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明[1]2004年在《混沌与和谐——《暗示》写作研究》文中指出《暗示》是着名作家韩少功2002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写作上有着鲜明的特色。形式上名之曰小说，又像是散文、随笔，像文学作品，又像是理论着作。结构上，作家采用散点透视与焦点复合的方式，既有故事片断又有思考路线，呈现出散漫而又谨严的特色。表达方式上，作品叙事说理交错夹杂，各尽其妙又互相配合，共同完成颠覆与重构的任务。语言上各种语体杂然并陈，既有诗情画意之美境，又有奇思妙想之理趣。 种种写作特色使《暗示》呈现出一种混沌与和谐之美，作者追求一种文、史、哲结合，理、事、情交融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一脉相承，也同当代外国着名作家的影响密不可分，更和作家的独特个性息息相关。它代表了当前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势，为我们提供了对新世纪文学创作的种种思索。
孙红杰[2]2009年在《饰变·混合·解构》文中研究说明音乐体裁是音乐话语的表述方式,特定的体裁名义暗示着特定的话语规则,创作者基于这些规则来布局和运思,接受者也围绕这些规则来理解和欣赏,故而体裁是沟通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媒介和公约。这种看法已是公论。但仅仅认识到“体裁具有媒介效用”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创作者常会对体裁加以变通活用(由此将会违背规则),以传达修辞性的意图,而且,活用体裁的方法、效果、意图均非常多样。因此,若不能对体裁发挥修辞效用的规律性有所把握,则上述公论只能沦为空头概念,难以对音乐的分析、理解和评价等活动发挥切实有效的助益。本文以古典盛期至二十世纪之间西方艺术音乐中的体裁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旨在对音乐体裁发挥修辞效力的原理、方式、手段、意图、效果等问题作出学理性的解释,并对如下一种策略——借助体裁分析来捕捉作者意图、把握作品特色——的有效性做出试探性的证明。本文共分叁章,依次论述叁种主要的体裁修辞手段:饰变、混合、解构;各章内均设叁节,分别考察叁种手段的历史、类型和修辞效力。前两节采用宏观视角,分别属于历史性研究和体系性研究,第叁节采用微观视角,属于对作品个案的例证研究,其中将综合运用前两节提出的理论范畴;在作品例证方面,本文力求在每一章里都粗略地涵盖本文论域所涉及的叁个历史时期(古典盛期、浪漫时期、20世纪)内的四种音乐类型(交响音乐、独奏与室内音乐、舞台音乐、宗教音乐)。在结论部分,将对音乐体裁发挥修辞效力的合理性、丰富性、有效性、普遍性、规律性等问题加以概括和总结。
张福海[3]2011年在《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文中指出“本源之思”说的是对本源的思考,由于本源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境域生成性的,所以人们思考本源的方式也必须是境域生成性的。“诗性突围”说的就是海德格尔用境域生成性的思维来思考本源。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比较中来进行说明。传统形而上学是用理性逻辑的方法来通达“本源”(即本体)的。他们认为的本体是固定的,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不具有境域生成性。而海德格尔则改变了表象思维的固化模式,而转变为一种非对象化的诗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境域生成性。思与境偕,思归属于境域。思要从境域之音中获得音信,思是对境域之音的回应。而最本源的境域是天地人神源初的相互归属性,是作为“之间”的命运。我们所说的境域不是一块由边界而来的区域,而是一种无边界的边界,它是我们所看到的边界的本源,是一种不可被表象的“广袤”,是一种生成,境域即生成之域,生成也即境域生成。“境域生成”命名的是一股聚集着的源初统一着的生成着的强力。而这种境域生成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之间”的“命运”。境域生成就是命运的运作,就是亲密性,聚集性、归属性的运作,也是“一着一切”的运作。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的研究将最终通往对“命运之诗”的思考。“命运之诗”说的是命运本源的诗性生成,也就是说本源的发生是命运性的,而此一命运性的发生也就是诗性的生成。本论文主要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其存在之思的诗性方法以及由此而最终导向命运本源的诗性生成思想进行研究。其主要的研究路向就是以本源即诗性,以及命运即本源(也即本源的生成是命运性的、诗性的)为指针。将海德格尔的诗性突围界定为“境域生成”之指引,也即命运之指引。本文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分为上下两编,分别研究海德格尔的前后两个时期,在上编中主要研究其前期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其中主要以“境域指引”为路向进行研究。在后期主要以“境域间性生成”(即“中-道”)为研究路向,最终通向“命运之诗”的研究。其实这叁者都可以在“命运之诗”的层面上达成一致。具体说来,在引论中主要介绍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再就是研究所用的方法和本论文的创新特色。在上编中主要对海德格尔的前期的思想及思维方式进行研究。而要研究海德格尔就必须明确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发展史”。为此,在第一章中,首先介绍了海德格尔的本源与传统的本体的差异,以及海德格尔的最重要的发现“本体论差异”。同时对海德格尔的本源的道境性与本源的诗性进行大体阐释,具有引领作用。在前期的研究中主要以境域指引与意义生成为主题,集中于《存在与时间》及其弗赖堡、马堡时期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在前期主要是用的境域指引的方法。而境域指引是海德格尔从现象学中结合解释学而发展起来的方法。因此,我们首先对境域指引进行了大概的介绍。由此,导入对时间与存在的关系的研究。海德格尔对存在与时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此在开始的,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而此在的基本的组建结构就是操心,而操心的本真存在是决心,海德格尔通过对决心的分析便触及到了将在的时间之维,从而进入了时间性的阐释。