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平[1]2003年在《美国公共教育新论：卡茨的观点》文中研究说明公共教育是美国教育史学界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学家卡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述了美国19世纪以来公共教育的发展历史，批判了传统派史学的公共教育观，否定了公共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普惠的过程，指出公立学校是非民主的和不平等的，是资产阶级控制工人阶级的文化手段。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首先讨论了美国教育史学界有关公共教育的争论，分别介绍了传统派史学和修正派史学的公共教育观。传统派史学认为，公共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公立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是美国民主政治所取得的最大胜利。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危机动摇了人们的信念。修正派史学指出，公立学校并非民主平等的体现，而是资产阶级用来对公众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 第二部分论述了美国公共教育的起源问题。独立战争后，美国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作为昔日主要教育实体的传统家庭结构濒于瓦解，并被学校取代。卡茨认为，公共教育制度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其目的不是让劳苦大众都能接受教育，而是为了规范青少年的感情和性向，培养工业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减少社会犯罪率，用学校教育去医治政治经济的创伤，缓和由于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 第叁部分是有关美国公共教育模式的选择。为了揭示美国学校教育官僚体制的出现，卡茨归纳出了19世纪上半期美国历史上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模式：一是家长式的自愿办学模式；二是民主的地方办学模式；叁是社团捐助办学模式；最后是早期官僚制度下的办学模式，它最终成为了美国公共教育的组织形式，并沿袭至今。每种模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它们反映了19世纪美国社会里的价值冲突。官僚体制下的学校教育，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秩序的一个缩影。 第四部分论述了美国公共教育的结果、失败原因及其建议。卡茨指出，学校教育是一种彻底的失败，这是由其内部机制的缺陷所致。学校教育是非但没有改善美国社会矛盾，反而使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并再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卡茨反对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要求对美国社会和学校来一场彻底的改造。 最后部分论述了卡茨教育史学观的学术影响。尽管美国教育史学界对卡茨的公共教育观莫衷一是，但是他的史学方法论却倍受重视，并得到一致的肯定。在其着作中，卡茨运用计量统计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来论证自己的理论。此后，计量法和案例研究开始在史学界被广泛地运用。卡茨还坚持现代史学观，认为教育史学功能是为新的社会改造事业服务。
王庆军[2]2015年在《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电视体育”单纯从字面上解读就是电视化了的体育,亦即由体育电视制作人将体育及其文化信息等内容经刻意甄选、放大、剪裁、重组和“超文本”链接等,以营造出一种紧张的、刺激的、狂欢的、好看养眼的体育电视作品。它是一种经电视传媒精心挑选和过滤下的体育再现,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着的,可变的,偶然性的,具有文本意义的讯息,是引导和影响受众思考和领会体育的电视文本。文章以消费时代为研究语境,在对电视体育展开论述的过程中,以其消费主义的文化演进为“经”,以运用跨学科知识理论对电视体育的“可消费性”生产的机制和问题论述为“纬”,从电视-体育复合体的历史出发,比较系统地解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它的文本诉求、快感生成机制、消费文化行动、价值批判和理性重构等问题。文章分为引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六大章组成。全文通过严密的论证结构,丰富的论据材料将电视体育所展示的奇观化快感影像问题一一剖开。引论部分对什么是电视体育做了深度的解析,分别从语义学、符号关系学、图像学、体育学四个角度对电视体育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研究的语境——消费时代的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特征,为进一步论述电视体育的消费主义文化演进埋下伏笔。同时也交待了文章选题的缘起、国内外对电视体育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逻辑起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论证了电视体育传播的前提条件：体育和电视作为不同的社会机构角色是如何发展的,以及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它们是如何相互渗透和彼此为用的,又是如何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需要相结合,以及如何创造出日益分割和不断强化联合的生态关系——体育电视化的。第二章指出了电视体育与消费共舞的历史宿命关系。分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宏观性、总体性的电视体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论述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的消费功能特别是其娱乐与欲望功能得以凸显和强化的深层原因：分析了电视体育通过捆绑广告而直接参与消费欲望制造的问题；同时,还对电视体育交换价值实现的机理——受众商品化作了深入分析。