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婷[1]2010年在《论中石油海外投资战略风险与规避》文中研究表明由于石油是保障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所以在以前、当下以及今后50年内,石油都将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国内石油探明储量以及产量较低,我国石油需求量和进口量连年攀升。为了保证国内原油供应长期的稳定和充足,伴随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的需求,中石油积极的实施海外投资战略。在海外投资的过程当中,石油企业将面临各种原因复杂、不易控制的风险因素,例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和技术风险等。石油企业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以消除风险因素、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几率以及避免带来的损失,保证企业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发展。在实施海外战略的过程中,企业还需根据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合理的发展计划和战略安排,以实现投资最合理化、利益的最大化。本文采用PEST分析法对中石油海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作了讨论分析,并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了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并对中石油在伊拉克地区投资的8种主要风险因素进行了综合评价,利用风险因素的综合权重值进行了重要程度的排序。结合风险分析结论和中石油自身的优势、劣势,本文提出了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几点建议,对中石油开展风险管理、顺利的实施海外战略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意义。
吴显英[2]2003年在《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信息时代企业经营的最重要特征。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异地、异国开展跨文化经营活动，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方式也呈多样化趋势。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文化因素日益成为企业各项战略决策以及日常管理的重要变量而备受关注。在国际化实践中，如何识别、测度、控制和管理文化因素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本论文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跨文化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初步构建了文化风险管理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此体系指导下重点对下述四个基本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一是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内涵及其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是什么；二是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识别问题；叁是如何对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进行评价与测度；四是如何对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进行控制与管理。 论文首先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概念，并通过对其特征、作用机制分析以及相关概念的辨析进一步明晰这一概念。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识别问题，提出文化风险识别的内容包括文化风险的风险源、风险因素、风险事故、风险损失、损失暴露等几个重要方面，并对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论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解析结构模型对文化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以文化为主要变量分析企业国际化的过程，对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各阶段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及风险程度进行探讨。 通过对文化风险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论文构建了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评估模型，设计了文化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F-AHP)模型对文化风险进行测度。 在对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基础上，结合当代国际企业的实践，论文提出了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进行文化风险管理的策略建议。 论文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海尔集团在美国国际化经营的实证分析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使论文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论文通过建立文化风险的分析框架，有利于更全面、更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文化风险问题，为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化企业在跨文化经营实践中，更充分发挥特有的多元文化优势提供理论指导，为探讨企业国际化的动因提供了新的思路。
潘文年[3]2011年在《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研究》文中提出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正猛烈地拍打着每一个国家。这种浪潮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全球化和以文化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为基本内涵的精神力量的跨越国界的扩张、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这就是被众多国家及理论研究机构关注的“软实力”。它是一种“间接运用力量的方式”,是“同化式力量”,是制胜的最高境界,也是国家战略之精髓。但是,与中国政治大国地位日益巩固、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现实状况极不相称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极其有限,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图书的海外扩散力和海外影响力极其有限。这制约了我国国家形象的海外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的全球提升,阻滞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总体提高,在西方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大量涌入中国的形势下,更是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因而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最终导致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诸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一系列鼓励、扶持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重大举措的陆续出台,致使近年来图书商品贸易、图书版权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成效卓着,“走出去”的理论研究迫在眉睫。鉴于此,论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分析工具,采用文献阅读法、专家咨询法、考察调研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内涵、实质、动因、主要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与防范以及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出版企业各自的角色和可资实施的、有助于出版业“走出去”的宏观、中观、微观策略。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是国内出版企业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把图书商品(或版权)通过不同途径直接或间接推向国际图书市场的一种过程,实质是中国出版业的一种国际化经营行为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海外传播活动,也是国家有关部门的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扩大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塑造国家文化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外文化之间、出版产业之间的共融与共生。由于此次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动因是“走出去”的直接的外在动因,而政治动因、经济动因和文化动因则构成了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间接的内在动因。目前,中国出版业“走出去”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叁种基本模式。