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1]2004年在《试论甲午战争后沙俄对中国东北的资本输出》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帝国兰义阶段，瓜分殖民地、扩张领土成为沙俄主要的对外目标，资本输出则是沙俄实现对外侵略的重要手段。随着沙俄在近东、中亚扩张屡受挫，它将侵略的重点转向远东太平洋地区，远东政策应运而生。 沙俄远东政策的核心就是首先侵略中国，而中田东北则是其侵略的首要地区。为了配合其侵略计划，沙俄以“干涉还辽”为契机，以“四厘贷款”为突破口，开始了对我国东北地区大规模地资本输出。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以后，在中国东北的主要城市遍设分行，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道胜银行成立后不久，便丌始了在东北修建铁路的投资。1903年7月，全长2489．2公里的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是沙皂俄国在远东地区侵略扩张的有力工具。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进入东北地区的大批俄商又创办了许多工商企业，使这一地区的俄资加工业得到急剧发展；同时，沙俄对中东铁路沿线的林业、矿产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性丌采；大量俄人的到来也带动了铁路沿线房地产业的投资，俄人从中牟取暴利。 据统计从1 895年到1 904年俄国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投资总额 50760万卢布，远远超过了同期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的投资。 1904年后，沙俄对华投资增速减缓。但在东北北部，沙俄资本仍在社会 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 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资本输出，一方面给东北地区带来了 近代化交通和工商企业，促进了东北地区的近代化，另一方面也 阻碍了中国东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 危害。
穆丹萍[2]2012年在《近代哈尔滨地区俄国企业研究（1898-1926）》文中指出19世纪80年代后，俄国开始推行积极远东政策。到90年代后，俄国远东政策的直接表现是在华大规模兴办企业。近代俄国在华兴办的企业主要以哈尔滨地区为中心，以金融、交通企业的兴办为标志，企业类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哈尔滨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哈尔滨社会环境也影响着俄国企业的发展。本文共分为九个部分。绪论：学术史的回顾与基本理论的考察。第一章：对俄国企业在近代哈尔滨地区产生与发展背景进行介绍。在对俄国企业在近代哈尔滨地区发展背景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对哈尔滨地区的社会变迁予以概述。第二章：对近代哈尔滨俄国国营企业进行考察。其中，主要对近代哈尔滨地区两大国家企业（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中东铁路公司）的组织形成、企业经营活动等情况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对中东铁路附属企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对近代哈尔滨地区俄国国家企业的特点及对哈尔滨地区的影响进行了剖析。第叁章：对近代哈尔滨俄国私营企业进行考察。其中，主要对近代哈尔滨地区几大类私营企业（工业、商业、金融、交通、房地产、饮食娱乐服务业）中代表性企业的组织形成、企业经营活动等情况进行了具体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哈尔滨地区俄国私人企业的特点及对哈尔滨地区的影响进行了剖析。第四章：近代哈尔滨地区俄国企业的资本，分析了俄国企业在近代哈尔滨地区发展的资本来源，介绍了俄国企业的主要资本构成，探讨了俄国企业资本的主要作用。第五章：近代哈尔滨地区俄国企业的市场，分析了俄国企业在近代哈尔滨地区发展的市场来源，介绍了俄国企业的市场概况，探讨了俄国企业的市场特点。第六章：近代哈尔滨地区俄国企业的利润，分析了俄国企业在近代哈尔滨地区发展的利润来源，介绍了俄国国营、私营企业在近代哈尔滨地区的利润概况，探讨了俄国企业利润的性质。第七章：近代哈尔滨地区俄国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哈尔滨的城市化，分析了俄国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其中重点介绍了中东铁路公司与秋林公司，探讨了近代哈尔滨俄国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哈尔滨城市化的双向互动影响。结语：在分析俄国企业于近代哈尔滨地区产生原因、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着重从俄国企业资本、市场、利润、经营管理的角度探讨了俄国企业在近代哈尔滨地区的发展与近代哈尔滨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
陈立言[3]2016年在《俄国远东政策下的《中俄密约》》文中研究说明所谓沙俄远东政策,是指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1917年沙俄十月革命爆发以前,沙俄为了侵略中国和朝鲜、夺取在远东的霸权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随着沙俄在近东和中东地区的扩张接连受挫,远东地区对于沙俄争夺世界霸权地位就显得尤为突出。在沙俄国内“东方派”的鼓吹下,在沙俄资本主义扩大海外市场需要的推动下,沙俄把侵略扩张的重心转向了远东地区。1892年,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标志着俄国远东政策正式形成并确立下来。为了进一步实施自己的远东政策,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沙俄充分利用清政府希望与沙俄建立军事政治同盟来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心理,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不仅取得了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力,还取得了一系列特权,把俄国远东政策推向了高潮。