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军[1]2004年在《中外不良资产处置的宏观环境和方法初探》文中指出商业银行在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中国的金融体系属于大银行主导模式,银行信贷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90%以上的融资。但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严重的不良资产问题。继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4万亿不良资产以后,短短的4年多的时间,又产生了2万亿的巨额不良资产。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金融系统和经济健康运行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快速有效的处理不良资产成为金融改革的关键问题。本文以美国为参照,在不良资产处理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方面,对中美不良资产处理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在宏观环境方面,重点对比不良资产产生的政治经济基础(包括日本)、法律体制和法律环境、信用文化、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这四个方面。在不良资产处理的微观环境方面,重点对比分析了中国与美国不良资产处理采取的具体手段。中国的具体手段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初始阶段常用的几种处置方法、打包拍卖处理、成立合资合作公司和不良资产证券化四大类。与之基本相对应的美国的处理方式为公开拍卖和暗盘竞标、资产管理处置合同、股本合作和资产证券化。美国的不良资产处理中应用了大量的创新手段,很多手段成为日后世界上资产管理的标准方法。同时,本报告还对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不良资产的成因和处置方式做了简要的描述,介绍了韩国和泰国不良资产的成因和处理方式。因为东南亚和东亚国家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经验、处置方式和面临的问题对中国有着比较强的借鉴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了各国化解不良资产对我国的启示,提出了中国处理不良资产应该遵循或者参考的几条重要的原则。
佟铁成[2]2005年在《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管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 世纪8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国际金融领域的创新和深化以及一些国家的转制,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轨国家,都出现了银行巨额的不良资产,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威胁。因此,化解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已成为各国和国际金融社会共同面临的新课题。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原因十分复杂,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金融创新等经济学理论对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内、外部因素进行了综合论述。由于各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形成的不良资产情况不同,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也有差异。本文区分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和亚洲国家叁种类型,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各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各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本文在借鉴若干国家银行业不良资产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现状及特殊性,对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机制情况进行分析,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出了对策,提出了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
孟宪政[3]2011年在《青岛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最近几年,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仍是呈现整体疲软的状态。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状况也逐渐暴露出前两年经济刺激政策的诸多后遗症,如通货膨胀预期增强、CPI指数居高不下。银行作为国家经济的枢纽,应当对不良资产有足够的重视。笔者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和防范措施,具有现实意义。不良资产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曾经严重影响过很多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笔者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成因及处置方法做了介绍,并以实证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阐述。笔者从事了多年青岛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青岛银行不良资产的原因,并以实证分析和查阅档案材料等方法对青岛银行不良资产产生进行了分析,对青岛银行不良资产现状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青岛银行处置和防范不良资产的新举措。随着青岛构建蓝色经济区规划的推进,青岛银行以和谐、合理的方式处置和防范不良资产将是一种必然。青岛银行是一家地方商业银行,规模比较小,管理理念和经验不足,这些都是防范不良资产的基础方面,从这些方面抓紧是防范不良资产的有利保证。这些新举措的实施必将助推青岛银行的顺利发展,也会为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王冰[4]2015年在《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多元化战略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过多年的处置,顺利的完成了其降低银行不良率、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国企改革脱困的历史使命,政策性划拨的不良资产处置任务顺利完成。资产管理公司的使命并未随着政策性划拨不良资产处置的完成而终结,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大力推动自身改革以承担起对实体经济“逆周期救助”实现自身“顺周期发展”的新的历史重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有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规模实力暂居我国资管行业之首,华融资产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与其选择的商业化、多元化的道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转型之路的确定,既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是内部条件促成的必然。多元化金融控股集团的道路已经实践了多年,本文旨在通过认真的回顾总结在此转型期间表现、暴露出的问题,通过对华融资产转型的内外部因素分析,结合SPACE矩阵的构建,分析了华融资产在目前多元化转型中存在的困难和潜在风险,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步工作的难点和重点提出了六点具体的建议,通过对华融转型中面临问题背后表现出的制度需求提出了两条政策改革的建议。希望能以华融为例,为其他同业提供一定的参考。
