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1]2003年在《西汉时期汉民族民族意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汉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汉民族形成时所加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客体意识是汉民族的民族意识的主要内容，且奠定了汉民族基本的共同心理素质。本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西汉时期汉民族的民族意识进行分析。 (1) 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关系。以注重族别之分和族类自我体认为旨趣的民族意识，并非只是到近代才出现，它其实是一种很古老的观念。这种古老的观念形成离不开古代国家的建立。民族与国家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国家总是由一定民族构成的，而国家的存在又加强了民族族体认同。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在西汉得到加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一的封建官僚国家的建立。 (2) 西汉时期汉民族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主要体现在对自我民族族统的追述、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识与把握、对主流历史的追述和对自身国家的认同四个方面。这表明汉民族虽还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自称，但这个民族对我族已有相当高的认同感。 (3) 西汉时期汉民族的客体意识。客体意识是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与周边民族频繁交往得以产生和得到加强的。西汉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正是基于汉民族对我族和他族的不同认识和评价的客体意识。由于客体意识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背景的人们对我族与他族的认识和评价有所不同，其客体意识大同中有小异。 (4) 西汉时期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与传统的天下观相比也是有同有异。天下观的形成与汉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形成都与早期中国多民族存在的历史事实相关。不论是汉民族意识还是天下观思想都渗透着华夏中心主义思想观念。汉民族民族意识与天下观相互影响。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天下观的区别在于：天下观比民族意识更系统。天下观从理论上看比较世界主义，而汉民族意识则是具体现实的政治产物。 (4) 西汉时期汉民族的民族意识的意义在于促成了汉民族的形成，其局限是汉民族民族意识中所包含的民族中心主义防碍了汉族对他族的了解。
常倩[2]2011年在《商周至魏晋南北朝羌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朝卜辞中出现的“羌”人表现活跃,与商人的互动频繁。此时期的“羌”本是商人对于疆域西部一些异族人群的带有蔑视意味的泛称,并非是一个自称为“羌”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在与商人频繁的互动过程中,称为“羌”的人群结成部落联盟,并产生自己是“羌”的族群认同意识；西周时期的甲骨和金文中几乎找不到“羌”字,在文献资料中也鲜见羌人记载。作为辅佐周人灭商的功臣,羌人地位提高,便回避了“羌”这个蔑称,并与周人世代联姻,代表女性羌人的“姜”字遂成为其姓氏。出自商朝羌人系统的申、吕、许、齐四个姜姓族成为贵族,到周朝末逐渐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出自商周羌人系统的“羌”在此时期大部分融入华夏,未融入华夏的“羌”为更多的“戎”称所代替。两汉时期的“羌”人主要是华夏对于分布于河湟地区的土着人群的泛称,他们与商周时期的“羌”人并无渊源关系。这一时期由于汉王朝向西部拓展疆域侵犯了河湟羌人的生存空间,引起羌人的反抗。两汉时见诸于史料的河湟羌落有数十种,经常联合起来与汉王朝作战,战败的羌人大多被强制性徙入塞内,分散安置于西北各郡,有些还深入关中叁辅地区。羌人腥风血雨的内迁运动贯穿东汉一朝始终,约有一百多万羌人徙至汉朝边郡及内郡,河湟东部地区遂为东汉王朝占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人大多出自两汉羌人系统,主要分布于凉、秦、雍、益四州及河湟塞外地区。这一时期羌人的迁徙形式、规模与两汉时期又有不同,主要表现为随各割据政权力量消长而辗转流徙,族群成分单纯是羌人的人群迁徙活动很少,见诸于此时期史料中的羌人迁徙大多伴随着其他种族的人群,例如羌汉、羌胡、羌羯、氐羌等等。羌人的族群意识逐渐弱化,可辨识的种落的数量减少,许多羌人成为新的华夏。到北朝末期,北方的羌人渐渐消失于史料之中,而益州西北部的羌人则仍保持着羌人的族群认同。在西汉之前河湟羌人与匈奴就已有往来,匈奴对羌人的征服和奴役激发羌人族群意识的觉醒。匈奴亦经常裹胁羌人与汉王朝开战,处于北方匈奴与东方汉帝国之间的羌人族群认同逐渐加深；羌人为争取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与汉王朝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平羌乱,汉王朝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困窘,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来筹集军费,亦说明羌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否则无法支持如此长期的战争；河涅羌人的经济生业主要是农牧兼营,不同的区域有一定差别,河湟谷地的羌人农业经济水平比较高,非简单的粗放农业。高地居住的羌人则是单纯的游牧经济；徙入内郡后的羌人转化为自耕农,接受封建统治,但其族群意识的转化要比其经济模式的转化慢,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汉王朝的治羌政策有关,汉王朝将击败的羌落徙入汉边郡及内郡,虽分而治之,但又各依其俗,有利于羌人族群特征和族群意识的保持。在治羌的过程中,汉王朝统治者采取血腥、暴力的屠杀使得羌人空前凝聚和团结,自我认同意识亦空前深化。两汉时期亦是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汉”人的凝聚力在两汉时期达到一个高峰,在大汉民族主义氛围中,羌人被歧视被边缘化,汉人的这种视角亦促进羌人的凝聚。至东汉末羌人己形成一个自我认同为“羌”的类似于民族的人群共同体,其羌人认同意识亦延续至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羌人是各割据政权极力争夺和拢络的对象。曹魏和蜀汉为争夺羌人经常发生战争。羌人对于割据政权开拓疆土特别是控制西北地区有着重要的意义；五凉政权能割据河西,雄踞一方,与羌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支持有极大关系；十六国政权中有半数以上控制过河西地区,羌人与当地各族人群一道“徙石为田,运土殖谷”,为河西的开发做出巨大贡献；后秦姚氏政权是羌人建立的政权,姚氏乃河湟烧当羌人后裔,经历数次转徙及效力于不同政权。姚氏一族汉文化素养很高,建立政权后大力尊儒崇佛,极力使自己成为华夏。姚兴已与汉人无异,其政权也是延续汉族封建统治的政权,并无羌人特色,羌人族群意识已经弱化。与姚氏集团一样,许多羌人亦是这样成为了华夏。
