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昱[1]2006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货币政策》文中认为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是一些实体要素,如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而对于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却较少论及。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货币政策属于宏观经济理论,所涉及的是短期内总供求关系的调节,而经济增长问题属于增长理论,本质上是一个长期问题。本文将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目的是探讨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文章首先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将重点放在研究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在促进储蓄的形成以及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虽然货币政策并非经济增长的实物要素,但它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文章用了一定的篇幅探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问题,在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我们主张以稳定币值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因为只有货币稳定,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方面,可行的选择是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逐步强化利率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淡化货币供应量指标。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文中主要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微观主体渠道的角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商业银行、企业、居民个人及地方政府等微观主体的一些行为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传导效果,导致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并不高,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改革。
马文鹏[2]2016年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文中提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刻的再平衡与再调整时期,这一进程仍在持续。受金融危机影响,加之过去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深化,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前期政策消化的叁期迭加阶段,从增速变化、结构调整与动力转换等方面观察,宏观经济处于"新常态"的特征颇为明显。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环境与增长条件均在变化,为宏观政策的运用提出了重大挑战。面对产能过剩、负债过高等新常态下经济中的"富贵病",货币政策仍是宏观调控的必备以及重要手段。但在新常态下如何实施货币政策操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新问题,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面临松紧两难的矛盾,在操作方式以及理论依据等方面亟需开展深入研究,以为其后续实施提供参考和支持。同时,在货币理论发展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再次得到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关注,传统货币经济理论框架得到了修补与改进,为货币经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案例以及货币经济理论重塑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探讨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为相关研究赋予了历史使命。论文综合运用逻辑推理与数据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相关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提供建议参考。首先,论文从经济周期、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以及货币的内涵、货币政策的传导、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等角度分别对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与重构,为后面研究的展开提供基础与铺垫。其次,通过对新常态背后的经济周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等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因素进行分析,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剖解,对过度负债与产能过剩等现实困境进行探究,论文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对新常态内涵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运用进行探讨。再次,在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环境演变与货币信用周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检验与估计,发现数量型工具在当前仍具有重要优势。模型检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实证依据。然后,通过对金融危机后货币理论改进与完善的反思,在理论方面得到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启示。基于以上实证与理论支撑,论文构建了一个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建言献策。同时,论文对SLO、SLF、MLF、PSL、利率走廊与MPA等诸多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供建议参考。最后,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对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卢彬[3]2008年在《日元升值及调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开始,系统分析了日本经济增长和日元汇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日本经济增长和日元汇率波动呈现一定的相关性。战后日本“贸易立国”经济战略的确立,要求日本在出口贸易上不但要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质量,还必须要有更低的价格来支撑这一战略的实现。相对低估的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固定汇率成为了日本产品在国际贸易上长期具备价格优势的保障,而固定汇率制度则成为了日本在战后22年(1949-1971年)经济繁荣的保障。1971～2008年日本经济从平稳增长到陷入萧条与日元汇率大幅波动密切相关。本文还系统的分析了日元升值时期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并得出了一些结论。失误的调控措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本币升值时期的宏观干预措施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当时经济状况充分的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不宜草率进行干预和调控。进入2008年以来,中国在人民币升值时期的经济状况既和70年代时的日本有些相像又和80年代时的日本有些相像,于是本文在总结了日元升值及调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的经验和教训后,得出了对中国经济在人民币升值时期的几点启示。第一章引用了汇率的相关概念及理论,界定了汇率的定义和标价方法,并进一步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阐述了汇率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接下来分析了国际收支与汇率之间的关系,最后介绍了货币汇率制度的沿革。第二章主要分析研究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与日元汇率的关系。本章按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将日本经济划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剖析。第一部分是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第二部分是日本经济进入平稳增长时期;第叁部分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时期;第四部分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趋冷时期;第五部分是日本政府重振日本经济时期;最后为本章的小结,得出了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是利大于弊的结论。第叁章主要分析研究了日元升值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总结了五大观点。(一)列岛改造计划诱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二)竞争两党格局导致了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叁)股票市场成为日本政府疏导流动性过剩的场所之一;(四)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成为日本经济走向萧条的元凶;(五)泡沫经济被“鲁莽”刺破后,重振经济则难上加难。第四章主要对比分析了人民币与日元升值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政治背景。第一节研究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当前时期中国经济状况和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日本的经济状况之间异同点。第二节研究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在本币升值时期社会政治背景的差异点。这一章的结论为第五章提出启示打下了基础。第五章是根据以上章节的分析研究结果,提出了日元升值及调控对中国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五点启示。
