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论稿

现代化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论稿

吴建国[1]2003年在《现代化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论稿》文中研究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和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日益得到朝野一致的重视,现代化问题则是20世纪末叶以来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然而,学术界至今尚未全面考察过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以及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也没有探讨过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对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的严重制约。因此,本文以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应该是一项既有重大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的课题。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第一,以全新的视角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对于拓宽所有制问题研究的领域和加深研究的深度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展开东西部之间、西部各民族省区之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揭示其差异,分析其成因及其影响,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对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缺乏研究的现状,有助于推动民族经济的研究。第叁,在理论上揭示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区域小康及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区域小康和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之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水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现代化的水平。这对于深入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小康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层次理论问题,也是有所裨益的。 江泽民同志在《在全国第叁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可见,民族地区的小康和现代化对于全国是多么重要。全国民族地区主要在西部,要建成民族地区的小康和现代化,离不开调整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制结构,离不开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简而言之,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因而也是一个鱼待认真研究的实践性的课题。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 第一,本文着力探讨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发展环境、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其对现代化各方面产生的制约作用,这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问题,切实解决其发展中的困难。第二,通过比较东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找出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水平、结构、质量、体制、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有助于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借鉴东部的经验,弥补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增强内部活力,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第叁,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纳入西部现代化的视角加以考察,有助于从更加宏观和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和对待所有制结构调整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提升了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有利于各民族地区更加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实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区域战略。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精神为指导,采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视角,运用区域经济学,民族经济学以及经济人类学的方法。既宏观考察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及其外部环境,又运用了经济分析、财务分析的方法,禅观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资产负债及损益状况,以揭示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既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及管理、市场与资源配置,又结合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在资料获取和运用方面,既有大量的统计数据,也有通过到民族地区的企业进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力求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 一、对现代化、小康社会、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等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分析,重点揭示了所有制结构与区域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二、考察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分析其背景、动力、及其滞后的基本原因。叁、考察了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别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在各民族区域的发展情况展开研究,运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其差异和原因。四、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情况、现状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差距和主要制约因素。五、通过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对现代化各方面的贡献,论述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区域现代化的强劲动力的观点,并着重揭示了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滞后对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多方面制约。六、论述了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在21世纪初面临的历史条件、、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加速其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是: 第一、区域现代化与所有制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制结构是一个变量,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现代化阶段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现代化的持久和强劲的动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水

姜英华[2]2016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现代化艰难挺进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市场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先驱国家,置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最早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思想阐发,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研究的先河,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反映,映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况,同时也折射出民主政治的框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和顺利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最早开创了西方研究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亚当·斯密在描述和界分分工与市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基础上,提出市场主体的“利己心”和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主张,进而指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经济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市场机理的剖析和探究中,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叁大阶级及其分配关系的思想、经济自由以及限定政府职能作用范围的思想和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自由贸易的思想,达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极致和顶端,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庸俗化和内卷化。马克思、恩格斯置身于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进行了客观的批判继承,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追溯剖绘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科学的预测。马克思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巨匠们肩膀上的超越和创新,成为后来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指导和价值遵循。实践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在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俄国建立,成立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建设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列宁最早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概念以及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思想。到斯大林时期,市场经济思想被否弃,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最早借鉴的是苏联的思想。虽然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曾采取排斥态度。但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不可替代作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和李先念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顾准、孙冶方、卓炯和薛暮桥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的艰辛探索中,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得以萌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十年文革动乱极左思潮对经济的破坏,东欧改革得失和市场经济思想,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带来了可能性。在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并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交叉和激烈碰撞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定位,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在内的市场经济思想框架日渐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改革红利的释放、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市场竞争的区域分割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这些都是因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弊端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遭遇的现实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诉求和表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思想,就发展思路而言,市场经济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向中高端的迈进,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线性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和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转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奠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巩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以夯实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和建立法律体系以提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障,为突破发展难题,跨越发展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导。“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了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四个维度,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为构筑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支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包括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取向、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取向。彰显了引领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思想发展特点,并且得到了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和市场经济地位获得逐渐认同的实践映证。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路径,基于马恩经典文献观点的梳理,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和要义做出展望性的分析,即创新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包容发展;坚持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创建适应型现代政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协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开放经济战略,吸收全人类市场经济成果和坚持法治经济建设,努力遏制市场经济的弊端。

