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元[1]2004年在《对农民实利的守护》文中认为赵树理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名风格迥异的、关注农村的知识分子，叁晋文化的浸染与底层生存困境中对“实”的体认，形成了他终身对“实”的价值追求。在对五四启蒙文学自觉反省中，他站在农民的立场创作了大量“为农民实利”的文艺作品。四十年代虽被主流意识形态解读为“方向性”作家，赵树理小说的差异性被暂时遮蔽起来，但随着中国文学逐渐走向大一统的模式，“为农民实利”的文学与“为政治的文学”显现出难以缝合的裂缝。在一次次的批评与批判中，赵树理坚持了向权势者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个性，在不断地被边缘化，被权力中心流放中的过程中，赵树理始终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意识，晚期文风的变化与向更符合农民认知水平的戏剧改革的转向都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自觉。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与介入中，赵树理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农民为对象，为农民说话，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可宝贵而又日益稀少的精神财富，虽然赵树理这种“实”的追求并没有达到他的理想，文本与他预想的读者的错位，小说“所指”的无法把握，大众化文艺追求带来的仍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背靠背”的失败，小说的“实”的功能恰受到怀疑。这样，赵树理对“为农民实利”的知识分子价值的坚守，使他成为了关注中国农村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特个案，其研究意义超出了他本身的价值。 论文分上、下篇。上篇主要是企图把赵树理放在解放区文学之前的现代文学历史语境中，来论述赵树理“为农民实利”的文学价值观与叁晋文化、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学的异同，把此作为下篇探讨赵树理在解放区及建国后知识分子意识的基础。下篇主要是在解放区及建国后的历史语境中，分析赵树理对自己“为农民实利”价值观的固守。主要辨析了赵树理的价值观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分裂性，以及赵树理自身的反省与困境中的疑惑。结语是对赵树理农村知识分子个案意义的当下性的反思。
黎洋洋[2]2008年在《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白话文为工具、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新文学阵营,同时也把“文学大众化”作为致力的重要方向之一。二、叁十年代的苏区文学和左翼文学、以及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都很重视文学与民众的关系。赵树理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在文学联系群众,文学创作向大众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大大推动了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发展。赵树理以农民自己的语言,借鉴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文体形式,成为解放区文艺的“赵树理方向”,一直在文坛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叁个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在“大众化”问题上的关系展开论述:?1、“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倡导与赵树理的“为农民”的创作倾向。主要论述赵树理是如何受到“五四”“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影响,树立起“为农民”写作的坚定信念,从而与“五四”新文学在精神上保持一致。2、“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主要论述“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和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之间的关系:赵树理与“五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选择“问题小说”作为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生问题的小说形式,体现了他与“五四”精神的高度契合。3、“五四”新文学的感伤氛围和赵树理小说创作风格的明朗化基质。感伤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胎记,不论“为人生”的写实派小说,还是“为艺术”浪漫派小说,感伤是它们共同的风格表征和审美特质;而赵树理小说的豁达和幽默,一扫“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灰暗基调,呈现出热情的、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明朗色彩。这是赵树理与“五四”作家们在精神气质上的显着不同,显示了地域与时代对个人创作风格的影响。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赵树理于有意或无意间暗合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与解放区文学所要求的昂扬向上的基调保持一致,赵树理用他的实际创作活动对“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作了一次并不遥远的回应。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久远的“乡土文学”大潮中,赵树理的创作给后人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李涛[3]2010年在《叁维视野下的乡村生活图景》文中指出本论文以马烽创作的“十七年”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作为作家、农民、干部叁重身份下的农村文学叙事。由于农村题材是“十七年”文学创作的重点,农村题材作家又多具有这样的叁重身份,所以这一研究就具有了“典型意义”。通过对作家生平及其文本的细读,本文认为作为从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农民型作家,马烽具有叁重的身份:农民、干部、作家,这使他在观照生活,具有了相对应的叁维视野:民间视野、政治视野、作家视野。面对“十七年”复杂多变的时代风云,马烽对其叁维视野的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选择使其笔下的乡村生活图景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本论文通过对马烽“十七年”短篇小说文本的细读,以交往空间、伦理秩序、技术变革叁个方面给予深入分析,从其叁维视野的变化调整中管窥那个特有时代的乡村图景。第一章以解放区政治、文学思潮、十七年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背景,结合马烽生平及其“十七年”短篇小说创作,梳理马烽民间视野、政治视野、作家视野的成因和过程,并对其叁维视野之间的关系作出归类,为马烽乡村叙事图景的研究勾勒出宏观轮廓。第二章从马烽的政治视野出发,以其进驻农村与农民发生交往的空间作为研究契机,通过新型政治文化对传统私人空间、传统公共空间(庙堂、田头等)的占领到重组的过程来看马烽叁维视野下的乡村生活图景。第叁章以代表农村传统伦理秩序的“婚恋”和“土地”作为媒介,通过对其“十七年”文本的分析来审视新型政治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借用,即从政治伦理化逐步走向政治的法规化来实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巩固。而在此过程中,马烽叁维视野的变化和调节成为时代图景的一个注脚。第四章从农村传统生产工具的变革所带来的教育、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革新入手,在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过程中,面对传统与现代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的矛盾纠葛,以马烽对其叁维视野的选择和变化来审视十七年乡村生活的风貌。总之,本论文从交往空间、伦理秩序、技术变革叁个角度对马烽叁维视野下的乡村生活图景展开研究,这一研究成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对作家创作身份与叙事关系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
