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习[1]2009年在《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基于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的详细概述,以整体论观点,圆观遍照地考察翻译之道、典籍英译标准之道和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并以《庄子》英译为个案研究,以整体论新视角分析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在忠实性(信)、可读性(顺)和创造性(创)叁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论文第一章概述典籍英译与研究的现状,指出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对关键词进行界定,介绍本研究的结构、内容、方法和意义。第二章详细概述海内外典籍英译的历程,重点介绍主要译家及其译作情况,对典籍英译的范围和历史分期作了划分,并勾勒出典籍英译与研究历史发展的四个特点。第叁章综述考察典籍英译译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翻译标准,并简短回顾英语国家译入西方经典的历史和译者论者关于经典翻译理论的关切点,作为典籍英译标准概述和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观探讨的有益参照。第四章首先指出,以整体论视角研究典籍英译标准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五方面论证了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论研究模式的新颖之处和特点所在。作者以动态关联和圆融整体的视角把典籍英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圆融整体理念考察翻译和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之道是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圆融整体,它兼指翻译(translation)行为、翻译过程(translating)和译作(translations)。叁者动态关联,融合成为一个连续的圆融整体,这就是翻译之道的本体内涵。作者接着审视典籍英译的目的和标准,认为典籍英译的文本目的就是译者翻译的根本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律准则就是其翻译标准。作者还构建了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它是一个叁向动态和辩证关联的理论,认为典籍英译标准是一个动态关联的圆融整体。作者进而以这一新视角综合考察典籍英译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及其对叁元要素的中心取舍趋势,或忠实性(信),或可读性(顺),或创造性(创)。根据这一模式,典籍英译标准之道是一体,是多元标准一体化的整体,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译者个体的翻译标准都以它为理想和目标。典籍英译译者的个体翻译标准也是叁元要素一体化的整体,其构成的叁元要素有着恒久的动态关联。典籍英译译者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个性化表述之总和就能接近或达到典籍英译标准之道。第五章是“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的个案运用和论证分析。为了全面考察《庄子》英译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对“信顺创”叁元要素的中心取向,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庄子》的英译历程和《庄子》英译的研究成果进行更全面的概述,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庄子》英译本——理雅各的全译本、汪榕培的全译本、葛瑞汉和莫顿的选译本,以整体论视角来考察译者翻译整体标准在“信顺创”叁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从多方面论证了理雅各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忠实性为中心取向,汪榕培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可读性为中心取向,葛瑞汉和莫顿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创造性为中心取向。本研究尝试融汇中西,打通古今,运用理论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本质上属于哲理思辨的定性翻译理论研究。作者的研究路径是从源语出发,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以整体论视角来探讨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本文的个案运用分析表明,“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颇具解释力,可以更全面合理地描述、分析和解释典籍英译标准,典籍英译的现象,乃至其他翻译现象。
郭丽静[2]2003年在《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译作的地位》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分析了译作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地位的变化，以达到在翻译研究中正确认识译作地位，全面透彻地研究翻译的目的。根据不同阶段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作者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四个阶段来阐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被称为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阶段。翻译理论家借用当时的语言学模式企图构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翻译理论。翻译被看作是一种孤立单纯的语言转换，所以翻译的目的被理想化为在目标语言中寻找与源语等值的成分。这些理论都以原文为侧重点，因此译作必须严格忠实于原文。所以在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中译作被认为是原文的派生物，在地位上是次于原文的。在七十年代同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同时并存的还有以研究文学翻译为主的翻译理论。