚洲文学”中的重要环节。论文的第叁章着重探讨了拉丁美洲文学在21世纪这十多年来对中国产生的后续影响和更为年轻的中国作家面对拉美文学的影响所做的回应。
叶永胜[5]2005年在《现代中国家族叙事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家族观念非常深厚,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强大的支配、制约作用。虽然在20世纪这个社会转型期,家族制度被瓦解,家族组织也走向崩溃没落,但是家族情结已经扎根于民众意识深处,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成为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家族叙事继承了明清家族文学的传统,记录了家族在现代转型期所经历的由兴盛走向衰败最终崩溃解体的过程,并由此折射出民族国家的沧桑历程;通过对家族中人物命运遭际的描述,展现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的悲喜忧欢,揭示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的嬗变历程。家族主题贯穿了现代中国文学史,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家族的观照与省察。现代家族叙事的流变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期关于个人、家族和民族国家的想像,反映了人们的现代化追求,并折射出一个世纪文化语境和话语主体情感体验的变动。 家族文学作为一个叙事类型具有相似的美学品格。题材特有的伦理、亲情内容,日常生活场景中体现出来的丰富文化景观,家事国史共生的浓厚历史意味,宏大繁复的组织结构,复杂多样的人物形象,是其共有的特征。先锋叙事在形式方面的实验探索,更是拓宽了其审美表现领域。现代知识分子对家族的矛盾心态孳生了家族叙事批判与眷恋的背反书写,体现了叙述者的“围城”意识。现代家族叙事在叙述视角和叙事功能方面也不断变化,由全知叙事转向限知叙事,由对政治文本的想像转向对文化文本的虚构。叙事文本中的话语之争,文本间的仿拟等修辞策略和悲喜剧艺术手法,都提示了言说主体的心理意识和价值准则。 关于家族性生存方式的展现是家族叙事重要的内容。20世纪叙事中,叙述家族衰落的颓败型叙事成为主要形式;另外,家族的恩怨情仇、神奇传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家族叙事中还包蕴着其它主题,如记录知识分子的心灵嬗变,反映农村和农民的百年命运,揭示女性生存体验等等。家族叙事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揭示了中国人的生存形态,展现了人性之丰富驳杂。 现代中国家族叙事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与国外家族文学比较,还有很多不足,如遵循政治性原则的功利性写作,日常生活的庸常化书写,叙事的影像化商业化,思想意蕴的平面化雷同化,情节的模式化,追求结构的史诗化等,艺术上缺少独创性。家族叙事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在主题的开掘、思想意蕴的提升、艺术形式的继承与创新上下功夫。作家要立足于对世界的个体化思考,创造独特的艺术世界。
张琳[6]2010年在《余华小说叙事中的博尔赫斯印迹》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诞生了先锋派小说,青年作家们大胆挑战传统小说的美学趣味,追求小说的叙事方式和文本意识,标新立异,以自己的文学实践为中国当代小说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为中国文坛形成开放多元格局起到了促进作用。众所周知,中国先锋派的应运而生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的涌入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其中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先锋派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小说中的叙事方式是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中国的青年作家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纷纷在自己的文本中进行实验。本文选择余华作为影响研究的对象不仅因为他是先锋派中走出来的杰出代表,更是因为余华是一个具有高度文体意识、始终保持旺盛文学生命力的作家。他在文学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着,以丰厚的创作实绩为读者和评论界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因此,本文力图从影响研究这一角度出发,对博尔赫斯之于余华的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被视为余华创作宣言的两部随笔——《虚伪的作品》、《我的真实》,其中包含的文学观和写作方法并非余华自己的首创或独创,实际是对博氏的师法与传承:在《博尔赫斯的现实》中我们能够摸索到余华的“内心真实”;在博尔赫斯的迷宫中,在博氏的记忆和幻想里,我们找到了余华解构线性时间、解构历史、解构日常经验的叙述武器;在二者的作品中都看到了面目模糊的符号人物,他们在暴力的狂欢中无意义的死亡;二者叙事风格上营造的后现代反讽风格,同样凸显着人类在宿命下的荒诞人生……当然,每一位作家都不可复制,比较影响研究也不是寻找逐字逐句的模仿。