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光[1]2004年在《未来办公室间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办公空间是现代人生活的中心，设计良好的办公空间可以保持良好的身心平衡，促进工作交流，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人类生活形态和工作方式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工作将由个人电脑，网络，行动电话等代替，改变了办公空间现有的面貌，产生新的工作型态及办公空间。为了顺应这种变化，指导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本文对未来办公空间设计的有关理论及实际应用做出一些探讨。 本文首先从生活形态的变化、社会发展角度和办公方式的变化整理了办公空间发展的历史，重点描述了工业社会的现代办公空间和信息时代的高科技办公空间的几个阶段。 其次根据部分案例概述国内办公空间的现状，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现代办公空间的优点及存在的弊病。 再次，根据前文总结提出影响办公空间设计的叁大要素，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只有从人出发，从人的心理、生理需求出发，才能创造出一种有机的整体的办公环境。 然后，文章初步总结了未来办公空间的发展趋势，强调在人性化和生态化设计的前提下将呈现出的六种大的趋势：生活空间一体化、智能化倾向、新办公文化倾向、弹性化设计倾向、功能复合化倾向、办公家具新倾向。 最后，文章以办公空间设计的步骤为顺序，对未来办公空间进行具体设计，依次对未来办公空间新文化性、办公空间规划、办公空间的气氛诸方面深入分析、研究，预测出未来办公空间的设计原则和方法，以便于有效地改善办公环境，体现了设计以人为本的思想。
杜郭莹[2]2008年在《80年代后办公室空间环境形态演变》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80年代后办公室空间环境形态的演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人在办公空间中角色的变换为主要研究的线索,以办公空间设计应以人为本为研究的基本原则。希望通过对80年代后办公室空间环境形态的演变深入地、系统地分析研究之后,在探究其发展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脉络的基础上,通过此演变过程中空间环境形态的变化,掌握其演变规律的同时,探索从改革开放后至今,办公空间环境形态的演变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探寻适应社会发展和需求方向的办公空间模式。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从时代背景入手,分析了我国80年代后办公空间形态演变与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办公空间环境形态的外在表现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方向。其次,在此基础上,对80年代后的办公建筑设计进行分析研究,主要是对其内部空间形态的研究,通过空间组合、空间限定、平面布置、空间尺度,家具布置的变化,探寻我国的办公空间环境形态演变的历程。再次,通过办公设备的变革,找出我国办公空间环境形态发展的推动力量,人们在使用办公设备的过程中所传达的使用情境,会造成不同模式的办公形态。进而,分析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办公空间环境形态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的办公方式的变化。最后,通过办公行为的变化,来探讨“人”在办公空间中的角色变化。
支继超[3]2016年在《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国作为国际体系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国际体系的平稳转型需要成熟理性的大国关系作为支撑,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也依赖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环境。摒弃“冷战思维”,打破“国强必霸”逻辑,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这不仅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理性和现实选择,也是中美两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世界大国责任。本文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模式,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面临的时代选择,论述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条件、基本原则和建构路径。第一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搭建了一个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关系互动的学理性分析框架。论文对国际体系、体系大国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总结了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要素和主要影响;分析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大国角色和大国互动关系模式;通过分析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转型时期的大国互动,为研究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与分析方法。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变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主要呈现出叁大基本态势,即世界权力的流散、系统效应的强化和体系混沌的出现。在此背景下,当代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挑战方面,体系结构的转型客观导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体系规范的转型影响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制度竞合,体系文化的转型则凸显了中美两国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在机遇方面,国际体系转型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条件,国际秩序的重构需要中美两国重新调整双方的发展战略,国际体系的治理则要求中美共同担负国际责任,为大国的合法性提供新的来源。第叁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从利益、制度、共识叁个视角论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在利益基础方面,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密切相互依赖的利益格局,双方的共同利益呈现逐步拓展的趋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利益动因。在制度基础方面,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中美两国政府间战略对话与合作机制,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对话机制。它们为中美两国开展对话和协商,消除分歧与争端,开展战略协调与合作,创造了广阔的制度平台。在战略共识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重新规范中美关系成为双方的共同选择,自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两国元首和高级官员逐渐凝聚起了共同经营的战略共识,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强大的观念动因。第四章,深入论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原则与模式。