纪海龙[4]2010年在《“我们”视野中的“他者”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冷战期间(1950-1991)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为研究对象,探讨两国在“冷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段内怎样言说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及这种言说背后隐藏的话语机制。这里,“冷战”主要为一种广义的时代背景及影响研究者解读的重要因素,但研究中又时时警惕过于夸大其作用而导致遮蔽其它因素,因为研究者的言说还受特定民族文化传统、个体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制约。研究国家选择美英,既由于它们是冷战资本主义阵营一方的代表国,也因为其研究构成了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十七年文学”的主体。本文将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分为叁个时段：1950-1960年代,1970年代,1980-1990年代初；具体研究则围绕“谁在看”、“看什么”、“怎么看”、“为什么这样看”的问题展开,既努力在共时层面上揭示出美英学界如何言说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根本问题,同时还历时性地勾勒出其言说发展的清晰过程。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分阶段探讨冷战期间美英两国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论者的身份问题。两国言说者主要由西方本土研究者与华裔研究者两部分力量组成。他们的言说,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相同而呈现某些相似特征；同时也由于族裔身份、成长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显出了多样性的特点。而不同历史阶段西方本土与华裔研究者所形成的不同身份认同模式,促使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呈现出了阶段性变化的特征。第二章以冷战期间美英两国那些收录了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重要选本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阶段哪些“十七年文学”作品进入了美英研究者的视野、这些选本的特点、及支配选者编选的价值理念。以选本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选本也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选家的“选”与“不选”本身即是对作品的读解与价值判断。1950-1960年代,美英学界收录中国“十七年文学”的选本及这些选本中的“十七年文学”作品数量均不多,但它们却体现了不同的倾向：部分编选者受“冷战思维”制约,所选作品多为与新中国文学规范不符的“异端”作品；一些西方本土研究者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与好奇；但也有学者更关注作品的审美特性。1970年代,两国与“十七年文学”相关的选本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且其中所选作品多为“十七年文学”中更为“正统”的作品。选者对“十七年文学”的整体评价有所提高；也还有部分学者对“十七年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关系更感兴趣,以此出发选择作品。1980-1990年代初,两国收录了“十七年文学”的选本数目虽不多,但“十七年文学”在其中所占比重较之前两时期却有所增长。尽管多数学者从“十七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角度选择、言说作品,但其立场更为客观,促进了“十七年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第叁章考察了冷战期间美英研究者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翻译问题,研究不同时期两国翻译活动的发展趋势、整体特征,及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翻译也是一种阐释,是译者基于自身对原作的理解,将其从源语言转化为目的语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译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时代特征。1950-1960年代的翻译有意渲染、夸大了原作的政治批判性,未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情感；1970年代的翻译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译者大多能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情感意蕴,部分西方本土译者表现出了对原文谚语、历史典故的喜好,注重传达原文的“异国情调”；1980-1990年代初的译者人数大幅增加,由于译者间翻译意图、审美倾向,特别是学识的差异,这一时期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呈现出驳杂状态。最后一章研究了冷战期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批评文章与论着。它们主要集中于“十七年”间的文学思潮与批判运动、毛泽东文艺、现代重要作家转型,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几层面。本章分别介绍不同阶段美英研究者对这些层面的言说,分析其各个阶段的基本立场、言说重点、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时期言说发生变化的原因,并总结其一般趋势,以期更完整、清晰地揭示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观。
参考文献：
[1]. 对农民实利的守护[D]. 郭文元.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2]. 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D]. 黎洋洋. 西北师范大学. 2008
[3]. 叁维视野下的乡村生活图景[D]. 李涛. 山西师范大学. 2010
[4]. “我们”视野中的“他者”文学[D]. 纪海龙. 武汉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