但随着俄国远东政策的发展,日本和俄国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为之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本文围绕俄国远东政策与《中俄密约》的关系问题展开,通过对俄国远东政策的发展历程、俄国远东政策在中国的实施情况以及《中俄密约》的签订和带来的影响等问题的考察,来说明《中俄密约》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重要产物,对俄国远东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进而进一步揭示出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和野心。
杨帆[4]2018年在《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经济资源掠夺研究（1905-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边道是清末时起,在东北边境地带设置的地方行政建制,因其辖区基本处于原“柳条边”的“新边”和“老边”的东侧,故将这一地区俗称为“东边外”,其辖区主要是今天吉林省的白山市、通化市、辽宁省的本溪市、丹东市,其辖县几经变革,民国初年,辖境最大时扩大到抚顺、大连诸市。因此,历史上的东边道基本是一个处于长白山西麓余脉、鸭绿江右岸、浑江两岸的广大山区,与近代历史上的“南满”地区多有重迭。东边道的建置存在时间贯穿于清末、民国乃至伪满洲国,甚至建国以后虽然该行政建制已不复存在,但在民间该区域概念仍然长期存在,是一个极赋历史记忆的区域。近代以来,东边道地区命运多舛,经历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洗礼,见证了近代东北民众的苦难。因清代“柳条边”的隔离封禁,这里成为封禁区的核心地带,保留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因此被日本垂涎已久;该区紧邻朝鲜半岛,当日本吞并朝鲜后,这里便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前沿和重灾区。优渥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重要目标。自甲午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里经历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侵害和经济掠夺,是日本维系对外战争的重要经济资源来源地,因此,日本侵略势力在这里的一切所谓“建设”,都不过是维持它在其他地区发动战争的手段而已。东边道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侵略整个中国乃至侵略亚洲的缩影。把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的经济掠夺作为展开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有力地驳斥所谓日本对中国东北曾作过有益建设的错误论调。事实上,日本侵略势力给东边道乃至整个东北的“建设”,远不及他们对该地区的掠夺和破坏来的更加深重,这是尤其值得世人铭记和警醒的。本论文由绪论和五章正文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论文选题的研究背景,相关研究现状,选题的意义、目标和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重点、难点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是介绍东边道行政建制的产生、沿革,以及域内主要自然状况和资源状况等。从历史地理角度,介绍东边道在东北地区所处的位置和行政变化,以及在东北历史和地理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清末弛禁,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东边道因其优渥的自然资源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便焕发出勃勃生机。这里有丰富的林木资源、肥沃的农田、珍贵的矿藏矿产、以及纵横的河道运输等天然优势,在当地人民辛勤的努力下,使东边道的经济迅速振兴。同时,这些资源和优势,也愈发引起日本侵略者的觊觎。一战期间,整个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混战的间隙中,暂时得到了喘息和一定的发展机遇,经济上也稍有一点积累,但很快便悉数被日本侵略势力所侵夺。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后,独占了整个“南满”地区,在加强对南满铁路支线建设的同时,日本还取得了在南满铁路周边的驻军权力。东边道恰在这个区域之内,成为被日本掠夺侵害的重点对象。为了继续对整个东北展开全面侵略,日本在南满地区建立了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东亚劝业股份公司等庞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构。第二章是论述日本对东边道地区农业资源的掠夺。东边道虽然地处山区,没有阡陌相连的大片农田,但却有着更为珍贵的农业特产资源,而这些农业特产正是日本垂涎掠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这里施行残酷的农业“出荷”制度,掠夺粮食等农产品。此外,还施行农业投资和产品倾销,将该地区变成其商品倾销地,通过贸易掠夺和金融控制,进一步压榨东边道人民。第叁章是论述日本对东边道地区林业资源的掠夺。东边道地处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右岸的高山河谷地带,得天独厚的气温与湿度,加上清代长期封禁而人迹罕至,从而孕育了该地区丰富优质的森林资源。对此,日本侵略势力垂涎已久。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便对这一地区的林业资源做了极为详尽的调查,并成立鸭绿江采木公司,垄断了该地区的林木采伐加工行业。