朱圣明[3]2009年在《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文中认为华夷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区别不同于“诸夏”文化与政治倾向的人群的需要。作为华夷区分准则的“文化”与民族划分所强调的“主观文化认同”是有区别的。华夷观与族体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族体观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意识也必然与华夷观念存在一定差异。华夷区分与民族界限在具体标准上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存在着以血缘划分民族的现象。秦汉王朝的统一,产生了新的华夷格局,“华夷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少数民族在与西汉王朝的最初政治交往中,都具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意识。秦汉王朝对匈奴的防范意识、长城的界限作用、文书的对等称呼等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等国家意识。西汉初年由于汉朝对匈奴的弱势地位,在历史上理想华夷格局与现实民族关系的对比巨大反差刺激下,汉民族的民族意识被大大激发。随着以汉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建立,以往以“蛮夷”通称少数民族的情况发生改变,出现了将“蛮夷”分类,用不同名称称呼不同类别少数民族的情况。在政治因素作用下,居于塞内的少数民族具有“华”、“夷”双重身份。在藩属体系下,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中表现的民族意识具有明显两面性,即民族优越感和对他族的防范意识并存。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后,他们的民族性并未消除,任何有损其利益的举措都会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引起民族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边境循吏承担着“渐化蛮夷”的职责,通过宣传中原先进文化来缩小边疆地区的民族差异,缓和民族冲突。在藩属体系下,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中出现了汉文化因素的渗透,表现在他们与汉族交往时,民族意识的表达需要借助于与汉族的姻亲关系或者共同的历史记忆。东汉和帝之后,东汉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在对外战争中,王朝使用夷兵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以夷制夷”的政策被经常使用。政府靠少数民族相互制衡来维系华夷秩序,使得这一时期的华夷观念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在东汉中后期频繁的民族战争中,汉族的民族意识继西汉初年后再次高涨。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提升,突出表现在汉末少数民族在塞内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政权。在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在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高涨的西汉初年和东汉末年出现了民族国家观念的萌芽。华夷观念的存在,为少数民族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提供理论依据,也使汉族人接受“华”化的“夷人”成为可能。秦汉时期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后,很长时间内与汉族处于一种融而未化的状态,真正民族融合的过程需要少数民族主动来完成,即建立民族政权,主动学习汉族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华夷观念也开始影响到少数民族统治者。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的主流方式便是朝着这一路线进行的。
施芳[4]2012年在《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文中指出中国民族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学术地位,从史学史的高度,进行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民族史发展全景式的回顾和描述,梳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各项成果,可以明其得失,探索中国民族史学科未来发展方向,推动中国民族史的健康发展,同时以史鉴今,对政府部门的民族问题决策提供极有价值的理论来源和思想支持。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阐述了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的研究现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基本构想。正文包括四章。鉴于理论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指导,因此首先按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内容叁个方面总结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辨过程及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展现了中国民族史理论从学习西方、复制苏联到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民族发展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史理论的探索历程。