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佳景[1]2016年在《实用传统与政治美学》文中研究说明管仲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管子》是托其名而作的一部秦汉之际的经典子学文献。《管子》记载了管仲的治国理念和实践,同时又是先秦诸子学的集大成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典文献,对于了解先秦社会政治生活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长期以来,关于《管子》的研究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在历史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也多有发生。同时,由于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散佚、遗失等情况,造成了研究者之间的诸多争议。因此,该书的应有价值一直未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彰显。本文尝试从政治美学的视角对《管子》进行全新的解释,抓住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注重"事"(现象)、"变"(权变)、"效''(功效)和"美"(价值)的实用传统这条线索,理清《管子》篇章脉络,阐发《管子》超越时代的广阔思想内涵,构建一个充满中国传统智慧的政治美学体系,探讨《管子》建设美好国家理想的当下意义。在写作方法上,本文立足《管子》文本,对一些重要概念如"时"、"势"、"气"、"道"、"君"、"臣"、"礼"、"法''等进行梳理与阐释,并结合文本所处的历史情境与思想情境,打破主客二元对立的本体论模式,还原人与自然、人与人共同生活的经验世界,进而揭示《《管子》的政治理性和实践智慧及其美好国家理念的设想,即对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政治秩序的追求。本文最后认为,只有建立这种美好国家美的秩序并使之完善,才能达到人类美好生活的最终状态,《管子》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全文共有四部分内容,分七章展开论述。各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综述《管子》书的历代研究状况,指出《管子》书研究的热点、难点和争议之处,以及存在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新视点:以政治与美学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挖掘和探讨《管子》书所代表的中国古代实用传统,以及在实用传统影响下对"美好国家"理念的实践。第二章为总论部分。本章将阐明实用传统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并指出其赖以延续的基础在于生活审美情境,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概念不同。而历史人物管仲与托其名而作的《管子》,均与实用传统关联甚密:前者是实用传统的政治实践者,后者则是实用传统的文献书写与保存。第叁章至第六章为分论部分。分别从自然人文关系、君臣关系、礼法关系、民生问题等四大方面,深度解析《管子》书所蕴含的"实用传统"思想以及对"美好国家"理念的政治实践。第七章为结论部分。简要梳理和归纳《管子》书体现的实用传统在后世政治实践中的延续和影响,并对其进行简要的分析评论。最后,指出发掘和弘扬《管子》书实用传统的现代意义,为"美好国家"理念的现实可行性提供一种学理上的论证支持。
王洁[2]2008年在《《管子》同义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同义关系是常见的一种特殊的词的聚合关系,同义词语聚合的构成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古汉语专书的同义词语聚合反映某个时代的认知情况和思想活动。聚合中的成员的分布和相互关系,更是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词汇系统的特点。论文采用根据文献原文在语境中观察同义词的方法,确定《管子》各篇中的同义词,对同义词进行了辨析,并对《管子》中同义的语用特点进行了总结。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绪论:对《管子》一书及其研究情况进行简单介绍,并阐述古汉语同义词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同义词的定义,同义词的认定方法以及对同义词进行辨析的方法。第一章:介绍《管子》中的同义词概貌,对《管子》各篇的同义词组进行统计,包括对《管子》各篇名词、动词、形容词叁大类的同义组分别进行统计,以及对《管子》各篇的叁类同义组的总数进行统计。并对《管子》与《论衡》进行同义词语比较。第二章:把《管子》各篇在同一义位上构成同义组的词汇总在一起,按名词、动词、形容词叁大类分别进行证同求异。第叁章:总结《管子》各篇同义关系显示的格式以及同义词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管子》中的同义关系显示的格式有六种;《管子》中的同义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义、语法、修辞、语用等方面。馀论:指出《管子》同义词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论文具有以下特点和意义:1、力求从原书的实际出发,客观、忠实地反映同义关系的构成。2、对同义关系的描写比较全面,用材料实事说话。3、对具体着作年代不是很确定的文献,在语言研究中如何利用,进行尝试。4、为古汉语同义词研究以及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经过辨析与论证的基础材料。