这些理论家不赞成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所规定的理想的等值原则和理论前提，他们通过对目的语中实际存在的译作的研究来描述影响译作选择和生成以及接受的目的语社会文化因素。翻译研究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目的语一方，译作不再是唯一的孤立存在的语言现象。所以在这一阶段的翻译理论中，译作逐渐取得了与原文并起并坐的地位，作为独立的实体存在并受制于目的语社会文化系统。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学的兴起，在翻译研究中也出现了文化学的转向。文化学派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文化的意义。文化被看作是翻译的基本单位，翻译的目的就是使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语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在文化学派的眼中，译作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成了塑造和左右目的语文化的一种势力。九十年代解构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非同一的，意义永远是有差异的被延迟的，无论是原文还是译文都是派生的非原创的。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劳伦斯?韦努蒂根据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并提出了其解构主义的反对译文通顺的异化的翻译策略。所以在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中，原文的权威性被推翻，译作不再是对原文的重现而是原文赖以生存的手段。通过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译作的地位是逐步提高的。理论指导实践，在翻译研究中应给予译作充分的重视。
李征[3]2016年在《伦理学观照下的翻译伦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借鉴伦理学的学科架构和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本文定义了翻译伦理的重要概念,并对翻译实践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诉求作了深入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典籍英译为具体案例,验证了这个研究框架的合理性,同时也为典籍英译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第一章为绪论,将论述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思路、论文框架和研究方法与创新。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回顾伦理学的起源、历史和研究现状,重点分析伦理学叁大分支——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此外,引入“全球底线伦理”这一概念,指出其“尊重他人”的本质特点。随后,本章从伦理学视角对现有翻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与批评。我们发现现有的翻译伦理思想呈现出规范伦理属性。切斯特曼和皮姆的翻译伦理思想呈现出规范伦理目的论的倾向；而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则呈现出鲜明的规范伦理义务论属性。当然,有些翻译伦理理论也或多或少体现了一定的美德伦理主张,如切斯特曼的“承诺伦理”和韦努蒂将“异化”定位于译者品德态度的观点。最后,本章回顾了典籍英译研究历史,指出典籍英译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各研究往往只能解释某种现象,鲜有学者从翻译伦理角度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从翻译伦理角度解释典籍英译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为今后的典籍英译提供理论指导。第叁章借鉴伦理学学科分类法构建翻译伦理研究的整体框架,认为翻译伦理研究可以分为：元翻译伦理(纯理论)和应用翻译伦理(应用性理论)两个分支,其中应用翻译伦理又包含规范翻译伦理和美德翻译伦理。元翻译伦理包括对翻译伦理重要术语的定义和分析,如翻译价值、翻译伦理和译者伦理。根据逻辑判断方法的不同,规范翻译伦理又可以分为规范翻译伦理目的论和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美德翻译伦理的研究对象是译者道德,它包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本章首次提出翻译伦理诉求这一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实现某个或某些翻译伦理诉求的过程；翻译伦理诉求是翻译伦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契合点。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因素主要来自叁方面,即：翻译价值、翻译语境和译者道德。第四章以典籍英译为案例研究,验证所构建的翻译伦理整体框架的合理性。首先,从元翻译伦理视角,厘清了典籍英译中主要术语及特点,如“典籍”、典籍英译的“价值”和各种伦理关系。在规范翻译伦理视阈下,分别从规范翻译伦理目的论和规范翻译伦理义务论出发,分析《孙子兵法》4个英译本所体现的翻译伦理诉求。美德翻译伦理从译者美德(品德)层面对译者提出要求,认为“尊重他人”是典籍译者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是我国典籍译者的最高追求。随后,本章从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叁大因素出发,探讨了典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形成原因。典籍文本类型、读者期待和赞助人共同制约典籍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译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同样影响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主要总结了本文所构建的翻译伦理研究框架及其理据。最后,本章归纳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并对翻译伦理和典籍英译今后的研究方向作了展望。
