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1]2004年在《甲午战争期间的《申报》舆论》文中研究说明发生在百余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干系重大。本论文以1894、1895两年间《申报》社论切入，探究此次战争，而尤着力于其对国人心态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并时时观照近代中国由传统而现代嬗变的宏观背景。 本论文主体以时序分叁部分，分别对应甲午战争之前、之中、之后叁段。另有绪论及结语。 绪论阐明课题的研究意义与方法，回溯过往相关研究的状况及不足之处，并略述全文框架。 第一部分所引《申报》史料起自1894年1月，迄于1894年7月。首先分析在防务上重俄轻日之误；嗣后从军各、外交等诸方面叙其变革主张，并定位为洋务思潮的点滴反映；再以“战争面面观”为题，谈及此间社论在战争缘起、战和态度、胜负判断等维度上的看法。 第二部分所引《申报》史料起自1894年7月，迄于1895年3月。首先以主战概括此间《申报》的基本态度，但缕析战和间的微妙变化及原因；其次评述其在防务重心、防奸策略、饷糈源流等种种与战争直接相关方面的出谋擘画；再论其在对待列强态度上疑惧与信任的两种心态；复论其就战败原因进行的反思及变法自强思想的深化。 第叁部分所引《申报》史料起自1895年3月，迄于1895年12月。依次评析此间《申报》社论在《马关条约》、叁国干涉、割让台湾诸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及其变法自强思想突破之处。 结语总体肯定两年间《申报》舆论的爱国主义思想，指摘其书生论政之误，并回溯其变法思想的前行线索。
姚颖冲[2]2006年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新闻报》舆论》文中提出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庞大的中国战败于东邻“蕞尔小邦”日本，这给中国以沉痛的打击，割地之多、赔款之巨、屈辱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战争使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上均遭到了极大的损伤，但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刺激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新的觉醒，继续向前探索国家发展的道路。 学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从新闻舆论角度剖析甲午战争的论着则为数甚少。报刊作为社会舆论的先锋和载体，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民众的心理和需求，同时，报刊舆论又在不同程度上引导社会和民众的关注焦点，因此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新闻报》作为甲午战争期间沪上重要的新闻报刊，发行量大，影响面广，保存完整，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却尚未在历史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至今尚无一篇系统利用《新闻报》资料研究甲午战争的专论文章发表。本文通过梳理和探究《新闻报》对甲午战争的报道与评论，力图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报刊舆论、民众心理乃至社会思潮，以求进一步认识整个甲午战争的历史。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体分为叁个部分，以时间为序分别对甲午战争的战前、战中与战后叁个发展阶段的《新闻报》舆论进行梳理与评说。 绪论主要阐明这一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的基本框架和研究重点，并重点概述《新闻报》的基本情况。 第一章主要依据《新闻报》1894年1月至7月的时评史料，对这一阶段的《新闻报》舆论进行梳理与评说，涉及到战前的《新闻报》对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的关注、关注面主要涉及现代矿冶业、现代商业、现代水陆交通和通讯业；涉及到《新闻报》十分重视国家安全，《新闻报》在强调加强国内安全、边疆防务的同时，更将笔触伸向国际格局，力图对当时影响中国的国际形势作一判断，彰显其大报风范；涉及到《新闻报》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将注意力转向朝鲜，《新闻报》时刻关注朝鲜局势，以中朝藩贡关系为重，揭露日本图谋，坚决要求抗击侵略，保护藩属国朝鲜。虽然《新闻报》此时一直强调抵抗日本侵略，但是这种要求对日作战的呼声是建立在片面的日本观和自我观的基础之上，时评中普遍存在一种“轻视日本”的盲目、虚骄心理。最后概括出《新闻报》在这一阶段中的倾向性态度。 第二章主要依据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新闻报》的时评，对这一阶段的《新闻报》舆论进行梳理和评说，涉及到《新闻报》关于战、守、和的议论，认为《新闻报》总体说来基调是主战，在主战的基调中，亦夹杂着大量希望和谈顺利、和局能成、徐图振作的声音；涉及到《新闻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积极献