第叁章在认真、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借鉴有关传媒文化及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原则,解析了作为电视体育文本生产的拟态性本质,并进一步对它的意义再生产及其快感生成的文化机制加以了论证,从逻辑上推进了对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内在关系的把脉与回答。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解读了电视体育消费主义的快感文化运作策略,具体包括：偶像化打造、戏剧化增效、暴力化宣泄、性感化编码以及政治消费化等。第五章对在新媒体“一统江湖”的消费时代背景下,电视体育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电视体育不会消失,它将会和新媒体相互渗透、彼此为用地共同发展,并会从一种形式变成其他更多形式,以适应多元化需求而流行于不同群体之中。同时,对当前电视体育所造成的体育异化,以及由“可消费性”的大肆追求而引发的“格雷沙姆定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批判,并指出与分析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所面临的诸多价值困境。第六章在阐述了中国体育电视消费主义的历史生成与演变的基础上,对理性重构中国电视体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体育,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拟定了重建电视体育的文化运作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战略。结语是全文的逻辑归属,概述了消费时代电视体育传播的双刃剑功能,提醒人们需对之适时纠偏的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在消费时代和当前的大众传媒环境下,电视体育的生产、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生产者和传播者转变为消费神话的制作者,而电视体育本身正是这些神话制作者的营销方式和商业手段而已。二、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形式,其作品的接受者已转化成了文化消费者,他们是“符号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生产力”。因此,电视体育的接受过程就是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的过程,实现的是体育影像的符号价值。叁、为了确保和扩大其观众数目,消费时代的体育电视所采用的文本策略就是,设法让那些缺乏必要媒介素养、立场也许千差万别的观众群体在电视体育狂欢中得到快乐,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忠诚,最后再将他们卖给广告商。四、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不是一个商业化运行和体育影像生产与消费的封闭系统,在其内外存在一个总体的架构,控制着电视-体育复合体的运行理念、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流程。五、电视体育的消费性存在和繁荣也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因此,必须对中国电视体育的生成加以引导与重建,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渗透主流价值观以及人文关怀和民族体育文化自觉等,以使其在当下复杂环境下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杨婷[3]2017年在《论跨国监听中的隐私权保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国监听主要是通过网络实施的监控,通过电子、物理方式安装监视设备,运用通讯技术从他国服务器中收取各类信息,包含邮件、语音、视频、通讯、各种元数据,通过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获取目标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讯息,在反恐工作的背景下,大肆监控不同国家的内政外交,以实现本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本文主要目的是论述跨国监听中隐私权的保护问题,隐私权的概念拥有长久的历史,各国对隐私权保护都十分重视,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分别采用直接、间接的方式保护隐私权,另外,无论是全球性多边条约还是区域性多边条约中,隐私权是国际法保护的新领域,日益呈现国际一体化。而跨国监听给隐私权主体、客体、内容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然人的私人信息、私人空间、私人活动、私人领域都遭到严重破坏,私密信息被他人非法获取、利用、传播、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但是,当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国家安全产生冲突时,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根据法律规定对个人隐私进行部分克减与限制,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欧美国家对隐私权的规定全面而具体,并随时代不断发展,缺点就是条文规定的过于笼统,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本文以杰赛普国际模拟法庭案件、奥姆斯特德诉美国政府案、卡茨诉美国政府案为基础,分析跨国监听中隐私权保护问题,奥姆斯特德诉美国政府案中并没有从司法角度保护隐私权,政府电话监听行为也被认为是合法行为。卡茨诉政府案将隐私权益保护从单一的财产权扩大到人格权,推动了隐私权保护的发展。我国法律对于跨国监听的法律规定比较空白,没有一部形式意义上的监听法,对于监听的规定主要分散于不同的法律规范中,急需大量的条文进行补充。跨国监听是在反恐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我国监听权的行使归属于国安与公安,内部决定、内部实施,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一方面,加强对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完善相关制度,扩大隐私权救济途径.另一方面,加强跨国监听制度的完善,明确监听保护的范围,确定合理期限,合理使用已收集到的资料,完善权利救济方式。从而实现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与国家公共利益的维护。
