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轮功相关精神障碍临床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戴云飞[1](2015)在《中国精神科医师对于诊断系统的观点和分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讨中国精神科医师对于精神障碍的正式分类,及其对诊断系统的整体观点和自然分类,并与全球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相应的观点和分类进行比较,为ICD-11在中国的引进和应用提供相关的依据和信息。【方法】结合ICD-11在全球的现场测试,从三个方面探讨国际性ICD诊断系统在中国的适用性:1.将CCMD-3和ICD-10进行障碍与障碍一一对应的比较,分析两大诊断系统的分类情况。2.对290名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成员进行关于诊断系统观点的网络问卷调查。3.全球517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包括62名中国参与者)根据其临床判断的相似度,对60张标有精神障碍名称的卡片进行聚类或分解,采用聚类分析统计形成的距离矩阵。【结果】1.CCMD-3与ICD-10的比较分析:(1)对于220个ICD-10具体的精神障碍,CCMD-3中200个障碍(90.9%)与其术语一致或者概念相同;(2)CCMD-3删除的障碍或亚型为20个(9.1%),主要包括分裂型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等;(3)CCMD-3特别纳入或保留的障碍有7个,包括旅途性精神病、与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和复发性躁狂症等。2.诊断系统问卷调查:(1)90.6%中国精神科医师常规使用正式的诊断系统,主要采用ICD-10(48.8%)或CCMD-3(39.3%);(2)中国精神科医师认为诊断分类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临床医师之间的交流,倾向于更简单的诊断系统,与全球的观点一致;(3)相对于全球样本,更多中国精神科医师认同严格的诊断标准(p<0.001),以及强调诊断系统跨文化的应用困难(p<0.005);(4)中国精神科医师评定ICD-10诊断分类的易用性和适用性良好(分别为0.74和0.73),均高于全球精神科医师(p<0.005)。3.ICD-11形成性现场测试:(1)中国和全球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自然的分类结构非常一致,此结构与ICD-10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2)在整体结构上,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全球专业人员将神经发育障碍与其他儿童期障碍分为两组,而中国精神科医师没有细分;(3)中国样本所有组的聚合力均高于或等于相应的全球样本,但两者各组聚合度的相关系数达0.892(p<0.001)。【结论】1.CCMD-3绝大多数障碍与ICD-10的术语或概念一致,其中特别纳入或删除的障碍目前可考虑接轨国际上的诊断归属。2.总体上,中国与全球精神科医师对于诊断系统的观点相当一致,但中国精神科医师更强调严格的诊断标准和诊断系统跨文化的适用性问题。3.无论采用何种诊断系统,中国和全球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自然的分类结构非常一致,而且更接近于ICD-11草案。4.中国精神科医师基本认可国际性ICD诊断系统在本土的适用性,对于ICD-11某些精神障碍跨文化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现场测试验证。
张晨[2](2014)在《精神疾病话语的媒介呈现及框架变迁 ——以《人民日报》为例(1946-2013)》文中研究指明精神疾病不只是医学或医疗问题,其涉及的范畴也不只限于科学知识和治疗技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情境、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在精神疾病话语的权力运作和历史变迁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尝试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人民日报》精神疾病话语的分析,考察影响这一话语生成的权力运作、社会制度、媒介发展等因素,并探究这些因素与精神疾病话语的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党报如何建构精神疾病形象?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媒体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建构有何变化?这一变化如何在精神疾病话语中具体呈现?影响这种呈现的权力运作和政治环境是什么?本研究希望不仅仅停留于对精神疾病形象建构的分析,而是更进一步发掘出精神疾病话语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从历史的维度来分析精神疾病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关联。