聂鹏[4]2011年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叁十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中国享有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这种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中国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成就、原因、代价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然后,基于DSGE模型从实证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最后得出结论。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解释与文献综述。首先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进行简单回顾,然后主要对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根源与持续性的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指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发展,可以划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五个发展阶段。很多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应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但是国内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结果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本章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总结、评述,以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成就及其原因,客观地认识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以及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的可行性。第叁章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概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历史的奇迹。本章分别基于供给需求视角和TFP视角,对过去32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传统动力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表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叁大动力,具体来讲,可以分为,市场化、国际化、需求、出口、技术进步、人口红利、高储蓄高投资和制度转型等很多方面。中国叁大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趋势,体现出中国经济增长一系列特征：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阶段,所以几乎所有的年份第二产业的贡献率都是最大；第二,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转型以来,第叁产业的贡献率开始逐步上升,第一二产业的贡献率不断下降。但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仍然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推动,特别是工业。第四章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看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叁次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改善,但是叁次产业结构仍然不合理,特别是第叁产业比重过于低。在产业结构上来看,东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叁产业比重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第二、叁产业比重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所占比重低而第叁产业比重很高,产业结构较为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人们收入水平也得以大幅度提高。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具体来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国家居民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在扩大。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直接影响很小,间接影响则相对较大,并主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化、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美国国内需求减少等方式使得我国出口、投资和消费等叁大需求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短期来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为我们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提供了新的机遇。第五章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到2030年,中国经济是否仍然能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有多大?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首先正确分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来源和动力,只有在对各种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做出正确分析后,我们才能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做出科学的分析和预测。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开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尽管计算结果显示在2000年以后这叁项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减弱的趋势,但是未来的潜力仍然非常大,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主要以来动力。在要素投入方面,投资还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不过投资效率需要特别注意。总体来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和动力；具体来讲,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内需、城市化、工业化、第叁产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改革开放。本章构建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具体量化成13个冲击来,模拟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任何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问题。根据该模型的预测结果,未来的2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2%,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持续增长20年。第六章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根据上一章的分析结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高涨的有效途径,那么具体实施的措施有哪些?这就是本章要研究的问题。本章构建了一个包含16种冲击的更加一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来模拟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状况,实证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宏观政策选择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调整经济结构战略性,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途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使用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第七章结论。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第一,调整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力。把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作为调整需求结构的重点。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基础。这就要求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开放。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第叁,加强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强节能减排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方面。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任务。第四,统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区域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和利益补偿机制,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规划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开发边界,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动形成大中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总之,要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就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本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澄清了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问题,如增长怀疑论,增长极限论。