而这一切都首先是开端于境域指引的方法。境域指引在海德格尔的世界分析,以及工具的使用分析,以及标志等等的分析中有极为明显的体现。境域指引以指向为牵引,因此已经是一种在有无之间的方法,具有了诗性。但由于前期过于单线化,所以境域指引的实行反而被从时间来阐释此在的线路所消弭。所以海德格尔便转向了后期的“境域间性生成”即“中-道”。而在海德格尔的叁十年代有了转向,其实是对存在的进一步思考,有无之辩通向了对存在论差异的深化的道路。而海德格尔的思维是在与古希腊的对话之中进行的,因此,我们对海德格尔后期思维的关键词进行了指明。“自然”、“逻各斯”、“无蔽”、“命运”、“一”都是海德格尔后期思维中极为关键的用词,当然前期也有所涉及,但在后期的诗性思路中显得尤为明显。而要研究后期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我们自然离不开文学艺术。海德格尔结合文学艺术思考了存在之真理。海德格尔又结合存在之真理思考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因此在文学艺术的本源的思考中,无疑可以说海德格尔是实现了原诗的转向。而要思考艺术就离不开真理,因此需要对真理的境域间性的发生方式进行介绍。在此思路上从境域间性的发生对海德格尔的艺术以及诗的本质进行研究。同时还涉及到其它一些与诗及艺术有关的问题,一并研究之。对于语言的研究除了本源的研究之外,特别对语言的方言的研究较为详细。海德格尔的思由追问存在变成了后期的倾听道说。由前期的紧迫,变为了后期的泰然任之与虚怀倾听,这都是诗性思维进一步诗性化的表现。海德格尔最终的思考是回到了存在的命运,这自然与荷尔德林的诗歌发生了共鸣。在对荷尔德林的诗歌的阐释中海德格尔在命运层面对存在进行了思考,同时把命运定位为存在的本源。因此,最后我们对海德格尔的命运之诗进行了研究。我们可以将海德格尔的后期有关从中-道的对诗学的研究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是海德格尔后期诗性思维的关键部分。关于海德格尔诗学方面的研究很多,各研究者从自己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和阐释的不同角度对海德格尔哲学及其艺术、诗、语言等的本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存在者的存在间性凸显。存在者的存在间性我们也称之为境域间性。境域间性是境域一体性的呈现方式。正像“隔”是为了“不隔”。我们把这种境域间性称之为“中-道”,中-道是实现大道一体性的运作方式。存在就是显现,但存在者的存在,也即存在者的显现是以“遮蔽”为前提的。存在就是从“隐”中走出来,而进入“敞开”之境,因此,本质的存在也即存在的存在是隐而不显的,存在的本性是“遮蔽”,真理的本质是非真理。“隐”之处在本文中将其读解为“境域”,可以引申出“存在整体”的意思。但海德格尔后来进一步从大道思了存在,他认为,存在具有有限性,人的存在是有限的,有限的存在使原本处于世界无限因缘整体中的此在极易“沉沦”于眼前的有限的境域,而遗失了无限的超越的“境界”。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之思或真理之思应该从大道获得规定。“大道”实际也就是存在的混沌一体的“源境”。为了实现言说存在之不可言说的性质,海德格尔提出了“道说”的理论。海德格尔的道说实即“中-道”。又因为道说也就是大道的运作方式,而与大道是一体而不可分的,因此,大道其实也可以读解为“中-道”。中-道也就是“之间”的运作,也即”境生‘之间’”。“在场”的存在实际上是与无限的“不在场”也即“隐”的相互牵引中生成的,也就是在“中-道”中形成的。本文的“艺术中-道论”是沿海德格尔的思路进行观点论述及阐明的。其中以海德格尔的“艺术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为核心命题。主要以对物、作品、艺术、真理、人(创作者与保藏者)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阐发其中的关于艺术、诗、语言在存在真理底部的一体关系。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主要围绕真理。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之思也就是真理之思,它是以“在作品之中”为“缘在世界”的真理之思。与之相关的自然是“真理的中-道”(“真理的间性”)在作品中的“艺术中-道”(“艺术间性”)的发生。对存在之“非真理”,也即存在之“隐”的发现使海德格尔的艺术论中有了“大地”之维,从而使真理的发生有了“世界”与“大地”“之间”的“对生之维”。在“诗的本质论”部分,本文将结合其五个中心诗句以“中-道”思想对之进行论述阐明。点明诗是存在之真的词语性创建,是对真理中-道的创建。并对“人,诗意的栖居……”进行着重的论述,点明人类栖居“诗意”来自处于人神“之间”的诗人的对“神”之意的倾听,与对“民族之音”的解释的“词语性创建”。在其中也要涉及语言、诗、真理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会突出其民族和历史色彩。并结合当代人的生存状况点明其“人,诗意的栖居……”对于现代人形成诗意生存方式及追求诗意生存状态的启发。语言的本质即本质的语言,即“道说”。道说也就是“之间”之运作,也就是“中-道”。诗思近邻,同为道说的方式;海德格尔对存在之“隐”的发现使其极为重视语言的“大地性”;存在离不开,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生成着的“关系域”,因此海德格尔极为重视“语言的关系性”。同时在其语言论中,我们将揭示其极富诗意色彩的结论“语言是存在之家”并对之从“中-道”存在论进行阐明。同时在其中又简略地总括了诗、语言、思叁者之间的关系:诗与思是近邻关系,它们是亲密一体的,都是“语言之家”的“看家人”。“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在敞开澄明的同时,又对存在进行了遮蔽,这就形成了“说不可说”的具有佛学意味的话语方式。“本真的语言即道说”,大道之音原本就是在不可说与可说“之间”;“诗思近邻同为道说的方式”,诗使存在之思澄明,思使存在之诗超越,思诗合一才能达到倾听大道,付诸诗言的“境界”。大道的神秘运作即“道说”,道说也就是“显隐两重性”也就是“中-道”。“道说”乃本质的语言,道说作为切近与显示,要发为人言,从“不可说”变为“可说”,这就需要诗人与思者。诗人与思者处于“可说”与“不可说”的生存界面上。道说以诗思方式发为人言。因此,诗、语言、思在大道显隐一体运作的意义上是一体的,这就是海德格尔诗性之思的秘密——“中-道”,它是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及诗思二离的思维及言说方式所无法澄明的。诗与语言及思息息相关,故而,在文中一并论之。除此之外,本文还以“境域生成”为“路标”追思了物的本源与诗性突围,以及技术与艺术的本源一体关系,并且对神学之神圣的本源及其诗性的追思进行了研究,最终通向命运之诗的道路。而命运之诗实即言说的是作为境域生成的命运境域的创生性。总之,本文通过对海德格尔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的研究力求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一步接近,并最终在命运本源的层面上对海德格尔的诗性思维进行研究。本源之思说的是要听从本源而思,以本源的创生性方式来思,也即要听从命运之音而思;而诗性突围说的是命运自身对一切固定化、形式性的外在和内在僵化形态的自身解构以及自性化解。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实际上是对将自身化入了命运之境,其实也就是命运之境借助于海德格尔之思与其诗性的思路与言路来获得自身的显现与发生。当然,任何研究都是一种阐释,都是一种解蔽,本论文也不例外。