第一章为引言部分,介绍研究缘起和研究背景,并对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文献回顾,梳理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相关成果,发现通过历史的维度,来探讨精神疾病话语变迁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第三章为类目建构和编码指南,是本研究内容分析的重要依据。第四章是内容分析结论陈述。首先,精神疾病话语样本的数量变化出现过三次明显波峰和一次明显低谷,三次增长分别是1953年抗美援朝前后、1999年取缔法轮功时期、2003年非典时期,而低谷则是在文革时期;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关键词变化,也体现出这一疾病的污名在中国的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疯子”、“神经病”等明显负面的表达方式越来越少出现,中性的词汇如“精神疾病”使用频率增高。由于《人民日报》的党报属性,“要闻”、“政治”版面中所涵盖的精神疾病话语样本最多,在总样本中占到27.3%;体裁上,强调消息传达的“纯新闻”以及颇具中国特色的体裁“通讯或报告文学”的使用频率最高;字数篇幅上,不同年代样本篇幅的变化呈现显着差异,但总体来看,800字以下的篇幅以及800到2000字的篇幅是样本中比较常见的;话语比例上,样本中精神病话语所占最多的比例是“10%以下”,篇幅不到10%的样本占到总量的62.5%;叙述方式上无显着年代变化,略述是所有年代都更容易采取的表述手法,由此可知在对精神疾病的关注方面,《人民日报》所给予的比重始终是较低的。样本主题方面,社会主题、政治主题样本的精神疾病话语出现频次最高。精神疾病话语的强调主体方面,“敌对势力的人或组织”是八十年代以前精神疾病样本中一个重要的强调主体,这两个年份区间中的样本占到了总样本的78.1%,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泛政治化倾向对精神疾病建构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以精神患者或疑似精神病患者作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样本开始增加,“典型人物”为主体的样本增加,但通过对文本报道主体和话语比例及叙述模式的分析我们又发现,典型人物报道中的精神病角色是以全文比重轻微的形象和配角地位出现在文本中的;行为形象方面,精神病患者作为正面行为发出者的频次最低。八十年代以后,正面行为接受者的样本的比例提升;精神疾病话语的价值立场,1946年到1959年间,负面价值评价的样本最多(100篇),而在正面的价值评价样本中,2000年到2013年的样本最多(184篇),说明媒介与社会在精神疾病认识方面的进步;在对精神病患病后果的呈现上,消极呈现精神病患病后果的比例在下降,这也意味着精神病治疗技术和社会认知的整体提升,以及媒介对这类疾病更乐观的态度;消息来源方面,除去消息来源未交待或不明确的情况,医护人员及医学专业人士在明确的消息来源中占有最高比例,通过年代区间和消息来源比例的交叉分析我们发现,医生的专业话语和政府机构的官方话语,随着时代发展比例在不断扩大。第五章是以框架理论为理论工具展开的文本分析。总体上看,危险、弱势、无能等精神疾病患者的形象建构贯穿着所有的年代,降低了社会对其认知和接纳的可能。具体来看,不同的年代间的框架使用体现出明显的时代变化。四五十年代,精神疾病话语注重情感的动员,将精神病话语与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动员联系起来;对“疯子”、“神经病”等贬义色彩词汇的负面隐喻使用较其它年份更多;在对台湾社会和西方社会社会问题的表现中,大量使用政治制度归因框架,建构出“水深火热”的媒介真实;这一时期,媒介文本中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限制最多,呈现“他者化”框架。六七十年代,精神疾病话语带有深刻的政治印痕,“被精神病”文本最多,主要用来表现“苏修”因为政治原因而将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这一时期精神疾病话语大量出现在政治制度归因的文本中,将精神疾病视为过去旧的坏的社会制度的后果,以“忆苦”形式建构并巩固出现行制度的合法性;由于领导人个人好恶的影响,对医治包裹的关注提升,民族疗法框架较其他框架更加显着;精神疾病的治疗呈现一种泛政治化的倾向,将精神疾病视为思想政治问题。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精神病话语和六七十年代相比,更多地动员社会关心帮助精神病人,但精神病人成了以模范和典型人物为主角的报道的配角,而这种简化方式加重了患精神疾病后悲惨无能的烙印;形象呈现方面,危险伤人框架增多,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认知依然是客体化的;精神疾病话语的专业性增加,强调医治包裹中的现代科技框架,部分报道看似科学,本质却是猎奇;受取缔法轮功影响,归因包裹中的迷信思想框架在这一时期显着增多,呈现细节的方式,导致对疾病更深层的恐怖联想。进入21世纪,精神疾病报道逐渐细化,抑郁症、老年痴呆症、自闭症等报道明显增多,加重了患病风险的感知程度;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媒体在建构精神疾病的司法权利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精神疾病的相关福利政策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以福利关爱为框架的报道显着增多,精神疾病话语的意识形态倾向不再明显,转而以大病医保等社会福利的隐性方式体现;对精神疾病患者形象的建构,开始从过去的“他者化”向现在的“我群化”转变,从而取代了过去那种道德化以及泛政治化的形象建构,逐渐在“疾病”的概念中去理解和建构这一群体,降低了这一疾病的社会烙印。但这一时期的精神疾病话语由于过度强调医疗话语,使得一部分商业话语裹挟到了医疗话语中,体现了商业化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影响。第六章内容为结论概括、研究的限制以及研究展望。
