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秀[1]2004年在《从日本历年学习指导要领看其战后国语教育课程的流变》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面对社会形态不断求变的新形势,世界各国都把基础教育改革视为发展民族文化、构筑新型社会、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其中一贯以教育优先发展的日本进行了新一轮教育课程基准的改订,颁布了新学习指导要领。新世纪的课程标准具有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反映时代的教育理念、迎接未来的艰巨挑战的重要使命。本文以日本历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为视点,透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语教育改革的路程,剖析其国语教育的特点与不足,掌握其国语教育课程改革的趋势,探寻了对我国新时期基础语文教育的有益启示与思考。
徐美芳[2]2015年在《中日现行小学母语课程标准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母语作为一种基础性的重要语言,在各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母语课标作为规范母语的指导性文件,对此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本国母语的继承和发展。都属于亚洲地区的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一定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日本民治维新之前,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中国和日本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儒家文化的推崇和发展、中日讲究孝道的文化底蕴等。本文研究中日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的异同点,从中日两国母语课标发展演变历程开始逐步分析,探讨在不同背景环境下,两国课标发展历程的各自特点和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分析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基础,探讨两国制定母语课标的理论依据和课标思想各自的着重点的基本内涵；分析两国课标的内容结构的异同,可以整体包裹两国课标内容思路上面各自的重点和侧重点,从而更好的从整体上来把握课标的实质内涵；对中日小学母语课标的课程目标和内容目标的具体分析比较,这才是课标的精髓之所在,也是本片论文研究的重点。分别有：识字写字内容目标、口语交际内容目标、阅读内容目标和写作内容目标。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内容目标的各自深层次含义,体会两国母语课标的具体区别和各自优缺点,为本国的母语课标的发展提供思路和线索；最后对两国的教材编写建议进行比较,分析两国教材编写建议的呈现方式的异同点。如：中国母语课标的教材建议,对教材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和要求进行一定的陈述和规范,而日本母语课标的教材编写建议,主要通过教材应该有助于培养孩子什么能力进行要求和规范,它是从到达的目标角度考虑的,所以在两国母语课标的教材编写建议方面,主要通过两国教材的举例分析来呈现。
赵阳[3]2012年在《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人性化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中国先进文化的影响。因此，日本在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上与我国有着许许多多的相通之处。在1868年，日本发生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在此次革命中，通过“教育先行”的政策，日本社会培养了大量丰富的人力资源，不仅使日本很快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更让日本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认真研究日本的教育，吸取其中的先进经验，摒弃错误教训，对于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教科书是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它不仅是教师的“教材”，更是学生学习的“学材”，因此，教科书的编写更应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为教师的“教”留下充足的自主空间，体现出“人性化”的理念。本文以日本光村版小学《国语》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对教科书的编写如何体现出人性化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提出了“教科书人性化思想”这一新理念。认为“教科书人性化思想”不仅仅是针对“学材”的使用者——学生的编写理念，同时也是针对“教材”的使用者——教师的编写理念。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通过对光村版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叁大构成要素：内容设置、呈现方式、装帧设计的研究，对我国的教科书编写总结了一些启示与借鉴。
陶海洋[4]2013年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文中研究说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叁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叁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叁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罗晓娟[5]2008年在《中小学课程与教学中的公民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小学课程与教学中全面渗透公民教育,这不仅是当今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顺应和促进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但由于我国公民意识的薄弱,许多人对公民的概念、公民教育的性质、公民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公民教育如何开展等诸多基本问题仍存在模糊的认识。本选题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现行课程载体与教学概况进行一番扫描,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以期有利于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长足发展。本论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本文问题的提出,并概览目前中小学公民教育的研究成果,说明本选题的研究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界定公民、公民教育的内涵,分析了当前我国实施公民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从教育学的视角说明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澄清公民教育和德育的异同。第叁部分对我国当前中小学课程中公民教育的现状进行现实的扫描,对社会课程、语文课程、科学课程、体育与艺术课程内容中反映的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内容进行分析与反思,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借鉴国外公民教育课程的经验,提出切实的建议。第四部分着眼于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氛围以及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所体现的公民教育因素,分析教学过程中实施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其障碍因素,并指出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观念和教学实践的变革,给公民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契机。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民主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公民素质,使学生学做未来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
参考文献：
[1]. 从日本历年学习指导要领看其战后国语教育课程的流变[D]. 陈奇秀.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中日现行小学母语课程标准比较[D]. 徐美芳. 扬州大学. 2015
[3]. 日本小学国语教科书人性化思想研究[D]. 赵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4]. 《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
[5]. 中小学课程与教学中的公民教育研究[D]. 罗晓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