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海荣[1]2017年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视阈下《黄帝内经》病因病机条文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黄帝内经》(亦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最早文献,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其成为历代医家以及中医学习者的必读之作。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不断兴起,中医药逐渐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领略到中医的魅力,而《内经》作为中医学理论和医哲交融理念的奠基之作,其各种译本是国外中医学习者或中医文化爱好者了解中医的窗口。目前,国内外译者所完成的《内经》英译本已达到13部,译界对《内经》的英译研究事业也随之兴起。近年来,《内经》的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格、虚词、模糊词等语言研究,英译史研究,术语英译研究以及译本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鲜有人对《内经》中某一个理论的英译进行系统或专题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拟结合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对《内经》中病因病机学说条文的英译进行译本对比研究。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理论以生态学为背景,能够从更全面的视角对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进行系统的描述。翻译适应选择论在中医学的英译研究领域已经得到了初步应用,目前主要是用于指导或解释中医术语的英译,初步证实了翻译适应选择论指导中医英译的可行性。与此同时,中医学基础理论源于《内经》,掌握并运用这些基础理论是学习和研究中医的前提,因此对典籍中的基础理论进行系统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将具有很强指导性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与《内经》的病因病机学说相结合,以期扩展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应用范围,并进一步证实该理论用于指导中医典籍及中医理论翻译的可行性。本文选取李照国和吴氏父子的《内经》英译本,以其中病因病机学说条文的英译为研究对象,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阐释了两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并对两译本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首先,在宏观层面分析了翻译生态环境中影响译者做出适应和选择的因素,然后在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了两译本译者对原文和预设读者的适应,在术语和句子组织层面的选择,并从语言、文化、交际这叁个最主要的维度出发,比较了两译本译者在翻译方法上的差异。文章在第五章最后一节根据原语和译语在语言维和文化维的重迭程度将病因病机条文分为叁类并针对每一分类提出了对应的翻译方法:语言维、文化维完全重迭时以直译法为主,语言维部分重迭、文化维空缺时应结合具体语境灵活选择直译、直译加注、意译等翻译方法,语言维、文化维均空缺时可选择音译法、音译结合直译法、音译加注法、直译法或使用约定俗成的表达。最后,在结论部分提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不断做出适应和选择,在翻译方法上,语言、文化、交际这叁个重要维度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译者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适应和选择。
宿宇瑾[2]2015年在《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学术文本翻译》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内翻译事业方兴未艾,学术文本翻译研究蓬勃发展。学术文本对于传播不同文化、学术理论、先进思想等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语言学导论：社会与身份》作为典型学术文本,具有新颖丰富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本书的翻译为以后的研究带来更为可靠先进的理论依据。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文化特点、语言结构、交际意义等方面的适应,并且为贴近原文风格,符合读者群阅读特点,对译文语言结构、文化传递、交际意义等维度进行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其翻译原则是多维度的适应选择,翻译方法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笔者以《社会语言学导论：社会与身份》典型学术文本为例,运用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对学术文本的语言、文化、交际层次进行翻译,在文中列举典型翻译案例进行分析。笔者期望通过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支撑,对《社会语言学导论：社会与身份》翻译文本进行翻译案例研究,在提高自身驾驭学术文本翻译能力的同时,使更多的国内学者通过译文进一步了解国外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和最新研究。