第二,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量化成冲击,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模拟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状况,同时检验该模型分析我国经济的适用性。第叁,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这个增长模型,综合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理论的相关思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与现实更为一致的理论解释,对增长的持续时间进行分析和预测,并总结其对经济发展的政策含义。尽管论文的研究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对国内外最新的经济增长方面文献的研究还不够。二是在实证分析时所用数据不一定是最新的,另外构建的模型仅仅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一方面的尝试,还远远不够,还有待于将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麦福敏[5]2014年在《影子银行作用下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研究》文中认为目前,对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周期上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方向上的非对称性。本文选取MS-VAR模型,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两个区制,进而研究经济周期上的非对称性,具体而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实行的货币政策效果是不一样的。随着我国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壮大,金融市场的发展环境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越难实现,影子银行作用下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上,结合1998-2013年期间我国所处的不同经济周期,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取得的效果；接着从实证层面上,选取2003年到2013年的季度数据(由于1998-2002年影子银行的数据不全,故不使用),把货币供应量M2、影子银行规模SB作为实证的自变量,把经济增长GDP、物价指数CPI作为因变量,采用MS-VAR模型,研究影子银行作用下的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实证结论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果被影子银行加强了。在经济增长时期,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消弱了,其中价格效应的消弱效果比产出效应更明显；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货币政策的效果被加强了,其中价格效应的强化效果比产出效应更明显。因此,影子银行作用下,不同的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效果非对称性被加强。
周继燕[6]2016年在《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经济增长大多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发生的次数屈指可数。因此,多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对通货膨胀给予更大关注,研究通货紧缩者甚少。然而,相对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通常更加难以应付,因为通货紧缩一旦发生,带来的便是旷日持久的灾难。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还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如今又一次处于通货紧缩的泥沼之中,抑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建国以来发生的首轮通货紧缩,无不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继成功预言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前夕再次预言,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提到:"21世纪将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或将遭遇'失去的十年',萧条经济学将重返历史舞台。"这究竟危言耸听还是会一语成谶?不得不令人反思,通货紧缩是否再度来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货紧缩呼声再次高起,为防止经济衰退,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试图力挽狂澜,助推了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随后,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指标持续走弱,CPI增速在2012年7月低于2%的水平,并于2014年8月开始正式跌入" 1"时代,PPI自2012年3月份开始呈现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末,PPI已连续46个月负增长,同时,GDP跌破7%的目标,实现6.9%的增长速度。由此,再度引发关于当前中国是否面临通货紧缩风险的争论。然而,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不同,此轮通货紧缩风险是在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时期发生的。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是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口结构转变的必然结果。根据人均GDP这一指标衡量,中国已在2010年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以人均GDP为衡量指标),中国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此外,在2001年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比重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总抚养比也于2010年开始上升。长期以来,人口红利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意味着传统增长动力逐渐式微,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经济增速放缓。如果说经济增长减速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通货紧缩风险则是新常态下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本文认为当前通货紧缩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来自供给侧的结构冲击,如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度负债导致的债务-通货紧缩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新常态下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对策作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首先对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进行了阐述,并通过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物价水平变动趋势,对中国是否发生通货紧缩进行初步判定。其次,从通货紧缩风险形成的直接原因出发,分别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性研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再次,在对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寻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最后,从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叁个维度,提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本文分为七个部分,主要结构及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罗列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出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理论探源和文献述评。对马克思的通货紧缩思想、供需失衡论、货币供给收缩论、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论等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主要从通货紧缩本质和成因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叁部分为通货紧缩的甄别机制和初步诊断。从理论上对通货紧缩的界定范畴、判断标准、衡量指标进行分析,详细阐述由物价水平下降、货币供给不足和经济持续衰退叁者分别或共同决定的单要素论、双要素论和叁要素论。在此基础上,具体剖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着重分析物价水平、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叁个经济层面的趋势和特点,厘清叁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当前中国通货紧缩形势做出初步判定。第四部分为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及实证分析。从结构性因素、资源环境因素、货币因素和外部冲击因素四个角度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成因进行定性分析。