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龙梅[1]2004年在《武汉市湿地功能评价与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研究》文中认为湿地是介于水生生态系统和陆生生态系统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它因具有巨大的水文和元素循环功能，被称为“地球之肾”：因具有巨大的食物网、支持多样性的生物被看作“生物超市”。然而全球环境演变尤其是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湿地影响的规模与速度的扩大，使得湿地面积缩小，生物多样性减少，功能也随之退化。因此开展湿地生态功能研究和动态监测对于湿地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湿地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武汉市湿地功能以及景观格局变化进行了研究。利用1996年和2001年两个时期的遥感数据作为基本的信息源，建立武汉市湿地空间数据库。选取相关的景观空间格局指标，建立景观格局指标体系，对湿地景观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并采用马尔科夫模型对研究区域的湿地景观类型的转化进行模拟。通过分析湿地景观空间格局分布、变化，剖析湿地景观演化的机制，了解湿地景观组分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湿地功能的变化，探索城市湿地的保护、湿地景观规划与建设的合理之路。
邵军[2]2010年在《基于3S技术的武汉市湿地景观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湿地作为水生生态系统和陆生生态系统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候、控制土壤侵蚀、促淤造陆、降解污染物、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被誉为“地球之肾”,有着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效益。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湿地对于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受到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对湿地景观格局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湿地研究的热点之一。武汉市是中部地区的特大城市,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具有典型的河流、湖泊湿地,但是随着武汉城市圈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湿地其湿地面积急剧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功能不断退化。因此开展武汉市湿地景观变化特征分析及预测研究对于武汉市的环境整治、湿地资源合理开发、保护及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森林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及其变化研究(2006BAC08B03)支持下,运用3S技术,以武汉市为研究区,采用1991、2003年Landsat-TM影像及2009年的CBERS02B-CCD影像为数据源,运用多尺度影像分割与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提取叁期湿地信息,分析武汉市近20年来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并对湿地景观变化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及预测研究,提出了湿地经营和保护的对策。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采用联合熵法与最佳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对叁期遥感影像进行最佳波段组合运算,其结果为：Landsat-TM和CBERS02B-CCD影像分别采用4、5、3波段和4、3、2波段组合,影像信息量达到最大,色彩丰富,有利于湿地信息的提取。(2)根据1997年《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所制定的全国湿地分类系统,并结合武汉市湿地类型实际情况,将武汉市湿地分为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四大类；考虑到遥感影像可分辨的最小图斑、人工判读的可能性等因素的限制,将研究区湿地分为滩地、湖泊、水稻田、库塘、河流、沼泽草甸等6种湿地景观类型。(3)采用多尺度影像分割与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提取武汉市境内湿地信息,叁期分类数据的精度都在80%以上,达到了中分辨率遥感影像精度使用要求。(4)使用景观格局指数和动态变化模型对武汉市湿地景观特征变化作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991-2009年间：武汉市湿地面积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人工湿地呈逐步上升趋势；武汉市湿地景观斑块数增加,整体破碎度增大,表明空隙大,其分布日益分散；1991-2003年间整体景观的基质景观类型由自然湿地转向了人工湿地的水稻田湿地,且2003-2009年间整体景观的基质景观类型由人工湿地的水稻和库塘湿地类型共同组成；通过湿地景观区域差异分析得出以为武汉城区为中心的周边平原地区如：蔡甸区、江夏区各湿地景观类型变化较武汉市大,而武汉城区周边的丘陵及边远地区如黄陂、新洲、汉南各湿地景观类型变化较武汉市小。(5)经景观格局变化分析可知,武汉市湿地景观变迁的主要驱动因子有地貌、气候、人口剧增、城市圈建设、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等。(6)采用马尔柯夫模型预测研究区湿地景观变化的未来趋势,2010年武汉市湿地景观面积较2009年增加了10.07 km2,2011年后湿地景观面积较2010年呈现出减少趋势,且变化幅度不大,说明武汉市湿地景观类型日趋稳定。(7)根据武汉市湿地景观变化特征和发展趋势,并针对湿地景观的湿地面积急剧减少,整体湿地景观破碎度增加、水质污染严重,湿地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问题提出了如下经营和保护建议：加快制定湿地保护的地方法规,加大湿地执法和保护力度、开展湿地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全面开展湿地资源的调查与规划、合理、科学地开发和利用湿地(湿地恢复、发展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分类别建立武汉湿地数据库和管理体系、增加湿地保护资金投入),旨在为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李华[3]2008年在《武汉市湖泊与河流湿地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湿地作为水生生态系统和陆生生态系统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水文和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被称为“地球之肾”,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湿地大面积萎缩,生物多样性减少,功能也随之退化,湿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开展城市湿地动态监测和生态功能研究,对于湿地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1978年、1987年、1991年、1996年、2002年和2007年六个时期的Landsat-TM图像作为基本的信息源,构建了基于地物波谱特征的专家决策树分类模型,利用Erdas8.6软件对武汉市湿地数据进行提取。