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军[1]2003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工委从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下的隶属关系转变为国务院的下属部委，国防工业相应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的体制转换为国务院单独领导的体制。同时，中央军委成立总装备部，归口管理全军装备。新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的成立，拉开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又一轮改革的序幕。 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国防工业长期研究的课题。改革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建立高效精干的国防科技工业新体系，是国防科技工业“九五”期间的”“重头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多样化和经济全球化，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我国原苏联模式的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也越来越快。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实际状况，作出重大改革；将原来的5个军工总公司改组为十大军工集团公司，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对60多家企业进行了企业制度试点，军工企业的破产和兼并工作不断深入；31所军工院校移交地方，2000年元月圆满地完成原来5个军工总公司所属院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初步建立了“军民结合”的新型管理体制。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体制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国防工业系统运行不畅、效益低下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市场经济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国防建设论述为指导，从基本理论入手，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目标模式。论文由绪论和叁大部分构成。 在绪论中，主要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涵义、研究内容及研究目的。在分析管理体制的狭义和广义的提法后，笔者认为市场经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济条件下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是国家和军队在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流通、维修等活动中所采用的所有制、运行机制、组织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的总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的内容包括所有制、运行机制、组织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管理体制各项改革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管理体制目标模式。 在第一部分中，主要阐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走军民结合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根据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历史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揭示出我国国防工业原“纯军”型管理体制走向终结的客观原因。其次，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战争需求、国民经济现状以及国外管理国防工业的经验出发，提出我国国防工业建立军民结合型管理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在第二部分中，主要阐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对我国国防工业五十多年来的历史研究过程中，重点考察了我国国防工业军民结合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示出我国国防工业的所有制、运行机制、组织体系、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第叁部分中，主要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目标模式。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要遵循军民结合、借鉴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目标模式，是建立在公有制为核心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以及计划与市场复合型机制基础之上的，以国务院相关部委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和科学的决策、激励、调节等各项管理制度的总和。 本文的创新观点主要是:第一，以军品为标准，打破原国防工业的界限，建立军民结合的国防工业大系统;第二，以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基础，构造国防工业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第叁，以市场机制为微观基础、计划机制为宏观调控手段.，构建国防工业复合型运行机制;第四，以国务院各部委为依托，建立军民兼容的国防工业组织体系。
杨贵彬[2]2007年在《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的目标与实现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新军事变革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建设国防的双重艰巨任务考验，国防科技工业的综合实力亟待加强。环境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迫切要求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要走寓军于民的发展道路，加速实现新时期的转型升级。满足军事需求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是国防科技工业新世纪所面临的两大重要任务，把两大任务统一起来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寓军于民的宏伟目标。研究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目标体系的构成和实现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可以为寓军于民进程的推进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从而达到规避风险，保证效果的目的。论文对国内外关于寓军于民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国防科技工业的特点，给出了本文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在对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含义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应该从目标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寓军于民。按照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过程中“军”与“民”在整体趋势上的分合关系，论文将国防科技工业军民关系的制度变迁分为了4个阶段，对于每一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从动因、主要措施和事件、结果叁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论文从军转民、民转军两个方面分析了国防科技工业军民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并对寓军于民的理论与现实动因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论文总结了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以色列四个典型国防科技工业发达国家在寓军于民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得出了对我国的启示。在概念界定、理论分析与国内外经验借鉴的基础上，论文采用专家调查的方式，应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了寓军于民目标体系的六大构成要素，即运行机制、结构、技术、政策法规、组织机构、产权六个子体系。在分析了每一个子体系的具体目标基础上，构建了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的总体目标。依据制度变迁理论，结合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与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制度变迁的特殊性，论文提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目标实现的理想模式是“两强”+“折衷”模式。而现实的选择则是从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弱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组合模式不断向“两强”的模式过渡。在此基础上，论文结合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的条件和原因，给出了实现模式的实施途径。论文提出要对寓军于民目标建立和实现过程中的实施绩效进行评价，以便找出问题，更好的保证目标的实现效果。论文给出了寓军于民实施绩效评价的含义与作用，从制度建立、制度执行、制度效果叁个方面建立了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采用模糊积分的方法对寓军于民的实施绩效进行了模拟评价。最后，建立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给出了进一步加速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目标实现的对策和全文的结论。