贸易式“走出去”是国内出版企业把在国内编辑、出版的成品图书以商品贸易方式推向世界的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一般情况下是国内出版企业初涉海外图书市场时的首选。契约式“走出去”模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许可合同或转让合同的方式把自已拥有的图书版权授予海外目标国(或地区)的出版机构,允许其在支付相应报酬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使用自己的版权从事相应图书的出版经营活动。这种模式下国内出版企业的业务参与程度与资源投入程度都相对较低。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海外形成生产性出版分支机构(子公司)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包括企业新建和跨国并购两种基本方式,是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一种高级模式。这叁种模式各有优缺点,拟“走出去”的国内出版企业可据此及国际国内形势、国际图书市场状况和自身实际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研判后作出理性选择。中国出版业“走出去”之后经营环境的巨大差异使之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文化风险叁种基本类型。政治风险指对象国政府从本国的利益需要出发所采取的不受任何外来法律约束的国家主权行为以及其他政治因素的变化而使“走出去”的国内出版企业遭受到的相应的经济损失的一种风险,主要表现为国有化风险、政策性风险、转移性风险和战争性风险。经济风险指内、外部各种不确定因素引起的经营环境、经营战略、经营决策等的变化给从事国际化经营的国内出版企业带来新的获利机会或损失的可能性的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具有客观性、无序性、相对性、共生性四个基本特点和资产型、信誉型、价格型、经营型和财务型五种基本类型。文化风险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新建、并购方式设立的海外出版分支机构在跨地域、跨民族、跨国体、跨政体以及跨文化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组织、不同个人的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使跨国经营的实际效益与预期效益发生偏离的可能性。这叁种风险各有其基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它们在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或业已显现,或尚处蛰伏),又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加以防范。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离不开政府主管部门、出版行业组织和图书出版企业的积极参与、相互协调及切实可行的策略运用,西方出版业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在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供给职能使之能通过规划制定、产业培植、资源整合、导向鼓励、平台建构等策略措施发挥应有的角色主导作用。国内出版行业组织在出版业“走出去”中应当发挥的角色作用与实际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差距,需要采用机构专设、行业代表、行业宣传、行业服务等策略措施,从定位市场化、成员多元化、管理科学化和交流国际化上等诸多方面作出切实努力。国内出版企业是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实际执行者和“走出去”目标的具体实现者,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着角色主体作用,合适制度的制定以及经营性策略与内容性策略两大类型基本策略的实施必将有助于“走出去”。
祝艳京[4]2013年在《论国际营销中的文化风险规避》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异地、异国开展经营活动,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也日益多样化。不同的文化环境使国际营销中的文化风险不可避免。文化风险的产生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正确认识及了解国际营销中的文化风险,对于将要或已经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树立文化风险观念、提高规避文化风险的能力、制定科学的国际化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企业对目标国市场的文化风险进行分析和加以防范,有助于克服文化障碍,从而获得国际营销的成功。
赵春旭[5]2007年在《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跨文化激励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有效地激励员工以调动员工积极性，并最终提高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本论文在给出了跨国公司人力资源、激励、文化冲突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找出跨国公司现存激励方式的优势与不足。分析文化差异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阐述了文化风险作用规律与冲突类型。建立文化风险冲突模型，对跨国公司内部文化情况进行测评。根据测评结果，给出了不同员工类型的激励方法。在充分考虑内外部环境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中心模式、多元中心模式、全球中心模式等激励模式。结合中国跨国公司的具体情况和文章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国际化人力资源激励政策的选择提出了树立正确的组织共享价值观、公司内部的文化融合以及如何使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等等一些可行性建议，企业可根据自身国际化的进程，选择恰当的激励方式。
邓沛然[6]2009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的大量调查研究,综合运用跨国并购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采用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跨国并购企业中文化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以及文化整合模式与内容的选择和确定;基于经济学原理,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文化跨越发展、文化需求相对增加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中国企业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领导力,弘扬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观;以联想并购IBM PC业务为例,分析了双方的并购动机、国家层面和跨组织层面的文化差异,结合实际分析了新联想的文化风险、文化整合的模式、内容和策略,为我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论。跨国并购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即使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的跨国并购额依然处于历史高位,跨国并购浪潮汹涌高涨之势并未减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在世界跨国并购市场中正在成为一支日益活跃的力量。然而,文化差异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必然要面对的挑战,文化整合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成败的核心和关键。本文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世界经济理论中有关跨国并购与文化整合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于尚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理论探索更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上有助于指导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掌握文化整合的方法和策略,有效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企业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跨国并购实践突破了传统模式。集中表现在投资方向上是逆流而上,大量涌向发达国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实践对现行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理论提出了挑战。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并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巨头,如何领导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致使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缺乏理论指导。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中国企业领导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提供理论和方法依据。本论文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有其必然性。首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中国企业突破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约束的要求,中国政府的鼓励政策以及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都推动了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活动。其次,多年来,中国保持了外贸出口的强劲增长,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摆脱了资本匮乏而出现了盈余,大量资金可以投向海外。