并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GIS平台支持下帮助下选取相关的景观空间格局指标,分析了武汉市湖泊与河流湿地近叁十年来的湿地格局变化,并对湿地景观变化驱动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如下:(1)1978年、1987年、1991年、1996年、2002年和2007年六个时期武汉市湖泊和河流湿地面积依次为:177123.8 hm~2、172282.9hm~2、166349.8hm~2、154849.1hm~2、130371.2hm~2、124051.5hm~2,呈逐年下降趋势。并且1978～1991年,面积变化比较平缓,4年减少了8390.23 hm~2;而1991～2002年面积则大幅度减少,11年减少了33606.11 hm~2;2002～2007年又趋于缓和,5年中减少了6021.66 hm~2。(2)武汉市湖泊与河流湿地六个时期的斑块数依次为:558个、638个、720个、755个、794个和809个,斑块密度为:0.0039个/100 hm~2、0.0046个/100 hm~2、0.0052个/100 hm~2、0.0059个/100 hm~2、0.0080个/100 hm~2和0.0088个/100 hm~2。武汉市湖泊和河流湿地景观斑块数增加,斑块密度增大,表明孔隙度增大,其分布日益分散。(3)武汉市湖泊和河流湿地六个时期的斑块分维值依次为:1.550、1.548、1.543、1.532、1.495和1.492,湿地景观的分维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小。特别是1991～2002年变化最为明显,分维值大幅度减小,说明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使得景观的形状趋于简单化,湿地景观的自相似性增强。而其它时期分维值较稳定,说明人类干扰活动相对较少。(4)武汉市湖泊和河流湿地六个时期的景观破碎化指数依次为:0.0015、0.0018、0.0021、0.0035、0.0075和0.0077,表明湿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在增加,异质性在逐渐加大,斑块之间的连通性降低。(5)近叁十年来武汉市湿地景观动态变化度K_(1978～1987)为-0.0020、K_(1987～1991)为-0.0069、K_(1991～1996)为-0.0207、K_(1996～2002)为-0.0157、K_(2002～2007)为-0.0083。可见1991～1996年间,动态变化度最小,变化幅度最大,说明湿地面积减少较快,受人类干扰干扰程度较大;而1978～1987年间动态变化度最大,变化幅度最小,说明湿地面积减少较慢,受人类干扰程度较小。近五年来(2002～2007年)武汉市湿地面积变化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6)武汉市湿地景观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是社会因子,其中,武汉湿地面积与武汉市GDP呈显着的线性相关(R~2=0.8381,P=0.0104),与武汉市人口数量呈极显着的线性相关(R~2=0.8579,P=0.008)。
滕明君[4]2011年在《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在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区域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城市化活动的加剧,减缓和应对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迫在眉睫。优化区域景观结构,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保育和恢复必要的区域生态过程已成为应对城市化环境问题的重要共识。但目前生态安全格局这一策略仍停留在概念阶段,缺乏切实可行的空间规划措施支持。武汉市是我国中部的中心城市,近年来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景观格局与环境急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探讨城市景观调控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在景观生态学、保育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环境科学及相关理论指导下,按照“格局动态—生态环境响应一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研究思路,借助多时序遥感卫星影像,综合运用RS、GIS技术和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1987～2007a武汉市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分析了城市化背景下森林和湿地景观连接度变化特征和热环境空间分异特征及景观响应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武汉市景观破碎化和城市热岛问题,从不同尺度上提出了武汉市生态安全格局的网络空间构型,为构建具有实践意义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1987～2007a武汉市景观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农田和水体面积大幅减少,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加,森林面积明显提高,森林和水体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城市建设用地集中程度增加,景观整体城市化特征显着。人类活动促使武汉市各类型景观斑块面积差异逐渐变小,复杂程度逐渐降低,景观粒度从粗粒景观向细粒景观转变。城市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人类活动已经明显影响区域景观格局,导致景观异质性持续增加。从1991a开始,武汉市景观整体动态变化度逐步增加,景观变化速度逐渐增加。整个研究期中,各景观类型面积变化具有一定波动性。疏林草地、建筑和裸地的年变化率较高,但不同阶段各景观类型年变化率存在一定差异。农业开发活动、城市化发展、森林建设和降水量增加是1987～1991a景观变化的主要直接驱动因素；城市人口数量增加、农业开发活动和积极的生态建设措施是1991～1996a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996～2001a景观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城市化进程加速、产业比例结构的调整和林业生态建设措施等因素,在这一时期内,景观变化剧烈程度明显增加；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具有激励机制的林业生态政策是2001～2007a景观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在这一时期内,景观变化更为剧烈,城乡建设用地和森林两个类型的面积大幅增加。