李敬[3]2006年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字林沪报》舆论》文中指出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报刊珍贵的史料价值，并尝试运用报刊资料进行近现代史的研究。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百年来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绵延不断，资料浩如烟海，成果丰硕，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目前，已有学者开始利用报刊舆论探寻甲午战争期间国人心态及其社会思潮变化，但主要限于《申报》，对其它报刊关注较少，尤其对当时与《申报》、《新闻报》形成叁足鼎立之势的《字林沪报》至今无人问津。故本文另辟蹊径，选用《字林沪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1894和1895近两年的评论报道，突出甲午战争期间这份报纸的倾向性舆论，并透过此力图窥探出国人一定程度上的心态变化与社会思潮转变的轨迹。 本文以战争时序，分为战前、战中和战后叁个部分。另有绪论和结语。 绪论阐明课题研究意义与方法，介绍《字林沪报》概况，回顾相关研究状况及不足之处，并略述全文框架。 结语则回答绪论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并对《字林沪报》舆论中可圈可点及肤浅不足之处予以评价，另外以《申报》为例分析《字林沪报》的舆论性质及其舆论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战前(1894年1月至1894年7月)的《字林沪报》舆论。首先分析其“重俄轻日”的防务心理；嗣后指出其在朝鲜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宗主国心态，并强调其宗主国心理在此间有所加强；随后叙其高昂的主战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最后是战前杂论，谈及其对日本、台湾的关注及提出种种作战策略。其间，该报站在国际视野下主张中日应团结友爱，共振亚洲之兴，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未能完全跳出“天朝大国”的传统理念；对待日本侵略朝鲜，虽积极主战，但又尽显盲目骄躁的情绪；“持久战”与“声东击西”的作战策略，表现出一定的军事见识：对俄国调停，准确地指出俄国调停的真实意图；对台湾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对日本侵占台湾有所警惕等，均是《字林沪报》的特色之处。 第二章，战中(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的《字林沪报》舆论。首先以主战为线索概括《字林沪报》的基本态度，并力图分析战争进程中战和间的微妙变化及心理变化；其次总结其对战争失败的种种批评，并评述其在防务、防奸、
朱晓凯[4]2015年在《《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是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初始时期,源于西方新闻理念的近代大众传媒作为公共文化系统的基本载体之一,通过不断尝试在公共领域制造共识,开始逐渐意识到自身所要扮演的舆论领导者的角色。不过从大众传播所具有的独特属性来看,要想真正成为舆论的领导者,大众传媒还必须进行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这是因为重点报道不仅涉及到新闻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时间跨度、发展深度和地域广度,而且还涉及到新闻事件能否成为一个好的、适合大众传播的话题,并且这一话题还能够引起公众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因此研究中国早期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就不能不研究近代大众传媒所策划、组织和展开的那些极具影响力的重点报道。中法战争(1883-1885)持续时间长达3年,超过了清廷以往所进行的任何一场对外战争；整个作战区域极为辽阔,涵盖越南北圻、福建马江、台湾、澎湖和浙江镇海等多个战场；并且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中法两国打打谈谈、边打边谈,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战争走向呈现出和、战交织的特殊状态,这种状况在清廷以往进行的对外战争中也是从未有过的。因此这场战争不仅是当时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新闻,而且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法战争的确就是一个好的、适合大众传播的话题,中法战争的爆发既为大众传媒提供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新闻素材,也为大众传媒进行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申报》自19世纪70年代初期创办之后,由于坚定地推行本土化路线,很快便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翘楚。从中法战争前后《申报》对议程的设置、对信息的选择、对报道时机的把握以及对重要军政人物媒体形象的塑造等,进而营造出公众话题,并力图引导舆论走向的清晰脉络来看,《申报》对这场战争所做的报道显然是经过了精心谋划和部署,甚至还有可能是举全报馆之力而为之。这期间见诸《申报》报端的不仅有来源广泛的动态消息、连续报道,而且还有观点犀利的时事评论。此外,为让公众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了解战事,《申报》还大量摘译西字报消息,尽力提供新闻的背景资料。