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平[1]2004年在《转型期群众参与防治腐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大变革、结构大调整、观念大转变之中,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本文以公共管理学科理论为指导,以国内外广泛存在的腐败现象为基本素材,以腐败现象的描述和成因分析为基础,以腐败防治手段的研究为目标,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及方法展开研究。论文首先概述了腐败的定义及基本形式、我国转型时期腐败犯罪行为的特点及腐败的程度、腐败现象的社会危害。阐释了腐败现状的测量方法,并分别运用客观方法和主观方法对中国腐败现象的现状进行了测量,对中国腐败现象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估算,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腐败现象的成因。在此基础之上,论述了群众参与防治腐败的理论基础、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给出了群众参与防治腐败的对策建议。
刘占虎[2]2015年在《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研究》文中提出廉洁兴邦、腐败丧权,是古今中外政权运行的必然规律。治理腐败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是一项支撑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事业。廉洁政治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世代先贤为此孜孜以求、铢积寸累。对于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作为时代的“常识”毋庸赘言。对于腐败治理中的困境,至今尚未找到理想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一种法律或制度是天衣无缝的,可以有效规训权力、规范行为；也没有一种道德或伦理是自发而成的,可以彻底征服人心、调节贪望。当然,健全而完善的防治措施本身并不代表着反腐倡廉的有效性,丰富而多样的治理路径也不意味着就能形成应有的“聚合力”。在中国政府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协同性已成为科学和有效治理腐败的内在诉求。本文从权力形态的分化中理清腐败生发的多重逻辑,在多元原因解析、多种防治方式协同、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维度上探析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实现机制,以增强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权力作为腐败的核心要素,在现代性境遇下发生了多元分化,腐败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和隐蔽化。本文立足权力本身,通过对不同时空和制度语境下腐败与廉政的内涵检视和逻辑分析,阐明“反腐”与“倡廉”的一致性和互成性。在比较分析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德性制约权力、以文化制约权力、以政策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实践局限的基础上指出,协同性作为整体性的重要表征,是事物系统及各系统诸要素之间的配合、协调,使得多种力量集聚成一个总力量,形成大于单一要素功能总和的协同效应。增强反腐倡廉的协同性,是实现“惩防并举”与“标本兼治”的内在诉求。协同性理论是以哈肯的协同学为根基,并包括政治系统论、社会工程论、空间生产论、交往实践论中的协同性思想,以及中国传统德法共治、西方制度伦理和马克思主义廉政建设思想的整体性思想。反腐倡廉协同性是以彰显公共权力的政道为目标,运用协同学的基本原理把众多具有善政取向的防治举措和治理主体协同起来,在防治权力滥用、建设廉洁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整体效应。具体包括制度建构的协同性、过程机制的协同性、实践主体的协同性。为了实现反腐倡廉的科学化、有效化和廉价化,就必须从权力腐败生发的心灵场、物理场、心物场中形成制度建构、过程机制与治理主体之间多维的动态的协同性,通过预防、监督、惩处、教育和保障机制的有机互成来实现治理对策的高度协同。当代中国的腐败是普遍性机理和特殊性元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决定着中国在治理腐败的目标、方略和路径选择上的特殊性。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作为主要实现方式,存在着实践中的困境,诸如制度反腐缺乏支撑制度执行力的法治精神和过程机制,文化倡廉缺乏人文化成的廉洁教育和制度实践,运动反腐缺乏过程防腐的长效机制和法制保障。针对以上不足,需要以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为主线,在预防、监督、惩处、教育、保障五个维度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机制。在预防机制上,重在推进政务公开的法制化和信息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干部任用的制度化与公开化；在监督机制上,横向层面加强监督权的制衡力和制度保障,纵向层面推进中央巡视监督的常态化和全面化,空间维度推进多元监督力量的网络化和动态化；在惩处机制上,坚持一视同仁与依法严惩的原则统一,坚持党纪处分与国法惩治的内容统一,坚持制度惩处与公开透明的方式统一；在教育机制上,坚持政治教育与岗位教育相结合,警示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行为示范与环境育人相结合；在保障机制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协同的领导原则；坚持“长期规划”与“五年计划”协同的战略原则；坚持顶层设计与群众路线协同的实践原则。在全面治理腐败的进程中,制度建设要充分考量过程防腐的操作性和实效性,在完善系列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对既有制度体系的清理和整合的基础上,重点推进政务公开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文化倡廉重在坚持执政为民来扬弃“官本位”文化,坚持依法行政来杜绝权力“潜规则”,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廉政文化的育成依托于公职人员的为民务实清廉,通过廉洁职业文化养成实现干部清正,通过廉洁政治文化生成实现政府清廉,通过廉洁社会文化育成实现政治清明。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政道逻辑决定着建设廉洁政治的可预期性。悠久而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复杂的国情差异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不能仅仅依靠单一举措和单向行动。本文通过回到权力本身,建构反腐倡廉协同性的基础理论,探寻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机制,增强反腐倡廉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旨在让权力成为建构优良公共生活、承载人民福祉的力量。