为改变武汉市景观破碎化加剧的状况,景观管理政策的制定必须综合考虑到变化条件下的多方利益,由保护单个的生态资源向保护生态资源系统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转变。(2)基于土地覆盖数据,运用费用距离模型对1987-2007a武汉市景观连接度长期变化特征进行了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武汉市森林和湿地景观连接度迅速降低,高景观连接度景观的面积大幅减小,而低连接度景观的面积迅速增加,这揭示了武汉市生态资源景观连接度已经受到城市景观变化的严重影响。森林景观格局与景观连接度变化趋势不对称揭示出武汉市城市化进程对森林物种的影响已远大于森林建设带来的生态过程改善能力。因此,建议今后森林建设工程必须转变思路,从重视空间结构指标向注重功能连续性方面转变。水体景观连接度的变化与水体景观格局的总体变化趋势较为一致,随着水体面积减小和结构破碎化程度加剧,水体景观连接度持续下降。除水体面积和结构破坏之外,人类干扰活动对水体景观连接度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因此,对水体的保护和管理不能局限于保护水体面积和斑块结构不受损,而应充分考虑到水体边界景观对比度变化对水体景观连接度的影响。(3)基于地表温度反演的结果,将武汉市热环境按照地表温度值大小分为6类,其空间分异特征分析表明,武汉市热环境空间分布不均衡,呈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城市中心地区的温度明显高于城市外围地区。其中,高温景观和低温景观呈现组团式分布特征,高温景观主要分布在城市化较早,人口和建筑密集的中环线以内的城市建设区和工业区；城市低温区域主要分布在域内的大型湿地和森林地区,城市外围地区的低温景观面积明显高于城市建筑密集区。热岛斑块面积较小,且斑块间面积差异不大；最低温区和较低温区的平均斑块面积非常大。人类活动强度在增加地表温度的同时,也导致高温热力场分布向细粒景观转化。低温类型景观和高温类型景观分布较离散,而中等温度的景观类型斑块间距离较小。地表覆盖特征显着影响地表温度,城市建设用地均温最高,水体均温最低；高温区建设用地所占面积最大,低温区中水体所占面积最大；水体、裸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中地表温度变化较大；从相对降温率来看,水体降温效率最高,滩涂湿地与森林也具有较高的降温效率,而城市建设用地会导致地表温度升高。植被覆盖度与地表温度之间存在极其显着的关系,其中水面覆盖区域植被覆盖度的增加与地表温度增加呈极其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植被覆盖度增加的温度降低作用规律依次为：裸地>建设用地>森林>草地>滩涂湿地>农田。此外,水体、滩涂湿地和森林对周边地表温度具有重要影响,多数情况下存在明显的距离效应和面积效应。降温景观对城市建设用地降温作用距离要高于其他景观类型上的作用距离,对植被覆盖区域(如农田、森林和草地等)降温距离略小。小型滩涂湿地斑块和小型森林斑块降温距离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在城市中建立多个小型森林斑块比建立单一的大型森林斑块降温效果要好。研究同时表明,斑块面积对周围景观地表温度有一定影响,但影响能力普遍较弱。因此,为减缓武汉市城市热岛效应,需改善城市绿地质量,降低建设用地和裸地类型的斑块面积,建立城市湿地—森林一体化降温网络和改善城市风道。(4)针对城市区域景观破碎化加剧的趋势,本文提出构建城市绿道系统应对持续增加的城市绿地景观破碎化。通过集成最小费用路径模型、核密度估计、优先性原则和代理指标方法,本文构建了城市化地区多功能绿道构建方法框架。这一方法模型主要由识别规划目标与需求,决定潜在生态保育绿道、识别潜在游憩绿道、识别潜在水体保护绿道、设计综合绿道网络5部分内容构成。而对于单目标廊道识别则包括识别源汇斑块、设置费用权重、识别潜在连接和优化网络结构等4步骤。本研究通过将建设成本纳入最小费用路径分析改进了最小费用路径分析的现实性,使其模拟结果能够综合反映使用者和建设维护者需求,有助于促进城市绿道可持续性。运用这一方法,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多目标优先性绿道网络体系。这一绿道网络体系由理想鸟类保育网络、理想小型哺乳动物保育网络、理想人类游憩网络、水体保护网络、骨干鸟类绿道网络、骨干小型哺乳动物保育网络、骨干人类游憩网络和综合性绿道网络等8个绿道网络构成,分别对应着低生态安全水平、中度生态安全水平和高生态安全水平等3个生态安全等级。在武汉市绿道建设中应该按照其生态安全等级进行分批建设分级管理。并针对不同生态安全水平上的绿道网络识别了其中重要绿道分布区和关键绿道。今后的研究应提高绿道规划的空间连续性、功能完整性和数据可靠性。(5)借鉴生态网络规划中景观连接度的理论,提出了构建城市“森林—湿地”降温网络改善城市热岛效应的思路和规划框架,并对武汉市城市森林一湿地降温网络构建进行了研究。这一规划框架运用源汇模型、最小费用路径模型和核密度分析模型识别了潜在的降温网络。城市“森林—湿地”降温网络由热梯度廊道、隔离廊道和低温廊道、绿色节点和降温斑块相互连接构成。武汉市城市“森林—湿地”降温网络研究共识别了6个不同层次和目的的降温网络,根据其网络结构的完整性可对应叁个层次的环境安全层次：高环境安全等级水平、中度环境安全水平和低环境安全水平。而且,考虑到建设的可行性,综合性网络将冷热空气流动的需求整合,反映了降低城市热岛效应的最低要求,也是迫切需要付诸实施的廊道网络结构,它对应着最低的环境安全水平；骨干网络从不同降温作用方式更加完善的定义了区域降温网络的需求,对应着中度环境安全水平和中度优先性；而理想生态网络反映了最完善的降温需求,因此对应着最高环境安全水平和最低优先性。城市降温网络建设应以改善城市热岛区植被覆盖状况,缓解本身热量累积和构建城市植被降温廊道为主。通过建设一定结构特征的植被廊道将森林、湿地等降温斑块连接发挥其整体降温作用。(6)构建结构功能完整的生态网络对于快速发展地区森林保育具有重要意义。为改善武汉市森林景观连接度不断降低的趋势,本文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提出并应用了一个面向快速城市化环境的综合性的森林网络规划框架。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整合物种包方法、多标准评价、最小费用路径模型、核密度估计和优先性原则,这一规划模型能够较好的适用于识别和规划生态网络。它使规划者能够将多物种需求整合到综合性生态网络中。本文识别了7个生态网络,对应着理想网络、骨干网络和综合性网络等叁个保育优先性水平。这一综合性网络系统为规划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深入和直观的视角来理解生态过程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管理者应该尽快将综合性森林网络付诸实施,以保护当地物种多样性,应对城市化带来的森林生境破碎化问题。我们希望这一方法能够改善区域生态网络规划实践。(7)运用最小费用距离模型和焦点物种代理法识别了武汉市潜在的湖泊湿地生态网络,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心度方法重点评价了武汉市湖泊湿地网络要素的重要性。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武汉市湿地资源众多,但是能够作为湿地鸟类生境的湿地仅占武汉市湿地资源总量的21.53%,一些重要的生境斑块和廊道分布在中环线周围地区,这些地区正是今后城市扩张的主要位置。根据湿地核心生境斑块的节点度和中介度评估,本文将武汉市湖泊湿地生境重要性进行了排序,并分为最优先、中度优先和普通叁个优先性类型。武汉市潜在湖泊湿地生态网络涉及到的56条廊道可分为3个优先层次。高优先性的廊道主要分布在网络内部,连接了多数高优先性生境斑块,构成了武汉市湿地生态网络的基本框架。