曹海红[3]2016年在《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交传译员的适应与选择》文中指出翻译界近五十年的理论都围绕原文、译文、读者这叁个要素,很少关注译员本身。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近年来,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大多以译作为研究对象,很少研究口译实践。本文以2015年王毅外长记者招待会为例,试图研究汉英交替传译中译员的适应与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阐释翻译过程,主要探讨译员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下,如何做出适应和选择,最终得出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衡量译文整合适应选择度的要素有多维转换程度、听众反馈和译者素质。本文围绕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对案例进行研究,分析译员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并做出多维度适应性选择的。本研究发现,译员很好地做出多维度转换,通过运用增补、顺译、语句重组、意译和解释性翻译等口译策略得出了高质量的译文,从而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笔者希望通过此次研究,分析翻译适应选择论对口译研究的实用性和解释功能,并为口译理论和实践贡献一份力。
王志芳[4]2012年在《索伯自然选择论的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艾利奥特·索伯(Elliott Sober)教授是当代美国进化生物学哲学的杰出代表,他对科学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在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影响力。自然选择论是生物学体系的核心框架,也是生物学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论文将对索伯关于自然选择论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评价,深入探讨自然选择论的深层次内涵。引言部分阐述论文选题的意义、研究动态及研究思路。进化生物学哲学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索伯作为当代进化生物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生物学哲学思想在国外已被很多论文所论述,他的主要观点也在大量的学术论文中被引用。特别是,着名生物学家迈尔对索伯关于自然选择论的哲学思想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国内对索伯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处于上升阶段,李建会教授对他的思想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阐述其思想。本论文对索伯关于自然选择论的外部争论与内部争论问题的哲学思想进行细致阐述与深刻解读,并进一步探讨了索伯创造性地运用自然选择思想来论证心理利他主义进化的合理性。第一章“索伯生物学哲学的研究背景与理论特色”阐述了索伯生物学哲学思想的研究背景及其在进化生物学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指出其生物学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色和方法论。索伯侧重研究具体的生物学哲学问题,对进化生物学哲学具有极其独特的见解。他从生物学中的具体问题出发,探寻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使生物哲学从生物学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在研究方面,索伯善于运用逻辑分析法与概率分析法进行论证,并倡导多元主义方法论。第二章“索伯对智能设计论的批判——自然选择论的外部争论”探讨了关于自然选择论外部的哲学争论,即智能设计论对进化论的挑战。智能设计论是有别于自然选择论的另一种关于生命起源的理论,认为生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是由智能原因设计的。本章内容的重点在于分析索伯从科学哲学层面对智能设计论进行的理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设计论假说与科学的关系。索伯首先将智能设计论作为一种研究纲领与自然选择论进行平等竞争,运用似然性原则证明自然选择论比智能设计论更具似然性,并论证了可证伪性原则在批判智能设计论时存在的局限性。其次,索伯从科学的不完整性的角度得出智能设计论本质上是一个不属于科学研究领域的信仰问题。随后,索伯进一步探究了智能设计论的第一因论证,得出智能设计论带有宗教色彩。面对自然界,科学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因此科学理论是一个逐步走向真理的过程。从这个方面来说,自然选择纲领是一个可以通过修正而加以改进的纲领。然而,设计论是一个富于变化的学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提供万能的解释。索伯对智能设计论证的理性分析使我们清楚了智能设计论的本质,明晰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区别。第叁章“索伯的自然选择模型——自然选择的单位问题”是对索伯关于自然选择单位的哲学问题进行的深刻解读。以利他主义的认识论困境为基点,探讨自然选择的单位问题。按照个体选择论,群体是由“自私自利”的个体组成,利他主义将无法得到进化。由于利他现象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群体选择论认为利他主义的群体能够得到进化。之后,群体选择论受到基因选择论的猛烈抨击,基因选择论认为基因才是真正的选择单位。在选择单位的哲学争议中,索伯创造性地区分了群体内选择与群体间选择的概念,复兴了群体选择论的思想。他认为,在每一个群体中自私型比利他型有更多的后代,但是把各个群体的后代加在一起,利他型将比自私型有更多的后代。索伯进一步从群体选择的利他主义进化模式及群体选择背景下的文化进化两方面论证了群体选择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索伯提出多级选择模型,指出选择力可以作用于不同的层次上,个体、群体及基因都可能成为自然选择的单位。本文认为,多级选择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自然选择单位的问题。第四章“索伯对系统分类法的解读——自然选择的历程问题”讨论了索伯关于自然选择历程的哲学问题。由生命之树所展现的祖先关系的系统如何推论出来,索伯探究了分支分类法、表型分类法及进化分类法叁种系统分类法的哲学基础,并对这叁种分类法进行了深刻的比较与剖析,指出各自的优点及不足。