关艳丽[3]2009年在《经济增长中的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是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一个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百姓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经济转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经测算,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本文遵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取理论联系实践、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利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这一课题展开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上的探讨。首先,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增长和分配的理论进行梳理,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然后对增长和分配进行了公平效率分析,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动态的分析其公平效率问题,指出规则公平和起点公平是实现效率的保证。进而在一个多维的分析框架下,从理论层面上分析了经济增长阶段与经济波动、经济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政府行为等因素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将研究的视野扩展为开放经济体,进一步的探讨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通过计算社会福利函数,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是有效率的;中国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且处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阶段;通过一个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我们发现二元经济结构、对外贸易、城市偏向型的财政及教育等都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原因。最后,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教训,联系中国当前实际,我们认为建立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机制和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变革是优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途径。

佚名[4]2013年在《中国版本图书馆月度CIP数据精选》文中研究指明资本论/(德)马克思着.-译林出版社,2013.1.-978-7-5447-3593-3:$152.8A123资本的秘密/杨勇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12.-978-7-5534-1155-2:$15A123-49资本的秘密/杨勇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12.-978-7-5534-1154-5:$15A123-49中华诗词研究丛刊/周兴俊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978-7-5068-3303-5:$35A44

颜炳祥[5]2007年在《中国汽车产业集群理论及实证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于它能够产生并释放出集群效应,这种集群效应既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源泉所在,也是产业集群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础。产业集群区域内部高度的竞合氛围,使分工更专业、更精细,使成本降得更低、技术创新节奏更快;由于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产业特性、地域特性与网络特性,对于那些产业链比较长或迂回生产方式比较突出的产业,利用集群化发展可以迅速提升该产业的区域、国内或国际的竞争优势。汽车产业的产业关联度非常高,并且产业链很长,因此汽车产业对相关行业的依赖性和带动作用非常强。通过实施产业集群战略,可以有效地促进汽车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在汽车产业集群内,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的成本,形成整个产业链各环节的合力,从而造就了汽车产业强劲的竞争力。随着汽车产业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我国汽车工业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特点。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汽车产业集群,只是一些生产的地域集中。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汽车工业仍然存在技术含量低、规模小、自主研发差、缺少自主品牌等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实现从汽车大国到汽车强国的梦想,产业集群势在必行。本文从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外因条件出发,分析了汽车产业集群及其竞争力的形成机理,比较国际及我国部分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特征及原因,最后提出我国汽车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战略选择及政策建议,目的是为了使相关人士对我国汽车业的竞争优势有一个更全面和清晰的把握,从而能够结合我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有目的地促进我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提出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点。对于产业集群理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总结,并且在分析的基础上延拓、深化了有关理论的应用广度及深度。指出了对于我国汽车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构建了本论文的技术路线并确定了研究重点;第二章:本章首先界定了汽车产品的概念、分类,总结了汽车工业的七大特征,确定本文所研究的汽车产业包括汽车产品制造业、汽车批发零售业和汽车服务业;其次,提出了汽车产业集群的概念和分类,分析了汽车产业集群的特征。最后给出了本文研究的假设前提。第叁章:论文从汽车产业集群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外因方面入手,着重从产业资本环境、产业形成所需要的社会化资本、促进产业集群形成、成长、壮大的区域产业文化等几个因素出发具体分析了汽车产业集群孕育、发展的外因化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汽车产业集群的资本要素禀赋、汽车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平台、汽车产业文化平台的构建;第四章:论文讨论了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内部驱动因素,主要包括汽车产业集群的技术能力与产业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汽车产业集群的物流体系的成熟以及有益于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集群网络系统的构建,从集群发展的内因角度揭示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推动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汽车产业集群技术平台、汽车物流体系运作平台、汽车产业集群网络体系的构建思路;第五章:在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上对于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通过构建汽车产业集群的叁维度分析框架模型,认为汽车产业集群的成长是宏观—产业成长环境、中观—产业发展及微观—集群内企业主体叁个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或者不正常都将影响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文章最后对于汽车产业集群内部各网络结点的功能作了阐述;第六章:本章对于汽车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进行了重点研究。