樊丽霞[3]2016年在《寂寂寥寥六十载,心无旁骛读《管子》??美国汉学家李克研究、翻译及推介《管子》始末》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代表性的先秦着作之一,《管子》在西方国家的研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但是,能全面、系统、终其一生来研究、翻译《管子》的,恐怕只有美国汉学家李克一人。李克教授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专注于《管子》的研究、翻译,通过对这一历程的梳理,可以按其不同的研究成果分为叁个阶段,分别介绍每一阶段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旨在对李克教授表示敬意,同时唤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管子》的英译及海外传播情况。
余汪舞[4]2016年在《《管子》赏罚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该书非管仲自着,且非一人一时之书,而是由后人相继编撰而成。《管子》内容繁杂、包举百家,相当于一部先秦时代的一部小百科全书。书中蕴含着丰富的赏罚思想,它不但对齐国霸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中国古代赏罚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本文即从《管子》赏罚思想的成因、内容、特点以及影响等方面对《管子》的赏罚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具体而言,除绪论外,全文共分四章来论述《管子》的赏罚思想。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管仲其人和《管子》其书。本文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立的管仲学派,《管子》则是管仲学派的思想资料的汇编。第二章论述了《管子》赏罚思想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管子》赏罚思想的成因;赏罚可用的依据;赏罚的功用;赏罚的原则。本文主要从思想渊源和时代因素两个方面来论述《管子》赏罚思想是如何形成的。《管子》认为人性好利,故而赏罚可用。关于赏罚的功用,《管子》主要从政治、军事、经济、人才和社会道德以及外交这六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在赏罚原则方面,《管子》主要从依法赏罚、信赏必罚、赏罚有度、赏罚适时、刑德并用和随时因俗这六个方面来论述的。第叁章论述了《管子》赏罚思想的特点。首先,带有浓厚的阴阳五行色彩。《管子》的阴阳五行说,概而言之,主要有两个观点:其一,君主必须按照时节的五行属性在不同季节、月份颁行不同的政令。其二,违背时令而随意施政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其次,主张君主要率先遵法。再次,由于《管子》非一人一时之笔,因此在若干问题上观点不尽一致,甚至互相抵牾。例如,在刑罚方面,便有省刑、轻刑与严刑、重刑之别。最后,论述了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种赏罚主张不同的几种特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尊令者,虽有功亦罪之;从循名责实的角度,主张功言相当;主张老弱不刑;罪不独及,赏不专予。第四章论述了《管子》赏罚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首先,对当时齐国政治的影响。《管子》不但对齐桓公首霸春秋具有重要影响,还对后来的田齐君主变法图霸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次,对后世治国策略的影响。《管子》的刑德兼施思想经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发展,最终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兼治的治国策略,且为后世统治者所袭用。再次,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的影响。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韩非和诸葛亮。最后,论述了《管子》赏罚思想在中国古代赏罚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本文认为,研究中国古代赏罚思想史,《管子》是不可逾越的一步。最后,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并简要论述了《管子》赏罚思想的现代价值。
张燕[5]2017年在《李克《管子》英译本描述性研究》文中指出美国汉学家李克以其《管子》英文译注本名闻学界。该译注本经半个世纪完成,期间因为译者李克生平起伏而致使翻译工作几经曲折。李克以燕京大学座上宾开始《管子》研读和翻译,因卷入案件入狱后离开中国,翻译工作陷入停顿。回到美国,因其中国立场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而备受非议和误会,之后又因为求学和工作,翻译工作一再蹉跎。直至暮年,李克为了继续《管子》译注而不得已放弃自己的学院行政工作,一套倾李克夫妇毕生之心血,融中美多位学者研究于一体的《管子》译注本终于完成。
张军[6]2012年在《《管子》中所见政治思想新论》文中研究说明《管子》有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之称,相传为齐相管仲所着,经西汉刘向编定成型,全书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在《管子》研究上,学界公认有叁难：文中古字较多,流传中增字、漏字、窜入错乱严重；是何人何时所着；思想内容庞杂,而且许多地方存在一定冲突。《管子》内容丰富,政治、哲学、经济、礼法、军事、外交、科技、教化等均有涉及。目前《管子》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分类研究,一种是整体性研究。本文在综合前人分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整体性的角度来解读《管子》,突出它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至善”政治思想。本文前两章,主要对管仲生平和《管子》成书作一概述,重点介绍二者的地域文化背景：齐文化。