王亚旗[3]2016年在《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腐败被视为一颗毒瘤,影响着社会及国家的健康发展,并不断侵蚀着中国共产党的肌体,动摇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步入转型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松懈、信念缺失,价值观扭曲错位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法不健全等问题使得腐败现象不断蔓延,且腐败的形势日益严峻,违法及违纪案件居高不下且性质日趋严重,公款消费及浪费现象严重。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形象和凝聚力受到极大的影响,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对其信任度有所下降,腐败严重威胁党的存亡及国家的安危。中国共产党与腐败的关系,就好比是水与火,两者不相容。继毛泽东之后的几任中央领导集体在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及教训,使得反腐败不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得以丰富和发展。反腐败路径在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中不断创新,使反腐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总体上腐败现象的蔓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本文从五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路径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以问题为切入点,综合分析研究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路径的研究,包括研究现状、方法及其各自的创新点,并界定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确定此次研究的具体分析框架。第二部分,结合具体的事例和数据,分析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腐败与反腐败路径的认识,纵向梳理转型期以来的重大反腐败实践。第叁部分,对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路径进行概括和梳理。第四部分,对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路径的基本经验进行总结,对其取得的成绩、特点进行概括,并思考其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第五部分,通过对当今反腐败形势的分析,探索反腐败路径的发展趋势,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
陈海英[4]2015年在《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研究》文中提出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不管古代近代还是当代、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腐败都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顽疾。当前腐败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腐败与反腐败都成了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也是倍受人们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能否有效地防治腐败成为衡量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与腐败不懈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新时期,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腐败现象日益滋生和蔓延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反腐败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对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葆先进性提出了严峻挑战。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把防治腐败工作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找到科学、有效的办法。新世纪、新阶段,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阶段,制度反腐是新形势下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选择。本文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相关知识,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深入分析新时期腐败现象的表现、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和现有反腐倡廉机制存在的不足,历史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防治腐败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强调完善反腐倡廉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新时期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借鉴国(境)外反腐倡廉机制的经验,提出了完善预防、监督、惩戒、保障等机制的一系列对策措施。本论文共分六部分: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缘由、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反腐倡廉机制概述。首先对腐败、廉政、机制、反腐倡廉机制等概念进行界定,明确提出:反腐倡廉机制指为了防止和遏制腐败行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因素,促使各个权力主体和其他社会利益群体和个体,形成相互制约、相互调节的协调关系,共同遵循廉洁勤政的法律制度规范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腐败造成了政府公信力下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民群众利益严重受损、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动摇党的执政合法性、危及国家政治稳定,危害极大,完善的反腐倡廉机制对于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优化资源配置、规范社会秩序、促进政治清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章反腐倡廉机制的相关理论与中国实践。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治原罪理论、主权在民理论、权力制衡理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道德教育理论等廉政理论成为当代中国构建反腐倡廉机制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建立廉价政府、树立公仆意识、发扬党内民主、重视党内外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健全法制等思想构成当代中国构建反腐倡廉机制的理论基础,由此寻找完善反腐倡廉机制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梳理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对廉政制度建设的探索,为下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供实践依据。第叁章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缺陷及原因分析。新时期我国的反腐倡廉机制不断完善,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反映出来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本章梳理了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缺陷:制度体系不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不规范、干部的任用和公务员管理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预防机制不到位、保障机制不完备、惩处机制软弱、社会廉政文化建设机制薄弱等等,并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反腐倡廉机制不完善已经导致某些权力失控、反腐制度执行不力、商业贿赂成为社会公害、潜规则大行其道、假公济私,“黑金”泛滥等严重后果。