王艳红[4]2010年在《美国黑人英语汉译研究》文中提出相对标准英语而言,美国黑人英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层面表现出诸多不规范的特征。这种不规范的语言形式,曾一度使美国黑人英语被视为“低劣”语言。伴随着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美国黑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黑人英语也逐渐得到人们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关注。从目前的研究看,黑人英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口语中语音、语法特征、词汇使用的描写与归纳、对黑人英语起源进行追溯或对黑人英语的不规范现象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等方面,而对文学作品中黑人英语的使用及其特点却较少关注,翻译领域的研究更是几近贫瘠。鉴于以上原因,本论文拟以描写译学为理论框架,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对黑人英语汉译作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探讨,尝试性地提出黑人英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翻译领域对黑人英语汉语翻译研究的空白。本论文首先对美国黑人英语的起源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效果与功能进行了考察。从语言起源看,美国黑人英语的起源是与美国黑奴苦难的历史生活背景紧密相联的。十五、十六世纪,欧洲人为了建设新大陆,强迫非洲黑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这个陌生的土地。他们在种植园里饱尝辛酸,经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了与外界及彼此间交流,他们不得不摸索着学习英语,但他们习成的英语,在语音、语法等层面大量保留了非洲语言的某些特征；这种语言形式也是他们与奴隶主进行斗争的工具。从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效果与功能看,作为标准英语的“他者”,黑人英语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节奏美、简洁美、含蓄美叁个方面,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人物刻画、传承文化、情感激发、身份认同、表达政治意识等方面。同时,美国黑人英语在美国白人作家作品中的使用又与黑人作家作品中的使用有所不同。白人作家注重语音、语法的不规范,而黑人作家更注重其语言的表意性特征。因此,白人作家使用黑人英语主要是使作品获得一种真实感,其主要目的是反映黑人的社会地位；黑人作家的主要目的则是传承黑人的非洲语言文化、反映黑人的苦难历史。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使用的黑人英语并非是现实方言,而是经过作者改造后的文学方言,反映了作者对美国黑人英语及其使用者所持的观点与态度。基于对美国黑人英语语言特征及其美学效果与功能的系统梳理,本论文采取历时与共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对照的研究方法,分别从伦理和换喻的角度,对美国黑人英语汉译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性分析和研究,以此为基础,探讨黑人英语的翻译伦理、汉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等问题,形成黑人英语翻译的诸多指导原则。从历时和宏观的角度看,黑人英语汉译离不开宏观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明末清初的“拟古文体”翻译法到“孤岛”时期的方言法、五十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标准汉语口语法、八九十年代的语音飞白法,无不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的制约。同时,读者因素与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个人诗学规范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伦理的视角来看,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折射出译者的伦理观。黑人英语作为标准英语的“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译者选用哪种翻译方法来对译作品中的黑人英语,直接关系到他对黑人英语使用者的态度。从以往的汉译方法上看,译者没有表现出对美国黑人的歧视。但有的译作中汉语詈骂语的过分使用则表现出对黑人形象的歪曲。因此,翻译中既应注重形式又应注重内容,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的统一。同时,翻译伦理不应只是注重译者、读者、赞助人,也应注重实际语言的使用者。翻译是一个多因素、多主体互动的结果。从语言层面来说,黑人英语汉语翻译中的标准汉语口语法与方言法都是归化的翻译,语音飞白则是异化的翻译。从文化的角度讲,它们又都是异化,目的都是尽量保留原作中的文化特色。美国学者韦努蒂认为,翻译中应释放“语言剩余”,使用方言、行话、古语等弱势话语来打破标准语的中心化、颠覆文化霸权。但通过对黑人英语的翻译研究发现,方言的使用不一定能取得异化,有时语言的非规范使用反而会造成对源语使用者的伤害。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是一种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互补。从换喻的视角来看,无论哪种翻译方法都不可能是黑人英语的完全对等物,只能是部分的再现。黑人英语的翻译过程也有别于标准英语的汉译,译者在翻译时一般都是先把黑人英语翻译为标准英语,因此,黑人英语翻译既包括语内翻译,又包括语际翻译,其结果则是在对原文的阐释中,增加了“误读”的几率,也就是说,译者不可能再现黑人英语的全部,只能是部分翻译。黑人英语的翻译是一个换喻的过程。在以上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对现时代黑人英语的翻译原则与翻译方法作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以异化为主的原则、美学特征再现原则、整体协调性原则叁条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目的不应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文化霸权,各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互相尊重才能促进全球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黑人英语的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尽量保留黑人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要再现黑人英语的节奏美、简洁美、含蓄美的审美特征。但在这一过程中,方法的使用又必须得体,与全文保持协调。在这叁条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方言混合法、语音飞白法、标准汉语口语法、注释法四种翻译方法。