再次,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练,已逐步发展壮大,逐步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一大批优秀的民族企业正在崛起,国际化发展是这些企业的重要战略目标,“入世”以及当前的金融危机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企业自身对外投资的条件也正在日益成熟。虽然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中国企业正在面临着东西方文化差异引起的摩擦和冲突,在并购企业中存在着由文化价值观差异、行为规则差异、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差异和风俗习惯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造成中国海外并购企业的中外方员工文化认同度低,人员安置难度大,员工消极情绪蔓延,甚至会引发非理性行为。因此,根据中外企业文化特色,建立中国企业文化整合的领导力、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构建多元文化背景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主要因素。本论文研究还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要以“求同存异、循序渐进、以人为本、充分沟通”为原则,对企业文化价值观、企业管理模式、企业物质文化和企业行为文化进行全方位整合。对于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模式的选取,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减少主观性而增加科学性。由于文化风险的作用过程具有阶段性,这也决定了整合模式的选取具有动态性,要根据不同阶段文化冲突的特点选取不同模式。在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策略的制定上,要因地制宜,重视东道国文化对于并购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待双方彼此文化的接受与认同程度提高后,文化整合进入文化融合与创新阶段。本论文研究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和可操作性原则,从环境层、跨组织层、组织层和经营层分析了跨国并购可能遭遇的文化风险,构建了跨国并购企业文化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德尔菲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项指标、各层次指标的风险程度进行了评价,为风险要素的管理和文化整合模式的选取提供科学依据。本论文写作期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故本文以金融危机为背景,分析了国际、国内环境对于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提供了有利时机。论文指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超前消费意识,自由放任市场主体的贪婪,道德自律能力的缺失”等文化因素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通过对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周期发展关系的分析,以及对金融危机造成人们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迫切追求精神文化需求现象的分析,提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文化对于补充外族优秀文化元素具有强烈需求。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互补性,表现在:中国文化偏重精神,而西方文化偏重物质;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注重“天人相分”;中国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认为中国文化的“和谐”文化观、忧患意识与谨慎消费、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儒家思想的道德价值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利用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带来的文化机遇上,要积极以中国文化推进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在并购企业中积极建设“和谐”企业文化、增强“居安思危”和“忧患意识”、倡导“仁爱”思想、树立“集体主义”理念,加强中国文化元素在文化整合中的作用。概括起来讲,论文在叁个方面具有创新意义:提出了中国企业在跨文化整合中的主导地位问题;构建了跨国并购企业文化风险指标体系,并将模糊综合评价法应用于文化风险评价;基于经济学理论,论证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提出金融危机必然导致人们文化需求上升、物质需求下降,金融危机为中国企业更加有效进行跨国并购文化整合既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增强论证力,本文以中国联想并购IBM PC业务为案例,分析了中国企业在领导文化整合上如何提高以小搏大、以弱峙强、以低驭高的能力。从联想并购IBM PC业务的动机、文化差异、文化风险评价与管理等入手,研究了新联想文化整合的阶段划分,文化整合的目标、内容和模式选择等问题。案例分析总结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循序渐近”的新联想文化整合的策略,概括出“树立人本管理理念,构建多元和谐的文化环境,推进文化融合创新”的文化整合思路。联想并购IBM PC业务是中国企业并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巨头的典型案例,是我国近年来一次有代表性的、意义深远的、影响重大的跨国并购活动,对于联想领导文化整合的研究,将对中国海外并购企业的文化整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君华[7]2007年在《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协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是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最佳方式，我国加入WTO后，跨国企业战略联盟也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首选战略。跨国企业战略联盟面临诸多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文化差异。许多研究表明，实现联盟成员企业文化协同是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成功的关键。但是，理论上对于如何实现联盟成员企业动态文化协同问题的研究很少，因此研究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协同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主要由以下九个部分组成：第1章导论。在论述本研究背景及意义的基础上，概述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研究现状，并对本文的研究体系、方法与目的作了阐述。第2章从理论上对跨国企业战略联盟进行一般分析。首先，对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概念进行界定，深入探讨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基本特征与类型。其次，从交易成本理论、价值链理论、资源基础论叁个方面分析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理论基础。再次，对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形成动因进行了全面分析，在与企业传统扩张理论比较的基础上，得出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趋势。第3章研究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文化协同的基本原理。从与文化协同相关的概念入手，就实现文化协同的基础原理：文化的差异原理、文化的冲突原理和文化的整合原理展开论述，提出针对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处理模型，并对文化协同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文化协同的实施程序分为叁步：形式描述、文化解释、文化创新及文化协作。第4章研究跨国企业战略联盟如何认识文化差异。在对文化差异进行理论分析后，提出了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文化差异的来源和给跨国企业经营管理带来的问题和困难，并对目前流行的文化分析模型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文化差异的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竞争优势分析框架。人力资源管理高绩效是联盟高绩效的前提，而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差异将不可避免地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冲击。通过监控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的影响，得出文化差异对跨国企业战略联盟人力资源管理绩效有不同程度的正面影响。第5章研究跨国企业战略联盟如何对文化风险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本章通过分析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风险作用机制，结合国内外学者的因素和定性分析，构建了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风险度量模型。通过计算得出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文化风险的分值，参照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文化风险评价表，得出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风险状况，并可以根据各个指标的得分，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规避和转移。