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翔[1]2014年在《关于明代民歌研究的一些思考》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代民歌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文人——民歌——文学"的研究路数已经"题无余义",亟需开拓新的思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明代民歌之特质,仍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在研究环节上存在着缺失,只重其"盛"而不重其"衰";将明代民歌作为史料运用时,存在着简单的"客观反映论"现象。鉴于此,笔者在对当前明代民歌研究现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以"文人"为落脚点的新的研究思路,旨在通过对文人和民歌之间发生关系之状态的考察,研究文人的心态、观念、文学活动、生存状况,并进一步探求在雅俗互动的背景下,这种状态有着怎样的深层文化意蕴。同时,在此思路基础上,对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齐心苑[2]2013年在《明代咏物民歌研究》文中认为晚明时期,民歌在时代风气的影响和社会上下的参与下获得了空前发展,出现了“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的盛况。明代民歌独立于正统的主流文学之外,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而且和晚明文学思潮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构筑了具有晚明特色的崇真重俗的文化氛围。明代民歌具有修辞、民俗、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明代咏物民歌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可以说是明代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歌中非常特别的一类,具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本文第一章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明代咏物民歌的私情内容,从情感的角度将其细分为私情之私、私情之喜、私情之忧和私情之苦四个方面。接着分析了明代咏物民歌中食物与色情二者的微妙的关系,追溯我国文学文化中食物和色情关系的源流并结合当前社会现象,试着分析其中原因。第二章有针对性地从双关的大量使用、以物拟人的灵活多变、物象的推陈出新叁个方面详细论证了明代咏物民歌的咏物特色。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论证了明代咏物民歌蕴含的地域色彩和民俗文化。论证过程中前者紧紧围绕民歌文本,论述明代咏物民歌中蕴含的吴地民生特色和民歌显示出的韵部、语汇特征。后者则结合相关的小说、笔记、方志等资料,详细论证了明代咏物民歌中反映的物质生活风俗、游艺风俗和信仰风俗。此外第四章最一节还对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物名游戏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五章先后对比了明代的咏物民歌和咏物诗、明代咏物民歌和谜语,由这些对比发现晚明时期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刺激集中在对“真”、“俗”的认同而不是创作技巧的效仿。但具体到俗文学内部,民歌和谜语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有时甚至共用某些词句,谜歌便是二者关系的最好证明。明代咏物民歌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正是因融汇了众人的智慧和想象而极具震撼力。它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和丰富的文学文化意蕴,以其广阔的内容和自然高妙的艺术展示了明代平民的智慧。他们“以物为中心”,展开联想与想象,构筑了一个歌声里的激荡艳冶的世界。不少明代咏物民歌因淫亵而屡受诟病,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物欲横流之世,人们常通过夸大人欲来寻找自我存在的真实感。
王宇明[3]2012年在《从《挂枝儿》、《山歌》看明代民歌与散曲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歌古已有之,至明代则臻鼎盛,无论市井百姓,还是文人墨客,皆竞相传送,因而明代人自称民歌为“我明一绝”。但是明代民歌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尤其与明代散曲的发展轨迹展示出相对的共时性,因此考察明代民歌与散曲的关系是有意义的。本文以冯梦龙的民歌集《挂枝儿》、《山歌》为切入点,对明代民歌与散曲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共分为叁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民歌与散曲在明代繁荣的情况,探究了“民歌”这个词语在历史上的流变、民歌在明代的发展情况,以及和《挂枝儿》《山歌》相关联的冯梦龙民歌理论,同时分析了民歌与散曲在明代并行发展的轨迹。第二章具体考察明代民歌与散曲共时性发展的情况,这一章以《挂枝儿》和《山歌》中的作品为线索,首先考察明代民歌对散曲的产生及其发展发挥的促进作用,其次对明代民歌与散曲进行比较研究,主要从明代民歌与散曲在曲牌、篇制、精神风貌、题材、语言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并引入几例作家个案进行研究。第叁章将明代民歌放到雅俗文学互动和晚明文艺革新思潮的背景下进行再观照,主要研究明代文人的通俗文学观和散曲理论,以及明代文人创作拟民歌[挂枝儿]、[锁南枝]等的情况,研究文人对待民歌与散曲所产生的雅、俗分野,并从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分野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明代文坛产生的影响。