纪燕[5]2011年在《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名跨语际、跨文化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刘若愚既是古今文学的传承者,也是中西文化沟通的实践者。他运用自身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努力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着作中的文学理论提取出来并形成一定的体系和框架,将中国诗学纳入世界文论系统中,建构独具特色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本文以刘若愚艰苦卓绝的用西方诗学的理论骨骼支撑和托起中国诗学的思想血肉,将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世界性转变的理论体系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跨文化对话和融合的语境出发,梳理刘若愚的学术思想基础和脉络,重新审视他的伟大尝试,探讨其跨文化诗学思想体系在现代视野中的拓展与延伸,并由后殖民语境向后现代和全球化转换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让中国诗学走出“失语症”,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让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同时也为未来世界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四章、结语,共六部分内容。导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存在的疑难问题。刘若愚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美籍华裔汉学家,他是跨文化沟通的典型代表,并形成独特的观察中国文化的视角。其理论素养扎实深厚,着述视野宽阔、立论精当,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古典诗歌、诗论和文论,以及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他从自身的文化基础出发,既不赞成把西方现代的理论、概念、评判标准和方法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地运用在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同时也不固步自封,仅仅拘泥于中国传统的诗学,而是采取审慎的考辨和严谨的比较态度,汲取中西诗学的资源并加以综合,热情洋溢地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顺应世界文论研究的发展新趋势,积极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的方法论转向问题。他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他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学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刘若愚的思想为中国当代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兴起以及深入发展指明了重要路向。其次,中国近现代文论界一直围绕着“要回到中国还是全盘西化”的问题走不出来,甚至患上了所谓的“失语症”。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势不可挡,只有把民族文学理论放置在世界文学理论的宏大背景下,在跨语际和跨文化中进行审视,民族文学理论的世界性才有可能变得澄明起来,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学理论交流与对话打造一个共享的平台。探寻刘若愚的学术之路,综合评价其贡献和存在的不足正是中国诗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更好前行积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第一章是探寻刘若愚的学术道路并对其主要着作进行简要剖析。刘若愚1926年出生于北京,其家庭是书香门第,秉承着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他的父母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文化教养,其兄弟姐妹也是勤奋好学,因而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此后走向学术研究的道路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刘若愚在国内就读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都是选取中国当时教育理念最先进、教育模式最正规、教育程度最扎实的学校,而且由于他自小就表现出来的语言天赋使得他的英语才华极为突出,所以他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争取到去英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他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在其指导教授的直接引领下走向跨文化和中西比较的研究道路,在毕业之后选择留在英国的高校教授中文,而后辗转到香港的新亚书院任教,随后又在美国的好几所高校待过,最终在美国西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找到了最佳的学术单位、事业平台和终生依托,并登上了事业发展的巅峰。追寻刘若愚所走过的路,只有在真正了解之后我们才会深刻体悟到他的学术信仰和追求。刘若愚共着有《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1982)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八部英文专着,每一本着作的构思与写成都是在岁月的辗转与磨砺中,部部都是精华,都是泣血之作,而在此处对其八部着作做简要的剖析,既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全面展现其学术思想的需要。第二章较为系统地梳理刘若愚跨文化诗学思想的中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认同中的冲突与抉择。