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关系议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中美两国关照对方的国家利益,维护双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于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以及相互认同对方的大国地位。中美两国应当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的指导下,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不冲突、不对抗;深化合作共赢的利益格局,夯实两国和平发展的利益基础;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防止在安全问题上出现战略误判。中美两国应当秉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共荣”原则,通过维护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为打造稳定优良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大国贡献。第五章,探讨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路径。首先,体系权力的全球性流散和系统效应的强化,要求摒弃传统的“国强必霸”理念,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制度合作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搭设了对话与合作平台,使中美有条件实现大国协调与合作;第叁,通过思维创新超越“冷战思维”,在全球治理和合作共赢等理念上形成广泛的战略共识;第四,通过发展协同促进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共同进化”。在国际体系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日益密切的时代,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时代课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共同责任。它不仅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将造福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
董辉娜[4]2007年在《企业并购的战略整合研究》文中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并购己经成为企业迅速扩张、实现跳跃式发展的重要途径。自19世纪末以来,全球已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浪潮。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经历过两次大的并购浪潮后,目前已进入第叁轮并购浪潮。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竞争的白热化,使企业间的并购活动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但与日益高涨的并购金额和数量巨大的并购案例相比,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并购失败和没有任何效果的并购活动占并购活动总数的42-46%。国内外学者为此作了大量调查分析,普遍认为并购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整合措施是导致并购失败的关键因素。战略整合是企业并购其它要素整合的先导,贯穿于并购整合的全过程,涉及企业战略的各个层次,如果被并购企业的战略不能与收购企业的战略相互融合,并在融合的基础上制定全新的战略,那么两者之间很难发挥出战略的协同效应。因此,对企业并购的战略整合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首先从战略整合相关理论入手,总结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成果;然后依据战略层次理论,论述了企业并购的战略整合内容;根据并购双方战略依赖性与组织独立性需求,归纳了四种典型的战略整合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具体分析与对比。其次构建了战略整合的过程,并对整合过程进行项目管理,建立整合管理办公室,引入整合经理,从而确保整合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对战略整合的实际操作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文通过研究企业并购的战略整合工作,试图为企业并购的整合行为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实践上的借鉴。
王少剑[5]2014年在《移动微博技术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出现全面快速的发展。然而目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量不足,渠道单一,时效性差,服务主体的服务意识薄弱,使得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极大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工具或途径使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各供给主体能协同合作以增强服务能力,同时提高服务对象等主体对公共服务过程的监督能力,保证公众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通过有效渠道及时提供给分布分散、个体差异化程度高的服务对象,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服务氛围。移动互联网和微博技术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一种低成本、广用户基础和便捷快速的技术工具。我国基层政府已着手探索利用信息技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种模式,力求借此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实践探索应立足于实际需求,并有理论指导。目前,信息技术导入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服务过程。信息技术导入服务过程中对组织能力的提升是研究组织绩效作用机理的一种重要方面。其中,信息系统能力观和能力层级观是两个重要理论视角。在公共服务领域,移动服务和微博服务等信息技术的导入和应用对服务绩效提升具有重大意义,但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是基于传统互联网的电子政务服务绩效的研究,相关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新兴信息技术情境还不得而知。因此,探索移动互联网和微博技术等新兴信息技术导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后对服务绩效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嵊州市作为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的100个电子政务服务试点县之一,利用基于移动微博技术的移动民情微群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效果显着,先后受到人民日报和新华网等媒体的关注,产生广泛积极的社会影响。基于此,本文以移动民情微群为研究对象,探索移动微博技术导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过程对服务绩效的作用机理。本文从移动微博技术导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过程出发,以信息系统能力观和组织能力层级观为理论基础,经探索性案例分析、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探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作用机理。具体研究问题有叁个：1)本文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从协同能力和监督能力两个维度判断两种技术对公共服务流程能力的作用,并根据信息系统能力观,研究流程能力对公共服务绩效的作用机理。