“九·一八”事变后,其对东边道的林业资源的掠夺活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此外,为了便捷地掠夺这里的林业资源,还加紧了对该地区的道路建设,尤其是铁路网的修建。第四章是论述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煤炭资源的掠夺。煤炭是东边道内又一宗丰富的自然资源,亦是可以支撑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所需的主要能源。日本对东边道的煤炭资源前期也做过详尽的调查,随后有计划地展开了长期大规模的掠夺。尤其是伪满洲国期间,“通化省”及本溪、抚顺等地煤矿的矿权、矿产、开采运销皆被日本侵略势力所独霸,所掠夺的煤炭资源多达不可统计的程度。第五章是论述日本对东边道地区金属及其它矿产资源的掠夺。其中铁矿作为日本侵略势力对外扩张不可或缺且需求量最大的战略物资,更是日本主要掠夺的对象;金、银、铜、铝、铅、锌等有色金属也是日本侵略势力所急需的战略资源,同样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石棉、云母等矿藏在东边道地区亦有相当的存量,同样没有躲过日本侵略势力贪婪的魔爪。
石建国[5]2006年在《东北工业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的写作按照历史时间发展的线索，从19世纪60年AI写作起，到20世纪50年代结束，描述了东北工业化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东北工业化的特点和原因，探讨了东北工业化的历史地位。 全文共分导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 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东北工业化”选题的缘起，接下来对工业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当前学术界的几种主要观点后，笔者对于自己的倾向性观点做了说明。这部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东北工业化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最后，介绍了本文研究所运用的几种方法，具体包括文本研究法、计量式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 本文正文共六章，分别阐述如下： 第一章写东北工业化的起步。东北地区的工业发轫，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东北地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西方列强通过商品入侵和资本入侵，强行把东北纳入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之后的被动反应。东北工业化是在外力的冲击下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发展先天不足，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本章首先介绍了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地理；接着又分成叁个时期对于东北工业化的发轫予以论述，即清末民初东北工业化的发轫、奉张时期的工业发展和日本统治时期东北工业的畸形膨胀；这一章的最后写了日本投降后东北工业化的劫难。 第二章主要写恢复时期的东北工业。东北地区光复后，国共两党随即在东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厮杀。中共占据当时的有利条件，抢先进入东北，并由此开始了进行现代化大工业的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东北工业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的控制范围内艰难的恢复，有的行业还有所发展，但战争对工业的破坏也很严重。待到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工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第叁章主要写“一五”时期的东北工业。笔者在这一章当中，首先论证了苏联援建重点工程项目的确立与实施情况。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中，东北地区共安排56项，占全部数目的叁分之一强。这些重点项目构建了该段时期东北工业建设的主要框架。在东欧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下，围绕着苏联援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东北地方政府也上马了一批项目，进行了配套建设。“一五”时期，是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所以，对于东北地方私营工业的管理和改造，也是本章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章最后部分对于“一五”计划在东北地区的实施绩效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第四章是第叁章的继续和展开。该章主要写了“一五”时期东北工业的发展
刘雪河[6]1995年在《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入侵与对华投资》文中提出本文主要探讨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与投资问题，尤其是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数额，是史学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该问题的探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并对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数额提一点粗浅看法。