本文的重点是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国民族史的发展分为古代、民国、建国后叁个时期,借助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多元时间”法,通过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不同视角,分别回顾了不同时代的民族史观、发展的内外动因、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就,通过系统、全面、清晰地叙述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起源、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分析了每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经验和缺陷。从中国民族史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严格意义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四夷传》,此后历代史书都恪守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传统,为中国民族史研究留下了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丰富而宝贵的史料。民国时期的民族史研究是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以构建民族国家、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由梁启超开其端,涌现出了王桐龄、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吕振羽、李济等一批学者及其中国民族史代表作,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成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科。建国后为了建设一个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新中国,学者们从民族调查、民族识别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伴随着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民族史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突飞猛进,在民族源流史、民族关系史、区域民族史和民族史理论研究等方面硕果累累。叁个阶段环环相扣,促使中国民族史研究逐步完善,走向系统化、学科化、特色化。总体而言,中国民族史研究从古至今长盛不衰的原因是我国的地理、自然环境特点和多民族的社会结构等长时段因素决定了我国存在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由分裂走向统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基于这一现实,任何政权都必须重视民族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也始终为建立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服务。而政治变动、战争、历史人物、着名学者等短时段事件使各个阶段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呈现不同特点。展望未来,不变的长时段因素决定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仍将是一门充满生命力的学科,它的研究重点将围绕复杂的国际民族问题和国内动荡的边疆局势,不断提升理论高度、拓宽研究领域,推陈出新,突出社会主义民族史研究特色,为今天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提供历史的借鉴,促进边疆长治久安、民族平等团结。
康丽[5]2016年在《西汉赵充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赵充国,西汉武、昭、宣时期名臣。《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中均记载其生平事迹,其中《汉书》卷六十九有传。但是,史籍中关于赵充国事迹之记载,有语焉不详以及厚此薄彼等问题。历代对于赵充国的评价,也局限于其军事屯田事迹;近现代学者的研究,大多也侧重于其军事屯田内容,而忽略了其家世背景、除军事屯田之外的其他事迹以及思想等内容的探讨。针对古今看待赵充国事迹存在的诸多问题,该文收集整理,深入分析与赵充国相关的史料,并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全面考察赵充国其人。主要内容有赵充国的成长经历、家世背景、一生事迹、思想以及历代对赵充国的评价等。该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深入推进赵充国相关史实的研究。这一研究有益于客观全面的认识赵充国这一重要的历史人物,亦可为当代西北建设有所借鉴。
吴海平[6]2017年在《西汉与匈奴关系演变的原因及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西汉与匈奴关系是复杂多变的。以汉武帝统治时期为节点,先后经历了武帝之前、武帝时期及武帝之后叁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变化体现了西汉与匈奴之间关系发展的演变性。西汉与匈奴关系的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汉匈双方综合国力的消长与双方统治者的相互民族态度是其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汉匈双方各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变化。同时,西汉与匈奴周边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动也是影响汉匈关系演变的重要外在因素。由此,两大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这一时期汉民族影响力逐渐增强,匈奴部族纷纷南下附汉,有力促进了两汉时期汉匈及周边民族融合局面的逐渐形成,对于当时及后世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戴羽[7]2011年在《《冲突与整合—魏晋南北朝民族意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极为重要的民族融合时期,该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诸多民族均经历了居住空间的变化以及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变迁,从而为我们今天民族意识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本文即以魏晋南北朝各内迁民族为主要材料,以民族意识为研究对象,试图构建民族意识冲突与整合理论,以此来阐释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意识演变的过程,以丰富和发展民族意识理论。