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引入结构性因素及其他控制变量,得到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分析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建立叁机制门槛回归模型,以通货膨胀率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期间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分为通货紧缩、低通货膨胀和高通货膨胀叁个阶段,从而得到各因素对通货紧缩风险的影响程度。第五部分为国内外通货紧缩治理政策与经验借鉴。回顾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通货紧缩的时代背景、形成原因及经济影响,对比分析美国、日本通货紧缩的特点及治理经验,并探索其对中国的启示。第六部分为应对通货紧缩风险的政策建议。在总结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引发中国通货紧缩风险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人口结构变化、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等结构性因素的冲击,提出实施结构化改革和总需求管理政策以及多种政策的科学合理搭配策略,以有效应对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展望。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孙玉奎[7]2016年在《中国货币高增长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以来我国货币供给持续高速增长,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速高达18%以上,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货币供给增长为何如此之快?其与我国通货膨胀间存在何种关联性?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首先从货币统计角度出发,对货币高增长的内部结构进行剖析,分析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来源。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主要有外汇占款、买卖有价证券和再贷款等渠道,货币扩张过程主要有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资产、购买有价证券和开展同业业务等存款派生渠道。总量角度来看,过去20多年,我国货币供给增长很快,广义货币年均增速达18.5%。结构角度来看,基于货币乘数理论分析,货币高增长绝大部分由基础货币高增长推动,货币乘数仅在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时期对广义货币增长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分析,基础货币高增长主要是外汇占款高增长所致,货币乘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后企稳的变化态势,前期上升主要受通货比率下降影响,中期下降主要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导致,后期企稳主要归因于我国对于法定准备金率政策的谨慎运用,更加注重结构性货币政策。货币构成结构分析发现,广义货币增长主要是准货币高增长,狭义货币增速趋缓。进一步细分,准货币中居民储蓄存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最大,单位定期存款增速最快,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也占到20%以上,狭义货币中的单位活期存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也较大。货币形成来源结构分析发现,货币增长主要来源于贷款,其次是外汇占款。在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外汇占款对广义货币增长贡献率达4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贡献率显着下降。这符合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外汇资金的实际。本文接下来从货币需求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解释了货币高增长的深层经济和金融原因,即实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变化及金融体系特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投资和出口驱动。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金融体系下,投资增加需要更多信贷,从而贷款渠道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强制结售汇制度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出口的增加带来更多外汇占款,从而外汇渠道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性研究方面。首先,鉴于已有研究真正从“长期”视角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基于“长期货币中性”的数理定义,对我国货币增长对实际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影响进行了严格检验,结果显示:基于传统通货膨胀率指标下,长期货币中性在我国并不成立,货币供给增长在长期不但没有对实际产出产生作用,也没有完全转化为通货膨胀率。传统通货膨胀率指标没有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本文基于动态因子指数方法构建了我国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广义价格指数,并基于该指标进一步对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于广义价格指数下的通货膨胀率指标能够验证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也即是说,如果将资产价格的变动考虑在内,长期货币中性理论在我国是成立的。文章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资产市场的发展对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影响问题,在影响机理分析中提出资产市场发展对传统货币与通胀关系的影响有叁种效应,即中介传递效应、分流吸纳效应和通货紧缩效应。其中,通缩效应仅发生在严重资产泡沫破裂后的信贷危机情形下发生,我国尚未发生过类似情形,就是说,目前通缩效应在我国并不明显。一般情形下,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与通胀关系的影响取决于中介传递效应和分流吸纳效应的强弱对比,当中介传递效应强于分流吸纳效应,则对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为正,当分流吸纳效应强于中介传递效应,则对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为负。实证研究发现,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产市场的发展对两者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股票市场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为正,即其中介传递效应较强。房地产市场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着的负影响,即房地产市场的分流吸纳效应较为显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分流了部分货币供给增长,使得货币供给增长没有完全流入一般物价领域,因而货币供给增长率没有完全转化为传统的通货膨胀。短期内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性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鉴于目前国内鲜有对不同经济背景下两者间关联程度差异的分析,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首先使用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下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研究证实两者间关联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下货币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间的关联程度存在差异,以下时期两者间关联程度相对较强:2000年至2001年、2003年至2008年,这些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以下时期两者间关联程度相对较弱:1997年至1999年、2009年至2013年,这些时期恰好对应两次国外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时期,国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货币供给增长最先对房市和股市等资产市场产生影响,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效应所需滞后期较长,资产市场的发展使得货币增长向一般物价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生了变化。资产市场高速发展时期,通货膨胀对于货币增长冲击的响应值达到最大所需时间更久,其对通货膨胀的分流吸纳效应更加显着。文章进一步选取不同变量作为门限变量将经济状态划分为不同区制,使用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研究证实:短期内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程度并不依通胀预期高低或信贷增长快慢而不同,而与经济增长率高低、货币增速快慢及股市或房市等资产市场繁荣与否有关。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联程度越大。货币增长率越高,两者间的关联性越明显。资产市场的繁荣则会分流部分货币增长,使得两者间的关联程度减弱。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从货币统计角度出发,对货币高增长的内部结构进行剖析,分析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来源,从经济发展模式角度,解释了货币高增长的主要根源。第二,对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进行了严格检验。构建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广义价格指数,并基于该指标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长期一一对应关系。