穆雪男[5]2014年在《天津滨海新区围填海演进过程与岸线、湿地变化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解译和分析天津滨海新区1976年、1984年、1993年、2000年、2006年和2013年近37年的六个年份遥感影像,并结合六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数据和野外调查数据,分别分析了天津滨海新区围填海不同时期演进过程;岸线变迁的时空规律变化;以及湿地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状况。利用DPSR概念模型,建立了围填海对岸线与湿地格局及过程变化影响机制模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综合优化。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通过了解全国围填海分类以及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的海域使用用途,并结合天津滨海新区历史文献资料调查和外业调查,对其围填海利用类型进行了划分。通过天津滨海新区近37年六个年份的遥感影像以及其他用地图、行政区划图在内的社会资源数数据,运用3S技术手段,通过ArcGIS10.0与MapINFO11.0再现了1976年至2013年近37年间天津滨海新区围填海的演进过程。通过研究天津滨海新区围填海的演进过程,了解和掌握天津地区淤泥质海岸岸线提取方法,并且得出1976年至2013年近37年间天津滨海新区岸线变迁规律及变化特征。(2)本文结合了监督分类和目视解译的方式建立了天津滨海新区的湿地类型分布图,再现了近37年间的天津滨海新区的湿地格局整体特征变化规律,通过选取景观指数,通过景观指数变化规律,了解各个湿地景观类型间的相互关系。(3)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利用DPSR概念模型原理,建立了围填海对岸线与湿地格局及变化影响机制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这四个方面入手,结合可持续发展历史数据,通过计算权重与综合指数法等方法,分析并阐述了围填海、岸线与湿地叁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与模型中其他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对建立的影响机制模型进行综合的优化措施,并对围填海、岸线以及湿地叁个主要研究对象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高凯[6]2010年在《多尺度的景观空间关系及景观格局与生态效应的变化研究》文中提出多尺度的景观空间关系及景观时空变化研究是景观生态规划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揭示景观演替的机制与规律,探寻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演变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3S技术研究了长江流域和武汉市不同景观幅度下多尺度的景观空间关系、景观格局及生态效应变化。其中,借助GIS平台研究了长江流域宏观尺度下的景观结构特点及其空间自相关特征；在武汉市Landsat TM遥感影像的景观分类制图方法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1987—2007年单一尺度的武汉市中观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及景观结构的转移变化。分别应用点格局分析的Ripley's K函数和空隙度分析方法研究了武汉市多尺度景观格局的特征变化和景观结构隔离度特征变化；研究了景观格局与生态支持力的时空耦合关系,并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空间可达性分析,探讨了提高武汉市城市生态支持力的途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长江流域的主要景观类型为林地、耕地和草地,叁者占流域总面积的90%以上,而水域、城乡建设用地和其它未利用土地等景观类型所占比例较小。各省市之间景观结构差异较大,与一定的空间格局相联系,并形成了景观结构特征不同的4个大的区域。各景观类型比重属性值相似的省市在长江流域全局空间内聚集分布,空间邻接,呈极显着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其中耕地、林地、草地、城乡建设用地和其它未利用土地分布特征的正空间自相关极显着,水域分布特征的空间正自相关显着,但各种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的重心、格局、空间自相关构成及回归机制不同。各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的局部空间自相关为高高(H-H)聚集或低低(L-L)聚集,高值为低值所包围或低值为高值所包围的空间孤立点不显着。可见各种景观类型在长江流域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聚集性和区域特征,表现出空间自相关特性。(2)武汉市Landsat TM遥感影像的景观分类制图方法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分类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同物异谱”所造成的分类误差,实现较高的分类精度,是高效、可行的遥感影像景观分类方法之一。在实际操作中变量及阈值的确定是遥感影像知识分类的关键步骤。(3)单一尺度的武汉市中观景观格局指数及变化研究发现,武汉市1987—200720年间武汉市水体、耕地和草地的面积大幅度下降,分别减少11.74%、12.27%和57,75%；与此同时,林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面积则大幅增加,分别增加146.45%和187.31%。转移矩阵结果表明,水体的减少部分多数转变为耕地,耕地和草地是林地新增部分的最主要来源,而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多由耕地转变而来。同时,伴随快速城市化进程,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变化加快,土地利用程度增加。1987年—2007年20年间武汉市各景观类型斑块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并且形状变得更加不规则,景观破碎化程度加重,景观多样性更加丰富,景观总体趋向多样和均匀。(4)从武汉市多尺度景观格局特征及变化看,耕地是武汉市的景观基质,而林地、水体、草地、城乡建设用地和其它未利用土地等以斑块或者廊道的形式镶嵌其中。基于Ripley's K函数的武汉市多尺度景观格局特征及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林地、水体、草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等景观类型在所有研究尺度下均呈现出显着的聚集空间格局,但林地、草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聚集性要强于水体。景观基质耕地在小尺度下呈现出聚集的空间格局,随着尺度的增大,逐渐变为随机、均匀的空间格局。1987年至2007年,林地、城乡建设用地等景观类型的面积逐次增大,而水体、草地和耕地等景观类型的面积逐次减少。各景观类型的景观空间格局特征也发生了改变,总体表现为林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聚集度降低,分布的均匀程度增加；草地、水体及耕地的空间分布变得更加不均匀,聚集程度增加。(5)基于空隙度分析的武汉市各景观类型与其它景观类型的景观结构隔离度特征及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各景观类型的景观隔离度大小依次是草地、城乡建设用地、林地、水体和耕地。