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丽霞[1]2007年在《城市居民的社区感：概念、结构与测量》文中研究说明社区感是西方社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而国内尚未对此概念进行系统研究。本研究试图在解读西方社区感文献以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感的内涵与结构要素,并据此编制一份针对城市居民的社区感量表,用于衡量我国城市居民的社区感发展水平。通过对近千名社区居民的访谈、文本分析和问卷调查,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1)社区感是指社区成员对社区生存与发展的心理条件及相互影响的态度体验,其结构要素包括集体认同(认知因素)、相互依恋(情感因素)和传承倾向(行为的准备状态)。其中,集体认同指社区成员对集体取向价值观的认可与接纳;相互依恋指社区成员对彼此交流、共同合作及相互影响的情感体验;传承倾向指社区成员对社区延续、发展与繁荣的期待心理及准备状态。(2)社区感量表共19个项目,其中集体认同分量表含6题,相互依恋分量表含7题,传承倾向分量表含6题。对社区感总量表的测量学特性检验结果表明,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79,分半信度为.868,两周后的重测系数为.749。维量分析显示,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整体概念具有较大的一致性。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量表的构想效度良好。对效标样本的测试表明,实证效度均达到规定标准。(3)量表采用平均分为50,标准差为10的T分数,将平均数以上1个标准差(即T分数大于60)界定为社区感高分者,平均数以下1个标准差(即T分数小于40)界定为社区感低分者。(4)居民的社区感得分大体处于中偏上水平。尽管各年龄段居民的社区感得分存在较大变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居民的社区感在教育程度、居住时间、抚育儿女数、房屋所有权、有无宗教信仰等变量上存在显着差异;社区感性别差异不显着。8个变量在预测社区感时,只有孤独感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并对社区感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路径分析表明,社区感对城市居民孤独程度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而集体认同、相互依恋和传承倾向对孤独程度、主观幸福感这两个内生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不显着。最后,本文对该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创新以及编码的主观性、样本的适切性等不足进行了讨论分析,希望对后续研究有所启示。
邢占军[2]2003年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旨在整合以往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一套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并对该量表进行了试用研究。整个研究都是围绕着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编制这一主题展开的。全文由导言和另外四个部分组成。 导言从分析人类度量幸福的努力、以及国内外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所面临的状况入手，指出对主观幸福感测量进行深入研究、并编制一套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必要性，介绍了整个研究的总体构架、主要内容、以及基本的研究思路，说明了编制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部分是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编制的准备。首先从理论上为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在整合以往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和幸福形而上学探讨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体验论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的观点与思路。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既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主观幸福感正是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体验论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的着眼点在于主观幸福感体验的内容，即能够引起主观幸福感体验的体验对象。体验论主观幸福感测量坚持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相结合的方法论，强调充分发挥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双主体”作用。体验论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所关注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现象，并力求使所开发的测量工具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遍适用性。论文的第一部分还将几种常用主观幸福感量表试用于我国城市居民，证实了编制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必要性，并依据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思路，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建构。 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本部分依据体验论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思路，在第一部分初步构建的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先后编制了四套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验，并在山东省范围内随机抽取了常模样组，取得了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测验Ⅳ的山东地区常模，从而完成中国城市居民土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经检验，由54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学特性，该量表内容简洁，施测费时较少，操作简便易行，可以作为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进行动态检测和追踪研究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也可用于帮助城市居民个体在精神健康和心理发展方面进行诊断、咨询与指导。为了便于在大规模抽样调查研究中应用，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基础上，本研究又编制了由20个项目组成的该量表的简本。本部分还对一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构成成分进行了实证的探索，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支持了第一部分提出的有关假定。 第叁部分是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试用研究。本部分由叁项相对独立的研究组成。第一项研究采用了另一样本，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并以该量表为工具，考察了我国城市居民卞观幸福感在J胜别、年龄、教育、婚姻、职业、收入、地区以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存在的组群差异。第二项研究对我国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揭示了我国城市居民在二者关系上所表现的一些特点。第叁项研究以我国城市老年被试为对象，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测量特性进行了检验，并考察了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状况等因素对我国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论文的第四部分对整个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指出了本研究的特色与一些创新之处，分析了整个研究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与构想。
邢占军[3]2003年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编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基础上 ,编制适用于大规模调查研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方法 在山东省范围内随机取样 (n=370 ) ,采用鉴别力分析、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项目分析 ,形成新的量表简体 ,并对新量表的测量学特性进行检验。结果 编制了由 2 0个项目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体 ,并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效标效度和构想效度。结论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可以作为研究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