吴琼[3]2007年在《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管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发展策略是科学技术进步、世界局势整体上以和平为主的必然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因地制宜地发展着自己的寓军于民。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的国家来说,开放军品市场,建立科学、高效的军民互动机制,充分发挥民用高技术对军用技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体制、经营管理、市场运作等各方面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新格局的建立。结合上述背景,本文以寓军于民的理论依据为出发点,并据此总结出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的特点;其次,研究了我国国防工业的寓军于民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通过对近几年国防工业的相关数据的统计,说明我国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接下来,运用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等理论对我国国防工业管理模式面临的问题进行因素分析,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最后,综合考虑寓军于民的理论背景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地给出了我国国防工业管理模式改进的建议。
张远军[4]2015年在《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国防工业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因此,国防工业的科技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成为国防经济学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国防工业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物质技术基础,更是推进现代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保障。国防工业科技资源是国防工业建设与发展的“第一资源”,其配置结构的好坏、配置效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国防科技创新能力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建设,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转型升级,更是影响到我国战斗力生成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论文综合运用了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坚持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沿着概念界定、理论支撑、实证分析与对策思考的研究思路进行论文撰写。首先,论文在科学界定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主要分类、要素构成与基本属性的基础上,运用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通过梳理分析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历史轨迹与现实状况,认为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还存在着“资源有限性约束较强”、“交易费用较高”、“适应性效率较低”、“规模效益不高”、“军民分割问题突出”和“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度较小”等主要问题。其次,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角度来设计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配置目标,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呈现的主要特点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然后围绕“谁来配置”和“怎样配置”的思路,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及主要配置方式。同时,在学习借鉴一般科技资源配置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特有属性,试图归纳出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一般要求。第叁,运用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深入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与国防科技进步、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互动机理。通过分析国防科技进步的特殊性,构建了测算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对国防科技进步贡献度的测算理论模型,并从理论上解释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国防科技进步的作用机理。同时,在界定国防工业转型升级内涵的基础上,剖析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影响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与机理。第四,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深刻分析影响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类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我国国防工业领域的航空航天工业部门为例,运用DEA分析工具来构建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从国内、区域、省域等不同层次进行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研究得出配置效率虽然“明显改善”,但是依旧存在“区域失衡现象突出”、“配置规模与配置结构不尽合理”和“阶段性特征显着”等问题的效率评价结果。最后,根据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认为实现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遵循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着眼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时代背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始终坚持市场在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调控作用,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防工业科技资源全球化配置的战略补充作用,努力推进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军民一体化配置。
陈应勇[5]2004年在《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系统性地总结了国防科技工业的行业特点(政治目的性、战略产业性、买方市场的唯一性和国家行为性、高风险性、准公共产业性),阐述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的历史变革,并从管理组织结构、管理职能配置、管理规制角度分析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运用行政管理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成果,同时分析、借鉴和吸收世界主要军工大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管理经验,提出了立足当前我国具体实际情况特别是现实行政生态环境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因应的对策,主要包括叁个方面:一是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模式;二是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国防科技工业组织管理机构;叁是建立寓军于民的大国防科技工业新体系。
