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丰收带来增收 试点变成亮点（论文文献综述）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1]（2021）在《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文中认为明清两代,中国与越南有密切的关系,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继续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对本论文研究的越南平定省来说,从中国受到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和社会被视为越南经济和社会的典型缩影,这段时间平定省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是越南国史典型的事件。因此,17—19世纪平定省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不但能多认识平定省的地方历史,而且能多认识越南国的变化和发展。根据现有的资料,本文力图全面地提示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的真实面貌。关于自然与人文,论文分析平定省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和交通优势、17世纪前平定省经济与社会及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主要论述平定历代行政机关系统和军队组织;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管理在许多方面体现,集中分析了平定省政府对平定山区少数民族、山区与平原的贸易关系、海岸管理及防守、贸易活动管理及船只、人流出入港口的管理等问题。关于17—19世纪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论文深入分析了农业生产状况、土地的各部分及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斗争”、1839年平定省的均田政策,从而理清平定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特点与作用、它和平定省农民生活和起义的关系。关于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与非农业各经济行业状况:国内贸易,主要研究集市体系、“市肆”、商港和都市的形成、活动与发展,研究平定省内各个地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商人力量、商品供应资源、货物的价格与运输方式;国外贸易主要研究与华商①的贸易活动;非农业经济包括手工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商业与非农业经济发展使得平定省成为越南的商品和商业中心,进一步改善了平定省居民的物质生活。对于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深入研究了平定农民与人民阶层对阮氏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的爆发原因、演变及特点,包括18世纪西山起义及19世纪赫耶族的起义,重点分析在平定省的西山事业、西山力量与阮映力量的大战以及西山时期、阮朝时期的人民生活等问题。论文还研究并阐明17—19世纪平定省的社会文化,比如:思想和宗教、儒学的教育与科举、平定居民的文化物质和文化精神、平定省对形成越南语字母的作用、平定省华人共同体。17—19世纪平定社会与经济的特点和作用:在17—19世纪平定省是越南着名的贸易与商品中心之一;平定是暴动的地方,即西山起义的基地,也是阮岳皇帝中央政府的京都,在那里,西山军与阮映军之间发生过许多激烈的战斗;平定是阮朝政府于1839年唯一允许实施均田政策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平定是越南唯一有两集地簿（1815年和1839年）;在17—19世纪平定经济和社会中,华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平定是塘中临济佛教的起源地;平定是天主教早期传入和迅速发展的地方,为越南语字母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马池春[2]（2020）在《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资本下乡日趋活跃和频繁,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潜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变革。当前,围绕资本下乡议题学界争论不断,既有资本下乡的坚定支持者,也有资本下乡的强烈反对者,争论双方的核心关切是资本下乡究竟促进还是损害农民利益?本文以粤东北地区的育村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框架,详细考察了资本下乡在个案村的具体实践过程。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形态变革是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资本下乡能否促进农民利益根本上取决于多元主体间利益秩序均衡与否,关键在于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而资本下乡良性机制的建构过程本质上是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过程,是农民利益发展与利益保护的均衡过程,也是村庄秩序再造和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研究聚焦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深入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全景展现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过程及其结果,并试图揭示资本下乡良性机制建构的内在逻辑机理。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结论与讨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回答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回顾和梳理相关文献并进行简要评述,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案例概况及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共由五个章节构成,围绕资本下乡中的政府、企业与农民,按照事件发展的过程脉络,论述和呈现资本下乡对村庄秩序的再造过程和结果,揭示和分析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第一章主要从政府、企业和村集体三个层面分析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研究认为政府的治理逻辑、村庄的发展逻辑与企业的生存逻辑具有内在契合性,推动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行动路径的适应性耦合,实现了乡村关系、政企关系和村企关系的再造,形塑了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第二章主要呈现资本下乡中政府和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过程,分析认为村治精英在资本下乡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加速了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进程。企业的“需求—回应”机制和政府的体制压力传导是资本下乡中精英吸纳的主要动力来源。资本下乡中政府与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双重吸纳实现了对村治精英的再造,引致村治精英“政治化”。