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东[1]2004年在《包头市开发式扶贫战略规划研究》文中提出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各项扶贫投资的边际效益表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情况表明除了扶贫战略需调整以外,扶贫模式也急需改进。 本文在包头市将继续长期坚持开发式扶贫战略的前提下,假定开发式扶贫战略效率最优,选择如何有效地实施包头市农村开发式扶贫战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战略管理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利益集团、博弈、地方分权等理论,在对包头市农村开发式扶贫实践及贫困现状的客观事实进行参与观察、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抽象、规范分析、系统分析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反贫困战略框架。 本文通过对包头市贫困地区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分析认为: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是开发式扶贫模式启动的基本前提;资金传递系统的整合与效率提高是开发式扶贫模式有效运行的核心环节;接受主体的制度与能力建设是开发式扶贫模式有效运行的关键性因素;监控系统的建立与完善是开发式扶贫模式成功运行的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包头市开放式扶贫的四个具体战略:文化扶贫战略、科技扶贫战略、劳务输出扶贫战略和产业化扶贫战略。 本研究对农村扶贫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得出的政策建议对进一步完善农村开发式扶贫模式建设,促进扶贫成效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本研究也为其他地区构建和改进自身扶贫战略提供了参考,为战略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
石春晖[2]2011年在《包头市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果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农村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经济政治问题,其重要性愈见凸显,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本文先后展开了对政府扶贫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资金运行机制的分析。首先结合相关统计资料定性、定量分析了包头市贫困地区人口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一些特征,并且介绍了目前包头市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对扶贫资金不同投向(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作了分析,与目前包头市扶贫资金的分配情况作对比,判断出目前包头市的资源配置是基本有效率的;接着运用博弈模型,分析了扶贫资金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对目前扶贫资金的运行效果作了分析。
石祥[3]2015年在《内蒙古农村牧区扶贫开发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贫困县592个,其中,31个分布在内蒙古,占到内蒙古县级行政区划总数的30.7%。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顺势而为,积极响应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决策,助力全区扶贫开发伟大事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内蒙古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发达区情,地区间发展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解决。固阳县作为自治区级扶贫开发重点县,面临着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财政困难等困境,这也是内蒙古所有贫困旗县所共有的突出特征。本文将以固阳县为例运用公共管理学知识,以小见大从以下几部分对内蒙古农村牧区扶贫开发治理进行研究。首先,剖析当前扶贫开发的背景和意义,分析总结国内外有关扶贫开发理论,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就文章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说明。对扶贫相关概念、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其次,对内蒙古农村牧区扶贫开发治理的历程及成效进行简要概括。第叁,以固阳县为例研究扶贫开发治理相关问题,并就存在问题分析原因。第四,提出完善政策保障、不同行业推动、引导社会各界参与、调动贫困户参与等对策建议。
冀耿[4]2011年在《内蒙古包头市社会扶贫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农村扶贫是由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两部分组成的。其中“社会扶贫”是中国农村扶贫最为显着的特色之一。“社会扶贫”的主体是政府非专职扶贫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扶贫”当中,政府非专职扶贫机构扮演了最为重要角色,它们为实现政府确立的缓解农村贫困的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从1986年开始,包头市组织和动员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内蒙驻包各单位、驻包部队及民营企业开展了社会扶贫工作。1994年按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自治区“叁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要求,包头市制定了“一七”扶贫攻坚计划,全市447个单位组成5个扶贫工作团46个工作队,分别对全市191个重点贫困村(嘎查)进行对口帮扶。共落实社会帮扶项目1500余项,落实帮扶资金物资达亿元以上。包头市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社会扶贫工作的意见》、《包头市扶贫工作团(队)工作细则》、《包头市社会扶贫资金物资管理办法》和《全市社会扶贫工作考核办法》等配套政策文件。与市工商联、包头军分区政治部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动员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驻包部队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参与社会扶贫的民营企业和部队分别达到100家和7家,解决了全市13.3万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贫困人口由2001年的21.6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8.3万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贫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显着改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促进全市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2010年包头市利用叁年时间,集中社会力量重点帮扶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的固阳县,从根本上改变固阳县的落后面貌,在叁年内使全县6个镇76个重点贫困村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村容村貌有较大改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显着进步农牧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叁年内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本文主要根据包头市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这叁个方面,对固阳县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农牧民现实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探索如何集中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扶贫、加快贫困地区发展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为今后社会扶贫工作提供依据,为包头市扶贫工作总结经验,以供有关社会扶贫工作决策参考。