索伯认为分支分类法是较为严格的分类法。分支分类法假设趋同性不存在或者趋同性很少发生,对趋同性的假设是简单性判断共同衍征有意义的充分条件。可以说,简单性原则是分支分类法所运用的重要的方法论工具。索伯从哲学层面对简单性原则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首先,索伯追溯了简单性原则的哲学渊源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索伯论证了简单性原则的叁个哲学问题：简单性的测量、简单性的合理性证明及简单性的权衡问题,得出简单性没有一个整体上的普遍合理性论证。索伯进一步研究了简单性原则在科学假说评价与模型选择标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简单性是一个有效的原则,但不能作为真理,在实际应用中应该进行严格的考察、批判与论证。第五章“索伯的心理利他主义进化理论——自然选择的应用”讨论了索伯的心理利他主义的进化论证。在第叁章中对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进行研究之后,这一章索伯进一步探究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利他主义。索伯将心理利他主义作为生物学意义上控制行为的直接机制,在进化论的视角下从有用性、可信性及效率叁个方面创造性地论证了心理利他主义假说的合理性,并倡导动机多元主义。本文从人类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方面出发,详细阐述了心理利他主义动机是内外因共同影响而进化的产物。索伯的进化生物学哲学思想是深刻的,通过解读索伯关于自然选择论的内部争论及外部争论的哲学问题,将对我们明晰智能设计论、自然选择的单位、系统发育推论及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生物学问题的解答提供更为宽阔的视角。系统阐述索伯对当代进化生物学哲学领域几个热点问题的独特认识,以便国内学者能够掌握索伯思想的精华,更好地促进国内外人士对进化生物学哲学前沿思想的交流,为科学活动的进步提供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
刘云虹, 许钧[5]2004年在《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着——《翻译适应选择论》评析》文中指出翻译研究有多种途径,包括语言学途径、文艺学途径、社会符号学途径、交际学途径等。最近,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一部探索译学新途径的着作: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在这部专着中,作者将翻译活动放入"翻译生
王发友[6]2016年在《科学哲学视域下的综合进化论研究》文中指出传统的科学哲学植根于物理学、逻辑学及数学,并把物理学作为科学范式。科学哲学对物理学的关注使得它无法为生物学这样丰富而复杂的学科新近取得的诸多进展提供合理的发展模式和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生物学一直是一个极其活跃的科学研究领域,并且不断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它就生物学现象提出了若干复杂的问题,并且对之给出了复杂的、富有成果的答案。生物进化论经历了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到综合进化论的不断发展,展示出了丰富且复杂的科学发展模式和方法论意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学哲学逐渐确立了在科学哲学中的显学地位。进化问题一直处于生物学研究的中心,而在诸多解释进化现象的假说中,综合进化论占据进化生物学的支配地位。同时,随着当前一些新兴学科领域的发展,围绕综合进化论的修正与拓展再次掀起激烈论战和研究热潮。因此,从科学哲学视域研究综合进化论,借助科学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工具,将综合进化论置于实际的科学史中加以认识,对综合进化论的历史渊源、形成动因展开系统论述,不仅对生物学哲学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拓展和丰富科学哲学的论域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论文将综合进化论放置于“研究传统”这一科学哲学的概念框架中,一方面,尝试使科学哲学为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与发展图景；另一方面,从生物学的理论竞争、方法融合的多元协调中梳理出可供科学哲学分析和拓展的研究资源,可以说是科学哲学理论分析在生物学领域的一个积极拓展。同时,论文运用综合进化论演化的史料资源展现劳丹“研究传统”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在史料支撑与辩护上,也是一个积极的推进。论文以综合进化论自身的形成进化史作为安排文章逻辑结构的依据。多元竞争的进化论构成综合进化论形成的知识背景。其中,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学派之间爆发的全面冲突最为剧烈,涉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具体构成理论等诸多层面。这个对立双方从冲突走向协调的过程有其科学史的特殊性。它们共同创建了许多新的进化概念,清扫了大量旧的误解概念,达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框架,为综合进化论的形成创造了可能性。杜布赞斯基、迈尔等多位创建者共同完成了将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的工作。这些奠基人因为彼此观点的相同或相近而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科学共同体。普林斯顿会议有幸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有力见证者。综合进化论的形成过程具有复杂性,它体现了一种双重性质的综合,一方面呈现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假说走到一起；另一方面显示孟德尔遗传学和古生物学走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种范式超越另一种范式的胜利,而是此前竞争的研究传统相互交换彼此最有活力的组件。综合进化论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一个类似于研究传统的更一般理论。