在当时完全商业化且又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华文新报中,《申报》对于中法战争的报道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当仁不让地拔得了头筹,《申报》也因此销量骤增,社会影响力显着提升。需要指出的是,《申报》有关中法战争的报道还拉近了它与官场之间的距离,当那些与官场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的战事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后,原本居高临下的官场也开始对报纸的态度由冷眼不屑转为重视利用,这种变化让以《申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俨然看到“言虽出自民间,意可达于君上”的办报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然而《申报》并不止于此,得益于近代以来新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中法战争期间,《申报》还力图在新闻采编的业务层面进行突破性的变革,这种突破性变革涉及到从抽象的新闻理念到具体的新闻操作等一系列内容。战争期间《申报》旨在建立与完善近代中国大众传媒新闻规范的诸多创新之举,从更深层次凸显出报纸的内在功能,因而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大众传媒在新闻采编过程中的操作方式与报道规律。本文对《申报》初创时期的办报情况进行了概述,认为《申报》等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出现,不仅满足了公众对于新闻资讯的迫切需求,而且也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公共话语空间。至于那些初步接受了西方传媒基本理念的早期报人,则无不希望能借助《申报》等近代报刊以实现“文人论政”的理想,从而完成由传统儒家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本文对早期《申报》有关“台湾生番事件”、清军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以及武力介入朝鲜“壬午兵变”这叁场战争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从传播史角度看,近代新闻业的快速发展与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往往都得益于战争的推动,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大众传媒也概莫能外。早期《申报》对这几场战争的报道,既显现出它有意识地制造报刊舆论并期望能以此影响清廷决策的意向,也反映出它为迅速传递战事信息而在采访报道上勇于创新的姿态。本文围绕《申报》与中法战争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背景而展开。本文首先对中法战争的两个重要参与方——法国与越南,基于《申报》国际视域下的国家形象定位进行了论述,认为《申报》的相关报道让公众对法越两国的基本概况以及中越传统的宗藩关系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而这些报道也为其后《申报》有关中法战事的报道奠定了基调、预设了前提。本文重点在分析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舆论以及这些舆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这些舆论包括：战前《申报》对法国侵越目的的推测、对法越两国国家实力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应采取立场的建言等；战争期间《申报》对战与和的态度、对清军与法军的不同评价以及对国际公法的看法等；战后《申报》从加强国防建设、推进洋务运动以及重视“保藩固边”等方面对战争经验教训所做的总结。从《申报》为报道中法战争而设置的诸多议程来看,其报道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激起朝野上下对这场战争的浓厚兴趣,就是为了能够使公众从不同层面来对与这场战争相关的话题进行描述、解读和争论。对于《申报》来说,这既是它作为大众传媒的职责与本分所在,也是它打开报业市场、扩大社会影响的不二法门。本文还关注到了中法战争期间《申报》的舆论特色,尤其是其对刘永福、刘铭传、张佩纶和李鸿章等中法战争期间重要军政人物媒体形象的成功塑造,表明随着近代中国大众传媒的创办与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闻人物开始被置于报刊舆论聚焦的中心,而报刊舆论的这种聚焦在日益成为大众传媒一项重要报道内容的同时,也为拓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留下了生动形象的注脚。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在设定报道基调、丰富采编手段等新闻操作层面,展现出了不少独树一帜、高人一筹的鲜明特点。比如,《申报》始终秉持反对法国侵略的立场,力图通过对这场战争进行客观、公正和全面的报道,来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这种爱国主义报道基调的设定和凸显,在聚拢与遥控读者、扩大报纸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加速和推动了《申报》本土化的进程。