党建伟[6]2007年在《冷战后俄罗斯国防科技体制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又是中国最大的邻国,而同处在转型期的中俄两国国防科技体制又源于苏联计划模式,因此研究俄罗斯国防科技体制转型对我国国防科技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俄罗斯国防科技体制的历史考察,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军事战略调整、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摆脱国防科技发展困境的内在要求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国防科技体制转型的背景,并从建立新型国防科技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对其转型之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转型的成效进行了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国防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对策建议。
高哲[7]2006年在《我国军工企业转轨路径依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军工企业转轨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军工企业转轨进行的十几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军工企业转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军工企业转轨作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一项重要改革,其路径依赖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军工企业转轨具有企业体制改革与实现军民结合的双重任务,军工企业转轨的路径依赖性质也就是从这两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军工企业在企业体制改革方面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组织结构以及企业文化方面。导致军工企业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一些体制、制度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当然,军工企业改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利益的驱动,在改制过程中形成的压力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他们阻碍改革的推进或者是迫使改革朝着自己集团有利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企业改制的步伐减慢。其次,军民结合战略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军工企业制度、思想、军工法律政策、规章等方面。导致军民结合战略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增强机制,具体原因则在于思想观念落后、结构布局不合理等方面。军工企业转轨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对我国军工企业改制、军民结合战略的实行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如国家的意志得不到执行,先进的制度得不到贯彻,军民结合具体措施得不到有效的实施,从而使得经济得不到较快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问题始终是会存在的,关键是要看我们如何找出问题存在的根源,进而研究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最终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军工企业转轨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是影响我国军工企业改革的重要问题,我们通过对具体现象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进行产权制改革、企业治理结构改革、改善军民结合等政策建议,并将其付诸于实践。
刘全龙[8]2016年在《中国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系统演化博弈分析与控制情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目前“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监察监管工作格局下,存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间的多方博弈,且在这种多方博弈格局中,不同主体地位和谈判能力,导致各主体间利益冲突趋于隐性化,影响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煤矿重大事故频频发生。论文针对煤矿安全监察监管过程中各方利益冲突趋于隐性化且监察监管过程具有复杂动态博弈和多方参与的特点,以风险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与内部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理论、政府规制理论和博弈理论等为指导,采取理论分析与情景模拟相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模式探讨中国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演化博弈与控制情景问题。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形成和发展,将建国66年来的煤矿安全政府监察监管历程划分为六个历史阶段:建国初的煤矿安全生产初创期、“大跃进”及调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和新体制形成时期(国家监察模式时期),并分析各个阶段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机构的变迁过程。然后,分析当前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现状和特征,并对其有效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开始逐步建立的新的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机构,从短期来看对于全国煤矿安全记录的改善具有负面作用,其中乡镇煤矿的负面作用程度最大,国有重点煤矿的负面作用程度最小;但从长远看来对全国煤矿安全记录的改善具有显着性的正面作用,其中乡镇煤矿的改善效果最明显,国有重点煤矿的改善效果最小;而后从1998年末关闭非法乡镇小煤矿政策和现行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机构的不足两方面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2)针对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机构存在的不足和国内外对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相关研究的缺陷,从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演化博弈视角进行分析,将中国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演化博弈划分为单种群演化博弈、两种群演化博弈和系统演化博弈。具体而言,单种群演化博弈包括:国家监察机构之间监察行为的演化博弈、地方监管机构之间监管行为的演化博弈以及煤矿企业之间安全生产行为的演化博弈;两种群演化博弈包括:国家监察机构与地方监管机构之间的演化博弈、国家监察机构和煤矿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以及地方监管机构与煤矿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系统演化博弈则是指国家监察机构、地方监管机构和煤矿企业叁个种群之间的系统性演化博弈。然后对上述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单种群演化博弈模型、两种群演化博弈模型和系统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单种群演化博弈模型和双种群演化博弈模型,可以通过分析均衡点时系统的雅可比矩阵的行列式值和迹值的符号,判断其均衡点的稳定性;但是对于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系统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此方法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计算量巨大繁琐,且系统演化博弈过程具有复杂动态性,对各局中人的策略也难以合理制定。