邵桂华[4]2004年在《体育教学的自组织观》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折：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在体育教学领域，“工具主义”的教育理念也由此逐渐被“人文关怀”所代替。20世纪兴起的自组织理论(主要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分形理论和混沌研究等)，强调开放系统的演化动力奠基于系统内非线性自我活力之上，与“人文关怀”理念对学生自我性，主体性的呼唤相当契合，因而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体育教学解释框架的建立，将是顺利实现学校体育范式转折的重要支撑。 自组织体育教学解释框架的建立包括自组织体育教学目的论、条件论、动力论、演化途径分析、演化形式研究和复杂性探索几个方面。 通过对传统体育教学目的论的剖析可以看到，“工具主义”是其本质特征，它将学校体育教学导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而坚持自组织，将是摆脱恶性循环的方法。自组织体育教学目的论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内在的自组织、消解了唯一的中心、意味着开放的教学、放弃了对预测的迷恋、关注演化而非静态的体育教学。 自组织体育教学系统的建立依赖于它是否保持开放性、能否不断远离平衡态、是否发挥了非线性相互机制以及能否有效利用涨落的威力，这是耗散结构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无论是学生系统自组织的形成，还是体育教学系统自组织的建立，都要以这几个条件的满足为出发点。 透过协同学对体育教学的审视，竞争与协同的双重推动将是自组织体育教学系统的演进动力。协同学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体育教学中差异与同一、部分与整体、竞争与协同、自由与约束、偶然与必然之间关系的看法，也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了基于竞争与协同的学生体育素质演进机制。体育教学系统的演化序参量在于竞争与协同联合基础之上的体育教学场，它使体育教学具备了Logistic形式的演进姿态，也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借助于突变理论，体育教学系统中的外因与内因、渐变与突变、创新与接受之间的关系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学生体育素质系统的演化途径将体现出渐变与突变相整合的特点。利用尖顶突变模型对运动技能的学习特点和形成规律的探讨，表明了突变(包括连续突变)伴随在体育教学之中，体育教学是一个跳跃的、突变的、充满创造的激情之旅。 超循环将是自组织体育教学系统的主要演化形式。超循环不仅将教师与学生、原有图式与外在传授、体育理论与技术更为有机地耦合在一起，而且是创造性的源泉。基于超循环的体育教学“双中心”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构建，不仅突出了自组织的内在活力，而且明确了信息循环作为超循环内核的带动作用。对这一模式螺旋演进过程的分析也将更符合体育教学系统的动态特征。 分形学为我们重新审视体育教学中的无限和有限、简单与复杂、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机遇、创造性思维的机制、教学评价的尺度和学科结构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它表明体育教学是复杂系统，具有分形的结构，从分形元出发促发复杂的分形体将是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对体育教学信息分形特征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混沌洞见了简单与复杂、必然与偶然的更高层次的关联。透过混沌的视域，体育教学中的预测将不再是决定性的、精确无误的，而将被限定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之内。蝴蝶扇翅般的微弱力量，也将成为体育教学中不可忽视的积极建设性因素。混沌视野下的创造观，将与每一个人、暂时的弱小力量、非理性、相互交流的湍流和整体性紧密联接，反思将促发个体创造的生成，而连锁反应将是群体创新的机制。通过倍分叉进行体育教学混沌，将是认识和建设体育教学复杂性的重要环节。
陈晞[5]2011年在《城市漫游者的伦理衍变：论菲利普·拉金的诗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英国现代诗人拉金的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伦理和文化的角度探讨拉金的思想嬗变和艺术创新。拉金继承了城市漫游诗人的传统,他的诗歌反映了现代化背景下伦理道德的衍变和现代城市漫游者的发展历程。拉金的文学创作始终把自己的生活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同整个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拉金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敏锐地观察社会,以个人经验为根基,以冷静明智的笔触,真实地再现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伦理衍变以及现代生活给作者带来冲击和反思,所以,现代社会的伦理指向和道德嬗变是贯穿拉金诗歌创作的深层主题。拉金用城市漫游者的表现手法勾绘出一连串城市生活景观,他的诗作展现了传统伦理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冲突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世界观、价值观及文化观、艺术观的变化。