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涌鲲[1]2003年在《四川省平武县大熊猫保护对策初步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平武县大熊猫栖息地和社区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结合历史资料收集和分析，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白分析法（GAP）揭示了平武县二十世纪初和目前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状况，通过研究和分析阐明了造成大熊猫种群隔离、减小和栖息地破碎化的威胁因素，揭示出人为干扰活动是造成大熊猫濒危的一项主要因素，为解除大熊猫的致濒因素及今后大熊猫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为我国其它地区的大熊猫保护提供参考。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 揭示了平武县大熊猫种群及其栖息地的历史变化和分布现状，指出平武县目前大熊猫的分布范围约仅为20世纪初的一半。2. 1999年及其后平武县大熊猫新增分布点很多，基本上在两片大的栖息地区域，包括与唐家河、白水江保护区接壤、以摩天岭为界的北区，和与白羊、黄龙相接的西区，其分布范围比1998年全国大熊猫调查时有扩大的趋势，且由县界“边缘地区”向县域内分布区扩展。3. 平武县的大熊猫大约有85％以上分布于国有林中，集体林中只有大约15％的大熊猫分布。4. 保护区是大熊猫分布的高密度区。平武县的大熊猫主要分布在县境内的王朗、小河沟、雪宝顶3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约占全县大熊猫数量的40％。5. 与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的“老河沟”地带大熊猫分布数量在近10年内锐减，栖息地恢复对该区域大熊猫的生存至为重要。6. 洋洞河沟口及其支沟夏家沟新发现大熊猫活动痕迹，洋洞河通往九寨沟的环线深入到黄土梁路段，沿路两侧采伐时被破坏的植被已基本恢复，将此处建成生态走廊带，促进其植被恢复和更新，对被黄土梁段九环线隔开的大熊猫摩天岭种群和岷山种群进行基因交流和保持栖息地的完整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7. 导致大熊猫濒危的因素主要是森工采伐、交通道路发展、旅游、偷猎等人为干扰因素和地震、主食竹类开花等自然干扰因素。<WP=6>8. 平武县叁大国营森工企业（平武伐木厂、龙门山林场、老河沟采育场）的采伐是造成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平武伐木厂在王坝楚林区施业范围面积总计为91790 hm2 ，占平武县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159520 hm2 的57.54％。这叁大企业20世纪90年代的“皆伐”对大熊猫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破坏。9. 交通道路的发展是导致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和大熊猫种群由大变小的重要因素，平武县公路干线沿线两侧各800米的缓冲带内基本无大熊猫活动。10. 旅游对平武县大熊猫保护的影响是双向的，保护区旅游收入的增加，加大了对巡护监测等财力的投入，保证了保护费用的正常支出和加强，但游人的增加也加剧了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干扰；社区的旅游减弱了当地居民对狩猎、采药等传统生计方式的依赖，减少了对大熊猫的伤害，但旅游的开展也加大了社区对薪碳柴的采集和放牧等干扰活动。11. 建立平武县大熊猫保护区网络和实现保护区管理和功能的网络将使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形成一个整体，达到最大程度和最有效地保护大熊猫。
李晓齐, 杨素香, 周珠丽, 何飞, 程力[2]2014年在《四川地震区大熊猫栖息地受损特征与灾后重建对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分析四川地震受灾区大熊猫其栖息地重要地位,提出了四川地震灾区栖息地廊道生态恢复技术、栖息地生态系统恢复技术以及人工竹林基地技术等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鲁宇[3]2015年在《四川省平武县新农村建设调查》文中研究说明1.平武县经济、生态、地理位置现状分析平武县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有资源和区位上的优势,但也有生态环境脆弱、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足的劣势；同时也面对着汶川灾后重建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县域经济竞争激烈的挑战。2.平武县新农村建设模式针对平武县的总体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平武县在新农村建设模式上选择了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和新农村建设综合体相结合的增长型／扭转型两种战略结合的方案。3.平武县新农村建设现状分析运用SWOT手段分析了四川省平武县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内外环境,通过实际调查了解,掌握了平武县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模式(新农村示范片建设和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并通过数量综合分析方法,分析了平武县新农村建设取得的主要效果和成绩。结果显示平武县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生产发展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取得了比较大的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匮乏是平武县生产发展中的短板因素；生活保障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但在可持续发展的贫困发生率和低保率较高,新农村和养老保险方面表现不佳,亟待进一步的提升；生态环境方面,林草覆盖率较高,生态功能突出,但地震灾后次生灾害和干旱成灾率偏高,对新农村建设存在不良的影响；乡风文明方面,存在着农业人口受教育水平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不发达的情况；管理民主方面,农民对于村务管理参与度较低,对村委会、村干部的满意度评价普遍不高。4.平武县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平武县新农村建设面临着资金不足、农业附加值偏低、新村规划缺乏前瞻、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存在认识偏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农业科技、文化培训力度等对策及建议。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力图解决平武县新农村建设的路径路径选择问题,同时也得出了笔者认为的具有推广、参照价值的新农村建设的经验。
