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博学[1]2004年在《关于知识学习中家庭规范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关于家庭教育中知识学习方面教育现状的一个研究结果，重点分析了知识学习中家庭规范的表现与运作过程。 本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叁个初中生家庭个案的现场观察、访谈收集资料，探讨了家庭规范对儿童知识学习的影响是怎样的，该影响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并结合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符号互动理论的有关思想，对具体教育情境中家庭规范的形成进行了深入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首先，家长在引导子女知识学习时，其规范的预设总以学校教育为出发点；其次，家长对于初中阶段的家庭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再次，家长教育观念内容和体系上的不完整及偏差极大地影响知识学习中家庭规范的内容与形成。第四，知识学习中家庭规范的背后隐含的是日常生活与知识学习生活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同时通过对个案研究结论的思考，笔者总结出知识学习中的家庭规范有两种方式存在形式：具体的家庭规范和抽象的家庭规范。 通过个案中反映的问题，笔者最后提出家长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应积极主动地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从儿童社会化角度出发，反思家庭规范的作用和功能，进而结合孩子具体情况形成并不断调整知识学习中的家庭规范。
单成蔚[2]2017年在《歧视知觉的社会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受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乡-城流动人口。随城镇化的一路高歌猛进,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人员构成也由早期单一流动模式逐渐过渡到“家庭化”流动模式。作为这类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数量也随之持续快速增长。这一群体以其巨大的人口数量和相异于上一辈的鲜明特征,得到社会和学界的长期高度关注,如何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健康生活、学习、生长渐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话题。受城乡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生活方式与习性、价值观念差异的影响及制度、政策方面的限制,这些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生活、学习、社交等方面的发展资源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遭遇部分作为优势群体的城镇个体与群体在不同方面的歧视与偏见,这不利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个体与群体的身心健康成长,进而影响我国城乡社会的良性发展循环及社会的安定团结。本研究择取深圳市一所学校——荔枝学校作为考察地点,以混合研究方法分别选择七年级6个班,八年级3个班共360名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问卷调查;对七、八、九叁个年级的27名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及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细致探究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遭遇歧视知觉的问题。研究主要尝试回答几个问题:1.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否存在歧视知觉?若存在,程度如何?针对这一问题主要通过对所收集到的两个年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问卷进行分析,得出,有71.2%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歧视知觉,但总体歧视水平很低;分类维度下的歧视知觉水平也很低;类型不同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歧视知觉存在差异;不同支持主体的支持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但在分类维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2.歧视知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造成了何种影响?借鉴已有文献以及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访谈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歧视知觉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心理、幸福感、生活交往和学业成就这四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3.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是由哪些场域所建构的?主要依托社会学中社会融合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对此问题进行探究,着重从个体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面对城市的优势在场,农民工随迁子女受前置性条件——国家制度与政策的限制,受家庭弱势地位,学校再社会化,社区距离等方面的影响,建构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4.如何消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基于歧视知觉建构的不同场域与不同层次内容,针对性的从各场域不同维度出发,尝试性的提出从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家庭的亲情与文化、学校与教师、社会的舆论与公益机构等方面系统性的干预与消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知觉,以期为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更好地适应、融入城市的生活与学习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王森[3]2016年在《寄养儿童成长处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大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必然。然而,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同时,却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子女因种种原因不得不长期留守农村,由此形成了备受社会关注的留守儿童群体。从现有的大部分研究文献和媒体报道来看,留守儿童一般是指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到外地打工,自己仍然在户籍所在地,从而导致与父母一方或双方不能够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从现有定义来看,留守儿童还是一个外延较为宽泛的概念,不利于相关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例如,儿童远离父母一方还是远离父母双方对儿童的成长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近年的留守儿童研究已有转向研究留守儿童亚群体的趋向。