拉金不同时期的诗歌表现了诗人伦理思想的变化,他的诗歌从对个体生命的复杂体验,升华为对人类的整体关怀和生态系统的关注。伦理衍变不仅反映在拉金的诗歌主题、题材中,还反映在他的艺术视角和艺术表现上,其诗歌日常化的语言风格和叙述的空间转向是对城市漫游诗人诗歌表现艺术的一种继承、变革和超越。论文由六部分构成：前言、正文四章、结语。前言：简要介绍拉金在英国诗歌乃至世界诗坛中的地位,回顾拉金的人生道路及其文学生涯和诗歌创作历程,梳理国内外拉金研究的历史发展与现状,指出本文研究的意义,提出本文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一章“城市空间与城市话语”探讨了拉金诗歌对城市空间和城市话语的探索。本文首先研究了拉金与城市漫游者的渊源,及其在生活方式、工作态度、伦理思想、艺术理念方面的体现。拉金的诗歌采取空间叙事方式以达到对全知视角的判离和超越,题材涉及城市的各个空间：教堂、商店、码头、街头广告。拉金诗歌的城市空间元素不仅是对城市生活的单向还原,而且反映了人与城市空间互动中所隐藏的焦虑不安,彰显了城市发展新旋律对人们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言人,拉金把城市场景和内心存在的即时感受以接近口语的语言表述,冷静而诙谐地刻画了转型期的英国社会,不仅如此,他的诗歌将城市的空间场所与人的精神空间紧密联系,抒发个体对时事、政治、宗教的反思,并从一己之感受出发,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城市内核、价值和社会意识。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随着物质和商业的膨胀,大众文化在物欲刺激下迅速发展,以拉金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从这个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断层中寻求自己的独特话语,以一种旁观、叛逆和玩世不恭的姿态,将粗俗的俚语和脏字引入严谨的诗歌结构和韵法,蓄意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开始显现出后现代文学的语言特点。第二章“城市人群”主要探讨了拉金诗歌中城市人群的意义,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透视拉金作品中城市空间和城市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拉金把人群作为叙事媒介,无论诗人独立于人群之外还是融入人群之中,拉金都可以用语法人称表明叙事过程中诗人、叙事者、人群、叙述物的空间位置及动态转换,表现个体与集体、个人体验与集体经验、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伦理体系之间交集与撕裂的关系。其二,诗歌塑造的人物来自城市各个阶层,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着平凡的面孔、平凡的声音和平凡的生活,拉金对这些城市人群进行抽象和概括,从这些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中刨离出其代表的社会伦理性。其叁,拉金笔下的城市人群代表了诗人的艺术观点和审美理念,诗中的艺术家群体和文化精英群体反映了拉金的艺术观念,不同时期对女性的认识以及审美标准的变化反映了拉金艺术审美和艺术风格的变化。第叁章“现代伦理重构——性爱与家庭”讨论了拉金诗歌在伦理价值、伦理关系、伦理规范方面的颠覆性诠释和深刻反思。拉金生活在英国社会和人们的思想经历巨变的时代,人们的心理、伦理道德和个人行为都发生了巨变,传统价值观、伦理规范受到了现代潮流的冲击。拉金早期作品倾诉了作者有关爱情的困惑、性的异读和婚姻的悲哀,带有浓重的怀疑主义色彩。拉金对性与爱的独特表述,把隐藏于潜意识中的性的欲望、爱的渴求和责任的逃避以诗歌的形式展现出来,反映了在时代发展和伦理价值重构过程中,人们对性伦理的反思、对道德底线的诘问。在拉金的作品中性爱与家庭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他的后期诗歌诙谐地讽刺现实生活中的性爱、婚姻和家庭,表现了个人与家庭、父辈与晚辈、自我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疏离和矛盾,展示了人在追求价值中的冲突、在混沌秩序中的探索,同时也体现了拉金作为现代城市漫游者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上的成长过程：从沉溺于幻想,到正视现实,到发现日常生活的美。第四章“生态自然与城市文明”探讨了拉金对生态环境和城市发展的人文关怀。拉金描写的自然具有两个特点：远处的自然和人文的自然,这两个特点揭示了城市化使人们彻底脱离了土地和传统,人和自然在肉体和心理上都产生了距离,这些诗歌通过对自然的探索,考察人的生存状况,从而引发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拉金主张生态平等,宣扬自然界万物具有不依赖人类价值的内在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他的诗歌不仅表现出对生态涵义、人在宇宙中的角色定位等问题的深刻反思,而且讨伐了征服、控制自然的科技与工具理性,批评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对自然的掠夺、对生态的破坏、对动植物的肆意虐待。工业繁荣和与之俱生的污染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还破坏了人们心灵的祥和,使人们精神物欲化,因此,拉金把呼唤人们肩负起生态伦理责任为己任,他的诗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实切入,探索实现人、城市与自然和谐的途径和办法,进而实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城市与自然的全面和谐。结语总结拉金作为城市漫游者的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是诗人对欧洲传统文化的借鉴、剔除和吸收,提出拉金诗歌研究对当代中国诗人的启示。
