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贤[1]2003年在《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后，国际关系调整不断加快。其中大国关系的互动变化，对全球和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形势的变化，影响日益突出。 中日关系之间互动过程中，除了中日自身关系互动外，是否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值得探讨。中、日、美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其相互之间关系的互动，对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的影响十分重要。 本文从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背景，探讨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以了解大国关系互动的一些特点。 本文主要从经济、政治、军事安全叁个方面，探讨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论文结构分为：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结束语。 导论，主要阐述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及其环境的互动关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由此提出本文论题及其研究思路、方法。 第一章 分析了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特点。 论文从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现状，分析亚太国际关系形成的特点。强调了中、日、美相互关系互动，对地区稳定的影响。 第二章 分析了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经济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论文从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平衡关系的角度，探讨中日产业结构互补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影响。论文同时分析了美国亚太地区经济战略，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关注。探讨了中日产业结构与中美、美日产业结构及其贸易关系特点。说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因美国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 第叁章 分析了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政治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探讨了中日政治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别以几个突出事例，阐述了中日政治关系中，合作与摩擦并存的特点及原因。论文分析了美国亚太政治战略调整的意图及其特点。并探讨了中、日、美相互间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协调发展，及其与地区利益协调的意义。 论文分别分析中日共同利益、中美共同利益、美日共同利益，及其相互影响，强调中日政治关系中，存在的合作与摩擦，美国因素对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特点，以及中日应对待美国因素的立场。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内容提要 第四章分析了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军事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 论文从日本军事地理诸因素以及地区安全问题的需要，阐述了中日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论文表述了中日军事关系中，合作与摩擦以及潜在冲突的特点及原因。同时探讨了美国亚太地区军事战略的意图及其特点。阐明美国关注中日军事关系发展的目的。 论文从经济利益安全保障角度，分析了中日军事关系互动，对地区安全稳定的意义。同时也强调，美国关注中日军事关系发展，所采取的策略，与美国关注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关;并强调，中日军事关系中存在合作、摩擦与潜在冲突，而美国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 结束语，论文强调了中日经济互补关系发展的重要性。 论文探讨了中日关系发展中，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方面的现状及其考验;论文重点分析了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美国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强调了中日关系发展，宜把握、处理好与美国因素的影响。提出中、日、美设立常设结构，处理相互间事务的必要性;并且阐明，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影响的良胜互动，对地区安全稳定和世界和平意义重大。
魏晓东[2]2014年在《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2012）》文中指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梦想。要达此目标,就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确保国内政局长期稳定,二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就后者而言,日本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国之一、中日关系作为一对重要的中外双边关系,对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换言之,确保中日关系持久、稳定、健康发展,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回眸历史、审视现实便不难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从冷战结束迄今,尽管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日本有识之士为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但中日双边关系却总是发展不畅、麻烦不断,时至今日乃至跌入低谷。之所以如此,除日本右翼势力的破坏外,美国的长期介入和蓄意阻挠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美国在中日两国间设置重重障碍,中日邦交正常化才迟迟无法实现；正因美国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并赞同日本改善对华关系,中日复交才最终成为可能；正因美国在中日复交后继续插手中日关系、继续在两个东亚大国间奉行两面政策,才导致中日两国龃龉不断、摩擦升级。因此,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予以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迄今仅对此进行了间接零散的探讨,尚无系统全面的相关论着问世。有鉴于此,本文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及合理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一基本逻辑思路,运用文献分析、历史比较、跨学科综合研究等方法,对1949年至2012年六十余年间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不同时期的作用、影响、特征等一系列问题展开大跨度系统梳理和深度研究,以弥补该问题学术研究的不足和为改善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尽绵薄之力。