刘若愚的父母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代表,而他自小就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汇通的家庭教育中汲取着养料而走向成熟。一方面,他的中国文化积淀和根基极为深厚,诗词歌赋、理论文学随手拈来；另一方面他后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和学术圈中打拼,因而对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用得较为娴熟,所有这些都是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他能够自觉运用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概念、方法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所以他与现代西学的关系是极为深刻和密切的,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新批评和现象学。刘若愚在其研究中对“作品”、“语境”、“语言”、“语言悖论”等问题的关注是在对新批评理论的吸收与改进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而他的关于“诗是不同境界和语言的探索”这一概念中对“境界”、“创境”的讨论,存在主义中的“存在”概念对于形而上学文学理论中的“道”的并比性等问题,以及在他的思想中与现象学的某些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等等,正是其理论建构与现象学理论相得益彰之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下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刘若愚在后殖民主义和文化认同的冲突中坚守着、抉择着,他努力纠正西方学界对汉字、汉语、诗学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他凭借自身的奋斗占据欧美学术前沿,在自身不断的辛苦努力中寻找和建立文化身份,同时也争取着一份他人的认同。第叁章重点阐述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问题。刘若愚建构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这也是为他赢得身前生后极大声誉的代表作。他撰写此书主要有叁个目的,即：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第二个也是直接的目的,是为研究中国文学与批评的学者阐明中国的文学理论；第叁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为此,他在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曾提出的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四要素说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创新,即改创为“宇宙—作家—世界—读者”双向流动的过程,并进一步将中国诗学理论分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这六大板块,为每一种理论形式找寻中国文论的依据。这既是刘若愚为建构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体系的伟大尝试,因为他确实做到了“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这也是日后他饱受其他学者批评的所在,将中国传统文论的丰富性、复杂性强塞在这个不甚完美的框架中,总是有些削足适履、强而为之。而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中对语言为中心的方法论转向也是其努力之处,他自觉的语言文字贯通达至文化贯通的意识、方法论转向的探索与创新、以及努力对其建构的诗学理论体系进行实践,既做到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也从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理论,都可看出他扩展和深化中国诗学的不断努力。第四章重点探讨刘若愚跨文化诗学理论体系的当代现实意义。刘若愚的综合性诗学研究之路对其他汉学家或是从事比较诗学思想研究的学者可谓影响深远,其中就包括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叶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扬弃了刘若愚的理论,他根源性地质疑与结合西方新旧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危机,肯定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寻求中西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并通过中西文学模子的“互照互省”,试图寻求更合理的文学共同规律建立多方面的理论架构。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他对思维模式、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绝对化的色彩,还是没有走出比较文学的圈圈,因而在探寻文学作品表面之下更深层的理论方面还是稍显逊色。而比较文学必然要走向比较诗学才会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中外很多学者一致看到的地方。中国诗学研究既要拿来也要送去,只有在中西互为借鉴、互相融合、共同进步的基础上才会走得更远、更深入,因而文化认同、双向阐发的原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秉承的,也只有这样中国文论研究的“失语症”问题才会消失。中西跨文化之间的诗学或文学理论的比较,不是要求所有的部分都要达到对话的完美结局,即寻找到最好契合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两者可能进行对话和结合的地方,进行有重点的努力,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作为今天的资源和基础,然后与新时代的诗学和文论进行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沟通,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有重点、有目标,而我们所看到的刘若愚就是这样去做的。作为一个有偏见的、执着的批评家,刘若愚也为让更多的西方学生和读者更深入地去了解和感受中国的文化精华,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来,他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但是由于英年早逝,他毕生的努力却只是未尽的事业,今天的我们任重道远,我们要接过其手中的笔,让其思想和精髓可以走得更远!