眭依凡[4]2001年在《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大学校长对治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研究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对治校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及怎样产生影响，这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探索性课题。为了使研究结论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的对象为世界背景下的大学及其校长，在研究方法上亦坚持了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本研究由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含导言和第一章，为本研究的“基础”研究。导言对“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研究的有关问题予以了说明；第一章则对大学及其校长、教育理念及其层次、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及其特征和对治校的影响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第二部分根据第一章讨论结果提出的教育理念层次，力求在准确把握“大学理念”、“教育目的理念”、“教师理念”、“治校理念”各自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这些理念与大学校长治校的关系。如，研究了“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对治校的影响”，提出并讨论了大学定性理念、大学定位理念、大学定能理念的概念和实践意义；研究了“大学校长的教育目的理念与人才培养”的关系问题，阐述了校长之教育理念如何通过对自己的办学观、学生观、人才观及课程观、方法观的影响继而对人才培养产生作用的规律；研究了“大学校长的教师理念与治教”的问题，在全面分析大学教师的基础性作用后，讨论了“灵魂论”、“大师论”、“兼容并论”几种典型的教师理念以及它们对治教具有的影响；研究了“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治校”的问题，主要针对大学校长办学定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大学自治和大学内治的讨论，揭示了大学校长治校理念对治校的重要性。第叁部分为本研究结论，提出了“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对治校很重要”、“选好大学校长很重要”、“让大学校长实践教育理念很重要”的结论。
王志刚, 王正喜[5]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解读城市空间?——以卡茨尼尔森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为借鉴》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西方城市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工作场所和居住区域的空间分离,并由此带来社会阶级成员的分化以及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卡茨尼尔森主张一种城市空间想象以及向民族国家、政治文化保持开放的理论姿态,以有助于解释工人阶级主体偶然和易变的形成过程,以及工人阶级为何一直未能履行社会革命代理人的历史任务等马克思主义理论难题。以卡茨尼尔森为代表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提醒工人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对城市做出新的解读,重新理解城市在封建主义灭亡和资本主义形成中的作用和机理;重新图绘城市空间构型变迁对工人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的结构性影响。
汪舒明[6]2011年在《大屠杀记忆和美国外交》文中研究表明基于记忆的观念和情感,影响相关群体界定自身身份和利益,塑造社会政治行为的意愿,并为社会政治运动提供意义架构和动员的工具。因此,集体记忆在政治中存在战略性价值。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时代,集体记忆以话语政治的形式广泛渗入软权力的争夺之中。政治家和活动家也经常对集体记忆加以利用甚至滥用,以推进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议程。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兴起的大屠杀记忆,以一种“忆恶(纳粹主义)颂善(美国信条)”的方式,成为宣扬美国优越论的重要工具,也成为美国犹太人以及更广泛的美国社会塑造和表达美国认同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它塑造了一种关于犹太民族遭受“史无前例的”独特劫难的霸权性话语,并赋予其历史上最大受难者的角色。此种历史受难感,使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民族认同极大增强,并形成一种以群体生存为内核的“公民犹太教”。另一方面,它界定了美国不同群体在大屠杀中的历史责任和权利：基督教因其历史上的“轻蔑教导”以及现实中大量基督徒在大屠杀中的协从,而须部分承担大屠杀的连带罪责；美国政府在犹太人遭受劫难时冷漠旁观,因此成为道义上须受谴责的“冷漠旁观者”。大屠杀及其留下的记忆,从根本上改变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道义资本的分配,以及互动交往的方式。美国主流社会对犹太人充满愧疚和同情,决心与过去决裂而改过自新,他们对犹太人已经多少丧失了道义批判的勇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补偿意愿。而力量已经变得强大的犹太人,则因为悲情记忆而充满恐惧,愤懑不平,并要求为历史上的冤屈获得补偿,而且时刻准备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危险做出非常强烈且决绝的反应。由此,大屠杀记忆在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内聚、富有战斗精神的亲以色列政治势力,而且还获得了许多基督徒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大屠杀记忆还为亲以势力提供了意义架构和动员的象征及工具,提供了用以压制对以批判的强大舆论武器：“反犹主义”标签。大屠杀记忆,还因其善恶分明的特性,成为推动20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积极卷入人权外交,尤其反对“种族灭绝”的意义架构和动员工具。从90年代“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再到21世纪初反种族灭绝倡议网络和草根运动在美国的初步形成,大屠杀记忆成为美国重新改造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动力之一。