耕地呈现一定的随机或均匀的空间格局,景观隔离度较小；水体呈现的空间格局特征与耕地相似,但景观隔离度更高；草地、城乡建设用地和林地呈现一定的空间聚集分布特征,景观隔离度较大；1987—-2007,各景观类型的景观隔离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林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景观隔离度不断降低；草地景观类型的景观隔离度在1987年至1996年之间变小,但在1996年至2007年之间急剧变大；水体景观类型的景观隔离度在1987和1996两个年份之间变化不大,而在1996和2007两个年份之间景观隔离度增大；景观基质耕地的空隙度指数20年变化不大,景观隔离度变化不明显。(6)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全局数量角度和空间可达性角度的武汉市景观格局与城市生态支持力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都表明,以城乡建设用地迅猛增加为特征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剧烈地改变了城市的景观结构,造成了城市生态支持力的快速逐次下降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条件的恶化。空间上,城市中心的生态基础设施条件逐渐恶化,而生态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区域趋向于城市周边分布。因此,通过武汉市城市森林资源景观生态规划和湿地资源生态旅游规划等,可有效地保护和发展城市生态资源,为武汉市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足够的生态支持条件。
郑忠明[7]2011年在《武汉市城市湖泊湿地退化与植被恢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湿地具有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然而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人类活动不断加剧,导致湿地景观面积萎缩,结构破碎,功能下降,严重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湿地保护与恢复已成为当前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木研究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研究了武汉市湿地资源的景观格局变化、湿地植物生物多样性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型湿地资源的退化机制,重点研究了武汉市城市湿地资源的保护与恢复策略。主要结果如下：(1)武汉市城市湿地景观变化以1991-2007年四个时期的Landsat TM影像为基本数据,分析了城市化背景下武汉市湿地景观17年间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武汉市湿地景观逐年减少,平均年减少量为2751.42hm2,年下降率为1.38%。其中1991-1996年湿地景观的年变化率高于武汉市湿地景观近17年间的平均变化率,与建设用地面积相对应。研究时间范围内,自然湿地大量减少,人工湿地略有增加；湖泊湿地是武汉市湿地景观的主要类型,是湿地景观面积减少的直接因素；人工湿地的增加并未改变武汉市湿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武汉市湿地景观表现出最大斑块占湿地景观面积比和分维数逐渐下降、破碎度升高的趋势。(2)武汉市湿地植物多样性特征武汉市城市湖泊湿生植物资源丰富,本研究共记录武汉市城市湖泊湿地维管束植物82科231属361种(含变种和变型),其中被了植物是主要类型。禾本科(G-ramineae)、菊科(Compositae)、豆科(Leguminosae)和莎草科(Cyperaceae)为优势科。各科在属水平上的分布则比较分散。武汉市湖泊湿地植物属的地理成分复杂,兼有地带性、隐域性和起源上部分古老性的特点,但特有属、种匮乏。其中蕨类植物种类较少,具有非常明显的隐域性特征；种子植物多样性较高,分属于14种地理分布类型,世界分布、泛热带分布和北温带分布3种类型占绝对优势,表现出明显的亚热带湿地植物区系特征。湿地植物生活型中以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居多。本文将水分做为武汉市湖泊湿地植物生态适应型的主导因子进行分类调查,结果显示,中生植物的种类(164种)位居首位,占所有种数的45.4%,表明武汉市湖泊湿地维管束植物群落的演替方向为中生植物群落。武汉地区湖泊湿地外来入侵物种普遍存在。外来入侵种包含在12科17属24种内,占全部外来物种(15科23属31种)的77.4%；剩余总数的22.6%基本都是人为引进栽培种。外来植物已经对武汉市湖泊湿地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3)武汉市湿地生态系统退化特征与机制本文从武汉市23个典型城市湖泊湿地的生物退化特征、生境退化特征以及功能退化特征叁方面来进行研究,运用综合聚类分析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重点调查的23个城市湖泊湿地依据退化程度的存在较大差异,可分为叁大类,退化程度轻微的湖泊湿地有竹叶海湿地、严东湖湿地、北太子湖湿地、清潭湖湿地,退化程度中度的湖泊湿地有南太子湖湿地、野芷湖湿地、塔子湖湿地、黄家湖湿地、汤逊湖湿地、野湖湿地、青菱湖湿地、龙阳湖湿地、沙湖湿地、南湖湿地、张毕湖湿地、严西湖湿地、墨水湖湿地、北湖湿地、东湖湿地、五加湖湿地、叁角湖湿地,退化程度中度的湖泊湿地有内沙湖湿地、紫阳湖。城市化是人类对湿地干扰的重要标志,主要表现为湖泊湿地外环境的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农田的覆盖率和建设用地的覆盖率是退化程度不同的湖泊湿地之间最主要的差别,退化程度越高的湖泊湿地,湖泊周边建设用地覆盖率越高,农田覆盖率越低。退化原因主成分分析表明,围垦、侵占湖泊和外源污染是造成武汉市城市湖泊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4)武汉市湖泊湿地分类保护模式所调查的26个湖泊湿地维管束植物的丰富度指数、多样性指数、生态优势度及均匀度指数具有类似的变化趋势,其中内沙湖和外沙湖各项指数最低,而位于郊区的严西湖和汤逊湖等均有较高的多样性,多样性指数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地域性较为明显。湿地典型植物的优势度与丰富度有所差异,变化趋势大体相同,这与总体湿地植物物种丰富度及优势度的特征基本一致。严东湖湿地植物群落沿水分梯度的分布规律充分表明,季节性积水生境的各个群落多样性指标均高于其他生境群落。按照物种丰富度、多样性、优势度、均匀度、湿地植被群丛数目,以及典型湿地植物的物种所占比例、丰富度和优势度的差异,将调查涉及的26个典型湖泊湿地分为原生植被湖泊、次生植被湖泊、人工植被湖泊和退化植被湖泊4类。原生植被湖泊应建立相对严格的湿地保护区,优先保护原有湿地植被。次生植被湖泊最多,城市发展区内的次生植被湖泊应建立30-100m的植被缓冲带,促进植被自然恢复和发育；而农业区的次生植被湖泊应引导和规范湖泊周围的农业生产模式,以减少人类活动干扰。人工植被湖泊应通过建立城市湿地公园,人工促进植被的近自然恢复。而退化植被湖泊则应尽快采用生态工程法促进湿地植被生境改善,并积极开展近自然湿地植被重建与恢复。(5)武汉市典型湿地植物选择及恢复模式本文在对武汉市26个典型城市湖泊湿地高等植物调查的基础上,采用TWINS PAN分类与DCA排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严东湖湿地植物群落的类型和结构,并确定将梁子湖(1998-2002)、东湖(1992-1993)和严东湖湿地植物群落作为武汉市湖泊湿地典型植物群落,指导武汉市湖泊湿地的植被恢复和重建。在武汉地区典型湿地植物其不同的应用价值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各湖泊湿地功能特征、环境状况,将所调查湖泊分为生态保护型、景观美化型、经济生产型和综合效益型四种类型分别探讨其恢复模式,并各选择一个典型湖泊,来作为武汉地区典型湿地恢复模式营建的基础场地,以现有的植物群落为基础,提出其湿地植物恢复基本模式,为武汉市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提供了依据。