在历史的横坐标之中,每一位作家对他者的吸收都应该是潜移默化为一种情结,不留痕迹地渗透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正如余华所说“它们将我带走,然后又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1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节侧重论述博尔赫斯对余华小说叙事结构上的渐染。由于深受博尔赫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影响,余华以迷宫的多向设置,记忆的拼贴重组表达作家对世界时间结构的独特感悟;第二章节主要论述博尔赫斯在叙事策略上以暴力、死亡、符号人物以及幻想作为叙述符号对余华创作的启示;第叁章节论述的重点是余华小说叙述风格方面对博氏后现代反讽特点的继承;第四章节主要梳理出余华后期的自我突破。结语探讨余华对外国文学的继承和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积极影响和局限。博尔赫斯独特的创作观念和在小说叙事上的突出造诣逐渐成为了余华阅读中的一抹重彩,他的创作无疑是余华学习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资源。余华执着地探寻着精神真实,坚持为内心写作,借叙事话语(形式)对常规经验和日常秩序进行颠覆,用激进的解构、否定来反抗传统、历史和现实,指认僵化的体制造成的荒诞现实与荒诞人生,表现了作家面对价值危机、意义丧失的荒诞现实、荒诞人生的焦虑与无奈。在移植博氏创作经验、创作理念、创作技巧的同时也在一次次地进行大胆突围,从而达到了一定意义上的超越。
刘佳[7]2012年在《接受与疏离》文中提出余华的成功与外国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偶遇卡夫卡则是他文学历程中最美的一次邂逅。川端康成过于拘谨的叙事对细部描写的苛求，遏制了余华的想象力。在余华觉得“呼吸困难”压抑至极时，卡夫卡悄然而至随即解放了他的想象力。本文便是立足于卡夫卡对余华创作的影响，采用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法，去探讨余华对这笔文学遗产的继承以及发展。本文分为叁个部分对二者进行探讨分析。首先，探讨二者以梦境构建文本并指向死亡的偏好。余华说梦的能力得益于卡夫卡，而二者的梦境小说又有很大的差异，余华以荒诞情节影射、暗示、批判现实中的不公，卡夫卡则侧重在整体的荒诞氛围中烘托世界的荒诞与存在的荒诞，有形而上的意味。其次，探讨二者文中相似的主题“焦虑与宿命”。笔者认为，因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经历的不同，二者所体现出来的文本主题不尽相同，卡夫卡的焦虑与宿命以及由此衍生的恐惧一方面来自身份的缺失，另一方面源自于西方的末世恐惧，而余华的恐惧体验源于对“文革”中的莫名负罪，他文本中的宿命意识来源东方文化土壤。最后，探讨二者的创作技法。笔者认为，余华作品中人物符号化、叙事循环有着鲜明的卡夫卡印记，而随着余华生活经历的丰富以及文学观的转变，他逐渐的在这两方面疏远卡夫卡。余华认为卡夫卡对人物的处理过于随意，之后他作品中的人物逐渐有了自己的声音，而叙事循环也呈现了别样的特质。但在余华回归传统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余华在初涉文坛的时便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创作出一部部为人称道的作品后，他迫不及待地要书写“民间史诗”，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兄弟》失败的原因。
张莉[8]2006年在《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文中指出卡夫卡被认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在他之后的存在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甚至法国“新小说”等流派都与其渊源深厚。这就意味着,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与培育中成长起来的20世纪后期中国作家,几乎都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的惠赐。然而,仅仅证明这种毫无疑义的影响事实并非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而恰恰是在这种影响研究的事实之上,去清点卡夫卡所遗留下的这笔文学遗产被发掘的深度,被继承的可能性,以及被再创造的程度,可能才是研究目的所在。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文学中传播——影响研究方法,兼顾平行研究方法,探讨卡夫卡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影响,尤以卡夫卡与广泛意义上的“先锋小说”之关系为主线。全文分为五个章节:绪论部分以“悖谬”作为线索对卡夫卡的创作思想及艺术观念进行概述,并简要概括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影响关系,提出了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意义。