本文所研究的寄养儿童正是留守儿童的一个亚群体,是指那些父母进城务工后将其转移到原籍非直系亲属家庭或其他寄养场所生活的儿童,他们的亲情最为缺失,他们的“留守”特征最为显着,他们成长处境中的不利一面似乎最为突出,因而他们也是留守儿童中需要关注、值得研究的一个亚群体。农村寄养儿童的大量出现并呈增长趋势,本身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改善寄养儿童成长处境当然也是一个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应对的问题。然而,由于寄养儿童大多正处于学龄期,学校既是他们生活环境的重要部分,也是引领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主体,因此政府如何通过教育行政渠道来体现恰当的社会关切,通过学校、教师、班集体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将影响到广大寄养儿童的当下生活及未来人生。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从县域教育管理的角度出发,并以非留守儿童为对照人群,对义务教育阶段内寄养儿童成长处境开展实证调查,试图以此描述寄养儿童成长处境现状以及教育管理现状,进而提出县教育局和学校两级行政在改善寄养儿童成长处境上可能、可以采取的对策举措,为中西部劳务输出较多地区的县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两级教育管理者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也为相关主题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区域性的实证研究资料。本研究以留守儿童占到学生总数70.76%的G县义务教育学校为调研样本,对G县寄养儿童成长处境开展研究。首先用学生预测调查问卷做了小范围调查,使用Cronbach a系数检验问卷的内在一致性,并在对预测问卷题目筛选之后形成正式问卷。然后通过对G县义务教育阶段4-9年级学生的全样本调查,共获取85896份有效问卷,同时结合全县中考学业成绩数据,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工具,Matlab, Excel,采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统计检验等方法分析出G县寄养儿童及其参照人群——非留守儿童的相关数据,从家庭生活、监护状态、教育情况、社会交往等角度呈现了寄养儿童成长处境。也通过对90位寄养儿童利益关切者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寄养儿童成长处境,梳理G县寄养儿童教育管理方面已有行政措施及仍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问卷调查结果,总结寄养儿童成长处境如下：第一,G县4-9年级儿童中寄养儿童占比14.32%,且随着年级增加该比例也在增长。在所有的寄养儿童中,84.27%寄养在学校(其中15.51%在公立学校,68.69%在私立学校),其余的主要寄养在寄养家庭或者社会寄养机构里。民办寄宿制学校已经成为寄养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第二,寄养儿童的不利处境方面。家庭生活不利处境表现为寄养儿童父母受教育水平低、亲子分离带来情感问题以及需要做更多的家务。教育不利处境表现为寄养儿童入学稍晚、接受教育的稳定性偏差以及在学习上缺少辅导。监护不利处境表现为寄养儿童监护人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及监护人无力辅导学习。第叁,寄养儿童并非不利处境方面。家庭生活并非不利处境表现在寄养儿童并不必然生活窘迫以及并不必然缺少父母关心方面。教育并非不利处境表现在寄养儿童并不必然被任课教师忽视和歧视以及并不必然厌恶学习方面。监护并非不利处境表现在寄养儿童并不必然被监护人忽视以及并不必然无人管教方面。社会交往并非不利处境表现在寄养儿童并非与同学相处不好以及并不必然偏激内向方面。第四,通过分析寄养儿童成长处境与其中考成绩的关系,发现寄养儿童并非学业不如他人,但是潜能得不到全部发挥。寄养儿童学业成绩高的主要因素依次是个人学习态度良好、学校以及教师的严格要求、父亲的受教育水平、监护人对他们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足够的生活和教育花费、在学校住宿等方面。第五,一些寄宿制学校在寄养儿童教育和管理上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措施和经验。通过对访谈调查结果的分析,主要发现如下：第一,G县部分寄养儿童并不缺少生活费用、学业表现良好、交流沟通顺畅,这部分儿童多寄养在学校里。但也面临以下不利处境：亲情缺失对寄养儿童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监护不利造成行为失范,支持不足导致高辍学率,安全保护缺失导致事故频发。第二,G县教育行政部门、其它行政部门、学校以及寄养场所已实施了一些应对措施。第叁,寄养儿童教育管理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层面：教育资源布局调整不合理,寄养儿童教育管理考核机制不完善,与寄养儿童沟通的便捷通道不畅通。二是其他行政部门层面：重物质帮助轻精神支持,重政策制定轻落实监督,重理论指导轻具体措施。叁是学校层面：重视程度不高,管理经验不足,沟通交流不够。四是寄养场所层面：监护态度随意、监护能力不足、监护监督松弛。针对G县寄养儿童面临的不利处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教育管理的视角,以教育局和学校两级行政单位为措施实施主体,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来改善寄养儿童的成长环境：第一,建立寄养儿童管理考核机制,强化督导问责。第二,加快学校布局调整,合理调配教育资源。第叁,鼓励发展寄宿制学校,切实加强内部管理。第四,建设校际寄养儿童教育管理交流平台,示范引领。第五,多方联动,关爱寄养儿童。最后,本研究分析了访谈调查发现和问卷调查结果存在着部分差异的原因以及启示,总结了调查结果对改善留守儿童其他亚群体处境的启示;对本研究的一些局限和不足进行了反思,并指出未来可以在监护人人格特征对寄养儿童的影响、寄养经历对寄养儿童的动态影响以及改善寄养女童成长处境等方面可以尝试的研究方向。
庄曦[4]2010年在《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入城市,经历着城市、农村两种文化、价值观间双重拉力的作用,成为一群游走在边缘的陌生人。在这个阶段中,现实的挫折感将导致孩童产生不胜任、自卑以及角色混乱的感觉,若不能很好地度过该危机时段,将严重影响他们日后正常的社会生活及社会融合。本研究结合社会融合的视角,从文化、结构、心理叁重融合框架入手,对身处城乡边缘的流动儿童的融合危机做出集中呈现。在此基础上,将其与流动儿童特殊的媒介接触特征以及媒介诉求特征综合起来考量,提出了社会融合视角下探讨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的叁个维度,即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涵化效应、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社会网络拓展、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并沿着该路径展开具体解读。在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涵化效应这一部分,本研究重点就流动儿童对于电视暴力信息的认知特征展开分析,在研究中尝试对流动儿童进行群体内及群体间的认知特征比较,从特定媒介信息认知中的拟合与差异之处入手,解析媒介对流动儿童的涵化特征及其背后存在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在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社会网络拓展这一部分,本研究重点考察流动儿童在社会网络发展构建过程中如何使用媒介进行人际交往探索的问题。媒介赋予流动儿童的“传缘”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舒缓这些孩子在“新”、“旧”文化夹缝中的紧张感,并对其现实强弱网络的发展起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流动儿童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部分,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大众媒体报道中的流动儿童群像特征以及流动儿童话语实践中的自我表征,从中对社会舆论话语与流动儿童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做出了具体解读。最后,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从政府、社区、媒介、学校、家庭这五个层面的行为干预入手,就构建有利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传播环境提出些许可供参考的建议。