论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由、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待。第一章,主要就隔绝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展开探讨。文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和日本统治当局奉行“亲美反华”政策入手,就美国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日台和约”的险恶用心及其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美国设置的这叁大障碍是导致1949年至1952年间中日关系陷于隔绝状态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就民间往来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予以探讨。文章以美国全面推行对华冷战遏制政策和日本执政当局坚定奉行“亲美反华”政策为背景,就美国阻碍中日经贸往来、反对中日恢复邦交、诱使日本深度介入台湾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美国把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加诸日本是致使1952年至1962年中日民间往来前行不畅的根源所在。第叁章,主要就半官半民往来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分析。文章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入手,着重就美国逼迫日本强化对华“政经分离”政策及利用台湾问题继续为中日交往设置障碍展开了探讨,认为美国的刻意阻挠与蓄意破坏是导致1962年至1972年中日半官半民往来裹足不前甚至严重倒退的重要原因。第四章,主要就外交关系确立时期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进行阐述。文章以中美关系和解为切入点,就美国“批准”和推动日本同中国建交与缔约进行了探究,认为美国放弃对华敌视政策并赞同日本发展对华关系是促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和完成的关键。第五章,主要就复交后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展开论述。文章从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与亚太战略利益诉求出发,就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取向变化同中日关系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美国推行对华既利用又防范、既接触又遏制的两面政策及其不断强化美日同盟以阻挠中国崛起的导向,是造成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迄今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主要诱因。第六章,主要就美国长期插手中日关系的原因、启示予以分析和阐述。文章从美国和日本两个方面对美国插手中日关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影响和干涉中日关系主要是由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需要同日本与强者结盟外交传统的呼应相互作用所致。文章就美国长期插手中日关系的启示进行了阐述,认为应对美国继续长期介入中日关系保持清醒认识；构建良好的中美关系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日美同盟阻断我现代化进程；迅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是排除美国因素影响之根本。结束语,主要就如何化解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结论性总结。
崔宪涛[3]2003年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文中提出所谓国际关系，或者说世界格局，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当代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国的行为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来推动、制约乃至破坏着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世界大国，而且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和义务的国家，面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挑战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率先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认为，对这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中俄两国本身看，作为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而且是地缘接近的两大邻国，没有任何理由不搞好或不加强双边关系。历史证明，中俄关系的惟一最佳选择就是和睦相处，和则两强，分则俱弱，正如中俄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中俄两国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共识，对抗或结盟都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从世界范围看，中俄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关系到国际政治的发展走向，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迁，特别从长远看，随着中俄两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加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21世纪的世界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载入史册，从一定程度上说，取决于中俄两个世界大国的关系发展。可以说，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包含的基本内容为对象，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为目的，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就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政治关系、经贸合作、科技文化教育军事技术领域合作与交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的结构由引言和六章正文组成： 第一章是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综论，所要阐述和解决的问题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的起因、过程和条件，原则和目标，特点和意义。目的是要说明：在当今时代，中俄两国为什么要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也就是说，是哪些因素促使中俄两国领导层选择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对抗或结盟的关系。同时说明，为什么中国选择俄罗斯和俄罗斯选择中国作为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对象，而不是欧洲国家，不是日本或美国?本章的目的是使我们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把握，以便于后面各章分门别类地展开阐述。 