战争期间,《申报》还对“有闻必录”这一“新闻体裁”进行了修正,并力图将其转化为寻找事实真相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报人将“有闻必录”作为对所刊新闻不负责任的遁词与借口的通例。此外,本文还对战争期间《申报》的重要报道进行了抽样统计,借此对《申报》访事人的地理位置分布和活跃度、新闻报道的信息源分类等进行了量化研究,并对其在战争期间创办中国首份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及频频发行号外等报业经营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申报》在强化其发布新闻、提供观点等媒体功能的同时,又积极在品牌延伸上做文章,通过主导品牌与延伸品牌的相互补充,《申报》有效地扩大了新闻覆盖的范围,从而为进一步掌握报刊舆论的主动权创造了条件。总之,访事人的日见职业化、信息源的日渐丰富以及品牌延伸的日趋主动等都表明,中法战争对近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萌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本文认为,在面对诸如中法战争这样重大的新闻事件时,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大众传媒总是试图通过精准设置议程,来回应社会的议论与期待,总是试图通过发表各类报道和评论,来影响公众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总是试图通过对热点舆论的聚焦,来增加与受众的粘性,并最终致力于推动大众传媒成为传统权力系统之外的另一种公权力。《申报》的战事报道最终使得以往那些或许还与其有着疏离感的清廷官员、清军将领和乡绅士子们,开始自觉地聚拢在了它的周围,而《申报》的社会影响力也因此迅速攀升。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大众传媒这种持久不懈的努力,一方面源于商业化报纸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也是爱国主义情感的外在流露。不过本文也认为,虽然《申报》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从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新闻专业主义出发,对西字报有关中法战争的报道表达出不满、甚至是指责,但从当时在报刊舆论中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来看,《申报》等近代中国大众传媒与西字报之间的差距还较为明显,西字报的作用仍是众多华文新报所难以取代的。然而尽管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多重制约,但毫无疑问,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大众传媒期待扮演舆论领导者角色的努力和尝试,对中国新闻业今后的发展则始终具有强烈的正向价值。
曾庆雪[5]201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申报》的失实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申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被誉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内容博杂详实,“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自1872年创办以来,《申报》就以商业报纸的形态,进入正处在启蒙阶段的报业市场,以新颖别致的形式、生动风趣的内容以及平易近人的语言,受到欢迎。《申报》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创办之初就在《本馆告白》中提出“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在以后公开征求新闻稿件的告示中,更明确要求来稿应“讲求切实”,凡是投寄的新闻稿,“务将姓名住址另列一号,未具真实姓名,本报照例不能刊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经营22年的《申报》高度关注这场战争,除了招延各地访员,还通过向社会公开征求,转载或翻译外报等方式,不遗余力报道战况。尽管如此,《申报》的战争报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实情节。《申报》战争报道失实情节类型多样,主要可分为细节失实、整体失实,以及使用文学语言造成的语言表述失实。造成《申报》新闻失实的原因可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方面,集权社会的信息控制是造成《申报》报道失实的罪魁祸首。清政府严禁记者随军采访,不向媒体发布战争公报,不允许商业报纸通过电报传递战争新闻,种种限制,使《申报》如同戴着镣铐的舞者,丑态百出。主观因素方面,报人素质的低下是《申报》最大的短板。在当时,新闻业被视为不名誉的行业,报馆主笔多是落魄文人,报界记者(当时称访员或访事人),多是由社会上的“探子”、“抄案”转化而来,他们没有敬业的态度,采访水平差,经常把道听途说、街头巷议之事,添枝加叶后凑成新闻,有的甚至凭空杜撰,造成新闻失实。尽管新闻失实频繁出现,但《申报》追求新闻真实的努力却从未放弃。这种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失实发生前对报道进行反复核实,二是失实发生后,通过连续报道更正和补充前文的失实内容。新闻真实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申报》的战争报道体现出了新闻整体真实的面貌。造成《申报》新闻失实的原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在此方面有所建树,对今天的新闻实践依然有指导意义。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盛行、舆论环境相对宽容、信息传播发达的今天,虚假新闻依然层出不穷,有的甚至耸人听闻,与100多年前的失实报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重新翻看《申报》的失实报道,对今天的新闻人或许也会有些许启示。