刘华[5]2004年在《引入外资参与我国不良资产处置》文中指出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总额约41,390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与相应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组合（以下简称银行不良资产）共占33,000亿元人民币，占全部不良资产的79.73%，是我国最为主要的不良资产，也是本文论述的主要范畴。如此巨大的不良资产已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严重资不抵债，很有可能诱发挤兑风潮、形成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这种风险一旦发生，也将很有可能导致我国大量国民财富灭失，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目前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效率和道德风险上，效率的问题主要来源自缺乏巨额资金购买不良资产和缺乏处置不良资产的有效手段，而道德风险则主要是指不良资产处置的责任人为了避免被指责为国有资产流失而采取消极的处置态度。为此本文提出应该加大引入外资参与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置，这样既可以引入国内处置不良资产急需的大量资金和经验、技术，也有助于化解不良资产流失的道德风险，给不良资产处置者良好的外围环境，从而以外力来打开不良资产处置的困局，实现不良资产的高效、快速处置，消除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在海外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跨国投资银行为中介的不良资产处置专业群体，他们广泛地参与了包括亚洲周边国家在内地各国地不良资产处置。随着这些国家的不良资产处置接近完成，中国巨大的不良资产市场成为了他们关注的重点，同时中国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也成为他们希望进入中国市场重要因素，这就使得引入外资参与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置具备了完全的可行性。外资进入我国不良资产市场的合理路径包括组建合资公司、直接向外商出售股权和债权、组建境内外投资基金、分包与托管等，其中以合资公司的方式最为常见、有效，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使得中方保持对不良资产处置全过程的监督和参与。此外，对于当面大量以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不良资产的建议，本文认为资产证券化并不是不良资产处置的有效手段，不值得推广。当然，外资的进入也依然需要在政策、法规和内在环境加以配合，特别是应加强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切实地保证外国投资者作为债权人的各项利益及提供详尽的不良资产信息。唯有如此，外资才会顺利地进入国内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才能使得外资参与我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效果得以真正的体现。
席燕君[6]2006年在《太原市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风险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前身为城市信用社的先天不足、规模偏小、资产质量偏低等原因,存在着盲目扩张规模,超常规或负重发展的现象,使城市商业银行蕴藏的金融风险,可能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稳定。本文通过对太原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风险的分析,对如何化解并防范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想法。首先,本文从太原市商业银行的历史沿革、人力资源、组织机构、业务情况以及财务状况详细分析了该行的现状。并且从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到太原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特点,揭示了该行不良资产风险的程度,以及化解其不良资产风险的迫切性。其次,通过分析太原市商业银行成立的历史背景,包括金融环境、债务企业、地方政府的外部原因,以及自身的经营原因,刨析了该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基本原因。再次,就化解不良资产风险必须解决的处置不良资产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两大问题,依据主导方的不同进行了叁个模式设计,并通过可操作性、成本及成果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可行模式,从组织建设、不良资产处置、地方政府的扶持措施等方面给出了建议。最后,为了有效地化解太原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顺利实施所设计的模式,从银行自身的建设、地方政府的监管扶持措施、国家的政策指引叁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建议。
刘东益[7]2008年在《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再定位》文中提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仍在继续进行深入的改革,不良资产还不可避免。在这种经济环境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仍担负消化不良资产,稳健金融市场的重任,还将长期存在。2006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政策性收购的债权资产基本处置完毕,并接受财政部对责任回收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正式进入向商业化转型的过渡期。2008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将政策性收购资产全部处置完毕,面临历史使命的全面转换和向商业化经营模式的全面转型。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现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法律定位存在一定的缺陷,表现在:主体地位模糊,法律属性不明确,与相关主体的关系含混不清。科学界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主体地位,是正确处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政府、企业、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其顺利发展和运作的制度支持。新形势下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定位为兼具不良资产处置和投资银行功能的综合性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主要目标为:一方面市场化地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产,以获取最大的回报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经营的条件下,将投资银行业务手段有机地结合到资产管理主营业务之中,通过不良资产处分、上市来提升不良资产的价值。再定位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要摆脱原有的政策依赖性,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股份制改造是产权改革的突破口。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独立的公司法人,必须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设立董事会,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形成权力制衡、高效运转的内部治理机制,健全内部约束与激励机制。再定位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的关系依据不良资产取得方式的不同,分为信托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与债务企业的关系为平等的商事主体关系,对不良资产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采用债务追偿、债转股的方式处理。