反腐倡廉机制如果不能及时得以完善和创新,将会使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乃至于形成蝴蝶效应。完善反腐机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需要,是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是落实“惩防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反对腐败、实现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本章重点分析新时期我国反腐机制的缺陷,剖析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危害,从而强调新时期完善反腐倡廉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四章相关国家和地区反腐倡廉机制及启示。本章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几个发达国家、以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廉政建设的经验,其中透明行政机制、较完善的财产申报和金融实名制度、遏制商业贿赂的机制、现代公务员选用机制、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机制、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独立的反腐机构,刚性的反腐败立法、严格的惩戒机制、多渠道的监督机制等非常值得借鉴,对我国反腐倡廉机制建设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第五章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完善与创新的路径。新时期腐败呈现复合型、要职型、隐蔽型、资本积累型、“智能”型等特点,党中央的反腐思路也在不断变化:从“反对腐败”到“惩防并举”、从“叁大建设”到“五大建设”,反腐呈现全方位一体化、更加重视党内程序的制度化、规范化、更加重视网络监督并且形成了快速反应机制,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反腐无禁区。为此,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有效地遏制腐败为现实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推进社会和谐进程为价值目标,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整体性、民主性、科学性、实践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等原则,强化防控,完善预防腐败机制;扩大参与,完善监督腐败机制;惩防并举,完善惩戒腐败机制;深化改革,完善反腐倡廉保障机制;创新思路,完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张丹[5]2007年在《试论当代中国腐败的成因及其制度性对策》文中指出腐败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腐败现象在广度上已经腐蚀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当代中国对反腐败的关注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腐败不仅造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巨大经济损失，造成了及其恶劣的政治影响，还逐渐扩大，社会各界皆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且还对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判断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冲击，社会公平感、正义感受到了威胁，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腐败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反腐败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和社会任务，因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必不可少。但是，不计其数的着作和研究的质量并不成正比，当前反腐败研究实际上是表面热闹内里寂寥!而且反腐败研究缺乏专职的研究者和研究团体。本文在总结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为五个部分对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其对策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总结并分析当代中国腐败现象的基本状况，阐明腐败的定义、分类和特点。在总结归纳已往研究的基础上，以要件式的方法而非属加种差的方法得出“腐败”的定义更为可取，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更具开放性。“腐败”定义的要件由主体、目的、违反规范、交易行为构成。对腐败现象进行分类有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腐败的定义，从9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多方位解析腐败。当代中国处于转型期，因而当代中国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特征，与国外非转型社会的腐败不完全相同：新旧体制的交替客观上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转型期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思想意识领域的多样化，这在客观上非常不利于遏制腐败；当代中国的腐败已经呈现出体制化的恶性态势。第二部分分析当代中国腐败的原因，分为一般原因和中国的特殊成因。腐败的一般成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当代中国的腐败也不例外：第一，政治，权力是腐败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第二，经济，交易是腐败最主要的行为模式；第叁，法律，法治不够完备使腐败有空子可钻；第四，道德。道德自律性的薄弱是腐败行为之所以发生的主观原因。当代中国腐败的特殊成因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第二，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客观上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第叁，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也是当代中国腐败形成的客观原因；第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价值某种程度上的混乱是当代中国腐败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的主观原因。第叁部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反腐败的阻力，分为一般形态和中国的特殊形态。反腐败阻力的一般形态以透明国际列举的现象为典型，至少有8种，其中包括“上层过于雄心勃勃的反腐败承诺，造成了人民不切实际而且无法达到的期望，”等等。当代中国反腐败的阻力主要有叁：第一，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当代中国反腐败最大的阻力。第二，当代中国腐败的非正式规则化是反腐败的重大阻力。第叁，当代中国社会流传着许多关于腐败的错误观念是反腐败的重大阻力。第四部分分析当代中国反腐败不力的病理机制，分为反腐败面临的制度缺陷和反腐败制度自身的缺陷。新制度主义模式研究认为，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和约束机制叁个方面的缺陷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腐败的制度性病理。第一，激励机制。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成为腐败行为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机会结构。