第叁,梳理总结了资产市场发展对货币与通胀关系影响的叁种效应,并对我国资产市场发展对我国货币与通胀间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基于TVP-VAR和门限回归模型分别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及不同经济状态下货币与通胀间关联性的差异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启示主要有:首先,货币问题研究不仅要关注总量视角,更要关注结构化视角;其次,研究更具代表性的包含资产价格变动信息的价格指标具有重大意义,宏观调控也应进一步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变动给予关注和反应;第叁,关注资产价格变动影响,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其大幅下跌可能对经济和物价稳定带来的过大负面冲击;第四,货币政策等宏观金融政策应与时俱进,综合考虑经济所处发展时期和经济状态,适度发挥好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机制,提高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肖炎舜[8]2017年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提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叁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叁者关系等“叁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叁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李娟[9]2007年在《中日经济高速增长机制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近年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以及如何保持快速增长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日本也曾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并在此期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作为邻国，日本和中国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一般的理论分析将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纳入了一个共同的“东亚模式”中，认为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中国正沿着日本的轨迹发展。本文主要就两国经济高速增长出现的背景、原因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经济增长机制上寻求有助于针对性地解决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各种问题。已有的相关研究大部分是选择一个国家(中国或日本)经济高增长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质量或经济政策中的某一个角度展开专门研究的，对经济增长机制展开全面研究的以及对两国进行比较研究的相对较少。此外，对两国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相对较早，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日本经验的介绍，对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中、日两国经济高增长机制进行比较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对总结日本经济高增长结束的教训，以及对于延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借鉴意义的研究很少，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点所在。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比较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归纳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分析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次对推动中、日两国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进行对比综合研究。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主要阐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目的及意义，并对本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做简要介绍，最后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以及创新点。第2章主要从系统论角度探讨了中、日两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机制，阐明了本文选择从宏、中、微观叁个层次进行研究的原因所在。第3章对两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做出对比分析。第4章、第5章从内、外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中日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的动因，得出推动中日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内外因素具有很大相似性的结论。第6章介绍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的表现及原因，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同本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付琼[10]2011年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文中提出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GDP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保持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誉为“中国奇迹”。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和人民币升值开始成为世界性关注的话题。经济崛起体现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是我国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焦点从增长速度转移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尽管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累计升值23%,弹性明显增加,但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指责汇率操纵的声音不绝于耳。可见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我国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与新兴经济体汇率制度被迫退出和频繁调整形成鲜明对照。从演进趋势看,虽然呈现向更为灵活汇率制度转变的趋势,但具体演变路径具有明显特异性。本文站在全球化开放经济视角,在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从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这一角度对经济崛起过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全景式研究,探寻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模式,以明晰未来改革方向。论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美元霸权的形成及影响,人民币主权与美元霸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研究的关键问题。然后通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与我国经济崛起的良性互动,说明坚持人民币主权是我国汇率制度的根本特色。接下来通过对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汇率制度困境的深入分析,指出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是造成现实困境的根源。最后得出结论,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货币主权理论,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坚持国家干预和政府管理原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并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最终成为比肩美元的国际本位。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现实,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关系。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与长期美元霸权密切相关。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巧妙地借助黄金的威严确立了美元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上帝。美国牢牢把握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也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去除了美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美元由本位货币发展为霸权货币。通过美元霸权,美国放任贸易收支逆差,攫取他国资源;大量举借外债,控制债权国;主导汇率制度窃取别国货币主权,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元霸权与本国货币主权的冲突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经济崛起使我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不是金融大国。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和经济利益,势必与美元霸权形成冲突。我们需要承认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是弱势货币。面对冲突,既要认同和接受美元霸权,同时要利用美元霸权来制定人民币货币战略。那就需要建立一种既要以美元为本位,又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汇率制度。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可以概括为:1.汇率变动以我国利益为基础;2.从我国的利益和相关国家利益出发管理本国货币供给;3.对资本流动加以管理和限制。