黎运喜, 赵军, 李刚, 贺飞, 彭波[4]2018年在《基于MaxEnt模型的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化学通讯位点适宜性评价》文中研究说明为揭示影响野生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化学通讯位点选择的生态因素,于2016年3月和10月在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利用样线法对大熊猫化学通讯位点的适宜性进行了初步研究。调查共发现大熊猫化学通讯位点33个,基于这些位点和海拔、坡度、竹林分布等10个环境变量,使用最大熵(Max Ent)模型对该区域大熊猫化学通讯位点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竹林分布(56.90%)和距山脊距离(29.90%)2个环境变量的累积贡献率达86.80%,是影响该区域大熊猫化学通讯位点的主要生态因子。依据Max Ent模型最大约登指数,将结果分为适宜和不适宜2种类型,其中,适宜面积为15 187.50 hm~2,占研究区域面积的34.22%,主要位于保护区中部、保护区南北部分别与宝顶沟和白河自然保护区交界区域;不适宜面积为29 197.20 hm~2,占65.78%。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本研究为保护区合理安排保护行动的时段和区域、提升大熊猫的保护成效提供了数据支撑,对进一步推动野生大熊猫保护实践具有一定意义。
连玉銮[5]2005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白马藏族的社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白马藏族是生活在四川和甘肃交界地带的一个古老而弱小的民族,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1956年民主改革和土司制度终结之后,白马社会才真正融入主流社会,开始了其现代化进程。作为一个位于自然和文化生态脆弱地带,在西部人文地理版图中地位独特而又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种群,它的现代化进程也呈现出独特的样貌。本文以白马藏人最大的聚居区四川平武白马藏人为主体,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传统宗教文化的衰落等方面考察了白马藏族的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本文包括前言、正文(共四部分)与结语。正文第一部分论述白马藏人社会变迁的历史地理背景,着重分析了白马藏人位于汉藏两大文化圈之间的文化边缘地位、位于自然生态脆弱地区的独特生态位置,以及白马民族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的事实。正文的第二、叁、四部分则分别从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叁个方面分析了白马藏族的社会变迁,在介绍其变迁过程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变迁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本文认为,白马藏族经济变迁的过程显示,白马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走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发展道路,需要寻求一条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之路。白马传统高度同质的社会面临着社会分化加剧、利益格局复杂化的挑战,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调节机制。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白马传统文化的衰落也成为影响白马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何欣[6]2008年在《西南山地水源地生态补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我国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但从我国生态补偿的具体实践来看,尚未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和生态补偿机制,并且缺乏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工具。西南山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承担了我国主要江河源头水源保护、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功能,其生态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中下游及全国广大区域。但是,这些地区在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同时却没有获得合理的补偿,而且由于长期过度开发,生态处于快速退化状态,全国约一半的生态脆弱县集中于此区域。因此,根据西南山地的特点,建立适合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此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和谐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本论文通过对处于西南山地区域的四川省平武县的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案例分析,希望通过对此区域的试点工作的研究,对西南山地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提出建议。本文主要分为叁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研究的背景、意义、思路、方法以及研究的可能创新。第二章为理论阐述部分,主要对生态补偿理论进行论述,为全文提供理论分析框架。第二部分包括第叁、四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第叁章介绍了我国关于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对所做出的实践进行分析与评价,梳理了我国在不同时期针对生态补偿制订了各项政策,对生态补偿的区域实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我国现有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需要根据区域特点建立不同的生态补偿机制。第四章分析了中国西南山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并以四川省平武县为例,着重对建立平武县余家山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过程及各个重要环节进行分析。第叁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结论。第五章为对策建议部分,在对平武县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如何在中国西南山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结论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同时提出论文的不足之处。
张宝库[7]2009年在《GIS在乡级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以四川省平武县木座乡为研究区域,以GIS技术为主要手段,在系统分析研究区森林资源现状、存在问题及社区需求的基础上,在GIS的支持下,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恢复优先次序将研究区划分为保护区域、恢复区域、发展区域叁个经营区。同时针对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就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主要结果如下:(1)在GIS支持下进行森林类型划分时,将清查数据库中附有地类属性的数据表orig1_002.dbf与卫星图像判读的多边形属性表进行空间关联后,结果属性匹配率仅为47%,不能满足森林类型划分的要求。因此,需要对不匹配的属性集中区域进行实地验证,以实地情况为依据,确保森林经营类型划分的准确性。(2)对木座乡薪材消耗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年平均消耗薪材为28.76m3,其中乔木消耗比重最大;自用材消耗年平均6m3,消耗量的多少与经济状况成反比。当地居民薪材和自用材的大量消耗是导致森林资源破坏的主要原因,也是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3)在GIS的支持下,根据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恢复优先次序将研究区划分保护区域、恢复区域、发展区域叁个经营区,面积分别为:42 658.05hm2、541.61hm2和1 614.70hm2。(4)采用“参与式”决策的方法,在与利益相关部门及当地居民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森林资源,服务当地需求,科学合理经营,促进持续利用,提高综合效益”的森林经营方针。