在《管子》着者和成书时间上,遵循前人非一时一人之作的定论。在思想归属上,通过对历史上的道家说、法家说、杂家说等争议的辨析,结合当前《管子》研究中的“管仲学派”的提法,认为《管子》是一部以治国为主题的综合性巨着。“至善”政治是《管子》的思想主旨。“求善”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追求,《管子》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管子》明确提出了“至善”之国的一些具体标准,并从治国实践出发,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善政”思路。天道和人情是《管子》治国思考的两个基本前提。它认为天道、心性是至善的,人情是自利的,人道要依循天道,顺应人情,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综合考虑。“国家本位”是《管子》治国的指导纲领。“国家本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周天子与各诸侯之间,以诸侯国为本位,由此形成王霸天下的思想；二是在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中,主张民为国本,贤明君主居上无为,百臣守法具体治理,君、臣、民叁者各居其位,各务其事。在国家治理思路上,《管子》认为要道德、礼法综合运用。道德是内在心性修养,礼法是外在制度规范,二者共同致力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在道德和礼法之间,以道德为礼法终始,礼法为治国的首选。在礼与法之间,认为礼、法同源于道,法是礼的进一步发展,重法但不弃礼。在具体治国方略上,《管子》认识到财富对国家强大的重要意义,因此将发展经济摆在国家治理诸多层面的首要位置,充分利用人情的自利性,来促使国家经济的整体多元发展。经济繁荣,为《管子》的“至善”政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民众和国家共同富裕得以可能。在行政区划、官制、外交、军事、国防、科技、人文等方面,《管子》都提出了切实的治国措施。
尹清忠[7]2009年在《《管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管子》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典籍,旧题管仲所撰,实为后人(有曰稷下学人者)总结管仲的治国思想并加以推演而写成。《管子》一书,有丰富的政治治理、经济管理等思想,并可代表战国中后期散文发展水平,故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当代学者对《管子》经世致用思想的研究,或以《汉书·艺文志》“十家九流”的分类方法进行研究,或从现代学科分类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诸方面进行研究。然而综合看来,上述对《管子》经世致用思想的研究大致没有突破传统的或西方的学科分类,故有待于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一步突破。笔者认为,管仲其人以富国强兵、尊王攘夷的功业而被后人广为称颂;《管子》其书是一部以富国强兵为主的经世致用之书,其思想以治国思想最有特色。因此,本文从当代治国思想的角度即国家管理手段、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动力、对市场调控、可持续发展等五个方面来论述《管子》的治国思想。同时,研究《管子》的文学价值。本文分为叁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管子其人、其书研究。第二大部分为《管子》治国思想研究,包括《管子》对国家管理手段、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动力的论述;以及对市场调控和可持续发展的论述。第叁大部分从文学角度研究《管子》。本文在第一部分即“管子其人、其书研究”中,首先肯定了管仲是先秦齐国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并对管仲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及管仲之“仁”的表现做了详细论述;在《管子》其书中,主要涉及了《管子》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学派归属两个大的问题。对《管子》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作者补充论证了现在较为流行的观点,即:《管子》非管仲遗着,亦非一人一时之作,其作者应是由春秋时期齐国的史官及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中那些推崇管仲功业的齐国土着学者,最后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删除重复、整理校定而成书。在《管子》的学派归属上,作者同意《管子》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务实、融纳各家之长为特征的经世致用之书的学术观点。第一部分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四:一是对管仲事业上取得成功的深层原因探讨。笔者认为管仲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因,即推动管仲走向成功的原动力,是他内心深处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对“管仲之仁”的研究。大多学者非常熟悉孔子对管仲之仁的高度赞扬,然而却很少论述“管仲之仁”的表现,因此本文详细论述了“管仲之仁”的具体表现,即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了春秋霸业、对朋友的真诚爱护以及对齐国的深沉热爱。叁是对《管子》作者的进一步研究。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主要是从齐国史官或他国史官在《管子》成书及早期流传中的作用来论述的。四是对《管子》的学派归属的论证。