第二章是关于中俄两国政治关系。中俄政治关系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关系的基本起点和主导部分。政治关系直接决定着其他关系的发展方向与水平。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中俄政治关系是最值得称道的，也是非常富有创造性和借鉴性的。本章主要阐述中俄政治关系建立的基础，发展的过程，两国在国际领域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法律基础和机制，以及对两国关系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叁章是关于两国经贸合作。新时期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因素的分量增强。中俄经贸合作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深厚和广泛的基础之上的，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没有广泛B民人的经贸合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没有坚固的勘出，也没有前途。本章包括叁部分内容：（）分析中俄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分析中俄经贸合作的特点和现实问题（3）中俄经贸合作的前景和基本对策。重点是对中俄经贸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前景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阐述． 第四章是关子中俄两国科技、文化教育、军事枝术的合作与交沈 中俄科教合作，对俄罗斯来是jc有助子其大量的、最新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对中国d有助于在一些尖端科伎领域更决地发展，以用Y一些实用技术的开发和转让；而文化教育的合作，不仅有助子中俄两国人民思想、精种领域的了解与接近，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培移深厚的基础，而文化教育作为一门产业，加强合作与交流，对中俄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至于军事技术的合作，不仅可以列B＄U）opde的保证，克实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容，对中国来说，可以加快国防建设现代化的步伐，可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的究整；对俄罗斯来说，可以加快新式军工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保持俄罗斯在革工产品研制开发方面领先世界的优势，可以挽救大量濒临破产的军工企业，特别是不断增加在世界军火销售市场上的份额同时，可以对亚太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章同时对中俄科技、文化教育和军事技术合作进一步发晨提出了方向． 第五章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周边大国（地区）关系．作为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关系到世1H各局、关系到卜b不和平与发展的大事．本章主妄书轧讨在中俄战呐巾中作伙伴关系大背景下，与中俄关系相关的大国或地区的关系，如中、俄、美的“大叁角”关系，中、俄、印的关系，中、俄、美、中亚的关系，中、俄、美、日关系等．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在建立与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如何同步保持发展与世界其他
郭玉强[4]2017年在《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初,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战略转型期。谋求“普通国家”化的日本,将追求何种目标、遵循何种理念、基于何种规范、秉持何种原则设计、制定和推进东亚安全战略,已成为一个地区性的焦点问题。高调宣称“日本回来了(Japan is back)”的日本,在东亚安全中将成为“中心”还是被“边缘化”,是成为“和平的力量”还是走“军事超级大国”化的老路,再一次成为东亚国家关注日本安全的固定话题。坚持大陆还是海洋战略,谋取主导权势还是追求增加财富、迈向大日本还是小日本主义,也再一次成为思考、研究和评判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原点。从历史来看,日本的地缘安全战略设计易使之与邻国产生潜在和危险性的冲突,21世纪初的日本是否能建立起“金发姑娘共识”(goldilocks consensus)来解决这一难题仍有待观察。这种“既不太硬又不太软,既不太东方也不太西方”的大战略,是否会增强日本的自主性和威望,是否能让日本选择“自我保险的政策”而不是成为一个威胁,也是目前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有鉴于未来日本发展的不确定性、安全战略走向的非确定性,本文从日本的战略理论与历史、战略环境与认知、战略目标、原则与手段、战略设计与结构安排、未来的战略走向、战略影响与应对等六个方面,对日本的东亚地缘安全战略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总体勾画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全貌的同时,也从局部的变化透析日本转型的幅度、变化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在对日本历史战略、现实战略和未来战略的关联性探析中,对日本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清晰定位和合理评判。除绪论外,本文共由六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从历史视角、理论视角、战略轨迹叁个维度,对日本与东亚的关系及其战略进行了宏观阐释。分析了日本在东亚扮演的角色,解析了其地缘战略的思想根源,审视了日本安全战略的历史变迁与其战略布局的变化。第二章主要以东亚地缘环境变迁和日本战略调整为主线,透视战略转型期日本的外部环境认知、因应政策选择的诸多相关问题。从具体的现实层面揭示了地缘安全战略之于日本的时代意义,解析了日本战略认知、思考、定位与摸索的论争及其战略决策问题。第叁章主要从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战略手段分析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价值取向、路线方针和推进方式等问题。主要是从“内在本质”的层面,阐述日本总体战略架构的领域目标、关切重点、利益建构和机制偏好等问题。第四章侧重于研究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外在形态”。重点研究其战略层级结构的设计和安排。自主还是结盟、双边还是多边、国家还是地区等的战略设计,是日本基于历史独特性所形成和继承的基本框架。日美同盟的双边安排、有限的多边安全机制、地区性的安全制度建设,是日本不同安全诉求的承载体。第五章主要探讨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据此对其进行定位。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仍处于是回归、是转向、还是整合的一个战略摸索时期;富国强兵、重构对美安全依赖成为一种趋势。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战略仍是日本惯用的做法。第六章主要从战略特征、战略效能、战略制约、战略困境等四个维度总体透视日本的战略影响,从日本战略转型的幅度、变化的程度、转变的速度等来透视其影响的广度、深度。最后,基于对日本的客观研判和理性评估,为中国设计合理、高效的应对政策提供现实可行的战略路径。