赵宗金, 王小芳[4]2013年在《船员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文中提出目的: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应用于船员群体的测量学特性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尝试编制一套适用于船员主观幸福感测量的量表。方法:在江苏省南通港取样(n=144),检验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采用项目分析法对量表进行项目筛选。结果: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应用于我国船员时,全量表的内在一致性较好,各维度内在一致性有好有次,效标效度尚可,但构想效度极不理想。在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基础上修订形成的船员主观幸福感全量表信度为0.867,各分量表信度在0.757—0.878之间。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效度。结论:修订后的船员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在船员群体中进一步适用的价值。但在后续研究中,要重新建构适于船员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理论模型。
王小芳[5]2014年在《船员主观幸福感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推进，关于特殊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以船员为主群体进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而我国是一个航海大国，关注船员就是关注航运的根基。对船员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从理论上讲，不仅可以完善主观幸福感对于这一群体研究的匮乏现状，也是对海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发展。从实践上讲，船员是海洋产业的重要主体，对船员的主观幸福感现状进行把握，有利于客观反映当前影响船员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提升船员幸福感水平而进行的积极心理干预提供一定的参考，进而促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本研究在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基础上，编制了船员主观幸福感量表。同时在江苏省南通港抽取了351名船员作为样本，对船员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如下：首先，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应用于我国船员时，全量表的内在一致性较好，各维度内在一致性有好有次，效标效度尚可，但构想效度极不理想。在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基础上修订形成的船员主观幸福感全量表信度为0.867，各分量表信度在0.757—0.878之间。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效度。其次，船员总体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在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各维度中，船员的知足充裕体验处于最低水平，成长进步体验处于最高水平。船员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中在成长进步、自我接受和心理健康上，船员和城市居民得分基本趋同；在社会信心、目标价值、身体健康、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心态平衡上，船员的得分要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均分。船员得分唯一高于城市居民的是知足充裕体验。船员总体幸福感在年龄段、受教育程度、工种、是否独生、是否有宗教信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在婚姻状况、职务、月平均收入、从业时间、健康状况上存在显着性差异。船员情绪体验维度在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从业时间、是否独生、是否有宗教信仰、健康状况上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在婚姻状况、职务、月平均收入、工种等变量上存在显着性差异。船员生活满足维度在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从业时间和是否有宗教信仰上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在婚姻状况、职务、月平均收入、工种、是否独生以及健康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着性差异。船员未来期待维度在年龄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务、月平均收入、工种、从业时间、是否有宗教信仰、健康状况九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均存在显着性差异，仅在是否独生变量上不存在显着性差异。船员身心健康维度在年龄段、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和是否有宗教信仰上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在受教育程度、职务、月平均收入、工种、从业时间和健康状况上存在显着性差异。再次，在十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是影响船员主观幸福感相对比较重要的预测变量。生活满足、未来期待、身心健康叁个维度对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有显着影响，其中未来期待与生活满足对船员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解释力最高。
邢占军[6]2008年在《基于六省会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在全国省会城市范围内取样,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进行了检验,并以此为线索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了由40个项目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版);并将常模样组扩展到全国,取得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版)的全国参考常模;同时,尝试对构成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各个评价维度的权重进行考察,以使量表分数的合成更为科学。
刘宏[7]2007年在《特质自尊、主观幸福感及其关系的模型建构》文中提出在特质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措词效应作为量表中的系统误差,模糊了具有实质意义的自尊结构,从而妨碍了对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深入理解。同时,主观幸福感与被试所处环境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具有密切关系,因此迫切需要基于本土文化意义上的幸福感测量工具。此外,现有主观幸福感研究中较少考虑特质自尊、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间复杂的整合性关系。本研究基于对特质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本身的结构及其测量的探讨,试图整合以往研究成果,构建特质自尊、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间关系模型,以更好地解释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及其机制。本研究系统探讨了自尊测量中的措词效应及其具有实质意义的自尊结构;考察了主观幸福感的结构以及该量表对昆明城市居民的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探讨了自尊和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建构了更为完整和更具解释力的主观幸福感模型。研究获得以下主要结论:(1)成年人使用自我喜爱感/自我能力感修订量表存在显着措词效应,其性质为多维措词效应,并主要存在于肯定表述项目中。被试在回答肯定项目时,更倾向于对自尊作出较低的评价。在排除措词效应影响后,自我喜爱感/自我能力感的自尊二维结构得以验证。(2)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修订量表由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家庭氛围十个因素构成。