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为腐败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条件。第叁，约束机制乏力，自律约束机制弱化、责任约束机制乏力、舆论约束机制欠缺。同时当代中国反腐败制度自身存在很多缺陷：第一，反腐败机构的设置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第二，反腐败的信息机制基本上没有建立。第叁，许多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还没有成为制度，甚至连惯例都不是。第四，反腐败制度与其它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严重脱节，互不衔接，严重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系统化。第五部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为当代中国反腐败事业提供支持。透明国际认为一个国家的廉政体系至少需要以独立的司法系统为代表的12项制度性支柱。当代中国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改革公务员制度；完善财政制度；改革经济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的信息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司法制度；加强国际合作。
左永冰[6]2017年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防治腐败的法制建设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从习近平同志运用“新常态”一词来分析和解释现阶段我国经济之后,“新常态”一词也被运用于解释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阶段和状态。“新常态”的反腐倡廉本质上是凸显标本兼治的制度机制体系,亦即从政治或权力反腐最终走向依法反腐,从而形成“不能腐、不敢腐和不想腐”的风清气正的健康公共治理秩序格局。“新常态”防治腐败是源于我国当前反腐生态的性质判断而形成的一种战略性设计与安排,它不是传统的运动式反腐的简单延续,而是从“零容忍”的基点出发,以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人民立场”为本位,从公共权力制度化运行的法治社会思维的主线进行整全式考量,最终表达为依法防治腐败的公共精神或价值的政治权力行动规范体系。显然,这是反腐倡廉制度格局建设的终极样态,而“新常态”思维通过高压惩治腐败来抑制腐败增量必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借助有利的空间时间平台,加速建设和完善我国防治腐败的法制进程也必将是清明政治、清廉政府和清洁社会建构的不二选择。因此,运用法治思维完善法制机制最终消灭腐败存量,便是防治腐败的直接目的。本文通过对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防治腐败的法制建设的研究,探寻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防治腐败的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通过构建理想廉政生态,完善法制范畴,探索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完善和创新的路径。借助新常态高压反腐推进获得的空间时间,完善法制机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弘扬法治精神,最终消灭腐败存量,实现政治清明的廉政生态。随着反腐败由治标向治本的推进,我国防治腐败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依法反腐将成为反腐的常态。
王良玉[7]2013年在《转型期中国竞技体育腐败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竞技体育呈现出举国体制与市场体制并存、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市场化并行的格局。同时,竞技体育腐败问题也愈加突显,特别是2009年中国足坛掀起的反赌打黑行动及暴露出的严重腐败问题,影响巨大,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竞技体育腐败问题严重违背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阻碍了竞技体育事业健康发展,严重损害了我国体育形象,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急需加强研究和治理。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腐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非常薄弱或不足,加强对竞技体育腐败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研究立足我国实际,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腐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和观点如下：首先,以公共权力为视角,在科学界定竞技体育腐败概念的基础上,初步构建竞技体育腐败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确定研究范围和基础。认为,竞技体育腐败是指竞技体育活动中的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体育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体育公共利益的行为。其实质是滥用体育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本质是体育公共权力的严重异化。其次,对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腐败的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腐败产生的现实原因：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使体育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甚至扭曲、竞技体育从业人员人文精神和体育职业道德缺失是其产生的主观原因；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存在缺陷、体育法制建设滞后、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文化的消极影响等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再次,对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治理竞技体育腐败的实践进行了研究,调动社会团体力量活化体育管理体制、完善的体育立法、严格的裁判监管机制、设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解决体育纠纷、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司法机关及时主动介入、重视体育职业道德教育、全球联手治理竞技体育腐败,是其治理竞技体育腐败的成功经验。最后,在对我国竞技体育腐败治理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从工作实践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腐败治理的战略目标、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加强体育法制建设；完善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启动体育伦理道德建设工程。