黎春晓[6]2017年在《镇南关之战前后的战和之争与《申报》舆情》文中认为中法战争是一场打打停停、历时一年半(1883.12～1885.6)的中外战事。在军事与外交交相角逐的过程中,清朝内部对于要不要打、是继续打还是尽早停战的问题争论不休(学人称之为“战和之争”),贯穿全程:源于中法交战前的保越与弃越之争,在山西、北宁之役后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拉锯式论争,其内容是对法作战抑或讲和。其间,主战、主和两论或势均力敌,不分高下,或此起彼伏,时消时涨。作为扭转中法战局的关键性战役,镇南关之战的影响可谓至巨。学界对此战的研究,大多从军事角度入手,对其“不败而败”结局的讨论尤为热烈。其实,清廷强令“乘胜收兵”,并未浇灭战和论争之火。前线官兵扼腕愤懑以及传播媒介推波助澜,反而把行将沉寂的争论再度推向前台,社会舆情汹涌澎湃,参与探讨国是。可以说,战和之争的终结,是在回光返照中戛然而止的。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多未引起学人的关注。战火烧到镇南关,国门被毁,边疆告警,“战”成为民族生存的不二选择,“和”自然随之销声匿迹。但当清军把法军赶出国门,乘胜南下追击,“和”的音符却在法国政府的坍塌声中响起,胳膊扭不过大腿,于心不甘的前方将士实属无奈,社会舆论的努力付诸东流。清军在镇南关获胜之所以再次触动战和之争的神经,在于战、和两派对这一胜利认识不同。在主战派看来,镇南关大捷使得越北军事形势喜人、法国政局动荡,坚持战斗将能获得更大的胜利,而法人狡诈,这时停战议和将中法国的缓兵之计,遂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叁次电请朝廷勿停战、缓撤兵,督办闽海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封疆大吏群起响应之举。主和派则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清军在镇南关获得的是局部胜利,再打下去,取得全局胜利的可能性很小,而本土台湾形势危急,澎湖列岛尚在法军手中,清军在东南沿海战场处于下风,若值法国政府新旧交接之际停战议和,是最佳时期。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是主和派的领袖,太常寺少卿张荫桓、蛰居乡野的原驻英法使臣郭嵩焘等都附和其主张。使臣倒向主和派,是镇南关大捷后的一个奇特现象。许景澄如此,一向主战的曾纪泽也改变了主张,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有“近代中国百科全书”之称的《申报》,对中法战争关注有加,对战和之争更积极参与。中法战争爆发后,《申报》是第一家派出战地记者的媒体。以可靠的消息来源作为评价战事的基础,该报的评论写得沉稳扎实,富有远见。镇南关之战爆发前,《申报》舆情发生了从新闻报道到评论战事、从评论战事到出谋划策、从出谋划策到左右舆论的变化。镇南关战火燃起后,《申报》进一步关注法国政局,从3个方面分析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去位的原因,进而揣摩法军意图,指出法军将会扩大战争的理由和停战议和的原因,预测战争前景,认定清军有“扫净尘氛,还我藩服”的能力。这些分析的预测,有的尚中窍要,有的则是空中楼阁。镇南关战事结束后,《申报》继续亮出自己的观点:在对待停战问题上,大胆斥责清政府战和不定的态度,对清军过早撤兵深表惋惜,并对中法和议的可靠表示怀疑。在对待中法和约问题上,既不满意按《李福协定》的内容议和,又不满意由西方人代议条约,更不满意条约的内容。在对待善后问题上,提出了加强边界管理、酌量增加防营、整饬军队等积极建议,旗帜鲜明,颇有见地。尤其是对国情的反思,揭露官场吏治腐败,指出边疆开发滞后之弊,洋务运动收效不高等,值得深思。透过《申报》参与战和之争的历程可以看出,战和之争对社会舆论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战、和两派的言论都曾对《申报》产生过的影响,主战论鼻祖刘长佑着名的“能战而后可和”论提出后,《申报》接连抛出社评,阐述、发挥了这一观点。同样,主和的国子监祭酒盛昱提出“战守皆以足饷为主”论后,《申报》连续刊出了《论饷源》、《再论饷源》两文,足见影响之深。尽管战、和两派的观点对社会舆论影响不小,但战和之争的发展却不能左右社会舆论。《申报》毕竟不是官办媒体,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大众,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激发民智的办报方针,决定了它不会迎合朝廷内部战、和两派为政治利益而开展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封建制度下社会舆论对最高统治者影响甚微,这是分析、探讨《申报》参与战和之争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诚然如此,《申报》舆情对战和之争乃至鼓舞民心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申报》是战和之争的推动者,它以舆论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清廷对外政策的妥协;它用事实辟谣,以正视听;它分析战局,使百姓了解真实的战况;它树立中华民族的正面形象,帮助民众提高自豪感和自信心。