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新[1]2004年在《企业人力资源社会风险管理》文中研究表明人力资源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对企业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来自社会系统的各种风险诱因会导致企业人力资源实践活动与目标发生偏离进而给企业带来损失，也即形成企业人力资源社会风险。尤其是一些破坏性强的风险，甚至有造成企业倒闭的可能性。 本文主要研究了企业人力资源社会风险管理问题，其主要内容如下： 1、人力资源社会风险成因分析。本文对人力资源社会风险进行了定义，按照系统的观点将社会系统中的风险诱因分为五大类：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技术因素以及自然环境因素。并按照这样的分类标准依次对诱发企业人力资源风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2、人力资源社会风险评估。本文按照社会系统中各种风险诱因性质的不同进行分类，将社会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并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对社会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估。在评估社会人力资源总量时通过采集实际数据并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从而得出在进行社会人力资源总量评估时应该注意的各事项。 3、人力资源社会风险防范。本文按照进行风险防范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将风险防范分为：宏观——政府、微观——企业和个人两大类。然后分别就这两类主体在进行人力资源社会风险防范时需要做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最后根据防范主体的能动性的大小将风险防范分为叁个层次：决策层、制度层和法律层。依次论述了防范主体应如何有效地利用这叁个层次来进行企业人力资源社会风险的防范。
蒋新, 杨乃定, 贾晓霞[2]2004年在《人力资源社会风险研究》文中提出人力资源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时时刻刻都在和外界发生着数量和信息的交换,因此不仅人力资源自身的数量以及构成等会引发人力资源风险,而且产生于系统外部,与人力资源系统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环境也会引发人力资源风险。文章就人力资源社会风险问题,分别从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四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产生社会风险的成因,并从决策层、制度层和法律层提出了人力资源社会风险的防范。
何家军[3]2014年在《水利工程移民生计能力再造研究》文中提出以人均论,我国并不是一个资源丰裕的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增加与水资源调配,使得我国修建了大量水利水电工程,如叁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在这些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修建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水利工程移民,这些移民属于非自愿移民；与自愿移民不同的是,他们由于社会介入而发生了居住地迁移行为。尽管国家在移民搬迁安置中做了相应规划,提出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政策目标,为移民准备了安置地,并对农村移民房屋及附属设施、耕园地等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但总的来看,水利工程移民在搬迁后由于其生计资本发生变动,具体来看就是人力资本失灵、社会资本中断,物资和自然资本损失,导致移民家庭生计发生脆弱性,并容易陷入次生贫困。移民前期安置补偿政策更多考虑移民所要付出物质和有形消耗成本,但没有充分考虑给移民带来的无形价值损失。无形价值中主要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损失,强化了移民生计脆弱性,同时弱化了移民可持续生计的能力。这一现象并非仅出现在中国水利工程移民身上,在其他国家生态移民、工程移民身上普遍存在,因此,世界银行着名移民研究专家Cemea(1988)指出非自愿移民会导致移民面临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失去家园、向边缘地区搬迁、食品无保障、健康水平下降、丧失共同物质财产以及社会网络的破坏等风险,从而加大移民贫困的风险。水利工程移民产生的贫困问题会造成移民群体不稳定,不仅对区域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也会对水利水电工程事业形成极大制约。正如潘家铮、陆佑楣院士在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开发水电需要付出淹地和移民的代价……与淹地伴生且更难处理的问题是移民,移民工作十分复杂困难,做好水利工程移民搬迁是水电项目成败的关键”。基于此,联合国很早就将世界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贫困治理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是世界上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总数超过2300万人。由于移民以后靠安置为主,库区自然环境较差,普遍存在人多地少的基础性矛盾,其搬迁后安稳致富问题,一直受到国家关注,尤其是叁峡工程百万移民的动迁安置,将水利工程移民安稳致富和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关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国家对水利工程移民进行了前期安置与后期扶持,尽量保障移民家庭的非贫困化,但对水利工程移民来说,可持续生计问题仍然成为其贫困治理中的重要内容。目前,水利工程移民生计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1)部分移民群众收入偏低,存在次生贫困风险；(2)安置区环境容量不足,移民缺乏可持续生计的资源；(3)缺乏劳动就业技能,转移就业存在困难；(4)基础设施不完善,难以满足移民生产发展需求；(5)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功能不足。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水利工程移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该群体如何实现可持续生计,即如何提高水利工程移民的生计能力。对于水利工程移民的可持续生计,国内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但由于国内在生计研究方面缺乏对理论研究基础的探讨,导致目前在水利工程移民方面并没有形成深入的可持续的生计研究领域。尽管有学者针对移民贫困原因,根据生计分析框架,提出了生计能力再造这一研究思路,该思路将生计能力再形成看作是一个再造的过程,认为只有提高了移民的生计能力才能实现其的可持续生计。但是目前国内关于生计能力再造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术语提出与操作性解释上,没有继续深入的进行讨论,对其进行理论构建,这使得生计能力再造没有成为可持续生计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研究范式,也使得生计能力的研究领域无法形成。进一步看,要对生计能力再造进行理论构建,需要对可行能力理论进行解析,而国内很少有人在理论上探讨该问题。于是,由于以可行能力为基础的能力方法没有被深入研究,便无法为生计能力再造理论构建提供必要的支撑。本文基于对水利工程移民生计研究的关注,以及试图通过进一步推进生计能力再造这一研究思路,来建立一个较为明确的水利工程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方向。因此,本文以水利工程移民为研究对象,以其生计能力再造为切入点,以可行能力理论、产权理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理论为核心基础理论,通过对可行能力的解构,重新建构了生计能力再造,将其定义为：是一个由相关制度主导和社会组织介入进行要素传导的,以区域或社区为空间范围,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在新的生计环境下的适应和发展能力的形成及增长过程,其体现在外在功能性活动的变动上,并反映了由此引起的总体效用的增加。