许瑞[8]2012年在《中国特色的预防腐败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腐败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也是中国历代政治上难以治愈的顽疾。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贪污腐败现象是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阻碍因素。它们破坏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腐败的治理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为此，中国政府在反腐败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多年来，虽然政府不断地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并且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腐败的蔓延之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是缺乏一套整体的、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预防腐败机制。但是腐败预防机制的设计又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因为这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国家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着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吸纳了国内外众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腐败的定义，并从腐败产生的主客观条件上动态地分析了腐败的发生机理。在认真考量了理论界最有影响力的几种预防腐败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制度主义和系统论为分析工具，提出了机制优化预防腐败理论。在系统考察了世界上不同腐败程度国家的预防腐败机制实践后，对这些国家的防腐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之后分析了中国预防腐败机制的缺陷与不足，并对中国预防腐败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和措施。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论部分。先是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理论和现实意义，然后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作了梳理。第二章先是论证了腐败的基本理论，包括腐败的概念在本文中的界定（即采用国际上最公认的观点：为了私人的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或委托权力）以及腐败的成因分析（特别是从行为学和发生学的角度，并综合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腐败的动态成因）。在此基础上，又系统分析了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五种预防腐败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权利监督约束权力理论；国家廉政体系框架理论；治理理论以及机制设计预防腐败理论。其中特别分析了机制设计预防腐败理论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以及该理论的特点和整体分析框架，并指出中国特色预防腐败机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第叁章则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考察了国外的预防腐败机制实践的得失。本文在做了大量文献梳理的情况下，从中选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瑞典、印度、南非、阿根廷。瑞典是全球最为清廉的国家中的一个代表，预防腐败的机制比较完善；而印度和阿根廷则是比较腐败的国家，虽然在反腐败方面下了不少力气，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南非虽然是一个转型国家，但是反腐工作比较成功，所以南非的案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论文分别对这些国家的预防腐败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第四章主要探讨了中国预防腐败机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体现在如下这几个方面：首先是预防腐败机制的体制环境不完善，包括目前政治改革滞后，经济环境不完善，公民社会还相当弱小等内容；其次是预防腐败机制的内在系统问题，这具体包括选举问责机制不完善、分权制衡机制不健全、职能机构独立性不足、舆论监督机制的缺陷、权力运行中的不规范、教育机制的偏差、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国际合作机制不完善、惩处机制的缺陷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最后是预防腐败制度执行力不健全，这从根本上影响了腐败预防机制的效力。第五章则针对中国的反腐败实际，提出了关于构建中国特色预防腐败机制的构想和对策。首先，在指导思想层面，应当将预防腐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通过改革和创新，以机制来预防腐败；在战略目标上，则是要本着走向善治的良好愿望，在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下，构建系统协调、运作有效、动态开放、多中心的预防腐败体系；其次，要在系统论指导下完成预防腐败机制的构建，包括：完善权利约束权力机制、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完善市场防腐机制、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廉政教育机制、完善腐败惩处机制、完善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健全制度执行机制。第六章是结束语部分。该部分强调了建构预防腐败体系，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必要性。
金爱慧[9]2012年在《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对政治腐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各国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也是建国以来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使各种社会矛盾突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存在着诸多的漏洞，给部分官员贪污受贿带来了可乘之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的极坏影响，导致了当前的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损失、社会污染和政治挑战。学术界对于腐败问题研究的视角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但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研究，都不能与传统文化相脱离。中国是一个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至深，尤其讲究人际关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无论办理何事都会倾向于寻求已有的或正在建立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已经作为一种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心中。特别是在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出现了茫然、困惑与错位，传统人际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对于当前的政治腐败则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在反腐败显得刻不容缓的今天，这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腐败现象的影响尤其值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认真研究、分析和解决。