况浩林[7]1987年在《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侵略(续)》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叁十年,主要侵路目标在南、北美州。为了争夺菲律宾、关岛、夏威夷等殖民地,它又和西班牙开战。待它解决这些地区的问题后再把注意力转向中国时,其它帝国主义已经在中国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因此,美国在1899年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也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比其它帝国主义要晚些。但在1920年时,美国也派遣宾福士和卓柏麦,对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美国更是取代英、法成为西
郭立彬[8]2003年在《华俄道胜银行在华的金融活动》文中研究指明华俄道胜银行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中外合办银行，也是近代外国金融势力进入中国的典型代表之一。1895年华俄道胜银行在俄国圣彼得堡成立，中国清政府于1896年入股，到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倒闭时，它以中国东北、新疆为主要地区，进行了长达30年的金融活动。 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设立许多分行，业务活动十分广泛。它在华吸收关盐税款、企业存款和社会闲散资金，并铸造银锭，发行卢布、金币券、银两券、银元券等不兑现纸币，点纸成金，获取了巨大利益，大大增强了其金融实力。 华俄道胜银行在华直接投资和经营中东铁路，并以提供贷款的方式间接投资芦汉、正太、滨黑等铁路；华俄道胜银行在华投资和经营矿山，开采中国丰富的金、煤炭、铁等矿产资源，大量采伐森林资源；并用提供贷款的方式投资面粉业、棉纺织业等；此外，华俄道胜银行还以关税、盐税等为抵押担保，向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贷款。 华俄道胜银行在华的金融渗透和资本扩张，一方面抢占了中国东北和新疆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获取了巨大收益，扩大了俄国在华势力，加强了俄国对中国经济的支配和影响。而另一方面，华俄道胜银行在华投资铁路、经营矿山，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东北地区的对外联系，促进了资源开发和工矿业发展，加速了这一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
李翔宇[9]2003年在《日韩合并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对东北亚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使朝鲜半岛成为列强竞相争夺和渗透的场所，而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每一次重大变化也影响着东北亚国际关系新的变化与演变。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渗透，东北亚传统的国际关系受到了冲击。在东北亚，原先的以中华为中心的不完整的儒教秩序逐渐被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秩序逐渐形成。在殖民秩序的大背景下，朝鲜半岛很快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日韩合并也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东北亚国际关系重组的开端。 日韩合并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日韩合并使东北亚各国、各国关系和地区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日韩合并后朝鲜民族进行的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使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也对东北亚各国、各国关系和地区格局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围绕日韩合并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探讨了半岛的局势变化对地区格局、各国和各国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并对朝鲜半岛所具有的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给予了肯定。
刘卓[10]2006年在《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文中提出商人，最通俗的解释是指贩卖货物的人。当然这主要是指旧式商人而言的。新式商人就不仅仅是贩卖货物了，但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地商人主要还是旧式商人，指的是活跃于新疆各地，而其籍贯非新疆的各省商人们。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商人大量进入新疆，开创出了乾嘉时期新疆民间商贸活动的繁盛局面，为固边兴邦做出了贡献。清朝收复新疆时，内地商人随军贸易——“赶大营”，为“故土新归”做出了贡献。再度统一使得内地商人获得了安定的环境，其活动使新疆与全国市场的联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自身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籍贯划分的“商帮”，从晚清到民国在新疆的经济领域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对新疆人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晚清、民国为中心，对新疆的内地商人作一番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由绪论、结束语和叁章正文构成：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现状、该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概念的界定与范围的确定，对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时限及范围的选择作了说明。第一章主要考察内地商人“赶大营”的活动与新疆商业的复苏之间的关系。