本文认为生计能力再造过程的核心是生计资本积累,以及其匹配性保障制度的完善过程。在理论建构基础上,本文对水利工程移民生计能力再造的实现机制与保障机制进行了分析,并以S水库移民生计能力再造效果评价和影响因素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导论。本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相关概念,文献综述、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设定研究路线,选择研究方法,安排全文结构和内容。第二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根据研究需要,对复杂科学管理、可行能力理论、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发展脉络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叁部分：水利工程移民生计能力再造的理论分析框架。本部分首先在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下提出了生计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实现水利工程移民可持续生计的方式是生计能力再造的思路。此后,通过将可行能力进行整体性解析,完成了对生计能力再造重新定义。在该定义基础上,指出了生计能力再造的内涵与外在基本类型。之后,本问题提出了生计能力再造的分析框架,分析了生计能力再造的影响因子及其相互间关系。最后,本文从生计能力再造的测量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评价两方面介绍了,生计能力再造实证分析方式。第四部分：水利工程移民资源获取能力再造研究。在上一章基础上,展开对水利工程移民获取能力再造的实现机理分析。首先,在人力资本的定义,特征的分析后,探讨了制度因子与基础设施构成的人力资本获取机理,其后在社会资本的定义、类型、特征的分析后,探讨了家庭、社会组织、社区与基础设施等因素所构成的社会资本的获取机理。第五部分：水利工程移民就业能力再造研究。本部分探讨了就业能力的两个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就业能力再造的影响,在人力资本部分,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转化为就业能力的教育、职业培训、就业迁移和医疗保障四个途径,其后从就业信息能力、就业择业能力、职业适应能力和收益能力四方面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探讨了移民就业能力人力资本再造机理。在社会资本方面,首先从强弱关系、结构洞与社会资源叁个方面与就业能力的关系,其次,从减少水利工程移民就业交易费用；增加水利工程移民就业概率；提高水利工程移民就业质量；影响水利工程移民就业转移的决策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移民就业能力的社会资本再造机理。第六部分：水利工程移民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再造研究。本部分首先介绍了移民面临的养老、失业和医疗叁种社会风险,之后,通过引入脆弱性分析框架,分析了政策与社会组织在移民社会风险应对中的作用,构成了移民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再造机理的分析思路。其后具体从移民政策与社会组织方面分析了,它们提高移民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的方式。第七部分：本部分以S水库的连续监测数据为例,对水库移民生计能力再造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首先,介绍了S水库移民的生计现状；其次,对S水库移民的生计能力再造效果,使用隶属度模型进行了测量；最后,使用生产函数模型对S水库移民的生计能力再造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可行能力不再仅仅被看作成一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其可以被解构为内涵有制度、环境、赋予资源和内生能力四个要素,以及生计能力转形成并向功能性活动转化两个动态过程的整体性能力概念,在这个整体性概念基础上,生计能力再造才能够被看作是一个能力形成与转化过程。(2)对生计能力再造进行了理论建构。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生计能力再造被看作是一个由相关制度主导和社会组织介入进行要素传导的,以区域或社区为空间范围,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在新的生计环境下的适应和发展能力的形成及增长过程,其体现在外在功能性活动变动上,并反映了由此引起的总体效用的增加。这样,生计能力再造由于其外显的功能性活动特征,可以与福利直接联系起来,使这个概念变得可以进行测量。以产权为基础,生计能力再造过程,被看作是主体产权界定下的制度保障过程。(3)分析了生计能力再造的实现机制。在分析中生计能力再造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制度因子、环境因子、家庭因子和环境因子,而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因子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角度,对资本获取能力再造、就业能力再造与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再造的实现机理进行分析。(4)实证研究了水利工程移民生计能力再造效果评价。水利工程移民生计能力有明显好转。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移民整体能力在搬迁安置后有明显改善,但仍处于0.4～0.5之间,尚未突破模糊状况达到能力较好水平,因此,改善库区移民能力状况仍任重道远。(5)对水利工程移民生计能力再造影响因素相关进行了实证研究。1)总体来说,年人均纯收入(总体的生计能力)受到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对年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为显着,达到每增加1元的人力资本投入,会带来年人均纯收入0.3元的增长。2)以非农活动为主的生计多样化能确保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降低了单一生计活动的脆弱性和风险,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有利于生态恢复和重建。在移民生活中引入非农活动,能够实现家庭内部经济的良性循环,因为来自非农活动的收入能支持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又能为其他家庭成员(如老人、妇女和儿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岗位。而该策略的实现要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和金融资本的投入为条件。3)加大教育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社会流动人力资本通过职业选择和就业能力影响社会流动,从而增强了个体谋取生计的能力”通过教育性人力资本的投资,年轻一代能成功地完成职业的非农转换,实现社会垂直流动,其谋生能力会大大增强,也可以减轻库区的人口压力。以职业转换为表现的社会流动使得移民在面临生存环境改变时有足够的能力抵御风险,实现生计的可持续性。但另一方面,投资教育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也较高,一旦无法就业将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较大的影响。