韩筱婕[8]2010年在《基于城市热岛减缓的湖泊湿地景观功能连通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热岛效应给城市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已成为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和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城市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城市热岛效应缓解、水资源涵养、洪水调蓄等生态服务功能。深入研究湖泊湿地降温效应,对改善城市环境、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武汉市2007年4月的城市热岛分布反演及湖泊湿地周围土地利用类型提取的基础上,研究了武汉市热场分布及湖泊湿地周围各土地类型与城市热岛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湖泊湿地景观功能连通性等级及其热岛缓解效应。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武汉市城市热岛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工热源的增加逐步由主城区向市郊蔓延,黄陂区、东西湖区、蔡甸区、汉南区均形成了新的热岛中心,且强度不亚于主城区。武汉市主城区中热岛分布与建设区域分布一致,在堤角工业区、易家墩工业区和武钢工业区等几个老工业区形成强热岛中心。中小型湖泊被高温包围,城中的湖泊湿地斑块形成孤立的“冷岛”,其中心低温区与周围的高温区形成鲜明反差。在武汉市郊区,东西湖区、蔡甸区、汉南区等城区由于近年来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导致自然下垫面急剧减少、湿地和植被面积萎缩,黄陂区矿山开采导致地表裸露,均出现强烈的热岛；而湿地面积最多的江夏区和新洲区城区仅有中低温分布。长江水温最低,汉水和市郊大型湖泊差别不大,主城区湖泊温度较高,汉口城区由于湿地面积较武昌城区小而显得水温较高,但所有的湿地斑块温度均低于斑块边缘温度。2、在武汉市湿地、林地、灌草地、农田用地、建设用地和裸地6种土地类型中,建设用地和裸地占据了大部分的高温区域,而湿地和林地几乎占据着所有的低温分布区域。湖泊湿地占市域的面积比和覆盖市域低温区的比例是一致的,小型斑块数量众多但是只占市域面积的28.77%,大型斑块在数量上是中型斑块的两倍,覆盖了一半的低温区域。武汉市主城区中建设用地和裸地占据了大部分高温区,而湿地和植被几乎占据着所有的中低温区,所有湿地中没有热岛分布。主城区主要分布着高密度的建设用地,小型湖泊湿地和绿地斑块数量众多但呈现高度破碎化,大型湖泊湿地斑块仅有东湖。在武汉市郊区环境梯度下,农田用地、湿地、林地占优势,特别是面积大于1km2的湖泊湿地斑块数量是主城区的8倍,大于10km2湖泊湿地的数量比主城区增加了17个,大于20km2的湖泊湿地增加了7个,因此郊区的温度较主城区大幅度降低。3、武汉市湖泊周围降温率与湖泊降温距离或湖泊面积的回归关系均达到极显着水平。湖泊周围降温率与湖泊降温距离间的关系显示,主城区湖泊湿地减缓周边热岛的缓冲距离为500m,郊区湖泊湿地减缓周边热岛的缓冲距离为1000m。湖周降温率与湖泊面积间的关系表明,大于1km2的湖泊随着湖泊面积的增加湖泊周围降温率显着增大,湖泊湿地减缓周边热岛的湖泊面积临界值为1km2。湖泊周边各土地类型与湖周降温率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农田用地相关性不显着,林地、灌草地为极显着负相关,建设用地和裸地为极显着正相关。湖泊周边各土地类型缓解热岛效应的贡献率依次是林地>灌草地>农田用地>建设用地>裸地。4、武汉市75个湖泊缓解热岛的功能连通性可分为高连通性区、较高连通性区、低连通性区和不连通区4个等级区域,各等级区域占低温区的面积比例依次是88.3%、7.5%、4.2%和0%,分别覆盖城市热岛高温区15.8%、23.4%、50.6%和10.2%。武汉市75个湖泊的功能连通性呈现岛屿状,湖泊湿地面积比重大、植被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容易形成高度功能连通的区域中心,但这些区域被高热区或地形因素分割。湖泊缓解热岛功能的不连通的区域集中分布在黄陂区和新洲区大别山余脉和湖泊湿地范围较少、植被分布不均的地方。5、湖泊缓解热岛的景观功能连通性越高,则热岛面积越小。保护这些湖泊就能保持湖泊湿地缓解热岛的功能。由大型湖泊湿地、植被集中区域形成的高度功能连通的网络格局已经大部分覆盖全市高温区域,能够很好的达到缓解城市热岛的功能,但需在建设密集区域开展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并加强道路绿化、保护现有湿地等措施改善下垫面性质,进一步缓解城市热岛。湖泊缓解热岛的景观功能连通度水平较低和不连通的区域基本不存在热岛。
胡远东[9]2015年在《大庆城市异质景观形成对湖泊湿地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城市湖泊湿地作为湿地类型之一和城市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利用改变对湖泊湿地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并引发出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为更好地探索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与湖泊湿地水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以大庆市区为研究靶区,分析了城市化背景下大庆湖泊湿地景观格局的变迁特征及其驱动力,揭示了景观空间格局分异与城市湖泊湿地水环境的响应关系,阐明了生境破碎化对城市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形成的主要影响。论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城市异质景观的形成对大庆湖泊湿地景观格局的影响显着。1979-2009年间,大庆市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着：从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及转移规律可以看出,作为动植物重要栖息地的湖泊湿地、自然植被、沼泽等土地覆被类型遭受侵占和破坏,特别是城市建设用地与湖泊湿地和农田之间的转化,表明大庆的城市化扩张是通过大面积侵占湖泊湿地和农田来实现的,与众多城市的扩展规律基本类似。与此同时,大庆湖泊湿地景观格局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979-1989年间,受南引和北引等水利工程建设等政策因素影响,湖泊湿地面积剧增2.70万hm2；1989-2009年间,湖泊湿地向城镇建设用地和裸地大量转化,湖泊湿地面积减少1.48万hm2,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剧增6.83万hm2,城市化扩张对湖泊湿地的大规模侵占是导致湖泊湿地面积持续减少的主要原因。政策因素在1979-1989年间对湖泊湿地格局演化起到了关键作用。