认为跨国联盟必须正确识别不同类型的跨文化风险，以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和选择适当的风险控制工具，因地制宜的建立跨文化经营风险的防范机制。第6章研究跨国企业战略联盟如何在文化协同的基础上建立信任机制。分析了信任的基本涵义，阐释了跨国企业战略联盟中的信任及其特点。信任存在低度信任、中度信任和高度信任等叁种类型。为了衡量战略联盟成员企业相互信任的程度，特提出衡量指标：信任度。对战略联盟成员企业信任度的主要影响变量进行了分析，指出主观、内部机制原因和客观的、外部环境原因的共同影响着战略联盟信任度T，并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T的确定作了简要的说明。第7章研究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文化协同的过程。从文化协同效应入手，对联盟双方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求所选择联盟目标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协同效应。在联盟建立后，从跨国企业战略联盟内部文化协同这个角度，针对解决文化冲突的叁种方案，提出选择协同方案的具体文化模式和实施路线。构建共同管理文化模式(CMC)，提出共同管理文化模式是伴随着文化协同的过程发生的，它是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文化协同的一部分。建立联盟CMC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的管理过程。第8章关于跨国企业战略联盟文化协同的案例分析。本章分析了国际汽车行业和中国国内汽车行业战略联盟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态势，以中美合资企业长安福特汽车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跨文化管理的理论，通过剖析该公司从管理思想、管理规范到管理行为的差异，寻找出中美合资企业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根源——文化差异，分析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提出长安福特汽车公司实施文化协同的措施。第9章全文总结与展望。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性的阐述，提出了主要创新点。并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苑霞霞[8]2012年在《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认为文化的历史性、独特性、群体性等特点决定了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文化背景的多元化,加上石油能源独有的政治争议性,进一步决定了石油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管理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自从石油企业迈向国际以来,国际石油合作项目遭受过来自合作国的各方面的阻碍,政治动荡、法律变动、管理理念和风俗习惯不相容等种种因素使得石油企业在国际化背景下四面楚歌,国际石油合作道路艰难坎坷。最大限度的保证国际石油合作项目顺利开展的有效措施是持续不断的进行跨文化风险管理。论文首先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对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管理进行了现状分析,明确了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提出了研究方法并建立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之后,对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跨文化风险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管理概念,并从国际合作方面的项目管理理论、跨文化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等方面阐述了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管理的理论支撑体系。然后,以中俄石油合作为例展开了对国际石油合作项目的跨文化风险管理,分析了中俄文化差异,并详细说明了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的形成过程、特征、类型、表现形式及后果。接着,在研究分析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的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运用了ISM结构解释模型对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因素进行了结构化分析,筛选出风险等级较高的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建立了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HRP层次综合分析法完成了对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的综合评价。最后,本文从管理思维、跨文化培训、跨文化融合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方法。
李旭巍[9]2004年在《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与规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经济正进入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工、交换走向企业内及企业间的分工、交换时代。跨国经营已成为各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获得最有利的国际分工，寻求最佳发展的重要手段。企业应充分认识跨国经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扩大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的市场和资源，在国际范围内提高产业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益．本文通过介绍跨国经营的兴起和发展及开展跨国经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文化对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企业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两个方面论述了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文化准备的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劳动力和知识的国际性流动，使企业文化的异质性、多元性日趋突出。对跨国公司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适应另一种文化并促进二者的融合。因此，跨国投资的经营活动能否成功，除了考虑产品、市场、技术等因素之外，对文化差异的分析同样至关重要。在综合分析了中西方文化主要差异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现实例子，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或组织在同一组织中如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找出跨国企业进行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证明它们在解决文化冲突方面是合理可行的和有效的。 本文首先对有关文化及跨文化冲突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提出文化融合的概念并用文化融合的方法尽可能的减小文化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
潘文年[10]2010年在《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分析——以跨文化传播为理论视角》文中认为文章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借鉴跨文化传播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了中国出版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认为这种文化风险根源于文化差异,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对跨国经营有着阶段性影响,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防范。
参考文献：
[1]. 论中石油海外投资战略风险与规避[D]. 陈婷.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2]. 企业国际化的文化风险管理研究[D]. 吴显英.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3
[3]. 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研究[D]. 潘文年. 南京大学. 2011
[4]. 论国际营销中的文化风险规避[J]. 祝艳京. 知识经济. 2013
[5].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跨文化激励研究[D]. 赵春旭.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6].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研究[D]. 邓沛然. 河北大学. 2009
[7]. 跨国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协同研究[D]. 王君华.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8]. 国际石油合作项目跨文化风险管理研究[D]. 苑霞霞. 西南石油大学. 2012
[9]. 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与规避[D]. 李旭巍. 武汉理工大学. 2004
[10]. 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分析——以跨文化传播为理论视角[J]. 潘文年. 国际新闻界.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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