邓少君[4]2016年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叁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迭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叁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叁、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林志强[5]2012年在《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管理（ERM）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风险管理问题由来已久，近些年来更是逐步成为了国际上关注的热点。经济全球化使得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更加复杂，特别是2007年以来在美国燃起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使得世界各国企业经营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所面对的风险问题。对于我国电信运营商来说，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企业内外部环境，全面、系统地实施风险管理，帮助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促进企业健康稳步的发展，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都是相当重要而且非常必要的。本文将结合我国电信运营商的行业特征，对该行业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全面风险管理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对企业风险以及全面风险管理（ERM）概念的界定，归纳和总结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实践情况，具体内容有：（1）从企业风险概念界定出发，对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做出归纳与评述，并对企业风险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进行分析。（2）全面风险管理（ERM）的概念分析。梳理企业风险管理发展与产生过程，阐述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3）企业风险度量的理论和方法及介绍。介绍目前国内外常用的风险测评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灰色理论等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分析过程及方法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等。第二，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测评研究。在研究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基础之上，首先通过运用PEST分析法、价值链分析法分别对我国电信运营商外部、内部环境进行分析；其次，识别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形成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框图；最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第叁，我国电信运营商ERM组织与实施研究。包括电信运营商ERM战略设计、ERM组织职能与流程设计、ERM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机制设计和ERM企业文化设计四个部分。第四，案例分析。以中国移动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将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分析与中国移动这一实际的电信运营商的风险管理实际情况相结合，运用理论于实践，在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之上，采用专家打分法，赋予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评价指标第一、二目标层、准则层权重，实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构建灰色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进行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灰色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相关分析，试图从评价结果来分析中国移动实际全面风险水平、全面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中国移动可行的全面风险管理相关对策建议。这些结论对于我国电信运营商、电信监管部门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部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我国电信运营商灵活应对各种内外部风险，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保持我国通信服务业平稳快速增长，充分体现国家“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指导下信息与通信服务业在驱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带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聂挺[6]2014年在《风险管理视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进入风险社会,各种类型的灾难频繁发生,整个国际所面对的环境威胁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风险管理的环境日益复杂。全球化不断地向经济、社会、政治、安全和环境等各个领域深入发展,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日益紧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经济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凸显,不稳定性因素剧增,危机的诱发因素增多。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强,风险因子和诱发因素的增多,向我国公共危机风险管理提出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本文试图将风险管理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起点,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从公共治理结构等基础设施制度层面构建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从政府单一责任向社会协同治理、从事后应对转向主动保障、从注重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向风险的全过程动态、系统性管理。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在改革开放进入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宏伟发展战略目标。因此,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研究对于政府危机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是从保险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探究公共危机风险的深层根源和发生机理。主要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整合多种相关理论并尝试构建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动态、全过程、全方位的治理机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借鉴国外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已有的实际国情,为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提出总体思路和对策性建议。