第三章主要展现资本下乡中企业主导的现代规则与乡土规则的碰撞过程,分析认为资本下乡为重塑和再造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中乡村社会基于共同需要具有规则再造的内在动力,而政府的强制性矫正则为乡土规则再造提供了外部辅助。同时,资本下乡中企业理性与农民理性的耦合过程也内涵着企业对乡土规则的再造。第四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农民再组织化的动因,呈现农民再组织化过程。资本下乡中企业基于生产成本控制需要,具有吸纳农民参与的内在动力。而企业基于交易成本控制需要,则将分散化的农民参与推向了再组织化。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的农民再组织化有助于乡村社会自主性“集体”建构。农民再组织化搭建了农民组织化利益表达新秩序,重塑了农村政治经济格局,拓展了乡村精英成长空间,推动了村社集体再造。第五章主要分析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研究认为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遵循内在多重逻辑进路,具有积极治理效应,对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助推作用。同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潜在冲突、政企关系诱变、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使得资本下乡中的村庄秩序再造有其限度。基于对案例的分析研究,围绕如何建构和完善资本下乡良性机制,推动资本下乡秩序均衡,促进农民利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的信任建构是基础;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的保障;有效的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中的主要桥梁和纽带;打造党建引领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是资本下乡进程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王金[3]（2020）在《涉农“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研究》文中指出涉农“一号文件”是比较系统、全面的农村发展指南,指明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见证了农村社会近40年的历史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先后出台了22份涉农“一号文件”（具体指1982年-1986年的“五个一号文件”和2004年-2020年出台的“一号文件”）,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和政策支持。研究历年来我国涉农“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及其转变规律,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启示,对新时代“三农”工作“少走弯路”,推动农村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涉农“一号文件”的阶段划分,目的在于明确历年农村工作的主要方向。通过对农村经济改革初期（1982年-1986年）、统筹城乡发展时期（2004年-2012年）、城乡融合发展时期（2013年-2020年）三个不同发展阶段涉农“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进行系统梳理,构筑一幅中国农村改革的浓缩画卷,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在不同时期的转变,目的在于明确发生转变的具体内容,阐述转变的规律。我国涉农“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经历了两大转变,即由“经济振兴”“农村支持城市”“政社合一”和以“农”为本等刚性需求向“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村民自治”和以“民”为本等柔性约束转变,再由这些单一层面向“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农民主体”等综合层面转变。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发生转变的原因及特点。从原因上看,主要在于国民经济增幅稳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总体布局不断完善及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驱动。通过对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发生转变的内容及原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转变都有共同的特点,即政策上的递进性、目标上的一致性、主题上的创新性、内容上的关联性。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转变为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农”发展带来的启示,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围绕“三农”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在以往的经验教训中摸索乡村建设规律、在涉农“一号文件”指导下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创造性提出健全体制机制保障、大力夯实农业基础、发挥农民主体力量、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四大最优路径,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满足农民更高水平的生活需要。
杨均华[4]（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松芳[5]（2020）在《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青稞糌粑为中心的藏族饮食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从饮食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在地化观察与研究,对青稞糌粑文化的特征、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重点考察了在饮食生活中,藏民族如何运用相关青稞糌粑的内部知识体系,理解并调适人同所处特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尝试通过地方性知识及“生长于斯”的经验性的“深描”,完成关于青稞糌粑的食物民族志写作。同时,从糌粑文化的个案研究出发,探索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的整体研究构架,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路径,并试图与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等多种研究范式进行对话。藏区至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围绕青稞糌粑的技艺、制度、信仰等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形态,藏族饮食文化的综合特点在于:单一的食材、极简的烹制和规模化的生产,朴素与实用的形态背后却隐含有人类精神中更多的文明指数,并拥有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意义体系。