郭广[6]2015年在《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文中认为神学马克思主义是将宗教神学蕴含的积极性思想遗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创造的一种以人的自由解放和现代性批判为理论内核的新型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无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进程中,还是在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本雅明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把本雅明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看作一个理论整体,将其置放入20世纪人类历史文化演变历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变迁的语境中,沿着其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生发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以本雅明独特的意象辩证法为研究方法,围绕“现代性的批判与救赎”的理论主题,依循“起源即目标”的思想主线,通过整体上细致解读他一生的主要理论文本,在其不断变换的理论论域中,全面考察他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理论逻辑、思想内涵和发展演变,以完整地呈现其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风貌及其当代价值。在语言哲学、文学批评和经验理论领域,本雅明以“神性真理”和“总体性经验”两个核心范畴初步创建出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雏形,既为他的现代性批判与救赎之路制定了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又为其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的生长奠定了本体论和认识论根基。在神学的“总体语言”哲学视域下,本雅明一方面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工具主义语言观、理性主义知识观和传统哲学认识论,以人类思辨理性建构的知识体系、理念星座表征方法、寓言显现模式,逐步阐明神性真理的内在逻辑结构,开启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之传统；另一方面,他从区分“经验”与“体验”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展开,造成讲故事艺术的消逝,导致人类整体经验的贫乏,以此展开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经验论的批判,主张建构一个涵摄科学、宗教、历史和艺术的“具体的经验总体”,为现代人找寻一条回归丰富内心经验的可行之路。但是,本雅明初步建构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带有浓重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色彩,仍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王国,而缺乏现实的社会实践维度。在现代艺术实践领域,本雅明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考察传统“灵韵”艺术和现代“震惊”艺术,试图通过艺术的政治化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美学化浪潮,探寻人类社会的审美救赎之道。本雅明通过重释传统艺术“灵韵”的辩证意蕴,展示它所表征的人类诗意生存状态,揭开现代社会虚假“灵韵”的神秘面纱,唤起人们重建美好生活的信念,进而以现代艺术的“震惊”体验撕裂传统艺术的“灵韵”经验模式,使采用进步技术的现代艺术承担起政治变革的功能,以此激发大众变革现实的革命斗志,突破法西斯主义日益加深的意识形态重围,实现人类社会的彻底救赎。这使他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了现实的社会实践维度,从而走出了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泥潭。在社会历史生活领域,本雅明通过意象辩证法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力批判,以找寻一条通往人类救赎的革命之道。本雅明通过历史考察巴黎拱廊街、人群、游荡者叁个过去的辩证意象,一方面立足当下来研究过去,从现代性的源头来揭开资本主义商品繁华和历史进步表象下的废墟真相,让人们洞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况和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启迪他们从资本主义虚假的商品梦幻世界和历史进步神话统治中觉醒过来；另一方面,他通过过去来启明当下,力图开显出过去的辩证意象中蕴藏的对抗现代性社会的乌托邦潜能,使它们爆发出革命性能量,促使人们将其现实化为当下的革命行动,走向革命救赎之路。在现代历史哲学领域,本雅明通过批判历史主义的历史连续性、历史进步观和线性时间观,积极建构了一种“断裂”的历史观、辩证的历史进步观和全新的弥赛亚时间观。此举旨在揭示历史主义的历史连续性、历史进步观和线性时间观的虚假本质,绽放出人类现实生活与世俗历史中原本存在的弥赛亚式力量,在资本主义历史无限进步的幻象中唤醒人类,在当下的弥赛亚时刻点燃革命的导火索,以打断资本主义历史连续统一体,重建人类世界完整统一的本原状态。在此基础上,本雅明还痛斥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化、教条化倾向,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犹太神学结合起来,最终完成了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建构。本雅明独创的神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文化批判理论,虽然带有浓重的神学气息和乌托邦色彩,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它对创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内涵、扩充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推动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等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李可[7]2011年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困境分析——以翻译文化战略观为基点》文中提出我国翻译事业近年来虽取得长足发展,却呈现厚古薄今现象,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文章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背景,从翻译文化战略观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困境及原因进行剖析,阐释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邵璐[8]2012年在《西方翻译文体学研究(2006-2011)》文中提出本文评述5年来(2006-2011)西方翻译文体学研究状况,讨论该领域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归纳梳理各种流派和思想,析评西方如何界定文体学和翻译文体学、如何对它们进行学科定位、如何展开研究、如何设定考察对象、以及如何聚焦研究重点等诸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当下西方翻译文体学越来越倚重语料库工具,研究视野趋于从较纯粹的文学文体学转向叙事与文体相结合的研究,翻译研究中所涉译出译入语趋于转向少数族语之间的互译。文章认为,西方翻译文体学领域里出现的这些变化和趋势,从研究内容、范式和方法的各个方面,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均有较大参考意义,值得深入了解和借鉴。