周玉波[4]2004年在《明代民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明一代，出于间巷的民歌日渐活跃，由成、弘而嘉、隆而万历，以自然清新的魅力直接影响了其时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文人开始积极主动地汲取民歌的营养，在重性情、重个人体验的层面，完成了对各种形式主义的冲击和反拨，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具有人文启蒙意义的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内涵。 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发生论。包括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九章。明代民歌的势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式化严重的雅文学需要有新鲜力量的刺激，而民歌正好能够起到这种作用，于是得到了正在为雅文学寻求出路的李梦阳的青睐——“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的发现告诉我们：李梦阳的复古，实际上不是要做古人影子，而是要回复到朴素、自然的轨道上来，这一点与民歌的精神，恰恰是相通的。万历年间，北地、中原民歌一起汇入南方民歌的洪流，《挂枝儿》风行一时，形成令人惊叹之局面，在此过程中，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袁宏道等人功不可没——一方面，新鲜活泼的民歌成为他们向旧传统宣战的利器；另一方面，民歌也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并最终成为推动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有生力量。论文还从传播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李开先、冯梦龙等人为明代民歌发展、壮大所作的贡献。 本体论。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二章、第十叁章。民歌之所以得到时人的喜爱，最主要的是因为它不虚饰，少格套，情真意切，因而沁人心脾，同时也因为它“私情谱”(冯梦龙《序山歌》)的特征满足了晚明社会受众纵情声色的心理需求。论文对明代民歌的情爱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同时还拓展研究视野，如从“跳槽”类民歌透视晚明社会的性爱风气，探讨娼妓业的繁荣与民歌兴盛的关系，从小曲的角度切入推定《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这是明代民歌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延伸的尝试。论文还对十种稀见戏曲选集收录民歌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一是大体理清了明代民歌在不同时期的存在状态，二是初步统计出现存明代民歌的数量约在2000首左右，叁是纠正了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等着述中引用明代民歌的某些错误，四是考察了民歌在不同刻本中的互见情况。 影响论。第八章。明代民歌对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影响是明显的(理论上的影响，论文的“发生论”部分已经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创作实践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词、曲的俚俗化倾向上，尤其是曲，明代的文人小曲如刘效祖的《挂枝儿》是文人散曲向民歌学习的典范，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背景论。包括第十章、第十一章。明代民歌的兴起、繁荣，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超越文学意义的社会现象，因此，以后现代理论来观照明代民歌反抗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内在精神，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探讨明代民歌发生、发展、壮大的社会动因，既是研究方法创新的努力，也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明代民歌和与之有着紧密联系的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现代意义。