2)本文识别移动微博技术从内容服务能力和服务交付能力两个维度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作用,并根据组织能力层级观,研究信息系统使能的低层级流程能力通过高层级服务能力影响公共服务绩效的中介作用机理。3)本文探讨了代表信息系统应用水平的移动民情微群使用率和移动民情微群事件办结率对公共服务流程能力影响公共服务绩效强度的调节作用。通过对嵊州市382个使用移动民情微群的行政村的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移动微博技术导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过程提升的服务流程能力会正向影响公共服务绩效；2)移动微博技术提升的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会在公共服务流程能力影响公共服务绩效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3)除了移动民情微群事件办结率在监督能力和服务氛围间关系不起调节作用外,移动民情微群使用率和移动民情微群事件办结率会在公共服务流程能力两维度和公共服务绩效两维度间关系发挥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1)基于信息系统能力观解读出移动微博技术导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提升的服务流程能力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服务流程能力两维度即协同能力和监督能力对公共服务绩效的正向作用；将信息系统能力观拓展到移动公共服务领域。同时,本文也重新解读基于移动微博技术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维度,提出新兴信息技术导入短期内会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长期将在服务提供者间形成良好的“服务氛围”；2)基于能力层级观解读出移动微博技术导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后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主要包括内容服务能力和服务交付能力,并验证服务能力两维度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流程能力和公共服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拓展了能力层级观的应用范围；3)识别和判断移动民情微群使用率和移动民情微群事件办结率等信息系统应用水平对移动微博技术导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过程在服务流程能力和服务绩效间关系发挥调节作用。总之,本文以浙江省嵊州市各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打开了移动徽博技术导入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作用机理的黑箱,对基层政府利用信息技术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参考价值。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基层政府信息技术使能的公共服务新方式的实践启示,具有实践意义。此外,本文弥补了基于信息系统能力观和能力层级观的信息技术导入公共服务领域的流程能力、服务能力和服务绩效间关系的研究空缺,提出并验证移动微博情境下的公共服务绩效作用模型,具有理论贡献。
张秋硕[6]2016年在《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的发展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随着2003年我国首轮大规模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实施以来,保障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成为了一项社会共识,建立和完善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亦随之日益备受关注。在教育部“审核评估”导向及“管办评”分离改革驱动下,不少高等院校内部纷纷设置了独立的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或质量监测机构,如质量管理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或评估办公室等,成为了协调和管理校内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正常运转的新兴部门。它们的出现一方面对优化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组织结构、促进校内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局限于自身业务水平与校内认可度,该类组织在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重重困难。现有研究大多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从应然层面对该类组织的理想模型进行了构建或完善；而本研究则以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为分析视角,着眼于实然层面对该类组织的发展机制进行探究,并以期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建议。研究选取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为基本视角与分析框架,以H大学内部教学质量评估机构为例,以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受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双重影响为关注重点,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情景观察、调查访谈、量化统计与分析等技术手段,对H大学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的产生、组织的变迁、组织的行为以及组织的困境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制度规则中的合法性需求,而并非出于技术性目的。其发展更多的受限于制度环境的规范,而并非真正围绕着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技术性需求所展开。通过研究发现：其一,高等学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的产生更多的是基于一种至上而下、由外而内的遵守仪式性规定与追求环境内部合法要素的制度性需求。而并非是出于期望以此来有效提升校内教学水平,切实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技术性目的。其二,在高等学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制度环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力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当组织还未成为学校行政系统内部的正式机构前,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影响资源分配的方式来对组织产生激励与导向；而当组织发展成为了正式机构之后,制度环境则直接通过规范与标准来对其进行约束与塑造。其叁,高等学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寻求对外界制度环境进行改造,以使其更加适合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种改造主要通过两种渠道的努力来实现：一是通过自身专业领域内的技术特长对规则与程序施加影响。二是直接依据相关的政策与规定对制度环境内部与其相关的关系网络进行改造。其四,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遇到的困境主要来自于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其主要作用方式有两种：一是组织追求效率与遵守规则之间发生冲突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二是制度环境内部不同规则与要求之间彼此的冲突所引发的问题。