祁晓慧[5]2017年在《贫困户贷款需求、减贫效果、还贷信用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已取得显着成效,农村居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贫富差距大,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发展仍十分落后,扶贫开发工作依然艰巨。2011年,国家颁布并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指出了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儿"、贫困人口全部减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对其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2013年,国家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理念,要让不同阶层人群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享受平等金融服务,主张人人具有平等的信贷融资权利。为此,内蒙古实施了 "金融扶贫富民工程",2013年11月启动,2014年正式实施,主要通过贴息贷款、财政资金担保满足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生产资金需求,解决贫困群体"贷款难"、"贷款贵"问题。资本积累成为提高国民财富,实现减贫致富的必要条件,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由此体现出金融扶贫的重要地位。但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首先,贫困户物质资本稀缺,收入水平低下,缺乏正规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担保,虽具有贷款需要,但由于其较低的还款能力,尚不构成贷款需求,金融扶贫脱离实际;其次,贫困户居住环境差、贷款额度小、还款意识低,向贫困户贷款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加之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属性,金融扶贫存在"目标转移"问题,"扶富不扶贫",贫困地区非贫困户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最后,扶贫贷款会被贫困户看作是一种国家福利,失去"造血"功能的同时提高负债,更加贫穷。为研究金融扶贫科学性问题,本文对内蒙古农村牧区4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问卷调查,结合内蒙古扶贫信息系统统计的贫困户基本信息,从贷款需求、减贫效果、还贷信用叁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将4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Probit、Logit计量经济学模型,对贫困户贷款需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扶贫拥有58%的需求市场;贫困户"贷款难"问题已得到相应解决,32.3%的贫困户获得扶贫贷款,贫困户贷款需求满足率达55.7%;金融扶贫存在"目标转移"问题,获得扶贫贷款的贫困群体中,存在13%的贫困户将扶贫贷款看作国家福利,改变了贷款用途,变"造血"为"输血";贫困户贷款需要、需求、获得叁者属于"一一递进"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叁类贫困群体的人力、物质、金融、社会资本不断提高;影响贫困户贷款需要的因素包括家庭人口数、人均纯收入等5个变量;影响贫困户贷款需求的因素包括户主性别、贷款用途、户主身体健康等6个变量;影响贫困户贷款可得性的因素包括贷款用途、是否加入合作社、贷款需求金额、土地面积等8个变量。(2)将264户具有贷款需求的贫困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Treatment effectmodel计量经济学方法,将贫困户获得贷款的概率作为自变量引入第二阶段,研究贫困户贷款对增收、减贫的效果,结果表明:扶贫贷款对贫困户增收、减贫均产生1%水平下的显着正影响,即,获得贷款的贫困户更容易实现增收与减贫;扶贫贷款、户主年龄、户主劳动力类型、是否加入合作社4个变量相互依赖,共同影响贫困户增收;扶贫贷款、户主年龄、是否加入合作社3个变量共同影响贫困户减贫;扶贫贷款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增收效果不同,对贷款用途为生产性支出的贫困户,属于"造血式",具有长期性;对贷款用途为生活性支出的贫困户,属于"输血式",短期分析,具有较强的扶贫效果,长期分析,该类贫困户存在增加负债、更加贫穷的风险。(3)将455户贫困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贫困户还贷信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贫困户具有较强的信用意识,能够结合自身还款能力,对贷款需求做出科学判断,保证还贷信用;贫困户良好信用的背后存在"高利贷陷阱",10.2%的贫困户采取民间借贷方式偿还贷款资金,长期分析,该类群体存在"隐形违约"问题;影响贫困户还贷信用的主要因素表现为信用保障,其次为守信能力,第叁为守信意识;贫困户信用保障主要受有无打工收入、政策扶持、是否加入合作社等指标的影响,贫困户守信意愿主要受户主文化程度及年龄的影响,守信能力主要受贫困户家庭总收入及家庭人口数的影响;金融机构对贫困户贷款需求、还贷信用的评估偏低,根据对不同贫困群体还贷信用的灰色关联度分析,当贫困户灰色关联度大于0.4750时,具有较强的还贷信用,可形成有效的金融扶贫市场。在贫困户贷款需求、减贫效果、还贷信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国际上较为成功的金融扶贫实践经验,找出内蒙古贫困户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贫困群体经济活力低下,金融机构缺乏合作动力;二是扶贫贷款的对象瞄准度不够精细,存在"目标转移"问题;叁是农村牧区银行网点分布缺位,贫困户贷款间接费用提高,金融扶贫效率降低;四是金融机构缺乏贫困户还贷信用评估体系,扶贫贷款的供给与贫困户需求存在"失衡";五是贫困户金融服务对农牧产业依赖性强,农业保险覆盖率低,贫困户存在"返贫"隐患。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发挥财政引导作用,增强金融机构参与度,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完善金融扶贫合作体系;明确金融机构与政府职能,走金融扶贫"结构式"发展,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合作监管体系;完善贫困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努力打造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加强金融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贫困户贷款需求出发,合理设计金融扶贫信贷产品与服务;丰富保险产品,提高保险覆盖率,形成"政府+保险+银行"、"以险养险"金融扶贫新模式。