蒋园园[6]2010年在《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久以来,受现代科学理性的影响,在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惯于“简化处理”的思维路线,过于强调执行规律的“真理性”,追求揭示执行诸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在探寻教育政策失败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时,忽略用多元化的信念来解明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然而,对于极其复杂的教育政策执行,是无法用简单的眼光来打量与把握的。随着我国步入社会转型期,一些长期困扰教育政策执行的问题愈发凸显出来,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复杂过程和复杂程度,是根本不能用简单性和简单方法进行描述和处理的。在追求精简的教育政策执行经常性失灵的情况下,后现代政策运动已意识到,传统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在解读教育政策执行问题时突然显得那样的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运用多元的、综合化的复杂性范式,把影响教育政策执行的相关要素,都纳入到教育政策执行复杂系统之中来加以思考,以达到对于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完整性把握。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复杂理论,为我们研究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开辟了一条蹊径。复杂性科学方法论启发我们,从简单思维走向复杂性思维,这是研究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思维门径。教育政策过程的形态不应该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线性的控制”,而应该是“弹性的修正”。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变量,对这些变量进行科学的分析应该提到教育管理学者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本研究以“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尝试在复杂理论的视阈下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展开研究。用复杂性思维来重新认识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从复杂理论与教育政策执行联结的维度,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研究作出一次个人的自觉有限回应。力图通过扎实的研究综合考查教育政策执行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变量,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予以揭示；在强调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基础上,以复杂理论为工具来分析社会转型期教育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弱化和驾驭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策议,为我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注入新的气息。论文由八部分组成,分别是引论,文献综述,复杂性笼罩下的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问题,新课改政策执行现状透视,一种研究教育政策执行的新视阈：复杂理论引介,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分析,驾驭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策略,结语。论文在个案剖析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第一、提出了“教育政策执行简单抑或复杂?”“思维变与不变”的设问,这是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研究的逻辑前提。论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问题和新课改政策执行个案的实然分析,透过影响教育政策执行效率的因素认识复杂性,解析复杂性；将影响教育政策实现的复杂性因素及其作用归纳整合,使它们之间的联系呈现出来。笔者认为,教育政策执行是一个复杂且具有高度权变性的现象,它包括了相互依赖性,选择程度和行为改变等多种组成部分；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结构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凸显了一种复杂的立体网络状连接关系。单凭简单性研究是难以把握的,必须运用复杂性思维,全面、深刻地理解。第二、引介一种研究教育政策复杂性的新视阈——复杂理论,为用复杂性思维研究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奠定理论基础。笔者认为,以复杂性思想为指导、运用复杂科学的原理研究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这正好适应了教育政策执行本身的复杂现象。在目前学术文献尚缺的情况下,走进复杂理论,加深了学界对教育政策执行不稳定性、不可预测的随机性的认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克服简单性思维的桎梏,从宏观上理清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研究思路,从整体上把握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的复杂性,进而分析、归纳出有效的对策和方法,指导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研究和各项具体的教育政策执行实践活动。第叁、运用复杂理论重新阐释教育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为什么教育政策执行是一种复杂的现象?笔者认为,除了政策执行技术细节的问题,影响其运作更主要的方面是作为政策系统的复杂性问题,而这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预见和解决的问题。