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的意义,多种渠道搜集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事实文献资料,整理并筛选有效信息来说明和论证我国处于公共危机高发期的现实状况；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实践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内外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并勾勒出本文的总体架构；任何研究都必须对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以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尤其在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很多概念还并未达成共识,存在争议的前提下,研究相关概念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文中的相关概念及研究对象是在综合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定义和本文的研究需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概念的整合。第一章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本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包括风险社会理论、危机治理理论。结合对危机的发展轨迹和演化路径的分析,从理论和学理上证明树立全主体、全风险、全要素、全过程的危机治理理念,是要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危机或风险研究需要整合危机治理和风险社会这两大理论,提出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第二章包括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系统要素及构建前提,这一章包括叁个小节。第一节是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构建的前提,包括风险与公共危机互为因果、风险的演化和危机的生成同步渐进、风险的干预控制有效,从理论上论证了构建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可行性。第二节将危机风险管理机制分为四个子系统要素,即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防备与控制、风险准备与演练以及风险交流与沟通。在对各个子要素及其功能的介绍的基础上,从系统、全要素的角度分析了各要素在整个风险治理机制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的分析。第叁节从风险管理全过程、动态管理的视角将风险治理系统分为风险防控子系统、应急管理子系统、恢复子系统、学习优化子系统。并对每个子系统中次级机制的框架结构、物资设备与技术手段等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系统且各层次间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静态风险治理框架。第叁章以雾霾治理机制为例,分析公共危机风险治理体系,包括了叁个小节,是本文的重点章节。第一节,雾霾与公共危机治理,分析雾霾与公共危机的关系。以雾霾治理为切入点,分析风险治理与公共危机治理间的关系,并提出公共危机治理应当将风险管理作为其前端部分纳入其中。第二节,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分析。从理论和静态的角度对公共危机风险治理防范机制、保障机制、整合机制、创新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和论证风险防范机制的内在动力,以及其运作的规则、方式、过程；从文化保障、政治保障、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等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了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保障机制；透过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规范作用下,整合并协调社会组织和资源,实现全程的危机管理；通过总结、学习和创新,建立风险治理的创新机制,不断的完善风险治理机制,进从四个方面提升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能力。第四章发达国家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案例分析,主要以美国“9.11事件”、日本东京大地震等国外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案例为例,分别对政府高层、各级部门、技术保障、社会组织、志愿者、公民个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作用和表现进行剖析,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借鉴其可取之处,更好的为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所用。第五章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将“全过程应对体系”应急管理纳入国家治理结构优化的整体框架,进行“叁位一体”的战略治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提出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路径选择。宏观层面上,以从公共危机治理推进到社会风险治理的远期路径为目标,着眼于从应急(灾害)管理推进到公共危机治理的中期路径建设,以应急(灾害)管理为切人口,进一步优化初步建立起来的应急(灾害)管理体系,从而实现社会风险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公共危机治理“叁位一体”的系统治理。微观层面上,分别从事前日常管理、事中应急、事后善后处理的叁个阶段对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路径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应的建议。
李虹[7]2016年在《基于碳信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底,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已超800万家,在国民经济和发展中已经可以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但由于其所具有高风险性、高成本信贷特征,资金问题一直以来是其发展壮大的瓶颈。而且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整个生产周期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在追求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下,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面临着融资的困难,更面临着碳减排的工作压力。碳信贷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途径,国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我国如何利用碳信贷手段进一步完善碳减排举措、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迫在眉睫。基于以上内容,本文对基于碳信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探究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和国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碳信贷融资模式。从政策角度阐述我国及不同国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和融资的扶持力度,结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和融资特点,以天津市为例由点及面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以欧洲、美洲和亚洲地域诸多国家的银行,从自身碳减排及对碳信贷的推行力度和成果,及其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践应用经验进行全面的梳理,给我国的商业银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借鉴的思路。