首先分析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来源;然后结合汽车产业的具体特点,构建了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模型,并且运用AHP数学模糊评价的方法,对我国不同区域的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评价与对比;最后结合汽车产业集群各层次指标的综合评价结果,分析了不同区域汽车集群竞争力差异的原因。第七章:本章通过对于我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定量分析,发现汽车产业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产业积聚现象;另外分析结果还表明汽车产业是关联性很强和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将有力的促进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其集聚程度与汽车工业总产值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不同行业集聚程度的变化对工业增长的影响力不同,汽车产业积聚程度的提高对我国的工业发展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第八章:文章首先介绍了世界上部分汽车产业集群和我国汽车产业集群总体格局,分析了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的现状及特点。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原因探索了现有格局的成因;最后结合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现状,从开放的市场、FDI效应及国际化的经营策略等叁方面入手分析经济与市场全球化的趋势对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分析认为通过合理运用产业要素的变动与经济地理的变迁,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加快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汽车产业的集群效应,提高产业效率;第九章:基于SWOT分析框架,在前面几章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中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根据“优势-机会”、“优势-威胁”与“劣势-机会”、“劣势-威胁”等四种组合提出中国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建议;同时提出了汽车产业集群品牌的定义及其构建方法;最后在对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汽车集群处于发展期的观点,并探讨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第十章:结论与展望。归纳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本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的展望与建议。总的来说,本论文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侧重于应用性研究,对我国汽车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丰富的、全面的、富有创新性的研究。但囿于作者知识结构及研究时间的限制,某些问题尚未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如关于国有汽车集团的产权结构对于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如何?国有汽车企业如何进行委托人—代理人的机制设置?如何防止国有企业内部各级管理者的权力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中国汽车产业集群内部的体制性障碍?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的途径与实际影响等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杜立芳[6]2017年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研究指明“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叁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杨海龙[7]2011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研究》文中提出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以党全会的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社会建设做了更为具体的部署与安排;在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加快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社会建设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容。至此,我国社会建设的理论已经初步形成。社会建设的正式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实现了由叁位一体向四位一体的转化。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叁中全会中讲话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思想,经过丰富和发展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统领一切当前工作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我国当前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表明党对叁大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理念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归宿。本文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社会建设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概述;第二部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叁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各类有关以人为本为特征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梳理;第叁部分是对目前社会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行了归纳;第四部分则主要体现在对目前我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基于上部分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思考和建议。