王荐[5]2017年在《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提高教师质量是办好教育的关键,中小学教师的质量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师发展的迫切性和持久性是每一所学校必须要面对的实践课题。教师的培养如何不断改进?位于教师群体顶尖的特级教师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他们的发展是成功的,值得仿效的,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们可以从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中寻找优秀教师成长的规律。"特级教师"(special-honor teacher)作为一项我国特有的教师荣誉制度,正式实施已有30余年。这项制度对于激励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爱岗敬业起到了应有的促进作用。特级教师作为"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在教师群体中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也成为许多教师奋斗的目标。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是一支在中学生物学教育界不可忽视的高端队伍。本论文研究目标在于对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群体特征进行分析提炼,个体特征进行概括总结,分析特级教师成长内外因形成的要素及作用机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从特征和影响因素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在研究思路上,首先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系统梳理了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对教师发展的理论贡献,针对研究问题,建立相关假说,制定研究计划,编制访谈提纲,利用资料和网络等多种手段建立叁个特级教师相关的数据库。然后实施研究计划,使用SPSS软件对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了解特级教师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对十位生物学特级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积累了 2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使用Nvivo软件对文本进行编码、分类和概括,对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得出结论。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和现实,提出改进特级教师培养管理的策略。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1.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成长周期漫长,构成分布复杂,科研产出丰硕。从入职到评上特级周期平均为24年,自然年龄平均为45.6岁;特级教师周期与获得正高职称周期为显着相关;女教师评上特级与男教师评上周期有显着差异,女教师周期更短;特级教师首次发表论文平均为入职后12年,人均28篇;早期10位特级教师与新生代在论文发表上无显着差异;特级教师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平均周期为22年,被转载周期与特级周期高度相关。2.质性材料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具有以下人格特征:好学、立志、敬业、钻研。专业特征为持续的专业阅读、出众的专业写作、深刻的学生理解、扎实的教学功底。特级教师成长内因源于对生命的敏感,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等。这些特征使得特级教师区别于一般教师。在特级教师心目中,江苏省生物学特级教师,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清简、灵动、精致、厚实"的"苏派"教育风格,以及生物学教师特有的对于生命敏感的学科特征。3.特级教师的成长也需要特定的时空条件,不同阶段的关键事件和重要他人是影响特级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时代特征、学校背景、区域文化、制度设计等因素。江苏省丰富的文教资源哺育了特级教师的成长。特级教师的成长说明教师成长需要有效的教师培训、有高度的专家引领、精准的同伴互助、持续的教学反思和不懈的行为改变。特级教师的成长特征研究有助于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本论文对特级教师制度提出了改进意见,尤其是对教师教育提出了加强"生命自觉"、"生涯规划"的建议。
田宝宏[6]2008年在《学龄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与教育”是教育研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人口的数量、结构及其变动,会给教育带来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学龄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更是长远而深刻。本研究选择了学龄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学龄人口变动作为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变量,以基础教育发展遇到的困境作为因变量,通过分析学龄人口变动的特征、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因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现实中城乡学龄人口数量、结构及其变动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作了的理论陈述和实证分析,展现了当前由于学龄人口变动而造成的基础教育发展的种种困境,并提出了若干应对策略。整个研究回答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学龄人口如何变动?本研究以人口学迁移理论——推拉理论为依据,分析了当前城乡学龄人口变动的特征与机理并认为:当前学龄人口变动的拉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因素、教育因素、生育文化因素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户籍政策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是当前学龄人口变动的主要拉力因素,它与教育因素、城市化进程中的政策因素一起分别造成了城乡学龄人口在数量上的剧烈变动。