这并非是由教育政策执行的特性得出的反面推断,而是执行过程表现出的不确定性、涌现性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复杂性问题,更多的是指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的多因素性、多层次性、多变性以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行为和演化。第四、将研究视角与复杂性问题进行衔接,来关注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形成的条件,包括中介物、共同活动的环境,以及在这一共同环境中各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在应然的层面上探索应用复杂理论解决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问题的途径。通过对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涌现和自组织临界态的分析,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弱化和驾驭教育政策执行复杂性的策略：其一,将教育政策执行系统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在教育政策链的联系中弱化复杂性；其二,把复杂性作为创新和改进的一种激励因素,在学校的变革中驾驭复杂性。
姜子华[7]2010年在《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识与性别主体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女性形象、女性镜像的主体性及其折射的作家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心理。本文力图避免男权和女权的对立,澄清男性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自我主体的追求及其对男性主体的自贬与男权批判。在肯定女性文学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叙事及其女性形象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分裂与自我认同的虚无。本文也把部分男性叙事经典文本的性别立场、女性关怀、叙事艺术纳入到性别诗学视野中进行性别研究。论文分为导论和上、中、下叁编,每一编分叁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与基本思想,论述了女性主义文本批评的必要性。论文的上编是“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从男性与女性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的困境。男性经典叙事文本中的爱与性的渴望、女性身体幻象其实暗示了菲勒斯中心系统内的男性自我焦虑,女性叙事文本中的爱情与母爱情结传达的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父权与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自我的虚无与话语的虚无。郁达夫、张贤亮、莫言等人的所书写的男性自恋与自贬对逻各斯权力构成了消解；而相反,女性作家自我分裂与叙事话语的分裂反而证实并强化了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无形桎梏。论文中编是“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这一部分阐释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审丑表达与审女性之丑的文学表现,肯定了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主体书写与女性审丑对伦理主导与唯美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叛逆。分析男性经典文本中的女性之美所折射的作家伦理观与女性观。现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形象,妓女折射出男性作家的女性美想象与社会批判意识,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却揭示了真实的女性日常心理情态并揭示了女性主体性和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论文下编是“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这一部分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女性自我主体性,20世纪20-4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已经表达了男性批判与女性自审的思想；80年代的张洁、徐坤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构成了对菲勒斯男权文化的全面解构；90年代王安忆、林白、陈染和蒋子丹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与审美主体的重建。这一部分也容纳了男性经典文本的研究,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解放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支援,男性文本唯美的话语方式与“女性气质”解构了男女对立的文学观念,提供了性别诗学的典型范本。
周峰[8]2010年在《“渔”行为与海明威》文中指出关于海明威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系统讨论海明威之“渔”的却不多,从文化记忆与性属行为双重视角研究海明威之“渔”的则是“奇货”。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大鱼”不是一般的鱼,而是克托斯(Ketos)、利维坦(leviathan)式的海怪。从鱼恐惧到“渔神”崇拜,“大鱼”一直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民俗研究专家斯蒂思·汤姆森(Stith Thompson)在《民间文学母题分类》(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一书中甚至因此将“英雄勇斗大鱼”当成一个永恒的叙事母题。斯蒂思·汤姆森的分类提醒我们重视西方文化记忆中的大鱼原型以及斗鱼人物的英雄形象。由此可见,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渔”行为不是一般的渔民生计,而是一种具有男性英雄文化内涵的性属行为。