徐文翔[5]2014年在《明代文人与民歌》文中认为文人与民歌之结缘,有着悠久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明代中后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异。概言之,中古及更早之前,文人与民歌结缘,基本上是走着“化俗为雅”、“俗为雅用”的路子,文人出于自己的艺术良心,从民歌中汲取营养,为雅文学的创作提供借鉴。而到了明代,尤其是中晚明,这种趋势已经开始产生变异,部分文人一反传统,开始对“雅”文学的审美风格进行“俗”的追求。从李梦阳、李开先到袁宏道、冯梦龙,他们与民歌之结缘呈现出一种迥异于中古色调的群体自觉,达到了“从雅到俗”、“以俗为雅”的雅俗之间真正平等的互动。那么,这种变异为什么会发生在明代呢?明代文人与民歌之结缘,在这种雅俗互动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怎样的情形?存与民歌、文学、文化所发生的一系列关联中,作为主导的文人,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的?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这一些系列问题进行一个总体的探究。鉴于以往明代民歌研究多偏重于以“民歌”为本位的角度,本文将视角转换到“文人”身上,从文人这一主导因素着手。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对文人和民歌结缘状态的考察,研究文人的心态、观念、文学活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在雅俗互动的背景下,这种结缘有着怎样的深层文化意蕴。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论证与描述相结合；具体论述中,注重文字与图表、数据相结合；涉及到一些弹性的概念,尽量采用描述性语言,或提出合理的推论,力求使论文更加客观、严密。全文由绪论、正文与结语组成。绪论在对当前明代民歌研究现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明代民歌的再定义问题,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进而提出以“文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的转换。同时也论证了本文研究思路的可行性,介绍了其创新点和存在的一些不足。正文分五章。第一章对明代文人与民歌结缘之情形进行概述,以获得初步的了解。首先,概述明代之前文人与民歌结缘之传统,以探求文人与民歌之间、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所发生关系的作用规律,并明确文人和民歌在这一过程中所分别担任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对明代文人与民歌结缘之背景和方式进行全面的考察,从外部和内部对其结缘之性质进行研究,初步明确其在商品经济、文化政策和社会思潮影响下,与此前历代在本质上所不同的近世色调。同时,对与民歌结缘之文人进行考察,从其生活年代、主要活动地域、社会身份等方面,研究其个人与民歌结缘如何具体受到时代及文化背景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讨论明代文人对民歌的理论接受。不同的文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学观念亦不同,对于同一事物,其理解自然也很难完全一致。因此在对同一民歌特质的接受上,不可避免会出现“各取所需”的情况。此外,从“人”的角度来将,不同的生活方式、气质秉性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民歌的“真”与“情”的理解。本节的主要任务,便是讨论明代文人对“真诗在民间”这一诗学命题中的“真”的不同阐释,以及对民歌之“情”从“泛情论”到“情爱论”的观念嬗变。鉴于冯梦龙首次赋予民歌以文体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非常超前的民歌观念,故将其单独论述。此外,本章也对反对民歌的声音(包括文学上的和道德上的)一并讨论。第叁章主要讨论明代文人对民歌的创作接受。明代文人对民歌的创作接受,最直接、最集中的是他们大量的拟民歌创作,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文人在进行拟民歌创作时微妙的心态。与拟民歌创作相关的,是明代文人的竹枝词创作,本章选取了几位对民歌进行理论揄扬的文人,研究其竹枝词创作与民歌观念及民歌创作的联系。文人对民歌的创作接受,也影响到其诗歌、散曲的创作,这一作用,属于“雅文学世俗化”的一个方面。此外,创作接受还包括文人在写作白话小说时对民歌的使用。最后,则是明代文人对民歌热情的衰减。历来论者只重其“盛”,不重其“衰”,这无疑是研究环节上的一个缺失,本章末节即意在弥补这一缺失。第四章主要讨论明代文人对民歌传播所起的作用。首先,少数精英文人对某几类民歌的偏好,客观上扩大了此类民歌的影响。其次,冯梦龙编辑的《挂枝儿》和《山歌》,流传甚广,直至今日仍是我们了解明代民歌的重要文本；更可贵的是,他在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编辑原则和方法,对民歌的传播居功甚伟。第叁,文人对民歌的传播所起到最大的推动作用,实则在于广大与书坊主合作编选、刊刻各类民歌集的下层文人。民歌由单纯的传唱,到通过书坊而成为文木,是民歌传播史上意义重大的转变；而大量不知名的下层文人,无疑是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力量。最后,文人与民歌之结缘也并非完全是单向的,在某些方面,民歌也有一定的主导性,譬如民歌传播中对文人形象——“山人”的选择和映射。第五章主要讨论明代文人与民歌之结缘所涉及到两性观念的一些问题。作为“性张力”的缓释者,文人如何通过民歌中的情歌来达到这一目的?民歌及其他色情文学中的“欲女”形象,是怎样与贞女、才女一起,共同构建起明代文人的女性观的?文人热衷于创作嘲妓类的拟民歌,其文化心理又是怎样的?木章即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结语是全文的总结,主要回顾了各章的重点内容,从宏观L对明代文人与民歌之结缘状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属性进行了概括,并对雅俗互动背景下文人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进行了评价。