综合进化论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库恩主义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综合进化论是一个包括若干核心要素、一些外围的辅助假说和前提条件的动态开放的研究传统。它的基本原理包括：符合遗传机制的自然选择学说的新解释、基于遗传变异实质的统一解释的渐进进化学说、专有硬遗传学说、基于种群思想的生物学物种概念。这四个原理构成综合进化论研究传统的核心要素,但每一个核心要素实际上本身又形成一个包括若干具体理论的次级研究传统,这些次一级的具体理论构成综合进化论核心原则的外围辅助假说和前提条件。而在这些基本原理的背后,还隐藏着纯思辨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预设,即综合思想、多元论、硬遗传观念和种群思想。对于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研究传统中的哪些成分应该被看作是不可反驳的问题,劳丹的相对化处置方式的合理性在于他看到了不可反驳的核心的历史变化性和前后连续性,但他忽视了已发生进化的前后相继研究传统之间质的差异性,他的选择核心的视野应该进一步拓展到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比较中。综合进化论科学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探索运用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整保护带的方法,如利用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异质性、对原来的理论稍作修改、引进辅助假说、调整研究实体的边界条件、将新兴学科的新发现纳入其研究传统框架、区分多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运用多元主义方法等。与一般研究传统的功能一样,综合进化论对其构成理论也具有问题定向作用、限制作用、助发现作用和辩护作用。诚如劳丹所言,每一门思想性学科,都有着一个充满着研究传统的历史。这些研究传统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结构。综合进化论也是这样一种具有自己进化历史的研究传统。它作为一个历史性实体,也有其产生、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并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积淀出该研究传统的相互关联的构造。如果按照时空维度的不同,综合进化论可以被划分为纵向的进化结构和横向的问题逻辑结构。当前,许多生物学家结合所获取的新信息、新数据和新概念试图修正或拓展综合进化论的传统框架。这反映了综合进化论进化的两条主要路径,即通过修正保护带化解反常问题的辩护之路和建构拓展的替代理论的挑战之路,并且这种双重进化的趋势仍将继续下去。论文运用综合进化论的历史演变路径,呈现了该研究传统在组织结构上所凸显出的纵向进化结构与横向问题逻辑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修正和拓展劳丹研究传统和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框架,展现了生物学领域研究对科学哲学理论建模的价值与意义。综合进化论研究传统具有丰富的方法论意蕴,如概念方法、种群思想、整体论和多元论,在方法论上拓展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生物学哲学的特色是侧重概念和概念的澄清,与物理学哲学专注于定律不同,它通过新概念的开发,以及对这些概念定义的反复提炼和完善推动学科的进展。所有的跳跃进化理论都建立在本质论的基础上,而种群思想则倾向于接受渐变论。种群思想是生物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成为现代进化理论的基础,也是生物学哲学的基本构成之一。在生物学哲学中,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对立和论战。整体论者认为,在把一切其它科学(包括生物学)的学说和概念还原成物理科学的学说和概念时,生物系统将完全丧失它们特殊的生物学性质。综合进化论在统一和多元论之间一直保持着张力。随着生物不同层次特性的发现与分子进化的崛起,生物学的统一理想受到限制。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综合进化论由追求统一转向多元论的解释：一是由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特性所决定；二是由于中性学说对泛选择论的挑战所引起。当前,进化生物学家不是寻求一个新的统一的进化论,而是似乎愿意接受多元的因果过程和类型的解释。米切尔和迪特里希捍卫的综合多元主义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种类的多元论,如协调多元论,也就是说,多元论本身也是可以多元的。
张杨[7]2014年在《儿童权利在权利学说上争议之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在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正当性问题上,西方学者们一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在选择论和利益论之上。比较而言,利益论作为儿童权利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较之选择论有诸多优势。然而,最终它面临的关于儿童权利问题的挑战和困境与选择论是相同的,也即涉及儿童权利理论的前提性批判、儿童权利的行使以及儿童权利的具体内容等问题。
吴先逵[8]1996年在《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叁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强调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作为唯心史观的主体选择论，强调和无限夸大历史主体自由选择的能动性。历史决定论承认和重视历史主体选择的能动性，它无疑内在地包含着主体选择论的因素，但不能把它归结为主体选择论。在唯物史观中，只存在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的辩证统一，而不存在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的辩证统一。