闻特[8]2017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文中研究指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的持续增长,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不良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创新的处置方式而呼声渐高。2016年5月26日,随着“和萃2016-1”和“中誉2016-1”两单产品的发布,标志着暂停了近八年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正式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有助于盘活商业银行的资金存量、提高资产流动率和收益性,进而达到减轻商业银行的压力的目的。而作为不良资产支持证券产品发行成功的关键因素,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产品设计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其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市场上快速稳健的发展。论文首先对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整理归纳,再结合我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分析总结出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然后,论文在对不良资产证券化原理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基础资产池与交易结构的特点,并对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相关的参与机构与具体操作流程进行详细介绍。进而,结合对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的分析,论文从基础资产池、交易结构、产品结构叁个方面解析了不良资产证券化实际案例——“和萃2016-1”的产品设计。基于对“和萃2016-1”产品设计各要素优缺点的剖析,分别从基础资产池设计和证券设计两个方面总结该案例的特点,并提出该案例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参与机构的分离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最后论文在对“和萃2016-1”的产品设计进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针对如何优化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产品设计提出叁条实质性的建议,即要注意合规的选择基础资产、在信用增级以及主要参与机构的分离方面对交易结构进行改善、以及通过改进贷款服务机构的激励机制来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论文在案例选取方面做了新的尝试,选取的案例较为新颖,有助于反映出目前不良资产支持证券产品设计的现状,对未来不良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的设计提供借鉴。但是选取的案例较为单一、代表性有限,并且因数据和时间的限制,缺乏对产品设计过程中的证券估值定价的定量实证模型分析,以及对实际操作的详细阐述,对论文的不断加以完善仍是本文尚需努力的方向。
刘格格[9]2018年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中投资者权利保护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被巨额的不良资产所困,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作为快速处理不良资产的手段被商业银行重视。但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漏洞依旧存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仍处于弱势地位,因系统风险导致信息不对称,从而致使较多投资者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笔者拟从投资享有权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优化建议从而保护投资者权益。投资者在投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时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与产品的发起人不同,对信息的获取程度等很大限度的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权利。投资者在投资活动中应享有交易知情权、安全交易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但在目前投资环境下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本文试图寻找投资者权益保护路径通过改革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从立法角度出发。通过对法律及相关法规缺失的补充入手,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具体操作规则及运营的规范化,加强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配套制度建设,从而保障投资者的权益。从监管机制的角度出发。明确的授权监管机构对证券化投资的监督管理职权,避免监管混乱及监管真空,有效的提高监管力度,从而形成有效的投资者权益保护监管机制,给投资者一个良好的投资权益。从信息披露的完善出发。交易信息的获取是投资者投资活动的生命线,只有保障投资者有效、及时的获取投资信息,才能够使他们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做出决策,获取利润或减少损失。从真实出售隔离以规避破产风险出发。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便是资产池的组建,如其中涉及资产的原权利人破产,资产池中的财产被划入破产财产,则很大程度上来说,投资者将出现大额亏损。因此从组建之初便对资产池财产进行真实出售,避免成为原权利人破产财产的可能,从而保障投资者的权益。本文拟从上述角度对投资者权益的完善与保护进行研究,结合投资者具体权利给出有效的解决途径,从而保障其权利。
江文清[10]2004年在《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论》文中指出我国高校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对高等院校的各种形式投资以及高校自身发展积累所形成的资产，是整个社会国有资产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主要由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投资，并由其归口管理，拥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而各高校拥有占用使用权。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部分高等教育活动市场化的趋势，结果是相当部分高校国有资产将进入市场化经营管理，并在经营管理中实现保值增值。但高等教育在我国作为“准公共产品”，这决定了高校国有资产不全是经营性的，相当大部分国有资产只能是非经营性的，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教学、科研的发展和办学的经济效益。而高校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较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高校国有资产流失的形式和途径还有可能增多，流失速度也可能加快，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将会给国家、高校造成更大的损失。 虽然，有关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文章时有见诸报刊，但其数量之少和研究领域之窄是有目共睹的，且多为工作经验交流之文章，时至今日没有多少知名学者对其进行全面的理论研究，也未有系统性的成果发表。