孟祥臣[5]2017年在《俄罗斯亚太战略转型背景下的对日政策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俄格冲突爆发以后,俄罗斯将更多的战略目光投向了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产生了深刻和持久的影响,俄罗斯全面加速了亚太战略的转型进程。在俄罗斯转向亚太地区之后,将更加重视日本对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价值和意义。本文以俄罗斯亚太战略转型为背景,通过审视俄罗斯对日政策的发展脉络,重点探讨俄罗斯对日政策的定位和目标,着重分析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力,全面阐述俄罗斯对日政策的实施进展,尤其是从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的一致性和契合度的新视角展开多维度的评估。由此,在俄罗斯亚太战略转型的背景下,形成俄罗斯对日政策的整体认知框架,对俄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研判。
孙云飞[6]2016年在《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上演了一场场令人应接不暇的剧目,崛起国和霸权国在这个舞台上短兵相接；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中地碰撞与经济领域中日益紧密地联系形成富有戏剧性的对比；地区安全困境逐渐加深,演变成笼罩在东亚地区挥之不散的阴霾。国际政治学科中各个理论纷纷对东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理论流派都可以在东亚找到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更因为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是决定今后国际秩序的走向。在霸权稳定论与联盟理论中均论及了“公共产品”的相关问题,尤其是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是公共产品得以供应的必要条件。本文将公共产品概念和理论引入传统安全领域中,试图搭建一个框架,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变化与地区安全生态之间的关联：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是导致东亚安全困境加剧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但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前者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影响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权力结构,权力是成为提供者的最基本素质。但权力并不是成为提供者的唯一条件,权力结构的变动也未必一定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是否成为提供者还需要考虑到该国的偏好；而在一个地区主义成熟、地区机制完备的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需求的激增。地区主义更多发挥的是润滑剂作用。在地区主义发展缓慢、地区机制不完备的地区,伴随着权力结构的持续转变,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地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有的供应模式和供应主体将很有可能成为新供应主体出现的最大障碍；原有提供者难以继续满足地区内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而是更多的从本国战略出发将安全公共产品去公共性、加强私物化。于是供求失调状况出现：供非所求与供不应求,地区安全生态彻底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市场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一般情况下,是由“求”决定或影响供应方提供以及怎样提供安全产品,但是在东亚却是“供”的变化刺激了需求的上升,“求”在一定程度已无法影响已有供应方的偏好。因为在东亚既没有成熟的地区主义以促成地区内国家合作供应安全产品,也不存在一个域内的主导力量可以想东亚国家之所想。冷战后的东亚处于一个由域外力量供应本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非正常状态。在理想状态下,安全公共产品理应由本区域国家以多边合作的方式联合供应。由域外力量主导供应安全产品为东亚地区出现供求失调的状况埋下了伏笔。其主要原因在于域外力量和域内国家在安全关切与威胁感知上的不一致性,造就了即使在表面上看似类同却实质上相去甚远的安全需求。这也就酝酿了由域外力量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天然缺陷。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经历了从大体平衡到供求失调地转变。冷战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但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却没有随着冷战烟云地散去而消逝,美国凭借无以伦比的实力将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打造成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工具。此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是东亚诸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在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需求高于安全需求的环境中,美国高居地区权力结构的金字塔顶端,无可置疑地成为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东亚一体化初露锋芒,以及新世纪前后发生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优势缩小,于是逐渐将眼光聚焦于东亚地区。针对东亚地区力量地发展,美国调整了对安全公共产品地供应：将受益范围缩小、排外性增强、提升消费产品的成本。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却是：乍露头角的地区主义在美国重返亚太势头地冲击下几近停滞；地区安全机制由于自身缺陷难以真正解决安全问题；在地区权力结构转变之际,东亚安全困境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大国,虽然自身深陷安全困境中,却可以对安全困境地解决起到关键性作用——供应东亚国家所需的安全公共产品,而非私物化后的安全产品。中国选择主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一方面是受国家利益驱动,在实力日渐提升的今天,中国的安全不再局限于边界安全而是更注重安全边界；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通过自身行动扭转东亚地区供求失调的状况,消除周边国家对本国崛起的不必要担心。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后的重新定位本国角色后选择,也是中国回击“中国威胁论”、树立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中国构建的供应模式并不是单枪匹马的霸权模式,而是与东亚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供应,中国在其中发挥的是协调倡导的作用,同时承担最大化的成本支出。中国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但从实力和偏好上看,中国并不是要取美国而代之,而是要尽可能的弥补现阶段美国供应的不足。目前中国所能供应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是制度类、观念类以及安全效应等。长久看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地为东亚国家供应高质量的安全公共产品取决于叁方面因素：最关键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综合国力的稳定上升；其次是供应安全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来自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的状况在中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善,这与权力结构转变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原有供应模式带来的正外部性也逐渐转变为负外部性。中美两种不同的模式将在磕磕绊绊的磨合中找寻到彼此相处的“权宜之计”；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将就如何使彼此的安全需求调整到同一个频率上相互试探、沟通与合作。东亚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东亚国家间的协调与努力,由于权力结构变动带来的安全困境也唯有东亚国家自己能够真正的解决,远非域外力量或某一大国所能改变。