在西方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经典的作品都使用“渔”行为来表征英雄人物的男性气概。《贝奥武甫》(Beowulf)、《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白鲸》(Moby Dick)等都是其中的典范之作。海明威本人的经历及其作品也不例外。在海明威的现实生活与文本世界中,“大鱼”形象以及“渔”行为总是此起彼伏。因此,本文拟以西方“渔”行为之文化记忆为大背景,引入性别研究领域的“性属行为”理论,深入海明威的现实生活与文本世界,系统研究海明威之“渔”背后的文化成因；探讨海明威如何在现实生活与文本世界中,利用“渔”行为表征男性气概,寻找男子汉身份认同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分以下五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引言”。该部分介绍论文缘起,提出研究问题,说明研究方法,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价值与意义。第二部分为第一章。该章主要从文化记忆的层面,解释海明威使用“渔”行为表征男性气概、寻求身份认同的原因所在。为此,该章结合神话传说、绘画及文学作品,系统论述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大鱼”形象、“大鱼”恐惧以及“渔”行为蕴含的男性英雄气概,并分析了“大鱼非鱼”和“渔神崇拜”的文化现象。第叁部分为第二章。该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深入一步,从海明威所处时代的特征及其家庭环境两方面,分析了海明威在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气概危机；其次,该章结合叁部主要的海明威传记,分析了海明威如何使用“渔”行为,在现实世界中彰显男性气概,构建男子汉身份的问题。此外,该章还以海明威的书信选集以及若干海明威散文为细读对象,深入分析了海明威的大鱼情结及其屠龙精神,进而更全面地阐述现实世界中的海明威与“渔”行为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为第叁章。该章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海明威文本世界中的“渔”行为。为此,该章选取几部主要的海明威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并以此例证“渔”行为在海明威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记忆与性属内涵。第五部分为结语。该部分概括了全文的主要内容,重申了全文的创新之处与学术价值、同时也展望了与本文相关的未来研究。总之,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深入挖掘了西方“渔”行为所承载的文化记忆；而后,本文从性别研究角度入手,以现实世界中的海明威以及文本世界中的海明威人物为例,系统剖析了“渔”行为的性属文化内涵。从学界现状看,本研究算得上一次有难度、有意义的创新。
郭晨[9]2015年在《《庄子》内篇寓言故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阐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庄子》的“寓言故事”为中心,以个案分析为主,对英语世界关于《庄子》寓言故事的翻译与阐释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尝试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展现西方学界关于《庄子》寓言故事的阐释特征。除绪论、结语外,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围绕本文的关键词“《庄子》寓言故事”,梳理了这一概念在国内外的相关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世界的相关理解与阐释倾向。国内学者多从“寄托性”理解《庄子》“寓言”,多将《庄子》“寓言故事”视为借他物言说的故事。英语世界的译者与阐释者有时习惯性使用西方文学观念理解《庄子》“寓言”,从西方传统中“fable”与“parable”两大典型寓言故事的特征理解《庄子》寓言故事,但更多学者从《庄子》“寓”字的“寄居性”与“寓言”“藉外论之”的特征,将“寓言”视为借他物言说的语言形式,认为“寓言”具有多义性与不稳定性,并尝试从中西之异的角度,探讨《庄子》寓言故事与西方传统中典型寓言故事的不同。在对《庄子》“寓言故事”观念梳理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庄子》内篇中特定的寓言故事,从而转入了《庄子》中寓言故事在英语世界翻译与寓意阐释的具体文本个案分析,在个案分析中又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西方阐释者对相关故事寓意的哲学、宗教等维度的阐释为重心：第二章探讨了英语世界对“庄周梦蝶”的翻译与阐释,从相关翻译探讨译者对于此寓言故事的理解,从相关阐释探讨阐释者的主要观点,从个人经历、学术背景、思维范式等方面挖掘这些观点出现的原因。他们的阐释出现对此寓言故事的两种主要理解倾向：一种认为这则寓言故事是现实生活中发生、存在的真实事件,并通过实证科学对相关内容进行解释,也出现了从美德伦理等西方传统哲学进行解读的倾向；一种认为庄子通过这则可能虚构、也可能真实的寓言故事传达了反常规思维、反西方传统的哲学思想。其中,很多阐释者认为这则寓言故事中出现了相对观念的悖论性的统一与游戏性与严肃性的统一,并将这些特征视为此寓言故事“反讽性”的独特体现。第叁章以同样的研究思路,探讨了英语世界对“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的翻译与阐释。译者与阐释者主要从认识论意义的“知”、(非)本体论意义的“道”及由此引发的“无为”思想进行了相关探讨,探讨中出现对此寓言的如下主要理解倾向：从心理学等现代西方实证科学的角度进行理解；从西方哲学与宗教传统中、基于上帝观念的“自上而下”的认知思路进行分析；从中国早期思想之间的关联性出发,以《庄子》原文本为基础进行解释。同时,此寓言故事中出现的讽刺手法、多元思想、相对观念的悖论性统一等特点也受到多数学者的特殊关注。第四章探讨了“鲲鹏”、“无用之树”及“混沌之死”等寓言故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阐释。译者出现了两种分野：早期译者多从西方类似的形象、观念入手,之后的译者多从中西之异的角度入手翻译“鲲鹏”故事与“混沌之死”中出现的中心人物。