我国加入WTO后，国外高等教育的进入，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问题将会越来越重要和突出，亟待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模式和体制，理顺国家、高校、校企、教职工四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国有资产的性质和经营管理的范围，实现保值和增值，以保证高校既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又要结合社会需要，发挥应有的经济效应。面对新形势的要求，需加强对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进行深入系统性的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本论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历史的观点、改革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研究问题，采用以实证性社会调查为收集资料的基本手段，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形势下的高校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进行了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分析，使研究的成果更加科学合理。 本论文首先对作为整个论文研究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分析，同时分析了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的属性、高校国有资产的内涵界定、高校国有资产的特征、高校国有资产的种类、高校国有资产的形成途径等。其次，论文研究了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历史沿革、管理体制的现状、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以及高校国有资产产权存在的问题和权属的管理。再其次，分别研究了高校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着重研究了高校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高校经营性国有资产流失的途径、高校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架构和模式设计以及高校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考核和评价。接着，研究了高校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管理，重点研究了高校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高校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流失的途径、高校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目标模式、高校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评价和考核等问题，并对高校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有偿使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紧接着，分析了高校国有资产“非转经”问题，其中包括“非转经”的主要方式、“非转经”存在的问题、“非转经”的治理。接下来，在高校非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研究之外，作为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重要问题—土地问题和后勤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在高校土地的管理和经营一章中，主要对高校土地的概念及使用权特性、高校土地使用现状、高校土地使用权在资产核算中存在的问题、新形势下高校土地的管理和运营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在高校后勤社会化与国有资产管理一章中，研究了高校后勤社会化与国有资产管理的关系，着重研究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主要内容、高校后勤社会化与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高校后勤社会化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最后，也是本论文的重点和核心之所在，论文特别用了大量的篇幅针对前面各章节研究分析问题的现状、成因和研究的对策思路等，为达到高校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保值增值的目标，作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高校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体制的创新，提出了高校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和高校内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组织架构，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建立了分类管理高校国有资产的制度;高校经营性国有资产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运营管理;规范和加强高校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安排;重视高校国有资产“非转经”问题和高校土地问题的制度安排:深化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的创新改革;以及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等。 本论文与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相关同类型研究成果比较，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建立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1.首次对高校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有关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和研?
参考文献：
[1]. 中外不良资产处置的宏观环境和方法初探[D]. 张红军. 清华大学. 2004
[2]. 银行不良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管理[D]. 佟铁成. 吉林大学. 2005
[3]. 青岛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研究[D]. 孟宪政. 西北大学. 2011
[4].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多元化战略转型研究[D]. 王冰. 昆明理工大学. 2015
[5]. 引入外资参与我国不良资产处置[D]. 刘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6]. 太原市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风险研究[D]. 席燕君. 天津大学. 2006
[7]. 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再定位[D]. 刘东益. 湖南大学. 2008
[8].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D]. 闻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
[9].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中投资者权利保护研究[D]. 刘格格.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8
[10]. 高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论[D]. 江文清. 四川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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