刘派[7]2017年在《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更加关注新兴大国的挑战和热点问题的威胁,朝鲜核问题开始被纳入美国的视野。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核问题为核心的朝鲜事务也成为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一度以为朝鲜将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崩溃,对朝执行了被称作“警惕等待”的政策,并没有改善美朝关系的强烈愿望。美朝双方的敌视并没有因冷战的终结而减弱,反而因核危机的出现而加深。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朝政策,在不放松对朝遏制的情况下加强了对朝接触,《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仅缓和了第一次朝鲜核危机,也使得美朝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此后,克林顿政府对朝接触逐渐变得更加积极,并最终提出了对朝“一揽子接触”政策,美朝关系得以改善,朝鲜的核问题也按照《框架协议》的路线图逐步推进。克林顿的对朝政策也因此被称作“鸽式接触”。随着克林顿任期的结束,小布什政府对朝鲜更加强硬,其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和先发制人打击对象的做法导致朝核问题对话进程中断和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对此,小布什政府采取了军事威慑施压和多边对话开展同时推进的“鹰式接触”政策。小布什政府虽然并没有放弃对朝鲜的接触,但敌意明显上升,执行相关决议也叁心二意,导致美朝互信逐渐削弱。与克林顿政府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将接触政策安排在多边框架下。尽管其本意是想在多边框架下对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和让更多的参与方明确对朝接触政策的无效性,但在其他各方的斡旋下,朝核问题还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到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执行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寻求危机的管控而非解决。在实施路径上,试图走一条接触与施压并举的双轨道路。但美国遏制中俄的企图更加明显,中美矛盾、俄美矛盾都被激化,其试图通过多边合作向朝鲜同时施压与接触的路径也越走越窄,逐渐变成了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巩固,对朝鲜的施压和接触政策也逐渐变成了施压与“忽视”。“战略忍耐”愈发消极,美朝关系、朝鲜核问题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回顾美国的对朝政策历程可以发现,美国的朝鲜政策具有多重目标,既包含了解决朝鲜核问题、也具有借助朝鲜核问题困住朝鲜、拉住日韩和规制中俄的内涵。经过20多年的实践,美国对朝政策并没有达到解决核危机的目标,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基本失败。但美国却明显巩固了一度松散的地区同盟体系,加强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并对东北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干扰效应。从政策效果上看,多重目标的追求导致美国对朝政策存在着逻辑上矛盾,美国无法实现既要解决朝鲜核问题又要利用核问题的双重目标。而且美国在战略思维上越来越僵化,与朝鲜形成了强硬对强硬的僵局。这一僵局还会随着美国战略能力的下滑,而出现只能进行危机管控而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困境。在当前朝鲜已经实质性“拥核”的情况下,决定美国对朝政策的要素包括了朝鲜核问题本身的紧迫性、美国是如何看待已经“拥核”的朝鲜以及美国想如何“利用”朝鲜这叁个方面。随着朝鲜核技术与导弹技术的持续发展,其对美国的实际威慑力量在逐渐增强,这必然会增加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迫切性。美国未来对朝政策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其政策的走向则取决于其能否突破既有的政策惯性和逻辑矛盾。
徐博[8]2013年在《冷战后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这一地理位置赋予了俄罗斯独特的地缘影响力，其既是一个欧洲国家，又是一个亚洲国家，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必须兼顾东西两个方向才能最有效的保护其国家利益和地缘空间的完整。因此,面向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又是一个十分重视地缘政治和地缘利益的国家。地缘战略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尤其在俄罗斯的欧洲地缘战略空间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不断挤压的今天，开展面向亚太地区积极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更是对于俄罗斯稳固本国远东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拓展自身的战略空间，提升其大国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冷战后俄罗斯经典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思想为主要分析方法,对于冷战后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在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演变的纵向维度上，笔者提出了大西洋主义，新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叁个分析视角，在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演变的横向维度上，笔者又提出了地缘安全，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叁个考察方向，通过对于这几个层次和维度的交叉对比分析，从叁维结构和立体空间展现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的全貌。除此之外，论文还探讨了冷战后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实施路径的基本构造，通过研究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中的支点国家，多边平台和主要手段来勾勒出俄罗斯是如何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的，并对其战略中存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未来战略的前景以及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做出了分析和预测。