论文首先梳理了藏人对青稞生成环境的认知和糌粑原料的获取过程;描述糌粑的生产制作与食用方式以及饮食制度;围绕在不同空间展开的各种仪式中糌粑作为信仰食物所呈现出的象征意义;探讨了糌粑作为藏人主食具有的感官、记忆与自我认同功能;以及在现代性实践中的现状及可能的未来走向。论文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饮食文化中,食物原料的生产环境决定人们的生计方式和饮食形态,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是决定饮食文化的主要因素,因此,整体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把握,应从“地理和人文的结合部”的角度去理解,方法论方面应注重饮食实践层面的综合考察。第二,作为生物性营养需要的糌粑和作为精神需求的糌粑之间相互转化,贯穿于藏文化的方方面面,使藏人对糌粑有着习惯性的忠诚,成为维系统一藏族传统文化的纽带。第三,藏人与青稞糌粑的互动,和与其所处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之间相互调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饮食文化对象征符号的运作,使食物的意义进入象征系统并成为破译文化的符码,在广泛的时空中扮演着连接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中介角色。不同文化赋予具有永恒功能的食物以不同的意义,生活在藏文化中的人们,在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和逻辑的象征体系之中,形成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知。同时,借助于象征符号的能动性运作,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调适终以和谐实现。第四,外来的饮食及其文化,扩大了藏族原有的饮食体系,丰富了本土糌粑为主食的饮食结构,而未替代糌粑酥油在藏族饮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糌粑酥油为核心的饮食文化系统,在整体的藏文化中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边界。论文力求把对青稞糌粑文化的探讨,贯穿一条鲜明的人文思想主线,糌粑为主兼及其他的饮食结构、“医食同源”的藏人饮食保健养生思想、生命平等的生态法则、尚“善”的人文观念和“尊老”的传统。
加芬芬[6]（2019）在《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文中认为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我国对农村治理的探索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和国内环境,村庄的治理面临挑战,唯有探索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才能解治理之危。村庄治理的优化,不能抛开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更不能抛开我国独特的历史,由此,从历史中探寻村庄治理的优化是一种较为适当的方法。纵观我国乡村历史的发展,其内部治理的变迁受制于三个层面。其一为国家层面。无论是国家的行政力量还是国内的社会环境,都是村庄发展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力量对村庄治理起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其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推动农村社会的变迁。其二为村级结构。村级结构是村庄治理的制度框架,在国家和农村社会中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村级结构的良性运转可以支撑国家治理,按照国家的意图管理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村级结构通过村庄治理来改造农村社会,使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国家治理、国家宏观环境契合。其三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不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更是村庄治理的土壤。农村社会的变迁支持国家治理、支持村级结构,才能完成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三重结构相互支持决定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样貌。村庄治理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才能得到稳定,国家是三重结构成立的主导力量,不同的支撑格局决定了治理质量的好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历了集体化、改革开放的历程。三重结构相互按照国家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刚性到开放包容的过程。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的刚性渗透为三重结构奠定了运转的基础。刚性的国家权力造成村级结构的刚性和农村社会的板块状。此时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是刚性和僵化的,这种状态决定了其运转的脆性,导致村庄变迁的内卷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的收缩给予农村社会很大的自主空间。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之间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这种自主空间既可以容纳多元发展的国家治理环境,更激发了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活力。三重结构的循环更加开放和包容,导致村庄的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甲山村自1945年解放后,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期间经历了集体化和改革开放两个完整的时期。形成了两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三重循环,甲山村以其优异的发展为三重结构的构建、三重结构的相互作用、三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较好的经验。由此,笔者以历史变迁为线索,将甲山村分为两个变革时期、四大历史阶段进行介绍,分别将每个时期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互动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总结出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甲山村在集体化时期为地方典型,成功形成了集体化时期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的相互支撑。集体化时期的三重结构由刚性的国家权力为主导,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导致三重结构的僵化与内卷化。集体化时期的成功导致其对改革开放新环境的抵制,并造成了村庄发展的封闭。改革开放后,村庄的制度变革由国家推动,行政权力的推动和外部环境的变革从外向内逐步对村庄治理产生影响。第一阶段为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村级结构进行重塑。尽管从形式上完成了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格局,但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移植制度运行的土壤。无论村干部还是村民,都对改革开放表示困惑。因为对改革开放的抵制,村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第二阶段,国家环境开始在村级结构破冰,村级结构开始主动向外部学习。