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燕[1]2003年在《宁夏生态环境建设的伦理思考》文中提出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当今世界，生态危机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一大严峻课题。这一问题若得不到妥善及时的解决，将会祸及人类自身。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把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面对新世纪，党中央又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构想，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西部的富裕，也就没有全国的共同富裕。广大西部地区处于上风上水，其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长江洪水灾害、黄河断流、沙尘暴肆虐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主要切入点，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民族自治区，宁夏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听任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不仅宁夏落实西部大开发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要落空，而且宁夏、西部乃至全国人民的生存都将受到威胁。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宁夏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根本点和切入点；是治理黄河、让黄河造福于中华民族的一项根本措施；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祖国边疆的根本保证。改善宁夏的生态环境状况，需要我们对宁夏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有清醒的认识，对改善宁夏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造成宁夏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和主观的、自然和人为的，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无视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对自然的盲目征服和占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因此，有必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虑环境保护问题，明确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从全局出发，以发展的眼光和动态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代内和代际之间的关系。增强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树立起正确的利益观，从而兼顾眼前与长远利益、局部与全局的利益，以确保人类社会得以永续发展。结合宁夏的区情，不仅要解决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还要解决生态环境、人口压力、科技教育、民族关系和思想观念问题，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前者更为重要。“西部大开发，宁夏要争先”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资源、提高人口素质和摆脱愚昧等整体协调发展的问题。实践表明，要使人们;}等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变为实践要比人们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了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迫切要求。 本文试从生态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宁夏的生态环境建设做一番理性思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观为主线，探寻宁夏生态环境建设中，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本文卞要阐述叁个问题: 第一，宁夏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宁夏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本文列举了宁夏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主要危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退化严重;沙尘暴频繁、气候灾害严重:湿地萎缩;水资源严重短缺与浪费并存;植被退化，系统生产力持续降低;严重的贫困问题等。 第二，造成宁夏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造成宁夏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和现实、客观和主观、自然和人为的因素。本文特别强调:人力资源严重不足、思想保守和观念落后是深层次的重要原因。 第叁，宁夏生态环境建设的伦理思考。本文阐述了面对宁夏生态环境危机，必须从伦理道德这个更深层次的角度转变人们传统的自然观、价值观和发展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起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伦理观，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宁夏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中，行政的、经济的特别是法律的手段和措施是非常重要和有力的。而本文重点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环境教育在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构建人类的环境伦理观念、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激发起人们自觉保护环境的道德责任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宁夏生态环境建设的必要保证和根本途径。环境教育的核心内容应当主要包括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审美叁个方面。通过环境教育应达到叁个目标:求真一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扬善一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审美一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视野。
董大仟[2]2017年在《伦理视域下的民族旅游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旅游的建设必然会造成民族文化被商品化,而过度商品化的民族文化已经失去了其本质面貌,不再能够支撑起足够经济收益,反倒对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民族旅游呼唤伦理规范的指引与约束,探寻民族旅游的本真价值及其实现方式已经成为一个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但当下的旅游伦理研究很多难以摆脱泛化之嫌,不可否认这些研究的前瞻性与科学性,但对于许多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来说,缺乏实用性。民族旅游伦理的实践契机在于通过对具象化、实体化的对象进行调研与分析,综合民族研究的各项现有成果,不对研究预设限制范围。没有详实的客观数据的支撑,就难以对民族旅游实践的真实性进行还原,继而对民族旅游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做出分析与判断就难免浮于理论。通过对国内外学界对民族旅游、旅游伦理的研究进行整合,一方面对当下民族旅游发展状况进行解读,另一方面将旅游伦理的价值判断方式引入民族旅游建设,理清民族旅游伦理研究的相关基本概念,并对研究涉及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探明当前民族旅游的伦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实证研究选定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作为调研地。首先分析总结当地民族旅游发展状况,引入实证案例。其次参考当地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现有研究中的发现和结论,确定了本研究选项中的对象,针对性地选取了旅游伦理视角下对参与旅游的各主体道德行为最需要考察的五个指标,分别体现研究对象以旅游伦理为主的五个方面,建立实证研究的指标体系,在此框架下对当地旅游消费者、民族社区、旅游经营者的道德行为做出实证调查。结合量化分析办法,透视民族旅游的伦理现状。在探明调研地民族旅游的伦理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当下民族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构成伦理失范行为的可能性因素进一步验证。最后,鉴于民族旅游问题的复杂性,对民族旅游各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诉求进行补充性的访谈,探明民族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民族旅游伦理规范构建的起点。尝试性的提出民族旅游伦理规范的构建,探讨民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路径。