(2)分析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融资机理。构建了适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碳排放核算模式;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和技术资本叁个维度分析了碳信贷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因果关系;从产业集群的角度验证了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融资业务可以有效实施;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全面地、系统地归纳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影响因素指标,指出了基于银行,政府和企业叁方下碳信贷融资的推行路径。(3)建立适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的融资体系。基于碳信贷融资视角,选取了反映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未来发展和潜在影响的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得到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业务的信用评级体系。最后,通过引入碳指标建立了适合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碳信贷融资的针对性信用评级指标体系。(4)从政府、银行、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公众四个角度为碳信贷融资机制的完善提供对策,改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孟荣芳[8]2014年在《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文中提出人口老龄化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普遍趋势,而对于我国而言,"老年人口基数之大、老年人口抚养比之高"特征异常显着,而且老年人口的地区分布不均衡,更多老年人分布在农村地区。在当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下,老年人经济状况分布不均衡,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所以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对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呈现出"身份制"和"区域分割"的"碎片化"状况,造成了不同制度身份的老年人和不同区域的老年人,享受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差异性极大,造成了制度的不公平,同时也使得这项国家基本制度缺乏应有的制度刚性和持续性,因此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的制度原因进行阐释,有利于从根本上对制度进行整合。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制度,其突出特征是:国家是相应的责任主体,国家权力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影响,前者突出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责任,并且这种国家责任来自于社会公民权利的让渡而形成的,因此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是国家应尽的责任。国家责任的范围引领了国家权力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干预的范围和方式,国家权力在制度中的角色错位是造成制度"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分享,造成国家权力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主导作用更加复杂化,而正是由于这种权力分享,使地方政府具有更多自主性,进而造成了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综合制定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形成了显着的区域差异性。对国家权力在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中的角色错位是本研究的重点。首先,由于国家权力没有坚持公正立场,在制度安排中对不同群体进行"选择性庇护",进而形成了 "身份制",即不同群体间适用不同管理方式并享受不同水平养老金待遇,这种对于社会公民差别对待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追求公平性的根本宗旨。其次,地方政府对制度安排形成了"区域差异",即不同统筹单位之间的养老金制度安排不同。第叁,在"身份制"和"区域差异"之下,当社会公民的制度身份转变和区域迁移时,就会遭遇制度性障碍和福利待遇的损失,从而导致这种转变并不容易。本研究的分析思路为:第一章为导论部分;第二章论述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制度,其原因及具有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应然层面的国家责任以及实然层面的国家权力问题,关照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叁章通过"身份制"和"区域差异"的二维变量解析目前制度"碎片化"现状,并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阐释。从宏观角度而言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形成了"福利科层制"的制度安排,中观层面的制度安排遵从"差序格局"逻辑;从微观视角运用公平理论对社会个体的公平感进行分析,即个体或统筹区域间会从横向与他人比较、纵向与自己之前情况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当前的制度安排是否公平。第四章到第七章是本研究重点部分,集中分析了国家权力如何导致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身份和区域"碎片化"。第四章用"权力-庇护"框架,对中央政府权力在制度中的角色错位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中央政府对不同人群的选择性庇护,对不同群体适用不同制度安排,由此导致了制度的身份制分割,但改革的顺序却是由庇护边缘群体向核心群体扩展。第五章用"权力-博弈"框架,对地方政府权力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进行分析,认为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地方政府在综合了地方利益,同时考虑中央利益、企业和公民利益的综合博弈状况下制定地方层面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由此造成了制度的区域差异。第六章用"权力-剥夺"框架,对社会公民在"碎片化"的制度安排下,其身份转变和区域迁移过程中的权利剥夺和利益剥夺情况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身份和区域"双重转移"的农民工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被剥夺情况。第七章指出了整合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的路径,重点强调了顶层制度设计、"去身份化"以及区域差异整合的路径。第八章是研究结论和研究余论。