选取的阐释者都对《庄子》寓言故事做出了与西方传统的起源说、目的论、一元论的二分法等的不同解释,都对这些寓言故事中对源头(“始”)的不确定、对多元价值的倡导、对他者的关注、对非己价值的认同给于了特殊关注,这些可以被视为此寓言故事独特哲学阐释容量的体现。英语世界偏重从哲学、宗教,而非文学、美学等的角度,通过《庄子》寓言故事,对《庄子》哲学思想进行深度阐发。研究过程中,他们给于西方哲学、宗教中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传统议题特殊关注,对《庄子》寓言故事中一多关系、实体与幻象、理性与感知、内在与超越、永恒与无常、个体价值与群体约束等进行了探讨,主要从中西之异的角度得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西方科学思维与惯常逻辑的、打破绝对二分的结论,突出了《庄子》对西方传统哲学与宗教的批判力量。这些研究作为另一种声音,能够成为国内已有研究很好的参照对象、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也能够与国内研究发生思想的碰撞,激发更多有益的讨论,进一步拓展《庄子》独特的哲学阐释容量。
王首历[10]2010年在《先锋密码：余华小说中的隐喻思维》文中研究表明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与争议的一位作家。他的创作前期以先锋着称,后期以写实闻名,先锋与写实似一对相互矛盾的因素存在于其创作中。可以说,他的写作既是先锋的,也是写实的,既表现形而下的现实世界,又指向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因而充满了张力与意蕴,有着无限解读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余华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作家。评论界对余华的创作持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余华自转型后,其作品便转向民间不再先锋,而另一种则认为余华的作品自始至终是先锋的。本人倾向于后者的判断,认为余华的作品一直具有先锋性,而这种先锋性恰恰是由作家本人所具有的先锋精神和隐喻思维所决定的。这一结论是在对余华的创作思维进行了宏观的思考,并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得出的。而隐喻思维作为余华创作思维中的重要一维,在其创作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正是隐喻思维影响了余华的写作,铸就了其先锋精神,并最终使他确立了一种离经叛道式的写作方式与独立不群的写作风格。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余华小说中隐喻思维的提炼与把握,与作家本人的创作观相结合来论证阐释了余华的整个创作。首先对隐喻及隐喻思维进行概念上的界定与辨析,并对隐喻思维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做了整理分析,找到了隐喻思维与余华的创作最为紧密一致的关联——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认知。其次,文章的第一部分中论述了余华作品中隐喻思维的存在及其表现形式,从语言、意象、结构叁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论述了隐喻思维主导下的余华创作。在笔者看来,余华作品中剑走偏锋的立意和独特的取材、情景设置及其“无我”的叙述、物化的人物和语言的选用、意象的营构都是其隐喻思维的结果,服务于其隐喻目的,也是实现其创作由写实到抽象的手段。第叁部分则着重论述了隐喻思维与余华先锋精神之间的关系,面对日益被扩大化、模糊化的“先锋”概念,笔者对新时代的“先锋”进行了重新梳理界定,认为“先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其具体不同的所指,而隐喻思维之所以能够成为开启余华创作先锋性的密码,是因为他们二者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指向——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和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这一宏观领域的思索,使余华的创作永远带着认知与探索的欲望。只要他一直坚持去真正的关注人类的生存境遇,关心人的内心,关注当下这个世界,形成其超前的思考,其作品就会一直充满隐喻、变化,具备先锋的因素。而一个作家要永保先锋,注定了这将是一条艰难的少有人走的路。对作家个人而言,则是一条没有重复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混沌与和谐——《暗示》写作研究[D]. 李文明.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2]. 饰变·混合·解构[D]. 孙红杰. 上海音乐学院. 2009
[3]. 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D]. 张福海.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4]. 体育教学的自组织观[D]. 邵桂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5]. 城市漫游者的伦理衍变：论菲利普·拉金的诗歌[D]. 陈晞.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6]. 复杂理论视阈下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D]. 蒋园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7]. 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 姜子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8]. “渔”行为与海明威[D]. 周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庄子》内篇寓言故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阐释[D]. 郭晨.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10]. 先锋密码：余华小说中的隐喻思维[D]. 王首历. 浙江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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