刘芳[8]2010年在《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文中提出本文立足马克思的原作,注重从实质上、根本目的上研究共产主义,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人们因为时代的需要和受历史条件的规约,注重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等制度层面认识共产主义,往往忽视缺失了一个基本方面,那就是作为主体的根本目的的人。在马克思那里,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预示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以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是实体、社会制度或形式,仍处于制度手段层面,自由人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因此研究共产主义,首要的应该从理论上对自由人予以重点说明。马克思不是凭空设想未来社会的人,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分析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人中揭示未来新社会的人的。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活生生的个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现实的个人就是马克思所指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他称之为异化的个人、偶然的个人。异化的个人相比之前的“自然的人”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赖,有了某种独立性,但受到自己创造物——商品、货币、资本等的残酷奴役和支配,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予以道德的谴责,但同时认为“异化的人”是个人发展的一个阶段,只有经过对“异化的人”的扬弃,自由人才能历史生成。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的理想人称为总体的人、完整的个人、真正个人、自由人,但都可归结为“自由人”。自由人是当时西欧学术界的一个较普遍用语,而马克思对自由人的理解非一般而言,他认为人成其为自由人首先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而同时要使人人获得解放,包括对资产者这个资本奴隶的解放,最终落脚到每一个个人都成其为人,获得人的尊严,这是马克思思想较之于基督教、人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独到之处,体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崇高性;人成其为人还要落脚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上,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是自由人的内涵和自身存在状态,其归宿是自由个性,自由的人、人的自由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落脚点和根本目的,这是马克思思想的价值真谛,体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无限性和生命永久力。未来社会的人是自由人,但个人不能单独实现自由,必须在共同体中,依靠自由人联合体来实现。因此,在认识理解自由人的基础上,需要对自由人联合体进行分析。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也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发现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个人从属于共同体,在那里,个人和社会都不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摆脱了对共同体的依附,获得个人的独立性,但又受到货币、资本这些抽象共同体的支配,而且国家等虚幻的共同体假借集体的名义剥夺大多数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以资本主义物的依赖阶段为历史前提,在未来社会将由自由人联合而成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代替过去限制个人自由发展的虚假共同体,成为真实的集体,为每个人自由发展提供条件。自由人联合体到底是怎样的,马克思也作了原则设想。这主要是社会个人所有制、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其中,关于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是实行共同所有和个人所有相统一的社会个人所有制,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财产归公的公有制。对未来社会这些制度设计,马克思都是与实现个人的自由联系起来探讨的。人的自由是目的,社会个人所有制、计划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这些制度设计是手段,他们是用来保障个人自由的。通过以上对未来社会自由人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自由人和自由人联合体是历史生成的和谐统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以人的自由为根本价值理念、以一切人的自由为根本价值目标、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最高社会理想从而才能作为人的历史的真正开始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从实质、根本目的上讲,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在从理论上说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之后,还需进一步探讨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在马克思学说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它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以更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西方历史上,人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确立既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践踏了人的尊严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讨人类的解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从欣赏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到主张民主制,到提出人类解放,马克思开始对未来社会进行探讨,虽然还没有接受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但目标是明确的即实现人的自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这一经济事实的深入剖析,提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表明自此之后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概念,而且从一开始他的共产主义就是以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和人类解放的面目出现的。随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他对以前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创立了唯物史观,使对共产主义的探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共产主义是确保个人自由实现的真实共同体,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形成。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他们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直至灭亡的规律,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不仅要实现个人自由,而且要实现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核心理念被揭示出来,标志着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正式确立。之后的马克思继续深入研究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丰富和发展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个体自由为尺度揭示了人类由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到自由个性的发展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资本为杠杆揭示了现实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势和条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中有了新发现,走进共产主义的制度设计。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思想贯穿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成为马克思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关于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列宁的叁个组成部分说在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多年的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将其教条化、凝固化,没有从整体上认识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马克思一生研究的主题就是共产主义何以可能、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是其核心理念,其他理论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探寻以人为本共产主义的实现何以可能。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实践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一直发展到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哲学的伟大革命作用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当历史关系和社会状况成熟时,要求现实的人使现实世界革命化,为人的解放开辟道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的科学成果,其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预示了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的到来。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实质上是一致的,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学。马克思是将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放在经济关系之中、与人的最基本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这样去思考,自由才能成为人的生存原则、成为目的本身,并具有现实可能性。这是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内在的共通的道理,也是马克思学说的独到之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探寻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如何实现即实现的现实道路问题。无产阶级负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它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发动和组织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及利用政权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其终端目的都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准备条件。可见,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落脚点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学说就是这样以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为核心理念,以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和手段,以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论证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的一个学说整体。从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上论证和认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或许是一个更新的角度,更能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这主要体现在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两方面。在理论上,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有利于显现人尤其是个人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基础地位,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目,科学地确定马克思学说在西方思想史和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在实践上,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既为人们指明了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和政治方向,同时也为各国共产党人评判自己的作为提供了价值标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从根本上讲是它长期缺失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造成的,这与马克思所讲的“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合。对中国而言,虽然在建国后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也没有完全处理好,遭到了很大的挫折,但在改革开放以来努力打破传统僵化的体制和模式,确认人的主体性,不断解放和发展人,尊重人的根本利益,从而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以人为本执政新理念的提出更是回归了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历史要求我们的党和政府更加自觉地以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其主要是:利用资本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要始终坚持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凭借股份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为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提供经济保障;建设服务型政府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有这一切,其最终目的是使每一个个人真正成为有尊严的自由人。

宋立文[9]2011年在《和谐社会: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的历史和解》文中研究说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重大课题和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准确地来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获得较大发展,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日益突出从而阻碍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这样一种矛盾状况提出的。其中,共同富裕目标与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矛盾。从矛盾视角来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之间矛盾化解的历史归宿。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历史承接;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呼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现实的理论回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包含了化解二者矛盾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过程就是二者矛盾的化解过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对贫富差距的超越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系统论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化解二者矛盾过程中的理论地位和作用,科学分析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原因以及程度,进而探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化解二者矛盾的具体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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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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