徐云松[3]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刘学武[4]2011年在《生态移民中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运作体系的互动》文中提出红寺堡生态移民开发区(以下简称红寺堡)目前是我国最大的生态移民区,它地处宁夏中部,是在从吴忠市、中宁县、中卫市、同心县划拨出1999.12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建设而成的,现属宁夏吴忠市管辖。红寺堡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借鉴、吸收宁夏1983年到1997年间开展的吊庄1移民模式及工作经验,然后结合红寺堡当地的自然条件开发建设的,与吊庄移民有很大的差异。宁夏的吊庄移民建设主要目的是扶贫开发,是借助于国家叁西2建设资金和自治区配套资金的扶持,实行移民搬迁、易地安置的移民吊庄工程,将宁夏南部8市县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人们搬迁到宁夏北部各市县,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待移民完全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后,才整体改变行政隶属关系纳入到移入地人民政府。红寺堡开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生态治理,首先在红寺堡建设新的行政区,设立了红寺堡管委会,然后将宁夏南部8市县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人们搬迁红寺堡重新建设家园,移民搬迁后当即就纳入红寺堡管委会的领导之下。红寺堡边开发边建设,移民的生产方式与原居住地截然不同,移民的生活方式因之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加之移民中60%为回族,因此红寺堡移民文化变迁非常明显。选取红寺堡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我国其他地区进行生态移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论文第一章概要地介绍了宁夏第一阶段吊庄移民的移民政策、吊庄建设模式、开发类型等基本情况；第二章概要地介绍了红寺堡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以及红寺堡扬黄灌排工程及配套设施；第叁章则讲述了红寺堡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运作体系的建构,其中着重讲述了红寺堡政府权力的赋予与政府权威的生成及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权力来源及其权威的生成；第四章讲述了政府权威应有所为有所不为,着重讲述治理理论视域下政府权威的可持续性,以及政府权威在生态移民建设中如何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第五章论述了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运作体系的互动,文中将移民工程分为政府推动阶段与移民主动参与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移民工作的特殊性分别加以论述。从理论及实际意义上来看,当代宁夏的生态移民是一项以回族群众为主体、各民族群众共同参与的区域经济开发活动,生态移民区在完成了脱贫的目标后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就需要在生态移民区建立高效的政府权威来推动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需要培育形成一套庞大却能灵活高效运转的民间社会运作体系来保证产业结构调整落到实处。这篇论文以民族学、社会学理论为主要支撑,同时将借鉴经济学、生态学、行政学的一些理论,笔者力争将它写成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文章,希望论文完成后,不仅可供其他研究生态移民的学者借鉴,还可供与宁夏生态移民类型相似的生态移民区的建设者、管理者参考。
吴燕[5]2017年在《宁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文中指出随着人们就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对国民经济影响的认识不断加深,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被重视。如何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谋求经济发展成为了现目前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分析宁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提出了现阶段宁夏生态环境建设的对策。
何乃柱[6]2013年在《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各种社会冲突迭起,社区成为了新时期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聚焦点。社会工作如何立足于社区回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民族社会工作的系统性研究还很薄弱,民族社会工作在中国整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国内民族社区中开展的社会工作实践还比较少,有关社会工作应用于民族社区的研究(即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还较为单薄、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以民族社区为切入点,探讨社会工作如何应用于民族社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是一次探索性尝试。本文以建构主义、证据为本和行动研究为研究范式,采用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参与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开展了系列的探讨：一是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相互关系进行界定,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简评。二是初步梳理了社会工作在国内外民族社区的发展史和实践史。叁是立足于中国城市基层民族社区的现实处境,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城市散杂居社区民族工作、如何介入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困境群体的社区照顾服务。四是立足于中国农村社会,探讨了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时的文化敏感问题,分析了社会工作如何在基层民族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五是立足于民族社区,建构民族社会工作的哲学思想、价值观、伦理规范、理论、知识和实务体系等。六是探讨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多民族情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文末,笔者还基于田野调查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中国境内的外国族裔社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当社会工作遇到少数民族时,民族社会工作就出现了。民族社会工作是应用社会工作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协助少数民族个体、群体、组织、社区和社会解决各种问题的、专业的助人活动。民族社区社会工作是指社区里的民族社会工作,也就是社会工作在民族社区中的应用。2.国外的民族社会工作实践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其实践和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原住民和移民中的少数族裔,反压迫、反歧视、民族敏感是其主要视角。