陆海燕[7]2009年在《运动与政治的逻辑》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运动是社会转型的动因之一,它是民族国家出现后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是那些处于服从地位的人们,使用集体性手段,经由非制度性的管道来改变他们命运的工具。作为社会运动中的一个分支,新社会运动主要是对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中随着学生运动而出现的一系列规模大小不等、利益诉求各异的群众抗议运动的总称。目前,新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中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与政党、利益集团一样,对欧美政治制度的运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运动对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其与传统社会运动显着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以推翻现存政权为目标,而是以改革现存政治制度为目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这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本文以新社会运动为背景,将当代西方政治变化置于其中,以当代西方政治几大组成为分析框架,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数据,探究当代西方政治在新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发生了哪些变化。第一章探讨基本概念问题,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第一节首先对社会运动进行了界定,认为社会运动是指处于社会特定地位、拥有共同目标和集体身份的人们,为了实现／阻碍社会变革或维护一定的利益,采取各种各样的抗议战略和策略,在与政治精英权威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网络活动。指出社会运动的特点在于：第一拥有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第二,拥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第叁,拥有一个共同反对的目标；第四,拥有各种各样的战略和战术。探讨了社会运动、集体行动与革命这叁个概念之间的共同点及不同之处,同时也指出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与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也有着显着的不同之处。第二节则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新社会运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和组织,而是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范围广泛、类型庞杂的抗议活动的笼统称谓。其之所以称为“新”社会运动主要是由于其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新”：理念；阶级基础；参与动机；组织结构；运动风格。在对新社会运动的内涵和特征讨论之后,本章接着对新社会运动的形成、产生背景以及未来走向进行了探讨。最后,本章对新社会运动主要的四个研究范式——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进行了分析,这也为下文从新社会运动角度分析当代西方政治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二章分析了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影响——即参与式民主的复兴。首先,本章对两大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了梳理。接着探讨了新社会运动与参与式民主复兴之间的关系。指出,新社会运动除了实现社会运动特定要求之外,还有助于实现新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发展民主的新概念。事实上,人们认为新社会运动并不仅仅将其限于为自身参与发展特定的渠道,或多或少地,它们对传统政治提出了批评,努力将政治转移到亚政治。总的说来,新社会运动认为实施参与式民主有以下叁个好处：第一,组织团结；第二,有利于策略创新；第叁,有利于成员发展。新社会运动可以说是参与式民主复兴的现实渊源。为了使本章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本章接下来对新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式民主实践进行了案例分析,列举了新左派组织中的参与式民主(以学生争取民主同盟SDS的经济和研究行动项目为例来进行说明)与女权运动中的参与式民主。第叁章分析了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政治影响的第二个方面——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政党的产生直接追溯到工业革命。因此政党最初产生时主要关注的就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主要是经济方面。但20世纪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它们在动员大众上的持续成功挑战了政党作为公民和政治体制调解人的传统角色,对传统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挑战。本文提出关于新社会运动对政党影响的研究应着重在叁个方面：议程挑战,选举挑战和组织挑战。本章第一节首先对政党的内涵、功能、作用以及政党政府在理论上进行了阐述。第二到四节则依照挑战的叁方面逐次进行分析。第四章分析了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当代西方政治这个大背景中,社会运动组织、政党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彼此之间既可作为同盟者,也可作为反对者。