村级结构在贾凤杉的引导下开始了向外学习的历程,引导农村社会发生了变革,村庄治理出现了转型。村庄发展开始与外部环境融合。然而此时的村庄治理具有很强的单向性,农村社会在村级结构引导下被动变迁。第三阶段,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农村社会自身接纳了外部的环境,开始了对外部环境和村庄环境自主思考的过程。村庄整体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经过外部环境对甲山村一系列的冲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循环,推动着村庄治理不断发展。村庄治理的稳定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作用,村级治理的发展需要它们的共同推动。当包容开放的循环成立时,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所以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不但在于寻求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者的稳定支撑,更应该寻求它们相互作用的包容、融合与活力。
李娟[7]（2019）在《万里援疆家国情——福建省第七批援疆指挥部援助昌吉州纪实》文中研究说明题引在幅员辽阔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天撒珠串般地镶嵌着一片集山地、草原、森林、平原、大漠为一体的宝地。这片宝地上,雪山巍峨,森林茂密,水丰草绿,禾菽弥望、葡园千亩,棉海辽远。这片宝地,春夏之时呈现南国秀丽山水的温婉,秋冬之际彰显粗犷雄浑壮美的北国景致。这就是被誉为"乌鲁木齐后花
徐浩[8]（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李攀[9]（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徐喆韡[10]（2019）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以海盐县为例》文中提出自2013年12月中央首次在北京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之后,海盐县的新型城镇化工作就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并将地方特色新型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推广到了全国范围,就地城镇化已成燎原之势。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传统金融机构和非传统金融机构的鼎力帮助。但是综合了解我国的发展现状,在新型城镇化探索发展过程中提供后方支援的金融系统服务还到不了位,特别是城镇范围内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顶层金融系统和以农村范围内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代表的下层金融系统都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化大踏步建设的资本保障,客观角度看形成了抑制、新型城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所以研究如何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便成了一个亟需研究、解决的大课题。本文以海盐县为案例,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进行了研究,并对如何提高海盐县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提出了具有实践意义与指导意义的对策建议。本文通过理论研究、案例研究和对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如何提高海盐县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支持问题。首先通过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相关的金融、城镇化理论的起源和扩充进行了系统性归纳整理和对比分析,推导衍生出金融支持作用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机制;其次以海盐县为例,介绍并分析了海盐县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了海盐县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机遇:农村金融与产业金融,并通过海盐县农商行创新金融产品的案例深入探讨并分析海盐县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在上述案例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对如何提高海盐县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提出了具有实践意义与指导意义的对策建议:拓宽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的融资模式;创新中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盘活土地资产,加强农村金融创新与发展;加速产城融合,构建地方性产业金融模式。
二、丰收带来增收 试点变成亮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丰收带来增收 试点变成亮点（论文提纲范文）
（1）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学术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 |
| 四、研究范围、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越南平定省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平定省生态环境 |
| 一、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
| 二、自然条件 |
| 三、交通优势 |
| 第二节 17世纪以前的平定省经济与社会 |
| 一、沙黄时期之平定省(公元前2000年纪到公元2世纪) |
| 二、占婆王国时期之平定省(1世纪到1471年) |
| 三、黎朝时期之平定省(1471—1600年) |
| 第三节 17—19世纪越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概况 |
| 一、17—18世纪之越南概况 |
| 二、1802—1885年之越南概况 |
| 第二章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机构及对经济、社会的管理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 |
| 一、阮主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18世纪) |
| 二、阮朝时期平定省行政机关系统,军队组织和法律(1799—1885年)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管理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政府对山区少数民族同胞管理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海岸管理、防守及确保平定海域安全 |
| 第三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 |
| 第一节 阮主时期平定省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17—18世纪) |
| 第二节 阮朝时期平定省土地制度和农业经济(1802—1885年) |
| 一、平定省土地现状和1839年均田政策 |
| 二、平定省的农业生产状况 |