由于俄罗斯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大国和地缘战略强国，而亚太地区又是我国未来崛起的最重要战略依托，因此研究冷战后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李飞[9]2006年在《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研究美日同盟关系发展变化的走势,揭示同盟关系的内涵与矛盾,阐明其效能及影响,对于理解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与趋势,对于有针对性地制定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为我国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学术层面对美日同盟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是理论界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国际战略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在对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把战略意图、军事合作、经济联系、价值与心理认同作为构成美日同盟关系的四个要素,并对四个要素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从对美、对日、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叁个层面分析了美日同盟关系的效能;对美日同盟关系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矛盾进行了分析;分析了美日同盟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并对中国应对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对策性思考。美日强化同盟关系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战略与策略,应对美日同盟的挑战,化解美日同盟的消极影响。
鲍林娟[10]2015年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中日钓鱼岛争端,美国因素贯穿始终。本论文致力于从历史和法理角度研究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通过探讨日本东亚战略的历史脉络,探寻美国远东战略的演变规律,分析美国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日领土争端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把握美国对于钓鱼岛问题的政策走向,尝试提出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应对策略。本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四章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本章梳理总结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和琉球问题概况,为本文奠定研究基础并提供分析框架。本部分阐明了主张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中、日、台两国叁方各自立场与依据,探讨了琉球悬案的历史由来。第二部分为第二、叁章,本部分从历史和法理角度介绍和分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是本文的主体。第二章区分中美同盟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叁个阶段,从历史角度对美国在中日领土争端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探讨。本章分析回顾了历次与中日领土争端相关的国际会议成果以及大国外交实践,梳理了各个时期美国所签署的涉及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相关国际条约,探讨了不同阶段美国在中日领土争端中的政策立场,为后文研究提供法理依据与政策参照;研究分析了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在琉球群岛以及钓鱼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分析探讨了美国钓鱼岛政策出台背后的历史背景及其内部角力,研判分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发展趋势,为第叁部分的研究提供理论借鉴;研究探讨了中美日叁国关系发展变化与中日钓鱼岛争端之间的关系,分析梳理了中美日远东战略调整变化及其钓鱼岛政策互动,分析探讨了美国因素对于二战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所造成的影响。第叁章从国际法角度系统阐述了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研究提出了应对美国国际条约因素的对策建议。本章探讨了战后美日之间所签署的涉及钓鱼岛问题相关国际条约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法律效力,研究探讨了美国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中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分析阐述了美日安保体制的转型发展及其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影响,分析探讨了美日安保条约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适用性与可行性。论文在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条约因素进行估价后,提出要敦促美国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并将其置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大框架下逐步推进。同时利用美日同盟内部矛盾,借力美国因素管控日本。第叁部分为第四章,本章根据第二部分的研究探讨,从政治、宣传、经济、军事等四个层面提出应对美国因素的相应策略:在政治层面要增强中日战略互信,为中日关系的改善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在宣传层面要加强统筹协调,打好国际舆论战;在经济层面要按照周边外交战略规划,为和平崛起打造稳固的战略依托;在军事层面则要立足强敌介入,大力发展海空军事力量,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亚太地区中日关系与美国因素的影响[D]. 侯德贤.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49-2012）[D]. 魏晓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D]. 崔宪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4]. 21世纪初日本东亚地缘安全战略研究[D]. 郭玉强. 吉林大学. 2017
[5]. 俄罗斯亚太战略转型背景下的对日政策研究[D]. 孟祥臣. 吉林大学. 2017
[6].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D]. 孙云飞. 山东大学. 2016
[7]. 冷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研究[D]. 刘派. 吉林大学. 2017
[8]. 冷战后俄罗斯亚太地缘战略研究[D]. 徐博. 吉林大学. 2013
[9]. 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研究[D]. 李飞. 吉林大学. 2006
[10]. 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分析[D]. 鲍林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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