因此,采用系统动力学(SD)来研究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系统演化博弈的反馈结构,分析其系统演化博弈均衡点的稳定性。从而构建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系统演化博弈SD模型,并对系统演化博弈的均衡点进行仿真以分析其稳定性,主要包括:纯策略均衡解稳定性分析、混合策略均衡解稳定性分析和一般策略演化博弈稳定性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系统演化博弈过程出现反复波动、震荡发展的趋势,即演化博弈过程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均衡,这从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释中国重大煤矿事故多年处于频发态势的一个主要客观原因。(3)以提高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效果、降低煤矿企业违法行为为目标,针对上述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均衡的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系统演化博弈问题进行有效稳定性控制情景研究,提出可以有效抑制系统演化博弈过程波动性的控制情景,即动态惩罚稳定性控制情景,并对该情景下的系统演化博弈稳定性进行仿真分析与仿真结果理论证明。结果表明:在动态惩罚稳定性控制情景下系统演化博弈过程的波动性得到有效控制,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均衡,但是在此演化稳定策略均衡状态下,煤矿企业仍存在一定比率的选择违法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动态惩罚稳定性控制情景下演化稳定策略的影响变量进行分析与控制优化,从而提出优化动态惩罚-激励稳定性控制情景,并对该情景下的系统演化博弈有效稳定性进行仿真分析与仿真结果理论证明。结果表明:优化动态惩罚-激励稳定性控制情景不仅能够有效抑制系统演化博弈过程的波动性,使系统演化博弈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均衡,且在此演化稳定均衡策略状态下煤矿企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控制。最后,在上述对中国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的系统演化博弈分析与有效稳定性控制情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煤矿安全监察监管机构的改善对策。
杨勇[9]2010年在《甘肃省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管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军民融合作为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成功与否将直将影响到国防和经济建设,其中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管理体系如何跳出单一的行业管理模式已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研究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管理体系的构成和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本文分析了甘肃省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现状,在深入了解世界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军民融合管理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的基础上,研究了世界上典型国家国防科技工业的管理模式,主要有“军民一体化”(以美国为代表)、“以民掩军”(以日本为代表)、“先军后民”(以俄罗斯为代表)和“以军带民”(以色列为代表)等四种模式,重点剖析了美国国防科技工业自1991年—2006年之间的转型情况,充分考虑了中国现有的行政体制和国防体制,认真借鉴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管理模式构建有益的思路和途径,对甘肃省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制约等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探讨构建甘肃省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管理体系的思路、基本框架和主要措施,希望能对下一步打破军民界限,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科技工业政府管理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周涛[10]2010年在《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新阶段,面对信息化战争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交织进行,应战与应急的双重需求,特别是应急需求的频繁性、复杂性、急促性,我国经济动员工作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导致经济动员的总体效率不高,难以适应“战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难以满足“应战”(应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应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发展的双向需求,种种迹象表明现行的经济动员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环境,急需一种更为科学、高效的经济动员模式来服务于经济动员工作。因此,论文从经济动员工作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以战略学、谋略学、经济学、军事学、战争动员学、国防经济学、项目管理等科学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立与发展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创新观点。围绕“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这个问题,论文首先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建立与发展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对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分析；再次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赖以建立的理论作了阐述；第四是在分析我国现行经济动员模式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重点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目标、结构、内容、趋向进行了描述,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论证,得出了基本具备建立与发展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条件的结论,同时对如何建立与发展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提出了五条途径。论文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这一新命题的研究,将为在经济动员领域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精神提供依据,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确立新的经济动员模式也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全文(包括导论)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论。本章首先从五个方面就为什么要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作了阐述,然后对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研究方法和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作了介绍。第二章：研究现状综述。本章主要对国内外关于军民融合与经济动员模式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重点从战略环境、经济状况、经济动员叁个角度对我国建国后经济动员模式演进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依据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将1949年建国到2007年十七大召开这段时间共划分为四个阶段,概括总结出四种基本模式,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战争模式、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民参军模式、改革开放后的军转民模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民结合模式,并根据现实与未来的需要提出了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五阶段的初始期,提出了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观点。