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生育文化是造成学校及班级内学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主要因素。得出无论学龄人口的数量变动还是性别结构变动,都对基础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学龄人口变动如何影响基础教育?在弄清学龄人口变动总体特征的基础上,从人口变动的内涵出发,归纳出学龄人口变动从时间因素、数量因素、性别因素与文化因素四个方面影响基础教育的发展。时间因素是人口变动具有的首要属性,当前学龄人口变动时间上的非可控性对教育教学秩序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数量因素是学龄人口变动最明显的因素,它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在生育文化牵引下造成的学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已经影响到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文化因素指学龄人口变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变迁,文化的差异性必定带来碰撞与冲突,体现在生师之间和生生之间,同样影响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第叁,学龄人口变动影响基础教育的结果如何?本研究以教育人类学田野考察和社会学统计分析为研究手段,即质性研究与量化分析相结合,通过对样本地区的深入考察和实证分析,展现了学龄人口变动导致基础教育发展的诸多困境:城市巨型学校与农村微型学校(教学点)的广泛存在是学龄人口变动引起的资源利用困境的典型表现;城市大量流动学龄人口不能享受“同城待遇”,在入学形式、受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方面体现出诸多不公平,“代际边缘化”现象的出现是学龄人口变动背景下教育不公平的严峻后果;学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给日常教育教学活动带来了诸多困难;流动学龄人口与本地学龄人口文化上的差异性引起的碰撞和冲突,给流动学龄人口的社会融入和成长以及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带来重重困难。第四,教育如何应对学龄人口变动?基于上述困境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倡导建立人口与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城乡基础教育统筹考虑,平衡生源的性别结构,农村实施小班化教学等一些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总之,本研究讨论了学龄人口变动对城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严重冲击,以及所引起的文化冲突与融入等重大教育、社会问题,并对其原因和后果作了详细、深入的分析。综合运用了教育人口学、社会学及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具有创新性。研究结论对如何有效保障流动中的学龄人口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现城乡教育的公平性,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以及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参考价值。
刘莹[7]2008年在《中学教师“零作业批改”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有效的教育是教师引导学生实现“自觉自悟、自知自行”的教育。然而,当前的教育现场中存在诸多制约学生自发学习、影响教育效果的不合理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常见而又易被忽视的“传统作业批改方式”。“传统作业批改方式”倾向教师对作业全批全改,师生们对此大多习以为常。然而,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证明,“传统作业批改方式”所致的“结果”令人担忧:划一的作业任务无法为不同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的学生提供适当的练习;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教师对作业的全批全改通常只能判断“对”或“错”,无法给予学生精确的反馈;教师对学生作业错题的统一讲解貌似有效,然而对于已经掌握了的学生来说却是时间的耗费、对于并没有主动思考的学生来说却是一种“强制灌输”;学生纠错自觉性和自主性的缺乏,不但使教师对作业的全批全改事倍功半,而且很多学生的知识漏洞越积越多,最终导致积重难返。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还表明,“传统作业批改方式”把教师禁锢于作业批改任务中,使他们无法抽退出来更多地关注学生、指导学生。并且,大多数教师对差生所抱的态度是抱怨和责怪。理解教育深刻理解教师“高耗低效”的“量性敬业”,创设了“零作业批改”策略,并且在多所中学实验推行。本研究对“零作业批改”实验学校师生进行的调查、对实验学校“零作业批改”先行班的学生和“传统作业批改”方式的学生进行的作业纠错效果的对比测试,都证明教师“让渡作业批改权利、加强对学生自批互批的培训、引导小组成员互帮互学、师生对作业问题双重跟踪、对学生加强个别指导”,能切实促进优生更优、中等生取得进步、差生恢复信心。同时,“零作业批改”有助于学生的主体性和主体问性的发展,有助于师生、生生感情的增进,有助于教师的专业胜任感和幸福感的实现。综合而言,本研究从人类追求有效教育的历史背景和我国教育改革的现实背景出发,论证了本选题的合理性,并对作业、作业批改、“零作业批改”进行了重新界定;以海德格尔的“理解”和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为基础架构了“零作业批改”的理论基础;详尽阐述了中学教师实施“零作业批改”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阐释了不同学科实施“零作业批改”的方法;介绍了实验学校实施“零作业批改”的经验和效果,并在反思“零作业批改”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本文力图为中学教师实施“零作业批改”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指南,为学校管理者变革教师评价方略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关于知识学习中家庭规范的研究[D]. 邵博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2]. 歧视知觉的社会建构[D]. 单成蔚.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3]. 寄养儿童成长处境研究[D]. 王森.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儿童媒介使用行为研究[D]. 庄曦. 武汉大学. 2010
[5]. 特级教师成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王荐.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6]. 学龄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研究[D]. 田宝宏. 西南大学. 2008
[7]. 中学教师“零作业批改”实践研究[D]. 刘莹.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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