笔者同意传统的“《管子》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务实、融纳各家之长为特征的经世致用之书”这一学术观点,并从时间、渊源及目的、内容、思想体系等四个方面进一步补充论述。第二大部分,作者依据现代治国理念,从国家管理手段、发展经济、发展动力、市场调控、资源管理五个方面,即“在管理国家手段上,坚持礼法并重,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并举”、“在发展经济上,务本饰末,主张一二叁产业共同发展”、“在发展动力上,俭侈并举,坚持积累、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在市场调控上,贵轻重,慎权衡,坚持运用财税、金融、物价等综合经济杠杆,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在资源管理上,坚持以人为本,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五个方面,来论述《管子》博大精深的治国思想。这一部分的创新之处,不但表现为研究《管子》治国思想的理论,更表现在上述五个方面的治国思想的论述中,充分体现出《管子》以治国为第一要务,兼取儒、墨、道、法、阴阳等各家学派之长,来构建自己的治国理念,从而证明了前人对《管子》的评价,如“普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赵用贤《管子序》)、“治国古代之政术者,以管子为能集殷周开国二勋伊尹、吕尚之大成”(石一参《管子今诠·概论》)、“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界一巨子”(梁启超《管子评传》)等等,是非常精辟的。第叁大部分从文学角度看《管子》。笔者从《管子》的文学研究现状、《管子》中的管仲形象、《管子》的文体特点叁个方面进行论述。在对《管子》中管仲形象的成因分析中,认为此形象既有春秋时期管仲的真实身影,又有战国时期推崇管仲的学者的想象成分。笔者还认为,《管子》是先秦散文文体的集大成者,对后世散文写作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又兼采百家论辩技巧之长,对后世论辩散文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运用独具特色的寓言故事,将深奥的经济理论和治国理念做了形象的阐述,对后世文章表现手法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梁家贵[8]2013年在《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之述论》文中研究说明梁启超的管子研究集中体现在《管子传》一书上。他试图通过采用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等理论来发掘与阐发管子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有关梁启超撰写《管子传》的起始时间、缘由、内容及其评价等方面,学术界作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最后就如何深化包括梁启超管子研究在内的管子研究提出了两点建议。
池万兴[9]2003年在《《管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共约25万字，分十章对《管子》一书进行整体研究。第一、二章为《管子》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第叁至第八章主要研究《管子》与诸子的关系；第九、十章研究《管子》的文艺美学思想与文体分类问题。因此，本文从大的方面也可以分为叁个部分。下面分章述之。 第一章主要论述管仲与《管子》及稷下学宫之间的关系问题。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一书虽非管仲自着，却比较真实地记录了管仲的思想与言行事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管子》中的大部分作品完成与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宫这个特殊的时代与环境之中，因此，《管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学术综合性。 第二章论述《管子》的作者、时代、编辑与版本流传等问题。文章认为，《管子》既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之作。它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史官与春秋至战国稷下学宫时代历代崇尚管仲功业的“管仲学派”的着作汇集。《管子》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后来不断汇集在一起，形成多篇流传和多种不同本子的共同流传，最后由刘向整理成书。刘向之前，“管子书”可能有二十一、二种以上的本子同时流传。这些本子互有重复，最后由刘向合校各种本子，删除大量的重复篇目，定着为今本86篇。东汉至唐前，《管子》微而不显，唐宋之后，《管子》重新受到重视，产生了大量的研究着作。《管子》付梓刊行始于宋代。 第叁章论述《管子》中的道家思想。《管子》之学派归属向无定论，或谓道家，或谓法家，或谓杂家等。本章首先指出，《管子》具有学术综合性，自成体系，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着。然后将《管子》中的道家术语和与《老子》相同的例句分别进行统计，再将《管子》与《老子》进行比较，从五个方面说明《管子》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 第四章通过将《管子》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黄老思想的概括和《黄帝四经》等学术界公认的黄老着作进行比较，比较深入地论述了黄老之学的渊源与产生、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以及《管子》中黄老之学的主要特征，从而认为，如果对《管子》进行学派归属的话，它无疑属于道家黄老学派的着作。 第五章从六个方面论述《管子》中的法家思想。