彭磊[6]2013年在《基于平衡计分卡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众多，消除贫困一直是国家关心的重点问题。贵州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省份之一，最突出的省情就是欠发达、欠开发，贫困一直是困扰贵州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益，一直是扶贫相关部门研究的焦点。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扶贫工作的成败，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随着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财政扶贫资金作为政府财政公共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审计机关的重视，加之财政扶贫资金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重大作用，对财政扶贫资金开展绩效审计，也成为一种必然。本文以研究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为主要目标，通过分析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现状，将平衡计分卡理念引入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对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进行审计评价，以贵州省XX县为例，利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价，并比较和分析评价结果，对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性检验。本文的主要观点：第一，在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背景下，对财政扶贫资金开展绩效审计，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绩效和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第二，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的核心和关键是构建一套符合财政扶贫资金自身特性、全面覆盖运营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第叁，将平衡计分卡理念引入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可行性，不论在战略思想和技术方法上，两者都具有相似的内涵。基于平衡计分卡理念对财政扶贫资金开展绩效审计，更能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性和对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使绩效审计评价更加综合和平衡。本文的主要贡献：一是基于平衡计分卡理念构建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将平衡计分卡引入政府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中，综合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从社会绩效、经济绩效、管理绩效和生态绩效四个维度来构建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更加全面、综合地体现了平衡计分卡的“平衡”理念。二是针对贵州省财政扶贫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基于贵州××县的具体数据，利用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和分析，具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
龚赵庆[7]2016年在《湖北民族山区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贫困户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然而当前我国仍面临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艰巨任务。针对这种现状,2015年我国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和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奋斗目标。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贫困山区是所有贫困问题的焦点和难点,贫困程度更深、贫困状况更加复杂。多年来民族贫困山区一直采用财政扶贫资金投入这种扶贫方式,而财政扶贫资金最终要在乡村层面投入,其使用的领域以及资金的减贫效率怎么样,直接影响到2020年能否实现精准扶贫和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本文以潘家湾土家族乡为例,通过对乡村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领域、使用方式和减贫绩效等进行研究,找出财政扶贫资金在乡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从而为完善我国财政扶贫政策提供借鉴。本文以财政扶贫资金相关理论和贫困理论为指导,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和对比分析法对2010-2014年潘家湾土家族乡财政扶贫资金的来源、构成、投入方向以及村级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其次通过建立一元和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对潘家湾土家族乡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进行了评价;最后,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通过对调研数据分析表明,财政扶贫资金投入量呈逐年稳步增长的趋势;从资金来源上看,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是主体,且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增幅明显;从资金构成上看,以工代赈资金和财政发展资金始终是扶贫资金的主要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则是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资金的重要补充;从资金投向上看,种植业是财政扶贫资金投向的核心,基础设施建设是投向的重点领域,安居工程等住房类项目是稳定的投入方向;从乡村两级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情况上看,乡镇一级统筹财政扶贫资金综合配套使用的趋势逐渐增强,直接落户到村级扶贫项目的资金有减少势头。其次,从减贫绩效评价结果得出,2010-2014年潘家湾土家族乡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稳步提升,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总量越多,当地的贫困发生率就越低,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就越明显。从资金构成来看,以工代赈资金和财政发展资金的绩效得分高于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从资金投入来看,由于投入项目的不同特点,种植业对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影响最大得分最高,安居工程资金投入量较少但减贫绩效得分居于第二位,基础设施项目与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的相关性一般,但由于其打基础、管长远的属性,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居民改造项目具有滞后性减贫效果不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首先加大扶贫资金投入总量,保持扶贫力度不减;其次坚持产业扶贫工作方向,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第叁优化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结构和整合方式,提升资金总体绩效;第四激发贫困户参与热度,变被动受益为主动受益;最后提升扶贫项目管理水平,确保扶贫资金使用过程规范有效。