李颖玉[9]2009年在《基于语料库的欧化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一个自然而又重要的结果就是接触双方的语言发生词汇、句法甚至语音和语用等层面的变化。英汉语言接触中“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就被称为“欧化的语法”(王力,1985：460)近年来,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一种强势语言,使现代汉语发生了较为显着的“欧化”。客观地说,这些“欧化”一方面给汉语的健康和发展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汉语的丰富和完善带来了新鲜的血液。然而,“欧化”这个原本自然的现象从被认识的那一刻起便被赋予了太多的消极含义。英汉翻译作为英汉语言接触的重要手段之一,必然与汉语的欧化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就成了欧化现象的“出气筒”,而欧化的译文更是毫无怨言地成为了众矢之的。那些“蹩脚的”、“估屈聱牙”的欧化译文固然应该批评,但是正如“批评”这个词本身一样,人们更多地注意了缺点和错误,而严重忽视了“评论判断”和“优点长处”这两层涵义。事实上,欧化的翻译除了“蹩脚”,还可以有良好的经济性和特殊的表现力；而那些的确“估屈聱牙”又无任何价值的译文也不是仅靠批判就能改善。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正视欧化翻译问题、积极深入地研究欧化翻译现象是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对翻译事业本身如此,对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也是如此。本研究以翻译学为核心,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充分利用语料库方法的优势,对当前英汉翻译中出现的欧化翻译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在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欧化翻译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描写和挖掘。新兴的接触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给本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此外,研究中还借鉴了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以及汉语研究等领域的相关成果。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九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基础铺垫、研究主体、拓展研究及研究结论。基础铺垫,包括前两章。第1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然后对相关概念和术语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接着对研究的价值、创新、目标及方法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评估和介绍。第2章主要从与本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领域入手,介绍并评述了接触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学及汉语研究等研究中的主要研究文献,还特别对语言学研究中从静态的规定性“标准”走向动态的描写性“规范”作了回顾和评析。研究主体,包括第3-6四章内容。第3章对欧化翻译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不仅从内部机制和外部影响两方面论述了欧化翻译的必然性及合理性,还列举了常见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的概念,并进一步讨论了区分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的必要性及其一般原则。第4章详细介绍了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及检索、统计和分析工具,重点讲述了英汉翻译译文语料库的建设方案与过程。第5章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主要从词汇和句法两个方面对译文中出现的典型欧化案例进行了大量的语料库统计和语言学分析,总结和评估了汉语译文受英语语言词汇及句法结构影响所产生的变化。研究发现,英汉语言接触的确能够导致汉语译文出现欧化,但是以往的研究对欧化具体表现认识尚存不足,人们的主观感受也不完全正确；定性分析的结论虽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但也有不少需要纠正的看法。第6章就语料库研究的结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重点考察了公众对欧化译文的喜好和敏感程度。它不仅是语料库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区分积极欧化与消极欧化的重要标准。拓展研究,包括第7、8两章。第7章和第8章分别从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的角度出发,结合以往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结果和本研究的语料库与调查分析结论,对译文中出现的欧化现象进行分析和整理,并分别研究了积极欧化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和启示以及消极欧化译文的优化策略。研究结论。第9章简要地总结了研究成果,提出我们不仅应该正确对待英汉接触和汉语欧化,还应该正确认识翻译中的规范和创新,从而促使英汉翻译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本章最后还指出了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思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详见1.4)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研究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从静态转为动态,从消极转为消极与积极并重。这样一来,对欧化翻译现象的研究空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研究问题的结论也就更加全面而客观。第二是研究方法的改善。本研究充分利用了标注语料库的价值,结合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的优势,用大量真实的译文语料对欧化翻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用更为丰富、可靠的结果对现有定性研究结论进行了必要的检验和修正。第叁是研究视角从单一的语法研究扩展到语法、语义、语用叁个平面的研究,使欧化翻译的分析、积极欧化的价值认定及消极欧化翻译的优化策略都成为立体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第四是研究对象明显扩大,从自建译文语料库到参考语料库再到最新的电视节目语言案例,研究中不仅包括了书面语,还有口语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的新案例。