| 第四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商业和各非农经济行业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商业经济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的国内贸易 |
| 二、17—19世纪平定省对外贸易与华商的贸易活动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各非农经济行业 |
| 一、手工业 |
| 二、林业、渔业、畜牧业 |
| 第五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居民的构成、运动与生活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居民的构成 |
| 第二节 17—18世纪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西山起义 |
| 一、西山起义的爆发原因 |
| 二、西山起义的准备 |
| 三、在平定省西山起义的发展过程(1773—1786年) |
| 四、泰德王朝与在平定省西山军和阮映军之间的战争(1786—1802年) |
| 五、西山时期平定省居民的生活(1773—1802年) |
| 第三节 平定省居民的生活与各阶层反抗阮朝封建制度的斗争运动(1802—1885年) |
| 第六章 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的社会文化 |
| 第一节 17—19世纪平定省思想与宗教 |
| 一、儒教 |
| 二、佛教 |
| 三、天主教 |
| 第二节 17—19世纪平定的儒学教育与科举 |
| 第三节 17—19世纪平定居民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 |
| 一、饮食、居住、服装和来往工具 |
| 二、武术 |
| 三、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 |
| 四、17—19世纪平定山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
| 第四节 17—19世纪平定省对越南语字母形成的过程所起的作用 |
| 第五节 17—19世纪平定省的华人共同体 |
| 一、17—19世纪平定省华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
| 二、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经济活动 |
| 三、17—19世纪华人在平定省的社会贡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笔者发表相关论文 |
| 附录 |
（2）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一)资本下乡研究综述 |
| (二)乡村治理研究综述 |
| (三)政企关系研究综述 |
| (四)村企关系研究综述 |
| (五)农民组织化研究综述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评述 |
| 三、关键词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与案例概况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案例概况 |
| 五、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一)论文分析框架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六、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其关系再造 |
| 1.1 引资入村:政府的治理逻辑 |
| 1.1.1 以资引资:国家资源下乡的策略 |
| 1.1.2 政府入股:政治资源的隐性配置 |
| 1.1.3 政府的市场观与市场化中的政府 |
| 1.2 乡村争资:村治逻辑转换与权力内嵌 |
| 1.2.1 产业振兴:村集体的富民兴村策略 |
| 1.2.2 社会资本获取:工商资本的政治表达 |
| 1.2.3 竞争捷径:主动谋求政府支持 |
| 1.3 选村投资: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下乡 |
| 1.3.1 情感偏好:资本下乡中的政府意志 |
| 1.3.2 企业配合:寻求政策倾斜与扶持 |
| 1.3.3 村企共谋:强化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 |
| 1.4 资本下乡中的利益主体关系再造 |
| 1.4.1 企业参与下的乡村关系再造 |
| 1.4.2 村庄参与下的政企关系再造 |
| 1.4.3 政府参与下的村企关系再造 |
| 1.4.4 资本下乡中的动态“三角平衡”格局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村治精英吸纳与乡村精英再造 |
| 2.1 经济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 |
| 2.1.1 做企业家:从“草根”到经济能人 |
| 2.1.2 张榜竞选:从经济能人到村治精英 |
| 2.1.3 精英的困局:村庄治理内生性缺失 |
| 2.2 资本下乡中企业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2.1 情感俘获:私人关系的公共性拓展 |
| 2.2.2 需求对接:对村治精英破局构想的回应 |
| 2.2.3 信任建构:企业股权结构的社会效应 |
| 2.3 资本下乡中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吸纳 |
| 2.3.1 先建后补:政府对村治精英的承诺 |
| 2.3.2 垫资建厂:村治精英对政府承诺的回应 |
| 2.3.3 褒奖与荣誉:政府对村治精英的反馈 |
| 2.4 精英吸纳的动力来源及其再造结果 |
| 2.4.1 可信承诺:企业的政治关联效应 |
| 2.4.2 “三强四带”:政党能力建设机制 |
| 2.4.3 “联乡兴村”:政府权力下沉机制 |
| 2.4.4 再造结果:村治精英“政治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规则下乡与乡土规则再造 |
| 3.1 资本下乡中的现代规则下乡 |
| 3.1.1 股份合作:企业的利益联结策略 |
| 3.1.2 市场排斥:村集体反对股份合作制 |
| 3.1.3 按价收租:村集体的确定性追求 |
| 3.2 乡土规则运行下的秩序冲突 |
| 3.2.1 宗族认同:乡土规则的生成机理 |
| 3.2.2 规则碰撞:产权与收益单位的分合 |
| 3.2.3 祖宗与神明:分配失序下的暴力抗争 |
| 3.2.4 资本逃离:地方性知识的挤压 |
| 3.3 政府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3.1 寻找土地:选定新址与产权重构 |
| 3.3.2 利益均沾:秩序建构的均衡过程 |
| 3.3.3 程序再造:权力渗透与强制性矫正 |
| 3.3.4 资本回流:乡土规则再造的效应 |
| 3.4 企业参与下的乡土规则再造 |
| 3.4.1 拒绝签约:农民的理性选择策略 |
| 3.4.2 寻找中间人:企业的行动逻辑 |
| 3.4.3 推举代理人:农民的行动逻辑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农民再组织化与村社集体再造 |
| 4.1 农民再组织化:企业的治理逻辑 |
| 4.1.1 企业成本控制:农民再组织化缘起 |
| 4.1.2 向政府说好话:重新俘获中间人 |
| 4.1.3 为政府造亮点:寻求政府支持 |
| 4.2 “四社协同”:农民再组织化的过程 |
| 4.2.1 劳务合作社:闲散劳动力组织化 |
| 4.2.2 产业合作社:产业过程组织化 |
| 4.2.3 资金合作社:农民分散资金集聚化 |
| 4.2.4 土地合作社:土地碎片化及其整合 |
| 4.3 组织化利益表达:农民的集体行动 |
| 4.3.1 表达梯度:从中间人到代理人 |
| 4.3.2 理性抗争:利益再表达的过程 |
| 4.3.3 “新中间人”的诞生:政府 |
| 4.4 集体再造:农民再组织化的效应分析 |
| 4.4.1 权力渗透: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表达 |
| 4.4.2 政经分离:农村政治经济格局重塑 |
| 4.4.3 精英塑造:农民的“新代理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治理效应及其限度 |