李杨勇[9]2011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管理研究》文中提出在21世纪,知识和科学技术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掌握丰富知识和高端科学技术的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着力于建设本国人力资本的同时,加大对国外优秀人力资本的引进力度,以构建和加强本国的人力资本储备,为当前和今后的持续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风险管理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某大型商业银行为例,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风险管理,展开分析。本文从人力资本的特点和类型出发,首先对人力资本投资展开理论分析,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的分类、表现和来源等。人力赘本投资主体多样,本文从国家和社会、企业组织及家庭个人叁个层面,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及企业特有的投资类型等；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表现作出归类,即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和心理风险；将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来源,归纳为外部风险因素和内部风险因素两大部分,其中,外部风险因素包括社会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内部风险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的引进、培训、配置及管理风险。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某商业银行为例,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分为个人、组织和社会环境叁个层面的因素。最后,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及其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总结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管理策略。本文从风险预估、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叁个方面,展开对风险管理的递进式研究。
肖辉[10]2013年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监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正改变着国际经济分工的格局,使得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跨国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考虑资源配置,开拓市场,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当前,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经济全球化带动了矿产资源全球化,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矿产资源的争夺,我国也积极对海外矿产资源进行投资开发。跨国投资在带给矿业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不少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我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热情高涨的同时,跨国投资风险的监控和防范能力却不足,因此,对我国的矿业企业的来说,建立一套完整的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控制体系至关重要和紧迫。研究主要包括：(1)剖析了中国矿业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和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源,外部风险源的分析借助了PEST分析法,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展开；内部风险源的分析主要从财务和管理两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的传导机理。(2)识别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关键风险。结合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特征,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层次多视角对高速公路项目融资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管理风险进行识别。(3)建立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体系,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在比较了各种预警模型的优缺点之后,根据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特点,采用灰色层次分析法对其风险进行综合预警。(4)探析了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控制策略。构建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反应矩阵,对不同等级风险提出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建立有效风险评估决策系统、风险控制组织保障体系、风险控制信息保障机制,以此构建不同等级风险应对策略、不同类别风险应对思路及其多层次多维度的风险控制体系(5)运用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进行了应用分析。对汉龙公司投资澳大利亚Spinifex Ridge项目的风险进行了识别,在此基础上,利用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对该项目的风险进行了综合预警,根据预警结果提出了风险防控的措施。文章以中国矿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立足于跨国投资理论和风险预警理论以及风险管理理论的交叉点,提出了跨国投资的风险源,建立了跨国投资项目风险预警模型,并指出要将事前的风险预警和事中事后的风险控制相结合的观点,拓宽了风险控制理论的研究领域。利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借助相关计算机软件,使风险评价的过程,特别是指标权重的确定更加客观科学,尽量减小了主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优化了风险控制模型。对我国矿业企业的跨国投资有良好的实用性,且指标与模型的构建基于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项目,可移植性强,能够服务于我国不同的我国大多数矿业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预警与防控,对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防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企业人力资源社会风险管理[D]. 蒋新. 西北工业大学. 2004
[2]. 人力资源社会风险研究[J]. 蒋新, 杨乃定, 贾晓霞.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
[3]. 水利工程移民生计能力再造研究[D]. 何家军. 武汉大学. 2014
[4]. 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
[5]. 我国电信运营商全面风险管理（ERM）研究[D]. 林志强. 华侨大学. 2012
[6]. 风险管理视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研究[D]. 聂挺. 武汉大学. 2014
[7]. 基于碳信贷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与对策研究[D]. 李虹. 天津大学. 2016
[8]. 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D]. 孟荣芳. 南京大学. 2014
[9]. 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管理研究[D]. 李杨勇. 武汉大学. 2011
[10]. 中国矿业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监控研究[D]. 肖辉.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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