郭俊花,罗小年[3](2003)在《对与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问题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 “与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特有的诊断名称。在CCMD-3中,关于这类障碍的定义是含糊的。哪些文化现象可以产生与此相关的精神障碍?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提出粗浅的意见,供同道指正。
王洪菊,侯秀梅[4](2002)在《22例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临床观察与护理》文中研究说明
陈荣伟,罗捷[5](2002)在《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12例临床资料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贾谊诚,徐声汉,许昌麟[6](2002)在《与气功、伪气功、法轮功有关精神障碍的讨论》文中认为贾谊诚: 气功原是我国民间历史悠久的的一种养生健身术,与印度的瑜珈有些相似。但练习不当,则可能引起精神失常,俗称“气功偏差”或“走火入魔”。对这种情况,虽然在我国传统医学文献中早有记载,但在80年代前,颇较少见;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在我国兴起一股“气功热”。有些江湖骗子[如严新、张宏堡、张香玉、沈昌、柯云路等],借此机会,打着气功的招牌,宣扬“意念遥距发功、信息治病”等特异功能,
贾谊诚[7](2002)在《对司法精神鉴定若干问题的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问题[一].历史与概念1.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核心任务之一,责任重大,必须慎重对待。尽力避免以下两种偏向:①“反精神病学论”[anti-psychiatrism]②“泛精神病学论”[pan-psychiatrism].
单怀海[8](2002)在《法轮功的精神医学问题》文中研究表明 自从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国内的媒体和专业杂志都相继报道了因练习法轮功而诱发精神障碍的病例,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不同反应,国内外的精神医学同行也发表了不同观点。但是,有些报道不是从研究另类医学和精神医学角度出发,而是政治色彩太浓。这次我有机会在美国新泽西医科大学精神医学研究所进修学习另类医学和
王登勤[9](2001)在《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101例临床资料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 研究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特征及主要症状表现。方法 对在山东省9所精神卫生机构住院的101例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进行了调查。结果 101例患者中男34例(33.66%),女67例(66.34%),平均年龄为(41.25±12.42)岁,男性平均年龄低于女性。主要症状表现为自知力缺乏、行为怪异、外越、情绪不稳、行为紊乱、幻听、失眠、拒食、冲动伤人等。主要治疗用药为奋乃静、氯氮平、维思通、氯丙嗪、氟哌啶醇等,药物均在中小剂量。出院时疗效:痊愈36例(35.64%),显进44例(43.56%),进步12例(11.88%),无效3例(2.97%),其它6例(5.94%)。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为住院天数和自杀自伤、自知力缺乏、孤僻少语。结论 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具有其特定的临床特征,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单元进行诊断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贾谊诚,徐声汉,许昌麟[10](2001)在《与气功、伪气功、法轮功有关精神障碍的讨论》文中研究说明 贾谊诚:气功原是我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种养生健身术,与印度的瑜珈有些相似,但练习不当,则可能引起精神失常,俗称“气功偏差”或“走火入魔”。对这种情况,虽然在我国传统医学文献中早有记载,但在80年代前,颇较少见,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在我国兴起一股“气功热”。有些江湖骗子(如严新、张宏堡、张香
二、法轮功相关精神障碍临床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法轮功相关精神障碍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精神科医师对于诊断系统的观点和分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中英文缩写全称对照表 |