| 5.1 村庄秩序再造的逻辑进路 |
| 5.1.1 利益主体关系:从失衡到均衡 |
| 5.1.2 制度建设:从碎片化到体系化 |
| 5.1.3 组织建设:从失序到有序 |
| 5.1.4 农民能力建设:从单一到全面 |
| 5.1.5 农民认知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 |
| 5.2 村庄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 |
| 5.2.1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体系 |
| 5.2.2 秩序再造下的乡村治理能力 |
| 5.2.3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5.3 资本下乡中村庄秩序再造的限度 |
| 5.3.1 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碰撞冲突 |
| 5.3.2 政企关系的诱变及其风险 |
| 5.3.3 间接信任背景下的松散型村企关系 |
| 5.4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一)资本下乡中利益主体间信任建构是基础 |
| (二)村治精英是资本下乡的主要桥梁和纽带 |
| (三)新型政企关系是资本下乡可持续性的保障 |
| (四)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是稳定村企关系的关键 |
| (五)资本下乡中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是根本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如何完善资本下乡中的企业治理 |
| (二)如何构筑更为合理的利益增长分享机制 |
| (三)如何实现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现代性转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涉农“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涉农“一号文件”的阶段划分及重点内容 |
| 第一节 农村经济改革初期(1982年-1986年):加快农业发展 |
| 一、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
| 二、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
| 三、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 |
| 四、科技助力农业发展 |
| 第二节 统筹城乡发展时期(2004年-2012年):促进农民增收 |
| 一、稳步开展农村税费改革 |
| 二、采取措施巩固农业基础 |
| 三、开始重视农村社会事业 |
| 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 第三节 城乡融合发展时期(2013年-2020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
| 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
| 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 |
| 三、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 四、重视农民主体地位 |
| 第二章 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的转变 |
| 第一节 农业经济改革初期向统筹城乡发展时期的转变 |
| 一、“经济振兴”转变为“新农村建设” |
| 二、“农村支持城市”转变为“统筹城乡发展” |
| 三、“政社合一”转变为“村民自治” |
| 四、以“农”为本转变为以“民”为本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的转变 |
| 一、“新农村建设”转变为“乡村振兴” |
| 二、“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为“城乡融合发展” |
| 三、“村民自治”转变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
| 四、以“民”为本转变为“农民主体” |
| 第三章 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转变的原因及特点 |
| 第一节 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转变的原因 |
| 一、国民经济增幅稳固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 |
| 三、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
| 四、总体布局日益完善 |
| 五、现代化的目标驱动 |
| 第二节 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转变的特点 |
| 一、政策上的递进性 |
| 二、目标上的一致性 |
| 三、主题上的创新性 |
| 四、内容上的关联性 |
| 第四章 涉农“一号文件”关注重点转变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启示 |
| 第一节 健全体制机制保障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
| 一、建立科学考评监督机制 |
| 二、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三、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
| 四、构建人才振兴激励机制 |
| 第二节 大力夯实农业基础是乡村振兴的固本之策 |
| 一、创新农业产业形态 |
| 二、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
| 三、强化农业创新发展 |
| 四、构建农业开放格局 |
| 第三节 发挥农民主体力量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能 |
| 一、激发农民主体作用 |
| 二、强化农民组织程度 |
| 三、提升农民主体责任 |
| 四、精准帮扶贫困人口 |
| 第四节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 |
| 一、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政治领导 |
| 二、传承优质乡土文脉,优化人文底蕴 |
| 三、注重农村绿色发展,美化生态环境 |
| 四、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净化社会空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5）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一)人类学的饮食研究 |
| (二)藏族饮食文化研究综述 |
| (三)青稞糌粑文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
| (一)田野调查 |
| (二)民族志书写 |
| (三)文献研究 |
| (四)创新点 |
| (五)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作为糌粑原料的青稞 |
| 第一节 青稞生成环境 |
| 一 青稞(???)之名 |
| 二 相关青稞生成环境的地方性知识 |
| 三 世人眼中的青稞生成环境 |
| 四 青稞的生成条件基础 |
| 第二节 青稞种子的由来 |
| 一 从词源看青稞的由来 |
| 二 从传说故事看青稞的由来 |
| 三 从民间歌谣看青稞的由来 |
| 四 从考古成果看青稞的由来 |
| 五 从遗传学看青稞的由来 |
| 六 其他关于青稞的起源 |
| 第三节 青作衍生的文化事象 |
| 一 青作农耕 |
| 二 秋收与储藏 |
| 三 青作农耕工具 |
| 四 青作农耕仪式 |
| 第三节 青稞的社会生命 |
| 一 维系藏文化的纽带 |
| 二 可持续粮食系统与生态饮食 |