2)从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两方面诊断了大庆典型湖泊湿地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环境质量评估包括水质和表层沉积物两个方面,结果表明：在调查的9个典型湖泊湿地中,水质评价指数(WQI)介于24.71%-63.53%,平均值为42.21%,表明湖泊湿地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水质测定值变异系数偏大,可能与湖泊湿地面积、岸线长度、周边土地利用类型以及污染源等因素有关。湖泊湿地表层沉积物中Cu、Zn、Pb、Cr和Ni元素的平均含量分别为背景值的2.71、2.10、3.31、1.48和1.62倍,呈现明显的污染和富集现象；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P)介于0.85-1.98之间,平均值为1.53,表明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程度处于轻微污染状态；湖泊湿地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Cu与Pb、Cu与Ni元素之间呈极显着正相关(p<0.01),说明Cu、Pb和Ni可能具有共同的来源。生物多样性评估包括维管束植物和鸟类两大类群,结果表明：在9个湖泊湿地中,湿地维管束植物共记录到305种,隶属于60科170属,占黑龙江省维管束植物种类数的12.19%。9个湖泊湿地维管束植物种类数量介于31-112种之间,多样性指数Margalef指数介于4.170-11.020之间,Simpson指数介于2.490-3.850之间,Shannon-wiener指数介于0.860-0.970之间；不同湖泊湿地维管束植物多样性水平差异明显,但整体水平较低；植物多样性与湖泊湿地面积无关,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不再适用,决定湖泊湿地植物多样性的主要因素转变为生境多样性和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春季鸟类调查共记录到春季鸟类71种,隶属于10目27科,Shannon-wiener指数介于0.501-1.012之间,鸟类种类数量与湖泊湿地面积大小呈正相关,符合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不同生境斑块类型内鸟类种类数从多到少依次为：沼泽湿地>草甸>开阔水面>农田居民区,表明土地利用类型及栖息地生境条件对鸟类物种和多样性分布的影响较大。3)湖泊湿地的缓冲区土地利用组成与其水环境质量存在多尺度响应关系。缓冲区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重对湖泊湿地水质和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的影响显着,且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在1000m尺度上,草地、城市公共建筑及设施用地、居住区、林地和水域等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重是影响水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在500m尺度上,城市公共建筑及设施用地、不透水场地、草地和裸地等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重成为影响水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在100m尺度上,沼泽、草地、城市公共建筑及设施用地和居住区等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重是影响水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重与湖泊湿地水质和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的相关性也存在明显差异：在1000m尺度上,草地面积比重与水体中NH4、TN、 CODMn的含量呈显着负相关,城市公共建筑及设施用地面积比重与沉积物中Ni元素的含量呈显着正相关,居住用地和水域的面积比重与沉积物中Pb元素含量呈极显着正相关,林地面积比重与沉积物中Cu、Zn、Pb、Cr、Ni五种元素的含量均呈显着正相关；在500m尺度上,草地面积比重与水体中NH4、TN、CODMn含量呈显着负相关,城市公共建筑及设施用地面积比重与沉积物中Pb元素含量呈显着正相关,不透水场地的面积比重与沉积物中Pb、Cr、Ni含量呈极显着正相关,裸地面积比重与沉积物中Pb含量呈显着负相关；而在l00m空间尺度上,草地面积比重与水体中NH4、TN、CODMn含量呈显着负相关,沼泽面积比重与TN含量呈显着正相关,城市公共建筑及设施用地和居住区用地面积比重与沉积物中Cu、Pb含量呈显着正相关。4)湖滨带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湖泊湿地植物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的影响差异显着。明湖的影响指数最大,为77.27,影响最严重；乘风湖和叁永湖次之,影响指数分别达到65.30、62.18,影响较大；月亮泡、东卡梁泡、陈家大院泡、兰德湖、董家泡等5个湖泊湿地的影响指数均介于35.00～55.00之间,属于中度影响；东湖的影响指数最小,为32.28,影响较小。评价指标权重和赋值结果表明,湖滨带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湖泊湿地植物多样性的影响指数差异明显,且与植物多样性指数H'显着相关,城市建设用地对其影响最为强烈,成为影响湖泊湿地植物多样性的关键因子,农田和裸地对其影响相对较小。5)湖泊湿地缓冲区的土地利用组成决定了其鸟类物种多样性及常见种的分布。鸟类多样性指数H'与500m缓冲区样带内的草地面积比重呈显着正相关(p<0.01),鸟类种类数量与草地面积比重呈正相关关系(p<0.05),表明草地(甸)是鸟类主要的栖息或觅食场所。常见种与10项栖息地环境参数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影响鸟类分布的栖息地参数存在种间差异,这与鸟类对不同栖息地适应性存在差异有关。鸟类物种多样性与栖息地环境参数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鸟类多样性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比重以及人为干扰活动的增加而降低。综上所述,大庆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土地利用类型剧变是引发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变化的关键驱动力。大庆城市湖泊湿地的水环境质量、植物以及鸟类多样性均与周边土地利用类型组成密切联系。大庆城市湖泊湿地的保护和恢复,在不同尺度上调整周边土地利用类型组成,增加恢复草地(甸)等土地利用比例是需要首先实施的步骤。