研究背景 |
1 诊断系统的临床实用性 |
2 诊断系统跨文化的适用性及其修订 |
3 研究假设及意义 |
第一部分 CCMD-3 与ICD-10 的比较分析 |
1 研究现状 |
2 对象和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工具 |
2.3 研究流程 |
2.4 统计分析 |
3 结果 |
3.1 大类和三位字符编码水平 |
3.2 四位和五位字符编码水平 |
3.3 具体的大类和障碍对比 |
3.3.1 器质性精神障碍 |
3.3.2 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
3.3.3 精神分裂症、分裂型障碍和妄想性障碍 |
3.3.4 心境(情感)障碍 |
3.3.5 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及躯体形式障碍 |
3.3.6 伴有生理紊乱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 |
3.3.7 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 |
3.3.8 精神发育迟滞和心理发育障碍 |
3.3.9 通常起病于童年与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 |
4 讨论 |
4.1 总体的异同点 |
4.2 CCMD-3 特别纳入的障碍 |
4.2.1 旅途性精神病 |
4.2.2 文化相关综合征 |
4.3 CCMD-3 特别删除的障碍或亚型 |
4.3.1 边缘型人格障碍 |
4.3.2 抑郁发作(中度) |
4.3.3 同胞竞争障碍 |
4.4 CCMD-3 保留的障碍或概念 |
4.4.1 复发性躁狂症 |
4.4.2 周期性精神病 |
4.4.3 神经症 |
4.4.4 癔症 |
4.4.5 同性恋 |
5 结论 |
第二部分 中国精神科医师对于诊断分类的观点及其与全球的比较 |
1 研究现状 |
2 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工具 |
2.3 研究流程 |
2.4 统计分析 |
3 结果 |
3.1 样本的一般资料 |
3.2 对于诊断分类系统的观点 |
3.2.1 诊断系统最重要的目的 |
3.2.2 合适的诊断类别数目 |
3.2.3 诊断系统在非精神科医师人员中的应用 |
3.2.4 严格的标准或宽松的指南 |
3.2.5 严重程度 |
3.2.6 功能状态 |
3.2.7 维度部分 |
3.2.8 抑郁症与不良生活事件 |
3.2.9 与文化相关的问题 |
3.3 关于ICD-10 诊断分类的情况 |
3.3.1 ICD-10 诊断分类的使用 |
3.3.2 ICD-10 诊断分类的易用性和适用性 |
3.3.3 不满意或有问题的ICD-10 诊断分类 |
3.3.4 去除或移到别处的ICD-10 诊断分类 |
3.3.5 添加入ICD-10 的诊断分类 |
3.3.6 受到歧视的ICD-10 诊断术语 |
3.4 本国的精神障碍诊断系统 |
4 讨论 |
4.1 样本的一般资料 |
4.2 对于诊断分类系统的观点 |
4.3 诊断系统跨文化的适用性 |
4.4 ICD-10 的临床使用、易用性和适用性 |
4.5 有问题、应该去除或加入、以及受到歧视的诊断 |
5 结论 |
第三部分 中国精神科医师对于诊断系统的自然分类及其与全球的比较 |
1 研究现状 |
2 对象和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工具 |
2.3 研究流程 |
2.4 统计分析 |
3 结果 |
3.1 样本的一般资料 |
3.2 使用诊断系统的情况 |
3.3 样本的分组情况 |
3.3.1 参与者分组的数目 |
3.3.2 参与者拒绝分组的情况 |
3.4 样本的整体分类结构 |
3.4.1 聚类分组 |
3.4.2 聚合度 |
3.5 诊断类别的熟悉程度、使用及去除情况 |
3.5.1 中国和国际样本的比较 |
3.5.2 中国组的具体情况 |
3.5.3 国际组的具体情况 |
4 讨论 |
4.1 样本的一般资料 |
4.2 分组情况 |
4.3 分类结构 |
4.3.1 整体分类结构 |
4.3.2 具体精神障碍的归类 |
4.4 不熟悉、从未使用和应该去除的障碍 |
5 结论 |
总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文章及主要学术活动 |
(2)精神疾病话语的媒介呈现及框架变迁 ——以《人民日报》为例(1946-2013)(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现代化压力下精神疾病的多发现状 |
1.2 研究缘起:精神病话语混乱与话语暴力 |
1.3 研究对象界定:精神疾病话语 |
1.4 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
2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
2.1 社会学视野中的精神疾病研究 |
2.1.1 多维度的审视:疾病观和精神疾病观 |
2.1.2 烙印和隐喻:刻板印象与精神疾病 |
2.1.3 反精神病学运动:反主流文化的权力争夺 |
2.2 传播学视野中的精神疾病研究 |
2.2.1 再现的政治:医学真实与媒介真实 |
2.2.2 歧视和污名:精神疾病形象的媒介生产 |
2.2.3 历史的追问:精神疾病污名产生的过程 |
2.2.4 权力的运作:政治因素对媒介呈现精神疾病的影响 |
2.3 研究聚焦和问题提出 |
3 研究方法及写作计划 |