乔婷[6]2016年在《明代民歌与古代朝鲜时调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民歌是人民在劳动过程中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学形式,题材广泛,涉猎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民歌作为明代的标志性文学形式,打破了原有传统文学的创作格局,以通俗性和广传性跻身于经典文学之列,极大地丰富了明代的民间文学内容,成为明代的标志性文学形式。时调是古代朝鲜文学的一种重要样式,最早出现于高丽末期。形成之初,它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具有歌词内容短、提炼度高、听赏性强等特点,长期以来广受群众喜爱。时调在朝鲜逐步发展成为韵文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随后在体式上也掺入一些新的因素,例如乡歌等,这对之后朝鲜诗词歌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时调起初由文人创作,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和规范性,后期百姓也加入创作之列,时调的特点也由此发生改变。目前,学界对明代民歌和古代朝鲜时调分别予以了研究论述,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而将两种文学形式进行比较的研究甚少。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明代民歌和古代朝鲜时调形成背景和创作概况。第叁部分论述了明代民歌和古代朝鲜时调在主题内容上的异同点,从中心主体和表现内容的角度上,对明代民歌和古代朝鲜时调的异同点予以了比较分析。二者都揭示了社会现实,歌颂了本真爱情,表达了羁旅之思,但二者在思想观念、咏物对象和反映社会民俗角度上都有所差异：明代民歌多反对“克己”之风,多表现人文景观,多描摹生活场景；相比较而言,古代朝鲜时调多遵循儒家纲常思想,多歌颂自然风景,多描写时令习俗。第四部分介绍明代民歌和古代朝鲜时调艺术特色上的异同点,二者都具有善用修辞、使事用典、借景抒情的共同特点。同时,明代民歌与古代朝鲜时调又具有不同的艺术特色,二者在审美特征、意象特征、语言风格上都各具特色：明代民歌以俗为美,其意象多生活化,语言多通俗直白,而古代朝鲜时调以雅为美,其意象多艺术化,多用比兴,语言委婉含蓄。在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民歌和古代朝鲜时调这两种重要的文学形式予以客观评价,为中韩两国的民间文学发展与继承提供理论借鉴。
周玉波[7]2003年在《“我明一绝”是民歌》文中研究指明陈弘绪《寒夜录》引卓珂月语云:"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杆》、《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对作为"我明一绝"的明代民歌,在文学发展的格局中,联系晚明文艺革新思潮这一特殊背景,作一过程性的梳理,从中找出民歌这一生命力旺盛但是却不时
陈晓雪[8]2013年在《论明代歌妓与民歌传承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明一代,民歌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的局面,民歌从内容、演唱者和演唱环境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点。晚明时期娼妓业极为繁盛,歌妓参与民歌创作与传播成为普遍现象,这些都显示出明代歌妓与民歌传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从历史语境、传承因素、民歌内容叁方面论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除了绪论外,共分为叁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并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加以界定,然后对明代民歌与歌妓的研究现状做了系统地梳理,最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第一章,明代民歌兴盛的历史语境。明代民歌兴盛的历史语境包括宏观语境与特殊语境两个方面：宏观语境体现在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正统诗文的衰落与文人导向、上层阶级的好尚与奢靡的社会风气叁个方面；特殊语境则分别表现为晚明娼妓业繁荣与民歌兴盛的时期相吻合,明代民歌中娼妓题材大量介入,以及青楼成为民歌演唱的主要场所。第二章,明代民歌的传承因素。歌妓视域下的明代民歌,其传承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承主体为歌妓,歌妓主要来源于罪臣家眷和俘虏,具有“娱情”、“娱性”两重身份,从而具备了演唱民歌的内外条件；二是表演场所为青楼妓馆,青楼文学的历史传统与青楼的制度和设施,使青楼作为民歌的演唱场所成为可能。第叁章,歌妓传承下的明代民歌。明代民歌主要包括私情歌与生活歌两类,其中与妓女相关、表现妓院生活的民歌、以及主要由妓女演唱的民歌,与普通民歌相比,表现出不同的特质。