近年来民族意识理论研究名家辈出,成果丰硕。但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形成与融合、民族冲突与经济环境的变化、民族意识的调控以及民族“边界”等内容,而从民族意识冲突与整合的角度对民族意识进行研究尚属首次。基于如此考量,本文以魏晋南北朝民族发展史为例证,对民族意识冲突与整合理论进行初步研究,并将民族意识的结构从民族经济意识、民族政治意识、民族文化意识的角度进行分析。魏晋时期是胡族大规模内徙时期,民族居住空间的变化是民族意识变迁的前提。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为主的民族内迁及其民族意识的高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冲突时期,民族冲突反映于意识形态领域即民族意识的冲突。本文第叁章将民族意识冲突细分为民族经济意识冲突、民族政治意识冲突与民族文化意识冲突来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意识冲突的表现及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融合的发生必定要经过民族意识整合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民族意识的整合大致分为十六国时期民族意识整合与南北朝时期民族意识整合。本文第四部分从民族经济意识整合、民族政治意识整合与民族文化意识整合的角度来论述这两个历史阶段民族意识整合的表现与特点。全文共分“绪论”、“民族意识辨”、“魏晋时期胡族大规模内迁与民族意识的高涨”、“魏晋南北朝民族意识的冲突”、“魏晋南北朝民族意识的整合”及“余论”等六部分,力图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意识冲突与整合相关内容的研究,论证民族意识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而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意识的研究,探索民族意识发展的规律,也能为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
李路[8]2014年在《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所主要讨论的内容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状况，需要我们跨学科、跨领域的去进行综合研究。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基于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国古史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研究的综合性课题，更要结合文化史、民族史、社会史、考古资料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才能将本课题的内容有一个较为清晰和全面的展示。按族系划分，在两汉时期我国东北地区活跃着：肃慎族系：真番、挹娄；秽貊族系：秽、貊、夫余、高句丽、沃沮；东胡族系：东胡、鲜卑、乌桓等大小十余个边疆古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这些东北古民族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这片有着独特自然地理条件的区域中，创造出了具有丰富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于此同时，他们都与中原汉王朝不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双方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为中华文化的成长共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本课题主要讨论的内容，正是汉代我国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交流的这个过程，立足于文献基础，力图发现种种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内在逻辑与联系，试图理清这一文化交流、融合进程的思路，探讨这一文化交流进程的历史意义，在这一前人尚未深入涉足的领域内尽一丝探索之力。本论文主要有以下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在导论中，主要探讨了本课题研究的历史背景、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以及对相关概念做了必要的界定。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的是汉代东北地区的民族融合。重点考察了汉代生活在东北地区各民族的居地、迁移以及人口流动状况，明晰了这一地区民族融合的整体态势，并进一步的讨论了汉代东北地区民族融合对东北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第叁部分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物质文化交流。在对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东北地区汉族物质文化发展程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汉代东北地区在汉文化影响之下的物质文化总体发展趋势。第四部分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制度文化交流。本部分主要考察了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社会制度的具体形态与总体特征，分析了汉王朝东北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并讨论了汉代东北地区制度文化发展的水平。第五部分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精神文化交流。本部分首先讨论了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而分析了汉文化对东北边疆民族文化在思想层面的影响，考察了汉代东北地区以汉文化为主导的精神文化发展进程。第六部分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的民俗文化交流。本部分首先考察了东北边疆民族与汉族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和总体特征，分析了汉族与东北边疆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性以及形成这种差异性的历史原因，以及讨论了双方在民俗文化上的融合趋势。