| 三 西藏文明的基石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作为藏人传统主食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糌粑的制作消费 |
| 一 “硪塔”(?)——炒与磨 |
| 二 糌粑种类 |
| 三 糌粑的食用 |
| 四 糌粑“配菜”:汤与酱 |
| 第二节 糌粑“伴侣” |
| 一 酥油奶渣酸奶 |
| 二 茶与酒 |
| 三 蕨麻与糖 |
| 四 盐、辣椒及其他副食品 |
| 第三节 共食 |
| 一 时间与空间 |
| 二 “好吃”还是“好想” |
| 第四节 相关糌粑饮食器具及其特点 |
| 一 器具分类 |
| 二 象征特点 |
| 第五节 糌粑食俗礼仪与禁忌 |
| 一 饮食与礼仪 |
| 二 饮食禁忌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作为藏人信仰食物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藏人宇宙观中的神与食 |
| 一 藏人三界宇宙观 |
| 二 宇宙观中的人神鬼 |
| 三 祭品及其象征 |
| 第二节 献给神的食物 |
| 一 “桑什糌”(?) |
| 二 “切”(?) |
| 三 “朵玛”(?) |
| 四 “协玛”(?) |
| 五“夏卓”(?) |
| 第三节 超度镇鬼驱秽的食物 |
| 一 “苏”(?) |
| 二 “栗”(?) |
| 三 “朵”(?) |
| 第四节 取悦“鲁”的食物 |
| 一“鲁卓”(?) |
| 二 “鲁朵”(?) |
| 三 “塔鲁”(?) |
| 第五节 加持食物 |
| 一 尼其(?) |
| 二 “撮则”(?) |
| 三 “希喇”(?)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自我与他者论述中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青稞与大米:食物的隐喻 |
| 一 作为藏人的青稞 |
| 二 作为他者的大米 |
| 第二节 野蛮与文明:一个非问题的问题 |
| 一 饮食行为 |
| 二 饮食观念 |
| 三 烹饪方式 |
| 第三节 糌粑共同体:关于族群认同 |
| 一 “共食”:文化上的共同感受 |
| 二 “味道”:共同的饮食记忆 |
| 三 食物:自我的转喻——隐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现代性实践中的青稞糌粑 |
| 第一节 藏人当下饮食结构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主食变辅食 |
| 二 主食变保健养生品 |
| 三 主食变奢侈食品 |
| 第二节 “公家”话语体系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实施工程:补助粮食、易地育人 |
| 二 营养餐计划:不吃糌粑的中小学生 |
| 三 “问鼎和羹”:饮食是最大的民生 |
| 四 兼业模式:农牧生业+打工 |
| 第三节 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青稞糌粑 |
| 一 青稞糌粑从羊皮袋到塑料袋 |
| 二 现代餐饮中的青稞糌粑 |
| 三 吃与不吃:饮食安全与健康 |
| 四 青稞糌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一 “两青”相遇:生物自然选择与人类文化共同的创造 |
| 二 “章葛”糌粑:藏族饮食文化的调适机制 |
| 三 “郭纳糌萨”:糌粑个案对藏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一)近代乡村建设概况 |
| (二)建国后村庄治理的演变 |
| (三)村庄治理对当下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对集体化时期村庄管理的研究 |
| (二)改革开放后的村庄治理研究 |
| (三)国外村庄治理研究 |
| 三、村庄治理的限定及三重视角的阐释 |
| (一)村庄治理的限定与使用 |
| (二)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视角与村庄治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理论基础和思路 |
| (二)资料的收集 |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 |
| (四)核心概念 |
| 五、甲山村简介 |
| 第一章 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村庄治理 |
| 一、甲山村集体化时期的社会背景 |
| (一)从解放到合作化的社会环境 |
| (二)人民公社的成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 |
| 二、集体化时期的甲山村变革 |
| (一)甲山村的成长历程 |
| (二)典型树立后的甲山村 |
| 三、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运行 |
| (二)治理机制:甲山村劳动管理制度的形成 |
| (三)治理的思想基础:爱国家、爱集体统一思想的形成与提升 |
| (四)治理成效:甲山村村民的集体化生活状态 |
| 四、甲山村治理演变逻辑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农业”的国家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撑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形成了对国家和村级结构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集体化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村庄治理转型冲突导致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
|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和农村社会变革 |
| (一)全国村庄变革的社会环境 |
| (二)甲山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徘徊” |
| 二、改革开放初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的缓慢转变与群团组织职能的衰退 |
| (二)村庄治理的思想基础:集体化时期思维与改革开放治理思想的分歧 |
| (三)治理要素:经济发展的起步与失败 |
| (四)治理机制:自治体系的运转与集体化制度的纠葛 |
| (五)治理成效:村民生活的转变与排斥 |
| 三、甲山村治理变革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塑造和“经济”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对村级结构和国家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改革开放之初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旧”制度结合下的村庄治理重塑 |
| 一、1991 年的全国环境和贾凤杉的回归 |
| (一)1991 年左右全国经济名村的大体情况和甲山村的发展现状 |
| (二)贾凤杉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威 |
| (三)贾凤杉回归过程 |
| 二、贾凤杉领导下党支部对甲山村村庄的治理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机制:党支部的组建、自治体系的生效 |
| (二)治理结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恢复、成立与发展 |
| (三)治理的思想状态:甲山村村民思想的统一 |
| (四)治理要素:经济的起步与成长 |
| (五)治理绩效:甲山村村民的生活转变 |
| 三、村庄治理转型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转型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全国村庄变革背景下的治理调适 |
| 一、2006 年前后全国村庄的现状 |
| (一)全国普通村庄的现状 |
| (二)产权改革试点的推行 |
| 二、2006 年后甲山村治理的变化 |