郭玺平, 田蔚[8]2017年在《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与建议》文中研究说明固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北麓,由于自然历史条件的制约,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原因复杂,是包头市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近年来,固阳县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不动摇,紧紧围绕全县"脱贫摘帽"的总体部署和"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帮扶要求,发挥广大干群的积极性,创新工作机制,注重整体推进与精准发力,通过县、镇、村叁级书记共商脱贫,逐步形成帮扶村、推动镇、发展县的"叁级书记抓扶贫"格局。
宋晓静[9]2016年在《内蒙古固阳县扶贫开发治理研究》文中认为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全国扶贫工作制定了硬目标和任务,要在2020年完成现人均纯收入在国家贫困线下的七千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这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偏远的山区,最终的脱贫重任要落实到贫困人口所在的贫困县和其所属的乡镇来完成。内蒙古固阳县曾是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多年的努力下,2011年固阳县终于脱离国家级贫困县行列,纳入26个内蒙古自治区级贫困开发重点县行列,目标定于2017年实现脱贫摘帽。多年来,固阳县探索总结出了丰富的扶贫开发治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关于固阳县扶贫开发治理的研究,对全国扶贫开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运用公共管理学理论知识,对固阳县扶贫开发治理历程进行研究。首先,剖析当前扶贫开发治理的背景和意义,简述国内外重点扶贫开发理论,明晰扶贫、治理等相关概念。其次,详细介绍了固阳县主要扶贫开发历程,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再次,对固阳县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最后,提出内蒙古固阳县在扶贫开发治理的对策建议。建议多层面积极探索,寻求适合本土发展的扶贫开发模式,走产业化扶贫模式和旅游扶贫模式；加大文化扶贫力度,不断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推进参与式扶贫,增进与贫困人口的沟通和合作；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化大扶贫的构建。
李媛媛[10]2014年在《新阶段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作为最大的少数民族扶贫移民区域之一——内蒙古自治区,虽然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全区101个旗县(区)中,60个旗县被列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县,占全区旗县总数的59.4%。这些旗县生态环境恶劣,极端贫困现象尤为突出。少数民族地区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属性,决定了与其他相对发达地区或非民族地区,内蒙古贫困问题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增加了扶贫移民难度。尤其是进入新阶段以来,面临着许多难点与新问题。因此,探索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问题,不仅能够映射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移民实践轨迹,而且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极端贫困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本论文以内蒙古扶贫移民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和吸收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基础上,首先,回顾和总结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移民发展历程及特征。通过梳理新阶段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实施概况和已经取得成就,发现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从经济学视角揭示问题成因。进一步运用计量分析方法,从宏观扶贫移民开发综合水平和微观综合效益两个层面上,探究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现行机制的有效性。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有效性“良好”,但存在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全区各项目旗县间、不同生态脆弱类型区域间,扶贫移民开发综合水平差距显着,仍在继续拉大。呈现生态脆弱程度越严重、综合水平越低的特点。综合水平高低受到叁个公共因子影响,即地区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扶贫移民规模。其中,人口结构因子权重较大。评析结果还显示:移民自筹资金不断增加,而与移民利益直接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投入却相对减少,说明更多扶贫移民专项资金进入到公共领域当中;在促进移民包容性发展方面综合效益不理想,这些都严重影响移民权利的实现。究其原因,由于扶贫移民资源的合理性配置问题,以及地方政府仍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层面、滞后于新阶段政策目标所致。为此,本文明确构建目标与基本原则基础上,借鉴区内外成功经验,有针对性构建与优化内蒙古扶贫移民机制以提高其运行效率,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移民,应建构“以人的发展机会为主、反经济贫困为辅”的扶贫移民机制;以制度性激励机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解决;强调政府责任与机制改革相互配套,才是解决特殊区域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主张在具体扶贫移民政策与运行机制设计上,应注意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调适,提高扶贫移民正效益。
参考文献：
[1]. 包头市开发式扶贫战略规划研究[D]. 苏晓东. 内蒙古大学. 2004
[2]. 包头市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果分析[D]. 石春晖.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1
[3]. 内蒙古农村牧区扶贫开发治理研究[D]. 石祥. 内蒙古大学. 2015
[4]. 内蒙古包头市社会扶贫工作研究[D]. 冀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
[5]. 贫困户贷款需求、减贫效果、还贷信用研究[D]. 祁晓慧.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7
[6].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D]. 彭磊. 贵州财经大学. 2013
[7]. 湖北民族山区财政扶贫资金减贫绩效研究[D]. 龚赵庆. 湖北民族学院. 2016
[8]. 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思考与建议[J]. 郭玺平, 田蔚. 中国财政. 2017
[9]. 内蒙古固阳县扶贫开发治理研究[D]. 宋晓静. 内蒙古大学. 2016
[10]. 新阶段内蒙古生态脆弱地区扶贫移民研究[D]. 李媛媛.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贫困人口论文; 扶贫贷款论文;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时政论文; 扶贫工作论文; 内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