张慧丽[9]2016年在《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研究（1428-1527）》文中指出公元1428年,黎太祖黎利建立后黎朝。后黎朝前期是越南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越南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有了较大发展。越南后黎朝前期的民族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追溯民族起源,确立雄王始祖形象;追述民族历史,编纂国史;发展民族文化,倡导用字喃作文以及对本民族的认同。后黎朝前期的民族客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与周围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表现为后黎朝前期在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优越感下,积极改变在与明王朝邦交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以及谋求在与其他地区交往时的优越地位。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外部环境是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发展的空间基础;后黎朝重建独立自主的王朝,国力日趋强盛,这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后黎朝立国之初,儒学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兴盛,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义、忠君爱国思想,切合了越南民族情感,适应了越南社会,并被不断加入本土因素。后黎朝前期“华夷观”的发展,使得后黎朝前期民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攀升。儒学和“华夷观”的发展,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身处宗藩关系中的后黎朝对越式“亚宗藩关系”由尝试上升到实践,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行为契机;身处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和广泛出入仕途的士大夫阶层通过对民族意识进行整合和引导,规整补充了民族意识的内容,为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行为基础。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较前代在层次、内涵、影响方面都有显着发展,在越南民族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丰富了越南民族意识的内涵,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凝聚了民族力量,使得后黎朝前期发展成为越南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并深刻影响到越南社会的发展。
李真[10]2011年在《西汉文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政策是国家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意志的集中体现。西汉统治者总结历史文化经验,继承前朝文化统治的重要成果,实施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管理策略,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化政策。西汉的统治者通过推崇黄老和“独尊儒术”,为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创造了思想条件。他们建立了图书典藏编校机构,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图书的征集和典藏活动,并且完善了图书形态,积极促进图书的流通；他们制定了教育政策,创立了太学,设五经博士,鼓励私学的发展,以儒家思想教化万民；他们还制定了宗教文化政策,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宗教管理机构,将雍郊五畴制度化,钦定“太一神”为国家的至上神,广立神祠,重用方士；文化交流政策方面,西汉统治者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文化渗透,力求用夏变夷,同时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成果；他们制定了文学艺术政策,倡导文学的发展,重用善赋者,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设立乐府机构采诗以观民风,确立了西汉特有的庙堂雅乐体系。西汉文化政策承前启后,开创了封建王朝以儒治国的先河,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同时文化政策较为开明,重视儒家经学的教化作用。西汉文化政策推动了汉文化的全面推广,促进了民族融合,同时影响了汉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定型,为以后历代王朝的文化施政提供了范例与榜样。
参考文献：
[1]. 西汉时期汉民族民族意识研究[D]. 陈丽. 重庆师范大学. 2003
[2]. 商周至魏晋南北朝羌人问题研究[D]. 常倩.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3]. 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D]. 朱圣明. 河南大学. 2009
[4]. 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D]. 施芳. 云南大学. 2012
[5]. 西汉赵充国研究[D]. 康丽. 兰州大学. 2016
[6]. 西汉与匈奴关系演变的原因及影响[D]. 吴海平. 渤海大学. 2017
[7]. 《冲突与整合—魏晋南北朝民族意识研究》[D]. 戴羽. 宁波大学. 2011
[8]. 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D]. 李路.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9]. 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研究（1428-1527）[D]. 张慧丽. 郑州大学. 2016
[10]. 西汉文化政策研究[D]. 李真. 青岛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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