岑晓腾[10]2016年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联分析及优化研究》文中指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和效用,人类通过从生态系统获取收益以不断地满足和提高自身福祉。然而随着人口急剧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损害,出现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面临着生态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矛盾,已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本质目的是实现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通过研究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助于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并为促进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合理有效的决策依据。本文以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为研究切入点,采用景观格局指数法对所选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分析；采用直接市场法与替代市场法对区域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采用相关分析,灰色关联分析和冗余分析(RDA)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做定量分析；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综合分析框架,促进理解两者之间的传导和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以遥感影像数据作为源数据,从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数量结构和景观格局的空间配置两方面对研究区内的景观格局演变进行分析。采用土地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等方法分析土地利用景观要素的结构特征；采用景观格局指数法,选取景观水平和斑块类型水平上的两组指数对景观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研究区在21年间内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城市化现象,城市景观主要来自于农业景观的转入,同时有一定规模的建设景观和林业景观复垦为农业景观。景观水平上的景观格局呈现破碎度加剧、丰富度多元化、斑块形状复杂化、斑块团聚程度下降且分散化的趋势。农业和建设景观呈破碎化加剧,前者斑块形状区域规则,后者趋于不规则；建设和水体邻近度下降,农业邻近度稳中有升,林业邻近度处于波动状态；水体、林业和建设景观的斑块分散度上升,农业景观呈下降。(2)对研究区内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分类,并对1993-2013年间的生态系统服务生产总值进行核算。首先核算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功能量,其次采用直接市场法和替代市场法确定各类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最后对各类型的服务价值进行汇总。研究表明：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为研究区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贡献；区域内总价值、单位面积服务价值、供给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调节服务价值保持稳定；各类服务价值在空间上满足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区县逐渐增加的特征。(3)采用相关分析、灰色关联分析和冗余分析(RDA)对景观指数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景观指数间有着广泛而复杂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复杂关系,且具有权衡/协同作用；景观丰富度、破碎度和分散度的提高有利于提升整体服务价值；林业景观分散度、农业和水体景观破碎度是关键性指标,林业、建设和水体斑块形状的复杂度也是重要指标,与多种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较大关联度；林业景观格局的不同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起关键性作用；各景观指数对各类型服务价值的作用机制有较大差异,供给服务、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废物处理、防护功能和文化服务价值这一组价值与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服务价值之间存在权衡作用。(4)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综合分析框架,对两者的影响和反馈机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复杂动态关联关系；土地利用系统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异质性、多样性和稳定性产生影响；生态系统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反馈表现在环境影响、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服务价值供给/需求异质性影响。(5)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升为目标,提出土地利用工程优化和景观格局空间配置优化策略。土地利用工程优化通过改变土地利用结构和性状来提高并优化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和质量；对景观格局斑块、廊道和基质的调整可以促进景观格局的空间配置的优化,从而提升景观连通性,促进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和信息流的交换,提高相应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参考文献：
[1]. 武汉市湿地功能评价与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研究[D]. 宁龙梅.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004
[2]. 基于3S技术的武汉市湿地景观变迁研究[D]. 邵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0
[3]. 武汉市湖泊与河流湿地动态变化及驱动力分析研究[D]. 李华.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4]. 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D]. 滕明君. 华中农业大学. 2011
[5]. 天津滨海新区围填海演进过程与岸线、湿地变化关系研究[D]. 穆雪男. 天津大学. 2014
[6]. 多尺度的景观空间关系及景观格局与生态效应的变化研究[D]. 高凯.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7]. 武汉市城市湖泊湿地退化与植被恢复研究[D]. 郑忠明. 华中农业大学. 2011
[8]. 基于城市热岛减缓的湖泊湿地景观功能连通性研究[D]. 韩筱婕.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9]. 大庆城市异质景观形成对湖泊湿地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D]. 胡远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10].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联分析及优化研究[D]. 岑晓腾. 浙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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