而为了尽可能的缓和这些由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冲突所引发的矛盾,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机构一般会采取将工作内容与组织结构进行脱耦,以及强调组织的信心与忠诚逻辑等办法来维持其顺利运行。其五,相较于制度环境在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而言,技术环境对于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力则相对处于次要位置。且其作用的有效发挥需基于相关前提的达成：如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机构的合法性危机与绩效挂钩时或机构寻求通过技术手段来强化其合法化存在时等。最后,本文提出了叁点相关建议：第一,从国家与高校层面进一步规范与完善相关领域内的制度体系建设；其二,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需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其叁,组织应充分利用高校所处的多样化制度环境来助其发展。
宋开强[7]2014年在《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文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和世界军事强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基础研究不仅仅是军事技术创新的源头,而且贯穿于军事技术创新的全过程,依托基础研究进行军事技术创新成为高精尖武器的研发趋势。海军研究办公室作为美国资助和管理基础研究的军事机构,自1946年成立以来在推进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良性互动方面颇有成效,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培养了大量基础研究人才,研发了一批先进的军事技术。本文以海军研究办公室为案例,从基础科学、科研人才和科学仪器叁要素出发,阐述了基础研究认知与应用的双重取向是现代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互动的逻辑基础,基础研究项目是带动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共同发展的具体载体。然而,由于认知取向与应用取向的差异,导致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矛盾与不足,研究成果公开与军事技术保密的矛盾、基础研究长期性与技术创新时效性的矛盾,研究经费有限性与研究领域广泛性的矛盾限制了二者互动发展。为了克服互动机制内部矛盾,海军研究办公室以兼顾各方利益为原则,从科技政策、组织机构和项目管理叁个方面,建立了推动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互动的有效路径。鉴于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得失,立足我国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的现状,推动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有效互动,应以国防战略安全需求为导向,全面资助涵盖学科、人才和科学仪器“叁位一体”的基础研究项目,坚持多方参与、军民融合的多元化发展道路。
文济东[8]2012年在《与社区互动式农村小学校设计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和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实施，带来广大农村学龄人口不断减少，小学校生源急剧下降。国家为了提高办学效率节约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浪潮。许多农村小学校面临撤并后的重建；与此同时，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呼声与实践也在全国范围积极进行着。当前农村小学校建设如果按照城市完小设计模式进行设计重建，那么满足当前学生人数的既定规模新建校舍在不久的将来将再次出现校舍余裕。并且伴随城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种趋势未来还会加剧。为了避免这种恶性循环的发生，农村小学校必须选择一种能够应对生源减少的动态、可持续使用的设计方法。本文基于对农村学校和其他文化设施发展现状的详细调研和分析，结合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以及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分析，提出与社区互动式农村小学校的构想。通过把农村各项文化设施合并建设，采用应对变化的空间适应性设计、适合做紧急避难场所的功能适宜性设计以及可唤起民众共同情感的建筑形式设计，达到优化资源、提高效率、功能易转换、可应对突发灾难、重构聚落精神中心的目的。实现学校与社区互动、资源互补共享。与社区互动式农村小学校的形成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生源减少给学校带来种种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更新落后的农村文化设施以及学校与社区间互动交流。对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区关系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当前农村小学校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谢军[9]2008年在《项目管理办公室（PMO）在多项目管理中的运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电信行业改革重组的深入,通信运营行业竞争格局已逐步形成,通信运营商为了提高自身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都需要不断完善其业务支撑能力,由于系统规模的扩大,各系统集成商承建的项目将向多项目、多产品的方向发展。如果还是遵循以往的以单个项目为单位,各自为阵的项目管理模式,已很难适应业务上和管理上的要求,建立成熟的,面向多项目的项目管理模式势在必行。第叁代移动通信网中的业务支撑系统是作为第叁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该系统的建设工作涉及范围广,风险因素多,所以就需要对项目进行系统地、全面地、有效地管理。通过采用项目管理办公室机制,实现了对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管理,减少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本论文以目前承担的第叁代移动通信网中的业务支撑系统的工程建设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应用研究,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在多项目的工程建设中,建立项目管理办公室机制,实现对多项目的集中管理,以确保能够有效地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降低工程实施风险”。首先,本文通过对项目管理办公室相关理论的研究,针对通信企业软件项目的管理特点,阐述了需要进行多项目管理的原因和重要性,通过对比多项目管理与单项目管理的区别,明确了多项目管理的特点,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且,简要地回顾了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发展历程,以及其职责演进的过程,分析项目管理办公室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力。通过对不同职责的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对比,为业务层的项目管理办公室的职责建立了基本的框架。同时,针对通信行业软件项目的特点,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然后,基于第叁代移动通信网中的业务支撑系统的工程建设实践,探讨如何将项目管理办公室的理论、技术和方法运用于涉及多个项目的大规模IT项目开发中,以帮助工程建设方和项目管理者规避高风险,实现高效益。在实际的案例分析中,对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工作策略、建立和运作的实施方法论等研究内容,在案例中进行了实践,为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在涉及多个项目的大规模IT项目中的实施,提供了经验总结,并进一步完善了所研究的内容。