那么,在探讨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政治的影响时,它对利益集团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在进行分析之前,本章首先对利益集团的内涵及参与方式进行了阐述,为后面的分析打下了理论基础。第二节则探讨了新社会运动与利益集团的区别与联系。最后,本章提出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有以下叁方面：第一是利益集团范围的扩大。即新社会运动的体制化,转变为利益集团,成为体制内成员之一。第二是打破强势利益集团的统治,即从多元精英主义到后多元主义。第叁是利益集团抗争手法的多样化,即指利益集团采取社会运动的抗议手法,转变为社会运动。第五章分析了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的影响。本章第一节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及周期进行了理论阐述,为后面的分析打下了理论铺垫。第二节对新社会运动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及影响模型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力是由以下四个因素所决定的：(一)公众舆论；(二)议题类型；(叁)政治联盟；(四)社会运动组织。至于新社会运动影响公共政策的模型也有叁种：(一)行动——回应模型：干扰或说服；(二)接近——影响模型；(叁)运动基础结构模型。最后,本文探讨了在新社会运动冲击下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的变化。变化主要集中在叁方面：政策议程、政策过程、政策价值。结束语首先对新社会运动作出了评价,肯定了运动作为一种非体制化的改良性的社会运动在当代西方发达社会政治转变中的中介作用,也指出我们并不能夸大运动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体制外的草根运动,运动将来如果想保持发展,它在组织、纲领、经费、目标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接着,本文对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政治影响的作用进行了评价。在看到其重大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府对新社会运动作用的影响,以及反运动的抵制作用。最后,本文探讨了新社会运动与政府互动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李少斐[8]2006年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建问题新论》文中指出将组织资源概念及理论引入非公党建领域，将非公党建与开发党的执政资源直接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性研究，是一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在这一理论视野下对基层党建的矛盾和问题作了再思与探索，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资源”和“功能”等核心概念作新的考察界定基础上，明确了非公有制领域党组织的执政资源属性，从分析当代政党组织基础变化扩展历史趋势及社会结构分化及其变动趋势入手，得出了非公领域“叁大群体”正在成为党的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组织资源的新的生长点的结论，认为党的组织资源开发与非公企业职工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内在关联性是非公有制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因。本文总结了20多年非公党建的基本经验，同时，运用新的组织观对其难点、热点问题及其成因做了解析。最后，运用政党学原理对党组织的生长环境和运作机制加以考察，从价值角度把握党组织的功能与企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党组织功能建构的目标取向、工具手段、内在动力以及网络技术运用于党组织功能开发的现实可行性，提出运用网络技术培育党组织功能的新思路。
马池珠[9]2006年在《基于受众中心的农业电视传播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农民问题，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民素质，通过农业电视为农民提供教育和培训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措施。因此农业电视传播体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系统科学和传播理论为构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通过文献调查、问卷调查、访谈、实证研究、创作实践等多种研究途径，对基于受众中心的农业电视传播体系包括传者体系、内容体系、传播通道体系、受众体系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构建了基于受众为中心的农业电视传播体系。 本文由以下六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一是农业电视不能满足农村受众需要，表现是农业电视频道少、栏目少、时间短、播出次数少、播出时间边缘化；内容单调、枯燥，艺术性差。二是农业电视传播以传者为中心。本文阐释了农业电视缺失的成因。从传播学角度，农业电视传播体系以传者为中心，弊端为：缺少对受众需求的分析研究，传播者决定所制作播放的节目内容和播放，农业电视传播者以经济效益为重，从电视学角度，节目制作周期长、成本高、回报率低，节目资源匮乏，在内容方面，存在节目针对性差，主题不鲜明，内容空洞贫乏等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是使城乡电视出现重大差别的社会制度原因；解决农业电视缺失这一难题，根本出路在于建构基于受众中心的农业电视传播体系，使受众成为电视传播系统的主体，在对受众充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以系统论的方法建立适于农业电视传播的传者体系、传播通道体系、传播内容体系和受众体系。 第二部分：本文对农业电视传播的受众体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分析了农业电视受众的分类、特点、构成、分化以及收视需求。农业电视传播受众由农业生产者、农业管理与经营人员、农产品消费者、城市市民构成。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已经分化成五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企业职工、农民工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贫困农民阶层。农业电视的受众除具有一般受众多、杂、散、匿等特点外，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思想观念传统，在传播领域属于弱势群体。农村受众需求研究是受众研究的重点。问卷调查表明，农村受众收看农业节目的目的依次是为了解农业政策、学