《隋书·经籍志》以后的所有正史着作几乎皆将《管子》列入法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管子》确实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但它又与秦晋法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它法道合流，礼法兼重，法德并举，强调以民为本，比叁晋法家的严刑酷法、刻薄寡恩更具有合理性。 第六章将《管子》与《左传》、《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进行比较，并对《管子》中的儒家思想术语进行具体统计，并从叁个方面论述了《管子》中浓厚的儒家思想。 第七章以《黄帝四经》与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为参照，对《管子》阴阳五行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第八章首先通过《管子》中《兵法》等篇与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王兵》篇文字的比较研究，认为《管子》中的《幼官》、《七法》、《参患》、《地图》、《制分》、《九变》等篇中的有关兵家文字，皆可能是《管子·兵法》篇的错简或脱简。然后对《管子》中的兵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管子》的兵家思想上承《孙子兵法》，下启《孙殡兵法》，在中国古代兵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与作战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九章探讨《管子》的文艺美学思想。《管子》虽非文艺美学着作，但它在有关政治与哲学的论述中也涉及到对文艺美学的认识，这是我们探讨的基础。从政治角度出发，《管子》认为美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具有愉悦情性的美感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消极的，因此表现出功利主义美学观。从哲学角度《管子》提出的“精气说”、“虚静说”，对后世的文艺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两个方面也是本章论述的重点. 第十章探讨《管子》的文体分类及其文学表现。本章首次将现存的《管子》76篇文章进行文体归类，分级划分。分为论说文体、记叙体、问答体、经解体和格言体、律令体、纲目体、着述体共八类，对这八类文章的文体特征及其文学表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丁新宇[10]2018年在《清华简《管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对比研究,是探究古代学术的重要途径。清华简《管仲》是新见的文献,为我们研究管仲及相关着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清华简《管仲》和《管子》都是以管仲为核心的着作。故而,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深入研究《管子》及“管子学派”。第一章重点是清华简《管仲》的文本梳理。笔者综合传世文献及当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清华简《管仲》的文本进行了校释,以补充和更正竹简整理者的整理文字。最终,笔者制定了一篇校定文字。第二章探讨了清华简《管仲》的成书及时代。笔者通过研究清华简《管仲》成书时代,大致确定清华简《管仲》成书在战国中前期,是齐地的管子学派的作品。这为下一章推测《管子》篇章成书时间提供佐证。第叁章主要借助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研究《管子》成书问题。笔者依据《管子》等传世文献,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清华简、上博简、郭店简等出土文献,将相似篇章组合在一起,分组探讨其成书时代。最终认定,这些篇章的成书年代大多在战国中期。这表明《管子》一书,大致是先秦时代的作品。第四章重点在清华简《管仲》的思想。与《管子》相比,清华简《管仲》更简单、原始。其思想大致在《管子》思想的范畴内。“学不可以已”的学习思想、朴素的民本思想、亲贤远佞的用人思想、类似五行的政治思想、以史为鉴的思想、君劳臣逸的君臣观等,都与《管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笔者认为,清华简《管仲》是一篇具有经世致用倾向,以纠正当时不合理现实为目的的政论文。通过清华简《管仲》和《管子》的研究。笔者发现,同《管子》相比,清华简《管仲》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多有不及。但在细微处,如亲贤远佞的人才思想、类似五行的政治思想、以史为鉴的思想、君劳臣逸的君臣观等,都有发挥。正是以清华简《管仲》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出现,《管子》的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体现。
参考文献：
[1]. 实用传统与政治美学[D]. 洪佳景. 浙江大学. 2016
[2]. 《管子》同义词语研究[D]. 王洁. 广西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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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子》赏罚思想研究[D]. 余汪舞. 齐齐哈尔大学. 2016
[5]. 李克《管子》英译本描述性研究[J]. 张燕.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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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华简《管仲》研究[D]. 丁新宇. 上海师范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