为此，笔者试图从传统人际关系的视角对滋生腐败的文化根源进行深入的探讨，正确认识传统人际关系对中国当前政治腐败的影响，力求探寻出根除腐败问题的有效途径。本论文包括五章：第一章，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基本概述。首先对人际关系的一般涵义给予界定，同时论述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特殊涵义，从而进一步阐述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存在的基础问题并深入探讨传统人际关系形成的传统观念今日的表现及其影响。第二章，传统人际关系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首先通过分析传统人际关系对于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影响，论述了传统人际关系对于维护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制度所发挥的作用。继而又分析了传统人际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影响，阐述了虽然遭到了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冲击，但同时传统人际关系中诸如“整体主义”原则、“仁”和“礼”等一些积极因素对于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还是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最后，深刻论述了传统人际关系中“仁爱”、“人和”、“信义”、“礼仪”等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以及其消极因素使人们在权力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形下产生了腐败的动机，导致人们社会公德的缺失，对于公共权利的漠视等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第叁章，社会转型期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挑战及所面临的问题。改革开放导致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人们追求利益的积极性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变得空前复杂。虽然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冲击了因循守旧、平均主义等消极观念，增强了人们平等、自主、竞争、效率、民主法治等意识，但也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使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也导致人们的思想道德发生了嬗变，社会上一些腐败的丑恶现象不断发生，某些人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准。所以，转型期给传统人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际关系变得功利化、经济化，一些人缺乏责任感和良善、友爱精神，道德品质败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无情。加之转型期制度漏洞的存在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而造成了传统人际关系的消极因素在客观上对于腐败产生了支撑及影响。第四章，中西人际关系的比较及其借鉴。通过与西方国家人际关系的比较，从中总结出我们的可借鉴之处：公平是西方人际交往中较为突出的特点，其优点是以一种“简化”的态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显得比较简单。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组织之间没有掺杂政治或经济关系，关系内部一般都是以纵向为主，横向之间的制约因素比较少，人际关系发展比较平稳，不容易激化。所以，西方社会这种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掺杂过多的政治或经济因素、简单而实用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五章，构建新型人际关系与反腐败的新路径。在构建新型人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基础上实现人际关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且在构建新型人际关系基础上以廉政文化建设为核心创新反腐败新思路，开辟制度创新与廉政文化建设并举的反腐新路径，积极做到弃“礼”归“法”，去“私德”建“公德”，使公民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念，将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渗透于公民之灵魂，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构建廉政制度的新构架。
李东航[10]2005年在《转型期我国腐败问题防治策略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转型期我国腐败问题新特点及其严重危害的描述,分析了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系统阐述了依法治腐是我国反腐败的实现途径并提出了推进我国防治腐败的具体对策。正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转型期我国腐败问题新特点及严重危害。用大量的数据、事例说明我国转型期腐败的形势和特点,阐述了危害性。第二部分:剖析了我国转型时期产生腐败的深层原因,提出腐败成本过低是其泛滥的根源。第叁部分:提出依法治腐是我国实现防治腐败的最佳途径。本章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归纳了我国叁代领导人的反腐思想,论证了依法治腐是我国领导人一贯追求的反腐途径;二是提出了在当前历史时期推进我国依法治腐的具体对策,从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立法)、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执法)、强化反腐败专门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司法)叁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在当前历史时期依法防治腐败的具体途径。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群众参与防治腐败研究[D]. 张立平. 天津大学. 2004
[2]. 当代中国反腐倡廉的协同性研究[D]. 刘占虎. 兰州大学. 2015
[3].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路径研究[D]. 王亚旗. 武汉理工大学. 2016
[4]. 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研究[D]. 陈海英. 河北大学. 2015
[5]. 试论当代中国腐败的成因及其制度性对策[D]. 张丹. 中国政法大学. 2007
[6].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防治腐败的法制建设对策研究[D]. 左永冰. 黑龙江大学. 2017
[7]. 转型期中国竞技体育腐败问题研究[D]. 王良玉. 北京体育大学. 2013
[8]. 中国特色的预防腐败机制研究[D]. 许瑞.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9].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对政治腐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D]. 金爱慧.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10]. 转型期我国腐败问题防治策略研究[D]. 李东航. 吉林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