同时,对外国经济动员模式研究进行了分析。重点对外国近一个时期具有军民融合特点与趋向的经济动员模式进行了分析。主要从当前外国经济动员模式的主要类型、当前外国经济动员模式的主要特点、外国经济动员模式对我们的主要启示等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第叁章：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是整个论文体系的理论支撑部分,也是论文的立论部分。首先,从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基础理论经济学理论入手,简述了需求与供给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及在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中的应用。其次,从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基础经济动员学理论入手,对经济动员的内涵作了详细归纳,并对经济动员的特征、地位与作用作了认真分析。第叁,从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关键入手,对军民融合的内涵作了分析,并对军民融合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对军民融合的功能作了分析。第四,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理论,并作了详细阐述,以奠定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我国现行经济动员模式的现状分析。本章在对现行军民结合经济动员模式简要概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动员理念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动员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经济动员政策法规保障滞后、经济动员供需机制尚未形成等。在每一节的小结中对每个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我国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构想。本章从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目标、结构、内容和趋向四个方面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进行了描述,使读者能够较为清晰地明白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它包括哪些内容,其目标是什么等。本章是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之一。第六章：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可行性论证。我们认为,一种新模式的提出与建立必须给予充分的论证,以确保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可信性。本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论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为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奠定经济体制基础；社会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为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奠定了良好基础；“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军队后勤社会化保障的实施,为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提供了广阔实践空间。第七章：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实现途径。新模式提出后,如何建立实现是最关键的。本章从确立科学发展的动员理念入手,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统一认识,打牢思想基础。既而从健全科学高效的体制机制入手,提出优化组织领导体系,形成军民融合式经济动员体制结构；加强法规体系建设,构建军民融合式经济动员发展的长效机制等措施。为确保这种模式的健全完善,提出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体系和夯实经济动员物质根基。最后,点明主题坚持走军民融合之路,提出当前急需做好的四项工作：在经济建设中贯彻落实国防需求,加快国防工业转型,积极推进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生产,进一步拓宽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合作领域。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作为一种新模式,从选题来讲就是一种创新,从内容来讲有着诸多可以创新的地方,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科学总结与创新发展相结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思考、方法与途径等,重点表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首次从经济动员的角度将军民融合与经济动员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经济动员模式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军民融合是做好经济动员工作的最优路径,融合是核心,是在军民结合、军民兼容、寓军于民基础上的质的飞跃,并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相关概念给予新的界定,提出了军民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的新观点,提出了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利益与发展,服务于“应战”与“应急”双重需要的良好模式等一些新认识。2、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及支撑理论进行了阐述,分析了目前经济动员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从目标、结构、内容、趋向四个方面作了描述,基本勾画出了其轮廓,并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可行性论证分析,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较为发达的信息化技术基础、长期以来“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建设的经验、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实践探索,得出了目前已经具备建设的基础和到了有利时机的结论。3、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实现途径作了五个方面的战略性分析探索。一是确立科学发展的动员理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二是健全科学高效的体制机制,解决运行问题。叁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体系,解决保障问题。四是夯实经济动员的物质根基,解决基础问题。五是坚持走军民融合之路,解决路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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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防科技工业寓军于民的目标与实现模式研究[D]. 杨贵彬.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3]. 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管理模式研究[D]. 吴琼.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7
[4]. 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及优化研究[D]. 张远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
[5].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陈应勇. 浙江大学. 2004
[6]. 冷战后俄罗斯国防科技体制转型研究[D]. 党建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7
[7]. 我国军工企业转轨路径依赖问题研究[D]. 高哲.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8]. 中国煤矿安全监察监管系统演化博弈分析与控制情景研究[D]. 刘全龙. 中国矿业大学. 2016
[9]. 甘肃省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管理体系研究[D]. 杨勇. 兰州大学. 2010
[10]. 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D]. 周涛. 西南财经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