(3)结构方程建模的结果表明,积极客观事件对积极主观事件、消极主观事件和自尊产生显着的正性影响,且通过积极主观事件或自尊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而通过消极主观事件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下降;消极客观事件对积极主观事件和自尊产生显着的负性影响,对消极主观事件产生显着的正性影响,并由此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下降;积极主观事件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着的正性影响,并通过自尊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消极主观事件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着的负性影响,并通过自尊水平的降低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的下降;自尊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着的正性影响。(4)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值最大(效应值=0.685),其次为积极主观事件的积极效应值(效应值=0.658),再次为积极客观事件的积极效应值(效应值=0.373),接着为消极主观事件的消极效应值(效应值=-0.310),消极客观事件的消极效应值(效应值=-0.263)最小。此外,积极客观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值(效应值=0.373)大于消极客观事件对其的消极效应值(效应值=-0.263);积极主观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值(效应值=0.658)大于消极主观事件对其的消极效应值(效应值=-0.310)。
邢占军[8]2003年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文中提出目的 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应用于城市老年群体的测量特性进行检验 ,对我国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行初步研究。方法 在山东省济南市范围内取样 ( n=1 78) ,对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组群分析。结果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运用于城市老年群体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城市老年人在该量表总量表 ,以及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身体健康体验、人际适应体验 5个分量表上得分明显超过了常模标准分均值 ,而在社会信心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 2个分量表上得分明显低于常模标准分均值 ;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状况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性别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明显。结论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可以作为研究我国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一种工具
王榕[9]2016年在《中老年女性参加广场舞锻炼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及试用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尤为显着。近年来,广场舞开始风靡全国,它以其独特的锻炼形式,成为了中老年女性参加体育锻炼的一个主要途径,受到了广大中老年女性的喜爱。本研究将探究广场舞锻炼下的中老年女性的主主观幸福感,编制科学精确的量表并进行合理应用,为福州市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和顺利实现健康老龄化城市提供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本研究先后运用了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等一系列研究方法,以体验论主观幸福感为理论基础,经过多轮调查,对调查后的数据分别进行了项目分析、因素分析以及对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编制出了中老年女性参加广场舞锻炼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试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研究严格按照编制量表的步骤,对初始量表经过项目分析、多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信效度检验逐步完成了对中老年女性参加广场舞锻炼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工作,形成含有以下叁个维度：健康体验、满足体验、享有体验的正式量表,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试用。2.福州市中老年女性在广场舞锻炼中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各个维度上,不同锻炼年限、不同锻炼频率、不同锻炼持续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显着性差异。3.中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大致呈以下特征：参与广场舞锻炼持续年限越长的中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参与广场舞锻炼频率越高的中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每次参与广场舞锻炼持续时间越长的中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廖孟江, 邢占军[10]2009年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基督教徒群体中的试用》文中认为目的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应用于基督徒群体的测量特性进行检验,对基督教徒主观幸福感进行初步研究。方法在广东省广州市范围内随机取样(n=304),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对基督徒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组群分析。结果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于基督徒群体时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基督徒主观幸福感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以及10个分量表的得分都显着高于居民平均水平;性别和年龄状况分别不同程度的影响基督徒的主观幸福感,收入程度对基督徒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明显。结论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可以作为研究我国城市基督徒主观幸福感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城市居民的社区感：概念、结构与测量[D]. 牟丽霞. 浙江师范大学. 2007
[2].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研究[D]. 邢占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3].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编制[J]. 邢占军.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3
[4]. 船员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C]. 赵宗金, 王小芳. 2013年中国社会学年会暨第四届海洋社会学论坛论文集. 2013
[5]. 船员主观幸福感研究[D]. 王小芳.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6]. 基于六省会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J]. 邢占军. 心理科学. 2008
[7]. 特质自尊、主观幸福感及其关系的模型建构[D]. 刘宏. 云南师范大学. 2007
[8].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J]. 邢占军.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3
[9]. 中老年女性参加广场舞锻炼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及试用研究[D]. 王榕.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10].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基督教徒群体中的试用[J]. 廖孟江, 邢占军.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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