| (一)治理要素和治理机制:经济发展及村民自治体系变化 |
| (二)民主治理的思想状态:多元治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三)治理结构:甲山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新变化 |
| 三、甲山村治理的优化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2006 年以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7）万里援疆家国情——福建省第七批援疆指挥部援助昌吉州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 题引 |
| 第一章开局之年 |
| 1.身未动，心已远 |
| 2.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 3.心语声声诵援疆 |
| 第二章福地之约 |
| 4.比较优势 |
| 5.思路决定出路 |
| 6.福地之约 |
| 第三章二十里店村的春晚 |
| 7.要致富先修路 |
| 8.坐拥馕坑唱馕歌 |
| 9.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
| 10.二十里店村的春晚 |
| 第四章玛纳斯碧玉璀璨葡酒香 |
| 12.碧玉之都 |
| 13.破壁突围 |
| 14.葡酒之乡 |
| 15.初心如磐 |
| 第五章““奇台礼物” |
| 16.奇台面粉 |
| 17.电商梦 |
| 18.奇台礼物 |
| 第六章南菇北移百果香 |
| 19.谋定而后动 |
| 20.致富梦 |
| 21.菇菌朵壮百果香 |
| 第七章情暖木垒河 |
| 22.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
| 23.情暖木垒河 |
| 24.“木垒联盟” |
| 第八章洒满阳光的校园 |
| 25.诗和远方 |
| 26.师者为师 |
| 第九章组团的战士援疆的兵 |
| 27.组团而战 |
| 28.起死回生之手，安民济世之心 |
| 29.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
| 第十章真情像草原一样宽阔 |
| 30.解一人困，解全家贫 |
| 31.““圆梦行动” |
| 32.圆梦行动，福建在行动 |
| 第十一章书生报国手中笔 |
| 33.初心能抵日月长 |
| 34.责任 |
| 尾声向祖国报告向福建报告 |
（8）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以海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与背景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领域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文献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3.3 创新点与难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及国外模式简介 |
| 2.1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
| 2.1.1 城镇化的一般概念 |
| 2.1.2 新型城镇化 |
| 2.1.3 海盐特色新型城镇化——就地城镇化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论 |
| 2.2.2 金融抑制论 |
| 2.2.3 金融深化论 |
| 2.2.4 金融约束论 |
| 2.3 国外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模式 |
| 2.3.1 美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模式 |
| 2.3.2 日本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模式 |
| 2.3.3 法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模式 |
| 3 海盐县新型城镇化模式分析:就地城镇化 |
| 3.1 就地城镇化的概念 |
| 3.2 就地城镇化的特征 |
| 3.3 就地城镇化的模式 |
| 3.4 就地城镇化的就业模式 |
| 4 海盐新型城镇化的金融创新产品:海盐农商行案例 |
| 4.1 海盐县金融现状简介 |
| 4.2 海盐县就地城镇化发展评价及对比 |
| 4.3 新型城镇化中的金融机遇分析 |
| 4.3.1 农村金融 |
| 4.3.2 产业金融 |
| 4.4 案例详述 |
| 4.4.1 金融创新产品改革起因 |
| 4.4.2 海盐县农商行金融创新产品——“三通”产品一览 |
| 4.4.3 海盐县基于三大创新产品开展的金融发展工作。 |
| 4.5 案例分析 |
| 4.5.1 金融创新产品运行现状及经典个例 |
| 4.5.2 海盐县农商行三大创新产品的亮点 |
| 4.5.3 海盐县农商行三大创新产品面临的问题 |
| 4.6 案例总结:创新金融支持路径 |
| 5 金融支持海盐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
| 5.1 完善“海盐模式”,加速推进试点工作 |
| 5.1.1 高效组织,成立试点工作指导小组 |
| 5.1.2 确权先行,联合扎实推进确权颁证工作 |
| 5.1.3 权能均享,建立完善的产权交易体系 |
| 5.1.4 风险分担,设立配套风险补偿基金 |
| 5.1.5 长效激励,建好试点工作激励机制 |
| 5.1.6 信用保障,推进农村信用评定和信用体系建设 |
| 5.1.7 健全立法,加快完善“三权”分置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 |
| 5.2 创新中小微企业融资模式,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 |
| 5.2.1 依托资本市场 |
| 5.2.2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
| 5.2.3 政府加强支持力度 |
| 5.3 盘活土地资产,加强农村金融创新与发展 |
| 5.3.1 强化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及政策引导 |
| 5.3.2 构建农村信用制度,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
| 5.3.3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
| 5.4 加速产城融合,构建地方性产业金融模式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丰收带来增收 试点变成亮点（论文参考文献）
- [1]17-19世纪越南平定省经济与社会研究[D]. 阮功成（NGUYEN CONG THANH）.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秩序再造：资本下乡的实践图景 ——以育村为例[D]. 马池春. 山西大学, 2020(07)
- [3]涉农“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研究[D]. 王金.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5]青稞糌粑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研究[D]. 松芳.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9)
- [6]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D]. 加芬芬. 吉林大学, 2019(02)
- [7]万里援疆家国情——福建省第七批援疆指挥部援助昌吉州纪实[J]. 李娟. 回族文学, 2019(06)
- [8]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9]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 ——以海盐县为例[D]. 徐喆韡. 浙江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