熊安林[9]2015年在《明代民歌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明代是民歌发展的巅峰时期。明代民歌内容颇丰,又以吟咏爱情婚姻为主,女性成为民歌的主角。因此,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对明代民歌中的女性形象作较深入的研究。第一部分:绪论。探讨这一论题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推导本文研究的可行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特色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明代民歌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和独特之处。明民歌女性可分为寻常良家女子、青楼妓女、出轨女子、其他女性形象等几类。她们与前代民歌中的女性形象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自身的特点。这首先表现为女性类型大大增加,其次,她们对情爱和情欲的追求更为大胆直露,最后,明代民歌中出现了历代民歌少有的以拟人手法明为写物实则写女性的被“物化”的女性形象。第叁部分:明代民歌中的女性意识及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明代民歌中的女性具有强烈的私情意识、性意识和怨恨意识,客观上讲,这些意识对传统道德具有有一定的冲击力量,昭示着晚明人欲萌动的历史现状,具有时代进步性。然而在一个道德破而未立的时代,历史的积沉,现实的限制,都使得明代民歌中的女性意识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和局限性。第四部分:民歌女性所处伦理关系及晚明市井女性的生存状况。她们处在夫妻、情侣、母女等伦理关系模式中。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晚明市井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即传统伦理模式的破而未立、贞节观念发展到极致后出现了嬗变,女性的政治、经济、教育状况仍然停滞不前。第五部分:明代民歌女性形象的形成原因。男性创作主体对女性的书写是民歌女性面貌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市井男性自发创作的民歌,二是男性文人有意拟作的民歌。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复杂的原因,总体而言,这是有明一代的时代机制和风气在民歌领域的反映。此外,女性对自身的书写是另一原因,一方面她们对男性的赏玩心理表示默许,甘愿加入书写自身的行列,另一方面也是现实中感情受到压抑的一种宣泄。最后,心学日趋世俗化,催生了一批具有民间视角的文人学者,他们热切地赞颂和关注民歌,对民歌女性形象的辑录和保存功不可没。
罗嫦[10]2017年在《冯梦龙山歌集《挂枝儿》、《山歌》“情教”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冯梦龙是明代通俗文学家,也是晚明尊情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搜集、整理、编撰了一系列涵盖多个领域的通俗文艺作品,涉及小说、戏曲、山歌、故事、笑话、经史等多个文学创作领域。他推崇民间俗文学传统,重视通俗文学所蕴含的真挚情感和教化作用。他编撰民歌集《挂枝儿》、《山歌》,视这些流露人的内心自然情感的山歌为“民间性情之响”,认为山歌具有“发名教之伪药”的作用。“情教”观是冯梦龙重要的文学理论之一,是其“以情化人”的审美思想和通俗文艺观的具体实践,他的山歌便以“情教”观为理论基础。因此,以《挂枝儿》、《山歌》为研究对象,探究冯梦龙的“情教”观,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在细致、全面地阅读冯梦龙山歌集《挂枝儿》、《山歌》的基础上,结合晚明时代背景和冯梦龙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学实践活动,对其山歌中的“情教”观进行细致的分析,并探讨其价值和意义。首先,从学理角度,对“民歌”和“山歌”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对《挂枝儿》和《山歌》的曲名及成书时间做了分析;对冯梦龙民歌采集编撰活动予以总体评析。其次,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角度,追溯冯梦龙“情教”观形成的内因和外因,借此把握冯梦龙以“情”为本的“情教”观理论基础。再次,着重分析和探讨山歌集《挂枝儿》和《山歌》中蕴含的“情教”思想。重点对冯梦龙辑录山歌中的“男女私情谱”、“崇真”的文学批评标准、女性观念的突破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最后,重点探讨了冯梦龙山歌“情教”观的意义。本研究认为,冯梦龙立“情教”,引领了晚明情学思潮。冯梦龙有坚定的“适俗”立场,以通俗的文艺形式——山歌,传达平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反映市井小民的精神面貌、情感世界和价值追求。本研究还认为,冯梦龙“情教”观和他“崇真”的批评标准,蕴含着一定的民主和启蒙思想,对当代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关于明代民歌研究的一些思考[J]. 徐文翔. 文学与文化. 2014
[2]. 明代咏物民歌研究[D]. 齐心苑.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3]. 从《挂枝儿》、《山歌》看明代民歌与散曲的关系[D]. 王宇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4]. 明代民歌研究[D]. 周玉波.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5]. 明代文人与民歌[D]. 徐文翔. 南开大学. 2014
[6]. 明代民歌与古代朝鲜时调比较研究[D]. 乔婷. 延边大学. 2016
[7]. “我明一绝”是民歌[J]. 周玉波. 古典文学知识. 2003
[8]. 论明代歌妓与民歌传承的关系[D]. 陈晓雪.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9]. 明代民歌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熊安林. 重庆师范大学. 2015
[10]. 冯梦龙山歌集《挂枝儿》、《山歌》“情教”观研究[D]. 罗嫦. 苏州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