种种努力对于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欧化翻译现状起到了很好的保障和补充作用。本研究的理论价值(详见1.3.1)在于将语言接触因素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评估英语对英汉翻译造成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翻译学和接触语言学理论研究进行了相互补充；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和调查结果纠正和补充了欧化翻译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偏见,筛选和确定了欧化翻译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和重点；纠正对欧化翻译的片面看法,大胆提出“积极欧化”和“消极欧化”的理论模型、分类原则及动态规范；本研究的实践价值(详见1.3.2)主要体现在翻译研究及翻译实践与教学领域、现代汉语研究及政策制定、对外汉语教学、辞典编纂和语料库建设等领域,对帮助普通的语言学爱好者及广大公众了解欧化翻译、自觉使用规范汉语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主要价值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对翻译研究而言,本研究初步摸清了欧化翻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及规范制定,为今后的研究作了一定的基础性工作；同时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结论对直译及异化研究的深入能够起到重要的提示作用。对翻译实践与教学而言,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翻译观、有助于翻译工作者了解新时期翻译工作的新要求,还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和案例资料,拓展了翻译批评的思维空间和参考规范。对现代汉语研究及政策制定而言,语料库调查结果有助于了解现代汉语的发展现状,预测其演变趋势,在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做好准备工作；而问卷调查结果则提示,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政策制订方面需要充分尊重和考虑公众意愿。此外,本研究还可以帮助汉语教师和外国学习者(特别是来自英语国家的)了解英汉语言接触及影响,正确把握正、负迁移及其动态规范；研究使用的语料库除了可以为类似研究直接提供资源之外,还为汉语语料库的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新外来词语的译介原则还可为相关辞典的编纂提供参考。
焦文超[10]2006年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中认为翻译研究可以从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两个方面进行，回顾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西方翻译学术界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研究的重点正在从语言的内部延伸到语言的外部，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深入发展，为翻译界提供了从语言外部研究翻译现象，探讨翻译理论的新思维，目的论、多元系统论、操纵学派等先后研究了译入语文化及文学规范对选择译文题材及翻译策略的影响。勒菲弗尔明确指出，意识形态与赞助，不仅影响翻译过程，更影响翻译的结果。 本文立足翻译研究中的描写方法，并结合目的论，规范论及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以阐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作用。传统的翻译理论侧重于原着和译作文本比较，翻译标准的厘定和遵守等。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中出现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的重心逐渐从文本转向了对翻译过程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随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弗尔为代表的目的论，将翻译看作一个有目的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以图里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进一步将翻译视为一个受规则约束的决策过程，而意识形态则似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翻译的每一个环节。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将翻译视作一种改写形式。勒菲弗尔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系统”(system)这一术语，将社会视为一个由多系统组成的综合体，而文学(包括文学翻译等各种改写形式)是其中的一个系统。这个文学系统具备双重操控因素，一个为文学系统内部的因素，包括由“评论家、教师、译者”在内的各类“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另一个则是系统外部的因素，即“通常对文学的意识形态要比对文学的诗学更为感兴趣”的“赞助人”(patronage)，和“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如“个人势力、宗教集团、政治团体、社会阶级、皇家宫廷、出版社、传媒机构”等等(Lefevere：15)。这样一来，勒弗菲尔通过把翻译作为译入文化的译作加以研究，考察文本与文本外的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强调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强调系统的内在构建与控制机制”(Hermans，1999：125-132)翻译成了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原文、
参考文献：
[1].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D]. 黄中习. 苏州大学. 2009
[2]. 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译作的地位[D]. 郭丽静. 重庆大学. 2003
[3]. 伦理学观照下的翻译伦理研究[D]. 李征.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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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困境分析——以翻译文化战略观为基点[J]. 李可.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8]. 西方翻译文体学研究(2006-2011)[J]. 邵璐. 中国翻译. 2012
[9]. 基于语料库的欧化翻译研究[D]. 李颖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10]. 意识形态与翻译[D]. 焦文超. 山东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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