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董卓然[7]2008年在《晚清政治改革潮流中的社会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报刊记录了时代,记录了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宝藏。作为政治态度相对中立,影响力广泛的近代报刊,《申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主流社会舆论。本文以1895-1903年间《申报》对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的报道和评价为主要资料,着重考察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政治态度走势。从广义社会思潮范畴了解当时代表社会大众主流意识的社会舆论对康有为的评价,从而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勾画晚清社会新旧思想交锋的曲线,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民众对改革的接受程度,从社会层面探究晚清政治改革变革的成败原因。
史梦遥[8]2014年在《晚清时期《申报》（1872-1911）与博物馆信息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清末这一阶段非常重要。相当多的学者在利用有关史料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博物馆状况作了奠基性的工作。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笔者发掘了《申报》这一重要报纸中蕴含的博物馆信息，阅读漫漶不清的影印本《申报》过程虽然辛苦，但梳理材料过后又有诸多新发现、心得与认识，因此又有几分欣慰。《申报》从1872年创办到1949年停办，期间跨了清代、民国两个时代，本文选取的是清代时期的《申报》作为研究的时间维度，即1872年至1911年。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申报》上的博物馆信息，因此凡是1872年到1911年期间《申报》上的所有和博物馆有关的信息都在本文搜集材料范围之内，由于这一时期《申报》还用了“博物院”这个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和现在的博览会概念在当时还没有做了明确划分（博物院既可以做博览会讲，也做博物馆讲），因此也将部分博物院的材料一并收集并有选择的加以研究。绪论部分对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同时对本文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没有在这些基本概念上有何突破，都是在诸多已有的概念表述上选了个人认为正确的一种作为自己的立论的基础。第一章的内容是关于《申报》历史的简述，这部分基本是归纳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分五小节进行论述。第一节介绍了《申报》创办初期的情况，第二节对《申报》董事会的改组和产权转移进行了叙述，第叁节对民国时期史量才经营申报做了介绍，这叁节都是在已有总结基础上进行的归纳。第四节和第五节是本人的总结，分别从史料整理角度对纸本的《申报》的整理和电子版的《申报》数据库的建立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是《申报》相关研究评述。分《申报》的研究专着、《申报》的一般性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这样叁节内容来进行介绍和评述。第叁章到第七章是本人的研究贡献。由于第叁章和第七章所涉及的都是新史料，所以在处理时采取原文引录的方式，这加大了本文的文字量。第叁章论述了《申报》中广告蕴含的博物馆信息，分“经济广告”、“文化广告”和“社会广告”叁小节来探讨《申报》广告中的博物馆信息，这里对“博物院路”这个广告中的地理坐标进行了探微，确定了这个地理坐标所指谓的博物院是上海博物院，是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博物院。另外对这个地理坐标背后的由“圆明园路”改名为“博物院路”的缘由进行了分析。第四章论述了《申报》登载“游记”中的博物馆信息。分博物馆专门游记和游记中涉及到的博物馆两个小节进行论述。这里确定了中国最早详细记录大英博物馆的游记是哪一篇。第五章论述了《申报》上新闻中的博物馆信息。申报的新闻种类繁多，本文对新闻中提到的博物馆进行了归类，把介绍中国境内的博物馆新闻做为一类，把介绍中国境外的博物馆新闻作为一类，把中国文物流落到西方博物馆的新闻作为一类，然后分别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这里确立了“华众会博物院”成立年份，此外还介绍了很多新史料，诸如刘坤一参观了香港博物馆，清末新政时期江西的考试出现“论问西人博物院赛珍会宗旨若何”考题，沈阳要成立“大内博物院”，端方的博物馆建设计划，北京内城“銮仪卫旧署”改为博物院的动议等。对于中国境外的那些外国博物馆的新闻信息，对相关的人名和博物馆进行了分析，外国人名中确定了若干人名的现在译法，中国人名的简称中考证了若干人的履历。第六章论述了《申报》中时论中的博物馆信息。分两小节，第一小节是对外国博物馆论说进行了介绍，这里提供了7条史料，都是以往博物馆史研究者没有提及到的。并且，还对史料本身的失实之处进行了辨析。还发掘出史料的背后相关人物的事迹。第二节是对建议中国设立博物馆的论说进行了介绍，同样，这里介绍的都是新史料，尤其是“拟创设博物院小引”一文，可以说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全面论述博物馆建设的论文。