刘小云, 冯杰[8]2017年在《平武县关坝村森林可持续经营助力生态扶贫的实践与启示》文中指出平武县关坝村通过森林可持续经营助力生态扶贫,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关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扶贫发展良性互动的目标。实践过程中坚持一个绿色发展理念,平衡经济、生态两个可持续发展关系,凝聚政府、社会、村民叁方力量,以合作社和生态补偿机制双动力促进多产业的发展。
谢泽氡, 如么[9]2010年在《川西平武县虎牙地区旅游扶贫初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旅游扶贫具有其它扶贫方式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是各级政府减贫的重要手段。平武县虎牙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贫困社区。该区旅游资源丰富,品味极高,具有发展旅游的天然优势。由于政府角色缺失、多头管理等原因,当地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少量居民自发的、守株待兔式的参与旅游,从中获利甚少。现阶段当地政府应转变职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施旅游扶贫。
吴春生[10]2013年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灾后生态恢复跟踪监测优化布点研究》文中认为目前，国内外在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方面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并且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了多个生态系统监测网络，这些网络为研究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收集了大量生态系统资料和数据，为更好的维护和管理区域生态环境提供了便利，也为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当某区域遭受大型自然灾害后，如地震、火山等，区域内各种生态系统都会受到严重破坏，在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方面，国内外大量专家和学者也已经做了较多的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一些成套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但是，在灾后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实时监测以及灾区生态系统恢复状况调查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少，这使得在合理的调整和促进受灾地区生态环境恢复进程上显得力有不足。所以有必要在灾后生态环境受损地区专门设置一定量的监测点位，通过实时监测受灾区域内生态环境状况，为研究人员和管理部门及时提供基础数据，从而便于对受损生态环境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方法，尽快实现生态环境的恢复。本文以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十个县市为研究区，采用天地协同的方法实现生态环境恢复实时监测的研究，集合了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以及地面监测的方法。首先利用遥感对研究区成像观测，在遥感影像上提取灾害点，主要是提取由地震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以及由这些灾害产生的大型堰塞湖。以这些地质灾害点作为监测点选择的基础，，并利用研究区受灾前的影像提取其各种生态系统类型，同时结合收集到的研究区土壤、地质条件、植被类型分布以及地震后各受灾区域所采取的生态恢复措施，按照监测点布设原则，对灾害点进行筛选，得出广域的生态监测区域，也可称为是原则布点。其次，在各个监测区域内进行地面监测点的布设，同样按照设定的布点原则和方法在每个监测区域初步设计多个监测点；通过在这些地面监测点收集的生态环境要素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监测点进行优化选择，最终获取整个研究区内的监测点位优化结果，也称作是数学方法布点。按照以上方法，以地质灾害点为基础，经过原则布点和数学方法监测点布设和优化，最终共筛选出36个生态监测点位。这些监测点有效的涵盖了不同灾害类型、不同植被类型区、不同地质条件、不同土壤类型以及不同的生态恢复措施，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从这些点位获取的数据能够较好的反映受损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恢复效果，达到了布设生态恢复监测点的要求和目的，可以为区域生态恢复措施的调整和实施提供有效依据。
参考文献：
[1]. 四川省平武县大熊猫保护对策初步研究[D]. 于涌鲲.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03
[2]. 四川地震区大熊猫栖息地受损特征与灾后重建对策[J]. 李晓齐, 杨素香, 周珠丽, 何飞, 程力. 四川林业科技. 2014
[3]. 四川省平武县新农村建设调查[D]. 鲁宇. 四川农业大学. 2015
[4]. 基于MaxEnt模型的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化学通讯位点适宜性评价[J]. 黎运喜, 赵军, 李刚, 贺飞, 彭波. 四川动物. 2018
[5]. 现代化进程中白马藏族的社会变迁研究[D]. 连玉銮. 四川大学. 2005
[6]. 西南山地水源地生态补偿研究[D]. 何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08
[7]. GIS在乡级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中的应用研究[D]. 张宝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
[8]. 平武县关坝村森林可持续经营助力生态扶贫的实践与启示[C]. 刘小云, 冯杰. 第八届海峡两岸森林保育经营学术论坛论文集. 2017
[9]. 川西平武县虎牙地区旅游扶贫初步研究[J]. 谢泽氡, 如么.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0
[10]. 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灾后生态恢复跟踪监测优化布点研究[D]. 吴春生. 湖南科技大学. 2013
标签：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论文; 大熊猫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白马藏族论文; 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