对乾嘉时期形成之“赶大营”的传统基础作出了说明，阐述了该时期内地商人深入新疆的过程，说明当时随着内地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新疆的民间商贸活动逐渐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内地商人开展各种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经营活动，活跃了新疆经济的同时，亦加强了内地与新疆之间的联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自身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进步。虽说清中叶以后，新疆地区变乱迭起打断了商贸活动正常发展的历程，陕甘地区爆发的回民起义又切断了内地商人赴新疆贸易的通道，使得内地商人无法开展其业务。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内地商人面对的也是乾嘉时期之繁华尽化焦土的状况。但在承平再现，清政府又采取措施设法尽力恢复新疆地区经济的情况下，内地商人得到机会展现其善舞长袖。迪化和奇台两城作为商业城市的振兴，以及天山南北一批城镇的勃兴都与其积极活动密切相关。第二章探讨了内地商人对新疆商业的活跃作出的贡献。茶叶贸易在西北所处地位自古就非常重要，到了清代似乎更为凸显，清政府的课税收入，“东南则盐为巨擘，西北则茶为大宗”。而内地商人在茶务上的作用堪称举足轻重。清朝统一新疆时，晋商开辟了万里之遥的茶叶商路。并在咸丰年间，随着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的变化，变更采办茶叶的地点，苦心经营新的茶叶商路，保证茶叶贸易的开展。对于满足新疆人民食茶需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北，运输方面直到近代也是向恃骆驼为惟一之利器。经营驼运业的内地商民们在西征军粮饷物资后勤供给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末，在驼路畅通之后，驼运商业就更见发达，并于民初盛极一时。但后来新疆因政局动荡引发战乱，直接打击了驼运业，加之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驼运商业衰落了。驼运业的命运可说也是新疆商贸之命运的缩影。新疆在成功收复后，较大的城市里都有内地商民，并形成了以籍贯划分的“商帮”。其中有一定影响的为八大商帮，即：燕帮、晋帮、湘帮、秦帮、蜀帮、鄂帮、豫帮、陇帮。燕帮中的津商是其中实力最强的，经营范围广，分布地区广，对新疆城镇民生有着相当的影响。其余各商帮虽说经营实力上有强弱，活动范围上有大小，但也都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当然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的限制，从晚清到民国，他们历经磨难重重，兴衰荣辱饱尝滋味，许多人仍免不了悲剧性的命运。虽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疆的内地商人发展水平并非尽如人意，但其对新疆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叁章具体阐述了内地商人在新疆经营的社会环境。晚清，新疆地区事多不靖，混乱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民初杨增新治新时。但杨很有手段，在新疆保持了一种虽落后封闭，但相对稳定的局面。金树仁时期(1928——1933年)，新疆由相对稳定走向全疆大乱。政局的纷乱状态在盛世才时期也没什么改善，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内部环境欠佳，同时也排除不了外部因素的强烈干扰。俄、英的侵夺是难以抵制的。俄国、英国在新疆既相互角逐又相互勾结。英国的影响不及俄国，但贯穿近代始终。十月革命前，新疆一直在面对俄、英二者，沙俄崩溃后，英国方面的影响自然还是摆脱不了，又要面对苏联的竞销。金树仁时期诱签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本身具有较强的不平等性，盛世才政治上的投机又使其影响延续了相当长一个阶段，加之苏联的实力又十分强大，新疆方面对于苏方对新疆商品市场的倾轧可说是无可奈何。结语部分对新疆的内地商人活动的脉络做了梳理，点明了其对于新疆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所作的贡献，以及在加强内地与新疆多方面联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 试论甲午战争后沙俄对中国东北的资本输出[D]. 陈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 近代哈尔滨地区俄国企业研究（1898-1926）[D]. 穆丹萍.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3]. 俄国远东政策下的《中俄密约》[D]. 陈立言. 山东大学. 2016
[4]. 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经济资源掠夺研究（1905-1945）[D]. 杨帆.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5]. 东北工业化研究[D]. 石建国.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6]. 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入侵与对华投资[J]. 刘雪河. 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7].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侵略(续)[J]. 况浩林. 广西民族研究. 1987
[8]. 华俄道胜银行在华的金融活动[D]. 郭立彬.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9]. 日韩合并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对东北亚的影响[D]. 李翔宇. 延边大学. 2003
[10]. 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D]. 刘卓. 复旦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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