研究成果集中于英美两国,多为宏大叙事,缺乏系统的、基于社区的深度研究,且许多成果尚未翻译到国内。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被认为是国内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起点,但至今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尚未进入主流视野、研究队伍薄弱,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概念和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系统的和实操性的成果,立足于某一具体的民族社区的研究更少。3.民族社会工作的学科基础主要是社会工作而非民族学。遵照国外社会工作的传统和基于社会工作实践视角,本文认为广义上的民族社区如城乡民族聚居社区、少数民族散杂居社区及中国境内的外国族裔社区也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研究对象。4.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社会工作最早是由美国传教士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于1909年借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处于发展加速期。西方社会工作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有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包括民政等行政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从事的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工作等。助人自助的目标、长期性的助人活动、接受过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培训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助人活动的重要标准。5.民族社会工作主要面对的是发展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本土民族社区的多个实践个案的研究认为,社会工作可以成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乃至统战工作的新力量；社会工作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穆斯林长者服务等方面可大有作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是社会工作介入重大灾害救援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民族文化作为地方性知识可以被社会工作充分利用于开展基层社区治理。6.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民族社区社会工作亦是如此。西方社会工作、行政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民间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本土实践等都是中国社会工作营养来源。多源流性是中国社会工作结构的重要特点。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区域文化的差别等使社会工作针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民族社区应用时,必须面对多重的实务系统。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社会工作体系在中国情境下急需进行本土性的、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建构。7.中西方国家社会文化土壤的差异、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要求、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嵌入式发展现状等使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化成为必然,并需处理好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关系。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具有多元性。社会工作应用于中国的民族社区可能面临多次本土化的任务,并以服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为重要目标,对民族社会工作教育也提出了诸多要求。
李伟[7]2015年在《论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从事乡土小说创作,他们对社会发展变迁中农民生存状况和西部文化有着深层的思考,取得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乡土小说已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与西部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民俗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自然景观的融入,多元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浓厚的宗教背景依托,呈现出与东部作家创作不同的文学形态。尽管乡土小说的研究已经成学界争议和讨论的热点,但是关于西部乡土小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整体研究,西部乡土小说发展的形态与变化,一些西部乡土作家的创作长期处于被遮蔽与边缘化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研究。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主要集中于家庭伦理、情爱伦理、正义伦理叁个方面。家庭伦理书写涵盖乡村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邻里关系等,展现出社会经济变革时期中人际关系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复杂变化。西部作家立足乡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生存的变化,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对比中,弘扬乡村社会现代伦理的积极因素,家庭人际关系的新气象与乡村朴实、善良的民风人情。与此同时,西部作家揭露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批判传统血亲伦理的滞后性,乡村宗族伦理的劣根性,以及现代年轻一代颠覆传统长幼秩序的过激行为。西部作家表达出对现代新型伦理观的向往,但不排除对传统美德的回望,通过人物行为的复杂内涵和情感态度,表现出现代人因生存困境、经济利益等因素促使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西部作家深切地关注乡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又饱含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人道主义关怀。西部作家分别从情欲与伦理、生存与情爱、乱性与乱伦、爱情的理想与现实等关系的书写来展现农民选择爱情方式与爱情类型由保守压抑向开放多元的转变。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寻求情爱中面临着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观念冲突的两难困境：一是保全道德压抑情欲,另一是违背伦理追求爱情。针对生命与爱情的伦理问题,现代农民追求爱情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但不免出现以舍弃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爱情的悲剧。当前农民面临着维持生存与违背伦理的道德困境,尤其以乡村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为维持生存而自觉地走向道德异化。人们寻求情爱的错位现象——乱性与乱伦,乱性行为的无知与乱伦行为的恶劣引发西部作家对人性悲剧与宿命的深刻剖析,背弃道德必然受到惩罚,作家以此呼吁人们应遵循乱伦禁忌的道德文明原则。现代伦理视野下呈现出相异的爱情选择观,理想化爱情的唯美与道德和谐,现实性爱情的功利与物化。在过度追逐效率与利益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评判爱情价值的标准与选择爱情的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功利化倾向。因此,如何权衡外在物质因素与内在道德精神两者间的平衡成为现代人面临的道德难题。西部乡土小说中的正义伦理书写表现为人的正义、自然正义以及人的存在与异化等伦理问题。