3.1 研究设计 |
3.1.1 研究对象与样本选择 |
3.1.2 类目建构与编码指南 |
3.2 精神疾病话语的文本分析 |
3.3 资料分析方式与信度检验 |
3.3.1 量化部分抽样 |
3.3.2 信度检验 |
3.4 研究架构及章节安排 |
4 选择与重组:精神疾病话语的媒介呈现 |
4.1 样本采集 |
4.2 精神疾病议题样本的基本分布 |
4.2.1 报道数量分布与趋势 |
4.2.2 关键词变化之描述 |
4.2.3 形式变量的分布特征 |
4.3 精神病议题样本的内容特征 |
4.3.1 字数篇幅、话语比例和叙述模式特征 |
4.3.2 样本的主题分布和强调主体 |
4.3.3 样本中精神病患的行为形象、价值立场及患病后果呈现 |
4.4 样本中的消息来源分析 |
4.4.1 消息来源和形象建构 |
4.4.2 《人民日报》中精神疾病话语文本中消息来源的时代变迁 |
4.4.3 消息来源与议题分布 |
4.5 精神病话语变迁 |
4.5.1 归因包裹下的话语呈现 |
4.5.2 形象包裹下的话语呈现 |
4.5.3 态度包裹下的话语呈现 |
4.5.4 医治包裹下的话语呈现 |
4.6 小结 |
5 疾病与政治:精神疾病话语的历史变迁 |
5.1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精神疾病话语 |
5.1.1 再现“迫害”与“虐待”:作为情感动员精神疾病话语 |
5.1.2 打倒战争“疯子”:国际政治话语中的疯癫隐喻 |
5.1.3 形塑“台湾”和“美帝”:水深火热的精神病高发区 |
5.1.4 “精神病除外”:制度层面的他者化 |
5.2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精神疾病话语 |
5.2.1 报道“苏修新沙皇”:禁闭异己的精神病院 |
5.2.2 合法性建构:“忆苦”记忆中的精神病话语 |
5.2.3 凝结“一根针”里的阶级情感:精神病疾的中医治疗框架 |
5.2.4 造神运动中的精神疾病话语:毛泽东思想能治神经病 |
5.3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神病话语 |
5.3.1 面目不清的精神病人:典型报道中的典型配角 |
5.3.2 群防群治:精神病的社会管控话语 |
5.3.3 “脑的十年”:精神疾病的医学科学话语呈现 |
5.3.4 “大法”的诅咒、跨文化的迷思与国际政治 |
5.4 新世纪以来的精神病话语 |
5.4.1 抑郁、老年痴呆、自闭:精神疾病话语的分类呈现 |
5.4.2 风险社会:精神疾病的现代性归因和预防 |
5.4.3 从价值判断回归医学判断:精神疾病话语中的司法鉴定 |
5.4.4 巩固合法性的“大病医保”政策:福利框架下的精神疾病话语 |
5.4.5 建构医疗化趋势:“我们大家都有病” |
5.5 本章小结 |
6 结论 |
6.1 政治、媒介与精神疾病话语关系的转向 |
6.1.1 精神疾病话语建构的权力博弈 |
6.1.2 精神疾病话语政治的中国特色 |
6.1.3 精神疾病话语的转向 |
6.2 研究限制与展望 |
6.2.1 研究限制 |
6.2.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内容分析变量赋值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9)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101例临床资料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资料与方法 |
2结果 |
3讨论 |
四、法轮功相关精神障碍临床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精神科医师对于诊断系统的观点和分类研究[D]. 戴云飞.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2)
- [2]精神疾病话语的媒介呈现及框架变迁 ——以《人民日报》为例(1946-2013)[D]. 张晨. 武汉大学, 2014(01)
- [3]对与文化相关的精神障碍问题的探讨[J]. 郭俊花,罗小年. 上海精神医学, 2003(06)
- [4]22例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临床观察与护理[J]. 王洪菊,侯秀梅. 河南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02(05)
- [5]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12例临床资料分析[J]. 陈荣伟,罗捷. 四川精神卫生, 2002(02)
- [6]与气功、伪气功、法轮功有关精神障碍的讨论[A]. 贾谊诚,徐声汉,许昌麟. 中国法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司法精神病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002
- [7]对司法精神鉴定若干问题的探讨[A]. 贾谊诚. 中国法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司法精神病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002
- [8]法轮功的精神医学问题[J]. 单怀海. 中原精神医学学刊, 2002(01)
- [9]法轮功所致精神障碍101例临床资料分析[J]. 王登勤. 山东精神医学, 2001(03)
- [10]与气功、伪气功、法轮功有关精神障碍的讨论[J]. 贾谊诚,徐声汉,许昌麟. 上海精神医学, 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