吴振利[10]2010年在《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提高教学质量是当前很多国家高等教育都面临的普遍性课题,要提高教学质量,最根本的举措之一就是促进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起步较早、相对较成熟,更具先进性、典型性、代表性和值得学习性。本研究以科研发展、教学发展、主动发展、被动发展、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为基本纬度,主要从发展内容、发展状态和发展方式叁方面研究了美国大学教师“如何实现教学发展”的问题。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是以推动大学教师个人教学提高、促进学生学习与实现大学教师所在组织之教学改进为目的,以教学发展为内容,以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为根本方式和以准大学教师与大学教师为发展主体的一系列教学发展行为。教学发展是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基本与主要内容,美国大学教师发展主要指教学发展。主动发展与被动发展主要描述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状态,主动发展的效果通常要远远强于被动发展。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主要描述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方式,个人发展指大学教师为了提高自己而发展,组织发展指大学教师为了实现组织发展而发展自己,二者更多时候是统一并相互支持的。科研是知本的,倾向于是激励因素,大学教师科研发展的主动特征较明显;教学则是校本的,倾向于是保健因素,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被动特征较明显。科研发展多属于升级式发展,而教学发展则多属于复制式发展,大学教师教学发展被实现的可能性要比科研发展高。以发展的整体状态为依据,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可以划分为沉潜阶段(1810年到20世纪50年代)、发起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繁荣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与科学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沉潜阶段,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处于微弱、自发与放任的状态,发展方式主要是个人发展,发展内容主要是科研发展。在发起阶段,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已经较为正式且有组织地开展并迅速兴起,主要以外部经费支持和被动发展为主,教学发展成了大学教师发展的重点。在繁荣阶段,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开始了跨越性发展并实现了实质性转变,不仅以内部经费支持为主,且已转变为以主动发展为主。在科学化阶段,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得到了拓展与深化,并逐渐精细化与科学化,以主动发展和组织发展为主,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已经逐步趋向了全程化、实现了综合化、基本完成了制度化、逼近了专业化、部分地趋近了学科化和实现了技术化。美国准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基本方式是研究生助教制度、研究生教学发展和未来师资培训计划。其中研究生助教制度是推动大学教师准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而未来师资培训计划则是一项有利于促进准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之较有远见的研究生教育改革。美国大学教师发展以学术型(科研)发展为主,教学发展处于弱势地位。美国准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以被动发展为主,以主动发展为辅,以组织发展为主,以个人发展为辅。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主要着眼于解决“如何教与如何教得更好”的问题,其内容主要包括:技术性知识、方策性知识、实践性知识、操作性知识、概念性知识和理论性知识,以技术性知识、方策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操作性知识为主。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内容既包括基础性、补偿性和前提性的合格性发展内容,又包括升级性、精秀性和拓展性的提高性发展内容,合格性发展居主,提高性发展居次,基本上都属于中观与微观的内容,尤其以微观内容居多。截止2001年,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已经在超过66%的程度上实现了组织化,其中设有中心类教学发展组织的大学占全部美国大学的54%,博士-研究型大学教师教学发展机构的增加更为迅猛。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主要而常用的方式是:指导、服务、工作坊、习明纳、课程、咨询、圆桌会谈、教学奖励、教学评价和教学资助。相对于职前教学发展,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主动特征更强,组织发展的特征也更强。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实践研习性教师教学发展和非正式松散合作性教师教学发展是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叁种理想方式,有利于提高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效果。其中自我指导性教师教学发展重点强调自我对于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重要价值,实践研习性教师教学发展则重点强调实践对于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基础性价值,而非正式松散合作性教师教学发展则重点强调了大学教师教学群体和“相互”方式对于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未来办公室间的研究[D]. 王旭光. 南京林业大学. 2004
[2]. 80年代后办公室空间环境形态演变[D]. 杜郭莹.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8
[3]. 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D]. 支继超. 吉林大学. 2016
[4]. 企业并购的战略整合研究[D]. 董辉娜.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5]. 移动微博技术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D]. 王少剑. 浙江大学. 2014
[6]. 高校内部教学质量评估组织的发展机制研究[D]. 张秋硕.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7]. 基础研究与军事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D]. 宋开强.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4
[8]. 与社区互动式农村小学校设计研究[D]. 文济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2
[9]. 项目管理办公室（PMO）在多项目管理中的运用[D]. 谢军. 北京邮电大学. 2008
[10]. 美国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研究[D]. 吴振利.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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