西部农民的正义观念呈现不同的变化,传统农民更为注重中国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现代农民身受现代文明观念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传统正义行为,而追求精神层面的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等现代伦理意识。西部作家特别地书写人们坚守正义原则,结局却受到谴责和攻击的道德悖论现象。针对官的正义与功利问题,西部作家以乡村干部叁种形象类型书写来表现不同的道德体系,公正廉洁的清官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正义；以权欺民谋私,损害农民利益的庸官,呈现为受功利因素诱导下官的道德失范；受到民众认可却违背行政规范的乡村官员,暗含着官场体制与自我道德选择的两难困境。西部作家对自然正义的关注,更多源于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与对本土生态伦理观的继承,通过对人保护与损害自然不同形态的书写,传达人类敬畏自然和善待生命的正义精神,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针对现代人的生存审美形态与人的异化现象,西部作家对前者持颂扬与肯定,而对后者持质疑与批判的伦理姿态。西部乡土作家的伦理书写姿态和创作立场,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民族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西部作家的伦理书写姿态大致呈现为以下几种形态：一是作家持苦难情怀进行伦理书写。鬼子以平民立场书写底层小人物的“阳光苦难”,敢于直视社会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卑微；冯积岐从乡村权力视角书写农民遭受权势压抑的苦难状态,由权力欲望引发乡村人性的复杂；罗伟章以底层伦理立场书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面临着双重的病态苦难,进城与回乡都无法逃离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荒芜；冉正万和王华则从乡村留守者与边缘者的立场出发,书写工业化入驻乡村致使农民痛失乡村家园的苦难窘态,两位作家创作中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二是作家创作中以乡村浪漫情怀进行伦理书写。因西部地域生存背景的相似,雪漠、郭雪波、漠月、郭文斌四位作家以各自的文学视点支起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浪漫情调。雪漠、郭雪波、漠月对各自的生存之地大漠、戈壁、梁滩充满着敬仰之情,小说创作中融入西部地区特有的自然审美、宗教情感和民族情怀,表达出各自不视野中体悟的文学观与地域人伦品格。郭文斌则从关注乡村现实走向民间传统文化的写作立场,寻找乡村世界的温暖与诗意,建构一种诗性化的乡土伦理。叁是作家以农家感恩的姿态进行乡土伦理书写。宁夏西海固作家群中的石舒清和马金莲对故土农家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创作中自觉地以感恩的伦理姿态进行乡土叙事,了一容和李进祥创作中坚守为底层农家而写作,四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自身的民族信仰融入乡土小说创作,充满着崇高的宗教伦理情怀与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四是贾平凹近年来乡土小说创作中仍然坚守平民立场写作,又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审视与批判着受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乡村,由早期小说中对现代伦理充满期待转为当前的批判,因自身伦理思考的困惑促使伦理观念表达的含混。总体来说,西部乡土作家的伦理书写具有现实性,作家的社会责任明确,敏锐地洞察社会现实问题,又以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深刻地揭示伦理问题的严重性,引导社会与人们对于农村、农民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深思。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艺术表现,既有意向主流文学靠拢,又保有着它本有的地域文学风格。首先,创作手法上表现为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重艺术借鉴。大部分西部乡土作家创作中坚守纯正的写实风格,作品充满强烈的社会现实感、现实批判精神和以时间叙事为主的写实手法。其中以红柯、东西、鬼子等为代表的西部个别作家深受中国先锋小说的影响,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采取“元小说”叙述手法来消解传统小说的写作,热衷于时空跳跃和重复叙述的先锋叙事技巧。贾平凹和冯积岐在保留写实的基础上借用现代派手法,形成现实与现代手法融合并用的特征。少数民族作家阿来、郭雪波、石舒清因自身民族宗教背景的影响,小说创作中融入了民族的宗教仪式、神话和传说,营造出文本叙事的魔幻与超现实色彩。其次,在文体特征上,西部作家把诗歌艺术中的意境、意象、抒情等融入乡土小说创作,形成小说的诗性意境与情境审美。西部乡土小说主题叙事的日常琐碎化与自传性色彩,语言表达的细腻和情感化,文体篇幅相对短小,而呈现出散文化的文体特征。再次,一些西部作家把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民歌与方言融入于小说创作,丰富了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审美特质,也使作家能够更好地阐释西部地域化伦理书写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学审美批评、伦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相关理论,在对西部主要文学期刊进行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和挖掘有关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原始资料,西部中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注重文本细读、感悟与伦理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把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解读放入西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与西部乡土小说发展的整体形态中进行考量,阐释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多元内涵和发展趋向。选取伦理视角来研究西部乡土小说的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延伸了文学的道德启蒙意识和社会现实价值。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研究西部乡土小说中呈现的伦理问题,有助于认识当前农村伦理的发展现状。西部乡土小说创作呈现日益繁荣,它已构成当前乡土文学发展中一种重要的文学形态,因此,试图在研究范围上拓宽了以往研究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文学创作,把西南地区的乡土作家创作也融入其中,对西部十二省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研究。以伦理视角为切入口,结合社会转型背景、地域文化和人伦风俗等因素,考察和发现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在视野上由人伦扩展为自然万物,作家姿态从批判传统到质疑现代,伦理评判标准趋向多元和开放的变化。
翟澜杰[8]2017年在《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仅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伦理叙事法、价值分析与价值评价法,从周秦时期的文献资料入手,对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以期呈现其关联性和整体性。通过对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历史场景的再现,我们可以发现在周人、秦人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朴素的生态文化,这为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此外,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天人关系、叁皇五帝时期的原始崇拜和夏商周叁代的天人观,是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的文化渊源。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的社会基础。“道”的生态依据论、阴阳五行的生成模式、“正己修身”的德性伦理、“天人合一”的生态信仰和“因”的生态治理理念,是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周秦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以“仁”的概念为起点,将道德共同体从人扩展到自然万物,追求“参赞化育”的生态境界,强调“以时禁发、取之有度”的生态准则,发展了环境保护的生态政令。