论文第一章对80年代以后卡夫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进行点式爬梳,意图理清总体流变特征,并结合近期卡夫卡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展对中国卡夫卡研究的未来方向进行商榷。论文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具体研究卡夫卡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的影响。第二章从叙事艺术入手,选取“轻与重”、“虚与实”两个研究主题,分析卡夫卡“举重若轻”、“以实写虚”的叙事技巧对20世纪后期中国作家的示范作用。第叁章从审美观念入手,选取“梦幻的真实”与“心灵的真实”两个主题,研究卡夫卡“表现主观精神”的真实观对20世纪后期中国作家的启悟。卡夫卡认为世界与现实都是梦幻式的内心世界的投射,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作家也深刻地感受到内心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们在创作中也力图让文学回到内心,回到精神的自由空间。第四章、第五章论述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作家对卡夫卡存在体验的认同与发展。卡夫卡的创作内核是他的人学思想,而卡夫卡的人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存在的深刻体验。论文选取“孤独”、“罪责”、“恐惧”、“荒诞”四个主题,强调生命意识及存在体验是卡夫卡创作的内在力量所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20世纪后期中国作家与卡夫卡在表达相同的存在命题时所存在的差距。结论部分重申卡夫卡在叙事艺术、艺术观念及存在体验各层面均对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指出一种“影响的焦虑”:成功地借鉴与移植之后,中国文学的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个富饶丰硕的西方文学的下游平原?对此,论文指出,意欲成为影响放送者的中国文学还
杨芬芳[9]2012年在《《我的帝王生涯》：“焦点语句”的语篇修辞功能》文中指出本文确立《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燮国的灾难(快要)降临了”为“焦点语句”,以“焦点语句”为切入点,探讨其结构及语篇修辞功能,对苏童的这部小说进行修辞分析。“焦点语句”句法结构单一,属于动词谓语句类型的陈述句。“焦点语句”通过表达者和接受者的多重运作,建构并推动了整个语篇叙事。“焦点语句”既是叙述起点,又是叙述终点,行文中高频出现,自始至终规约文本的叙述路线,同时支持文本的叙述方式,在纵向和横向上都支撑语篇的叙述结构。“焦点语句”分别串接语篇的关键词“梦境”和“游戏”,而“梦境”和“游戏”又反过来传达了“焦点语句”的内涵意蕴,指向修辞哲学意义。“焦点语句”汇聚投射了小说的主题意义,包括“焦点语句”的显性修辞——个体生命悲剧和“焦点语句”的隐性修辞——历史文化悲剧,增强了文本的修辞张力,丰富了小说的修辞阐释空间。本文采取从小语篇分析透视大语篇整体修辞设计的写作思路,运用广义修辞学的相关理论,并吸收叙事学的营养,希望为《我的帝王生涯》研究工作的薄弱环节尽微薄之力。
孙巍[10]2008年在《孤独者的言说》文中认为余华的作品以惯于描写死亡、暴力、苦难而着称,这些方面广泛地被评论者们评说,本文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孤独着眼,来研究余华作品中的孤独意识。正文从余华小说作品中人物的孤独类型描写及分析、孤独与余华小说其他核心语码的关系、作家孤独意识成因分析、孤独之于余华的意义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从而得出解读孤独是研究余华作品、理解作家的有效途径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生命末日的言说[D]. 李明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 余华小说中的死亡问题研究[D]. 解亚姣.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3]. 无望的救赎[D]. 王建锋. 陕西师范大学. 2002
[4]. 空间位移中的碰撞与回响[D]. 邱华栋. 武汉大学. 2014
[5]. 现代中国家族叙事文学研究[D]. 叶永胜.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6]. 余华小说叙事中的博尔赫斯印迹[D]. 张琳. 吉林大学. 2010
[7]. 接受与疏离[D]. 刘佳. 湖南大学. 2012
[8]. 卡夫卡与20世纪后期中国小说[D]. 张莉. 苏州大学. 2006
[9]. 《我的帝王生涯》：“焦点语句”的语篇修辞功能[D]. 杨芬芳.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10]. 孤独者的言说[D]. 孙巍.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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