第七章对《申报》中转载的奏折、章程、圣谕之类官文中的博物馆信息进行了归纳分析，由于这类官文可以在其他史料中见到，所以本文的处理方式不同于上述做法，最后对这些官文中涉及的人物及其博物馆意识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结语对全文进行了概括。《申报》中的博物馆信息非常丰富，本人出于控制论文的篇幅和完成论文时间的考虑，仅仅对清代这一时段的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论文的深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闫小会[9]2014年在《《申报》视野下的清末立宪》文中研究说明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次重大政治改革运动。《申报》在清末立宪时期是一份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结合历史学、政治学、新闻学，试图研究《申报》这一社会媒体，重新审视二十世纪初这场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本文以1901年至1911年的《申报》为主要研究资料，文章主体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申报》由维护封建统治到初步要求立宪。该部分以时间为脉络，分析《申报》1901年1月至1906年8月这一时期与立宪相关的舆论，并探究其态度转变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申报》所宣传的宪政理论及政治见解。《申报》在宪政理论方面的宣传内容主要有：国会、宪法、政党、责任内阁，并对咨议局提出了相关意见。《申报》对宪政理论的宣传推动了立宪思潮的发展,加深了民众对宪政的认识，同时刺激国民的参政意识的觉醒。第叁部分，以国会请愿为例分析《申报》所鼓吹的立宪救国舆论。《申报》积极宣传开国会的缘由，为国会请愿活动出谋划策，推动请愿运动走向高潮，时时跟踪报道请愿活动的近况，揭露清政府伪立宪的丑恶嘴脸。第四部分，通过分析《申报》自1901年到1911年的舆论，探究《申报》对清政府筹备立宪和暴力革命的态度。该报起初对清政府筹备立宪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清政府不断在背离宪政与欺骗人民间摇摆，使《申报》不断在失望与希望边缘徘徊。对于暴力革命《申报》则是经历了漠视与否定、同情与非难到投向革命的转变。
彭利芝[10]2004年在《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舆论》文中研究指明中法战争，是晚清反侵略战争史上屡有胜绩的一次战争。研究本次战争的论着不少，一般集中在战役的考证、结果的评价、清廷重臣对战争的态度及影响分析等方面。本文以1872至1885年《申报》上发表的有关中法战争各类文章为依据，力图勾勒中法战争期间《申报》舆论的大致轮廓，从中观测《申报》对这场战争的基本态度。 本文根据战事的进程，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战前舆论。战前，《申报》舆论强调“保藩固边”，以《李宝协定》被毁为分水岭。之前，以和平解决的意见占据上风；之后，认识到法人的侵越窥滇图谋，主张积极抗法。 第二部分：山西之战后至北黎冲突期间的舆论。山西战后，陆地鏖战法军、直捣西贡，忧虑海防的言论萌发。而北宁战败后，出现了“和”的倾向，以致津约议成，斥责与理解的言论并存。 第叁部分：北黎冲突至镇南关大捷期间的舆论。北黎冲突后，《申报》舆论坚决反对允赔、支持主战、速战。马江战败后，开始分析败因、总结教训，关注防奸。同时，直视台湾之战，呼吁迅速援台。 第四部分：镇南关大捷后的舆论。镇南关大捷后，《申报》对议和责声汹涌，建议妥筹善后事宜，反思了洋务运动之得失，主张继续“习西学，仿西法”。 四个阶段的《申报》舆论，可以发现，战与和意见的分歧是《申报》舆论的争论中心。整个中法战争期间，《申报》舆论如同一面旗帜，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宣扬中国参战的正义性，树立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且根据战事进程，及时总结军事经验与教训，为战事取胜出谋划策。此外，《申报》舆论肯定了洋务运动的成绩，指出了其不足，建议坚持向西方学习，深化变革，其观点仍未突破洋务思想的框架。
参考文献：
[1]. 甲午战争期间的《申报》舆论[D]. 陈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2]. 甲午战争期间的《新闻报》舆论[D]. 姚颖冲.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3]. 甲午战争期间的《字林沪报》舆论[D]. 李敬.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4]. 《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D]. 朱晓凯. 安徽大学. 2015
[5].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申报》的失实报道研究[D]. 曾庆雪. 山东大学. 2015
[6]. 镇南关之战前后的战和之争与《申报》舆情[D]. 黎春晓. 广西师范大学. 2017
[7]. 晚清政治改革潮流中的社会舆论[D]. 董卓然. 浙江大学. 2008
[8]. 晚清时期《申报》（1872-1911）与博物馆信息传播研究[D]. 史梦遥. 吉林大学. 2014
[9]. 《申报》视野下的清末立宪[D]. 闫小会. 吉林大学. 2014
[10]. 中法战争期间的《申报》舆论[D]. 彭利芝. 华东师范大学.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