王甫勤[9]2011年在《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健康不平等现象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即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以往研究主要通过追踪数据来检验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机制,并从侧面比较了这两种理论的解释力。本研究强调健康不平等是社会阶层地位不平等的再生产,而社会流动是降低社会阶层地位不平等的重要途径。因而,本研究假设,是否发生社会流动对于改变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上向(下向)流动能够促进(降低)人们的健康水平,并且有助于降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健康梯度。分析发现,社会流动(方向和距离)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显着作用,但只有长距离的社会流动才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明显的提升(或抑制)作用。从总体上看,在当前中国背景下,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强于健康选择论。社会流动在健康不平等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混合"作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水平。
吴丛栖[10]2016年在《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古诗中的习语隐喻翻译》文中认为古诗词英译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这不但需要译者具有渊博的学识,还需具备灵活的翻译技巧。而要将中国古诗中习语隐喻的语言形式和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准确地用英文表达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许多学者专家致力于翻译理论研究或者具体的翻译实践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些翻译理论和具体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从翻译就是适应和选择的角度探讨古诗中的习语隐喻翻译。隐喻是一种修辞方式,也是诗歌的重要准则。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隐喻深受文化、地域、时代、思想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同样,习语也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在卷帙浩繁的古诗词中,用习语来表达隐喻意义的手法随处可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采取有效的翻译方法将习语巧妙地翻译成英文,做到既不失其语言形式和风格,又能保留意像,传达出诗文的意境和思想感情,使译入语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相近的审美感受。本课题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翻译即适应和选择的翻译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古诗词的英译本为语料,分别从古诗中被广泛运用的且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特征的历史隐喻、神话传说隐喻、动植物隐喻和情感类隐喻进行分析,探讨古诗翻译中译者对翻译适应选择论提出的“叁维”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转换的适应选择程度。本文发现,在古诗习语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面临语言性因素和非语言性因素这两种翻译生态环境。同时,译者在“叁维”转换上的适应选择程度越高,其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就越高,因此译文的质量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今后的诗歌隐喻翻译研究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阈下《黄帝内经》病因病机条文英译研究[D]. 邱海荣.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7
[2].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学术文本翻译[D]. 宿宇瑾. 北京交通大学. 2015
[3]. 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交传译员的适应与选择[D]. 曹海红. 内蒙古大学. 2016
[4]. 索伯自然选择论的哲学思想研究[D]. 王志芳. 山西大学. 2012
[5]. 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着——《翻译适应选择论》评析[J]. 刘云虹, 许钧. 中国翻译. 2004
[6]. 科学哲学视域下的综合进化论研究[D]. 王发友. 东南大学. 2016
[7]. 儿童权利在权利学说上争议之探讨[J]. 张杨.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8]. 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叁题[J]. 吴先逵.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9]. 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J]. 王甫勤. 社会学研究. 2011
[10].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古诗中的习语隐喻翻译[D]. 吴丛栖.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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