刘国良[10]2018年在《集体谈判权研究》文中指出当下我国部分工会不享有实质意义上的集体谈判权,纵然无论是官方主导的集体协商还是工人自发的“集体谈判”在化解劳资矛盾和维护劳动者利益上都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二者都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意义上的集体谈判。其直接原因是基层工会的缺席,即工会代表权的缺失和工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悬着。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问题的特殊性主要是指1949年后中国劳动法规的产生以及对工会的发展和认识不是基于强资本弱劳工的现代劳动法理论建立的,而是革命胜利的产物,并进而形成了特有的话语意识形态体系。改革开放后,党政主导的市场化进程一方面继续延续了这种特殊性,进而导致形成了一种与现代劳动法理论迥然相异的政府与资方以及工会一体“管理”劳动者的怪象,在私企尤其国企中更为明显;问题的普遍性主要指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力用工制度的改革,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强资本弱劳工的现实写照必然催生工人自发维权体制的建立,在外资企业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这种“特殊性+普遍性”是导致当下国家主导的集体协商和体制外工人自发的“集体谈判”产生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基于党国和工会的特殊关系以及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密切联系,导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工会叁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博弈;另一方面基于集体谈判权自身的特性,导致劳资政叁者之间的不同博弈。同时当下中国企业“经营成本”之高也是导致集体谈判权异化之重要原因,这进一步增加了推进集体谈判的难度。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论证。第二章共分为五个部分。一方面指出集体谈判权在我国的异化,另一方面指出集体谈判权本身的理论在我国同样有价值和参考意义。第一部分,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上展开与集体谈判权相关概念的辨析,指出在我国至少在书面的法律法规等文件中,并不存在西方严格意义上的集体谈判。第二部分探讨集体谈判权的性质,指出其属于自由权,在我国主要强调的是政府方尊重和保护义务;偏向于消极权利,强调的是政府的不作为;是一项公民权利、经济和集体权利。第叁部分,参照各国立法之具体规定,探讨集体谈判权的特征为主体的特殊性、目的的单一性、内容的特定性以及结果的要式性。第四部分,从“合作论”“不完全合同论”“经济民生主义”以及“经济民主论”四个角度对集体谈判权进行理论上的详细证明。第叁章,讨论集体谈判权在我国的现状与问题。主要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对立法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围绕法律位阶、集体谈判主体、内容、程序和效力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部分,则从体制外工人自发的自下而上进行的“集体谈判”和体制内以国家为主导展开的自上而下的集体协商两个角度围绕劳(劳动者和工会)资政叁方的现实角色及影响分析,并作出相应评价。第叁部分,立基于对上文的分析,指出在劳动力制度改革和劳动关系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化解劳资矛盾,维护劳工利益,无论是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集体协商,还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集体谈判”都必须以尊重劳动者利益为基础,而关键在于落实基层工会的代表权。第四章主要是从德日美叁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及劳资政发展演变之关系进行域外经验的探讨。主要包括七个部分。本文围绕集体谈判权分别从集体谈判主体、雇主拒绝要约、解决谈判僵局、集体合同内容和效力、集体合同履行之救济途径以及劳资政历史演变关系展开详细的对比分析。第五章,讨论落实集体谈判权的立法建议。主要包括叁部分。本文从推进基层工会改革、完善《集体合同法》以及完善有关罢工权的立法的角度提出立法建议。
参考文献：
[1]. 美国公共教育新论：卡茨的观点[D]. 林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D]. 王庆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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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D]. 眭依凡.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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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屠杀记忆和美国外交[D]. 汪舒明. 复旦大学. 2011
[7]. 运动与政治的逻辑[D]. 陆海燕. 武汉大学. 2009
[8].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党建问题新论[D]. 李少斐. 天津师范大学. 2006
[9]. 基于受众中心的农业电视传播体系研究[D]. 马池珠. 华南师范大学. 2006
[10]. 集体谈判权研究[D]. 刘国良.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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