周秦法家生态伦理思想则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揭露了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提出了“不为物使”的理想人格,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欲望控制在符合道德的范围之内,并提出了“强本、节用、禁末”的生态经济伦理,《田律》的颁布则将生态环境保护从道德层面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二者在人性论、道德修养、政令法律方面都存在共同性和差异性,呈现出早熟性与原创性、共生性与和谐性、自觉性与实践性、启发性与局限性的特征。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对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还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深入挖掘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彭一然[9]2016年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发展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文明是能够修复工业文明下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新型文明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是在反思工业文明弊端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必然的历史选择和现实选择,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科学、客观、系统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现有实践,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找出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不足能够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指导。由此可见,系统研究生态文明理论,探索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很有必要。目前,关于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实践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较多不足和研究空白。本文在深入梳理国内外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生态文明理论,借鉴国内外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经验,以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子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包含“总指数—子系统—分项指标—基础指标”的中国省级层面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框架。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30个省域(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下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态社会子系统的建设水平分别予以评价,并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了评价结果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予以评价,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最终,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策略。经过研究,本文获得以下成果和结论:(1)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哲学观、历史观、经济观、文化观、社会观等角度对生态文明理论进行了综合研究,形成多元系统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明确生态文明内涵、特征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构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2)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方法对2005-2014年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子系统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发展水平进行动态评价,基于评价结果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社会建设水平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动态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的省际、区际和区域内部差异较大,呈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的阶梯递减格局;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下子系统的建设水平发展不均衡,存在一定的短板;中国省域生态经济子系统、生态社会子系统建设水平和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3)利用系统分析归纳法从组织、决策、信息、协同、保障等方面设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机制,从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政治建设、生态社会建设、生态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层面设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策略框架。本文对于生态文明理论的多元系统分析,丰富了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为系统评价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实现了对中国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动态评价,丰富了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评价方法。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机制和发展策略的研究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
王帆宇[10]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叁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叁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叁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宁夏生态环境建设的伦理思考[D]. 李晓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伦理视域下的民族旅游发展研究[D]. 董大仟. 宁夏大学. 2017
[3].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4]. 生态移民中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运作体系的互动[D]. 刘学武.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5]. 宁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思考[J]. 吴燕. 中国林业经济. 2017
[6]. 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D]. 何乃柱. 兰州大学. 2013
[7]. 论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D]. 李伟. 山东大学. 2015
[8]. 周秦儒法生态伦理思想研究[D]. 翟澜杰. 宁夏大学. 2017
[9].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发展策略研究[D]. 彭一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10].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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