坚持这一制度才能够保持货币主权,抗拒美元霸权。在我国经济发展各个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相应阶段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状况、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目标等相适应,因此既实现了平稳转型,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对外经济交往几乎停顿,贸易盈亏由国家统一承担,汇率实际退化为计价核算工具而失去本来的经济意义,1955-1971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保持不变。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高估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实施重工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人为高估本国币值,实行低汇率政策,保证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内在地要求汇率制度做出调整。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同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相适应,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模式,而是通过双重汇率制度并行,逐步消除原有制度带来的汇率高估扭曲,渐进式改革特征十分突出。人民币不是通过扩大波动幅度,而是由央行直接调整中心汇率,逐渐退出固定汇率制而转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一模式是在汇率形成机制中逐渐增加市场决定的比重,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保持汇率稳定可控。在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下,汇率制度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改革开放→外贸、物价、税收、金融等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进出口、外商投资→对外经济交往扩大→进一步推动开放。转轨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通过对名义汇率缓慢、不规则的调整,逐步向市场均衡汇率靠拢,比较平稳地解决了旧体制下汇率高估问题。我国没有出现很多转轨经济或发展中国家曾经历的汇率大幅贬值伴随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通过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回归到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水平,为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和推动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基础。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形成,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外部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时期。理论上短期一般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清晰地解释了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为研究汇率制度与我国经济成长的互动以及汇率制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全面视角。对于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绩效(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没有形成所谓最优汇率制度的一致结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资源禀赋、发展模式、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等不同,只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维护本国利益的汇率制度才是合适的。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经过两次重大变革:1994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际转变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汇率制度演进是在政府主导下主动展开的,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的权衡,演进过程平稳、有序、可控。从理论上讲,汇率制度目标既可以是维持经济增长,也可以是充分就业、维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是以上几种目标的组合。我国政府通过汇率制度调整和资本项目管理,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独立有效、金融安全、币值稳定等目标的协调。从实际表现来看,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人民币汇率制度在促进出口增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崛起和进出口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2年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这一压力是多种因素复合的结果: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是升值的内在趋动力;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巨额外汇储备、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等因素使升值具备了内在基础;全球经济失衡则造成升值的外部压力增大。但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和以上各种经济因素都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上升到国家利益之争。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是维护美元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客观来看,升值压力下内外经济失衡使得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成本逐渐增大,要求相应做出调整,2005年汇改即体现了这一思路。人民币升值压力集中体现了美元霸权与人民币主权的冲突,使得我国维护货币主权的难度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地位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资本流动日益频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现行汇率制度下出现了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形式严峻,货币政策空间受到挤压等诸多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深入分析当前汇率制度面临的困境,我们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债权国的“高储蓄两难”困境,货币错配所导致“浮动恐惧”,还是人民币出现的内外价值背离、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冲突困境等等,深层原因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美元霸权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货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弱化了本国货币主权和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实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必然最为突出,因此汇率制度面临巨大困境。国内外众多研究建议通过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加速扩大汇率弹性、实行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汇率制度来解决宏观经济困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严重谬误。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和汇率制度的政策困境关键在于我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坚持货币主权原则。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反思,呼唤凯恩斯主义的回归。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货币主权、人为调节取代自然规律、政府干预和管理的经济思想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提出的以国家本位为标准的汇率制度理论应该成为未来改革的理论依据。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灵活协调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之间的关系,谨慎开放资本账户、长期内创造条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这是在未来经济崛起过程中,我们始终应坚持的“中国模式”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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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货币高增长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性研究[D]. 孙玉奎.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8]. 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9]. 中日经济高速增长机制比较研究[D]. 李娟.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10]. 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D]. 付琼. 吉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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