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际斌[1]2004年在《黄初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黄初文学介于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之间。第一,从前人零散的诗文品评来看,黄初是一个有影响的时期,而且还是一个文学水平比较高的时期;第二,从作家来看,建安七子已凋零,正始文人尚未出现,故黄初文学即使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阶段,亦是一个重要过渡时期;第叁,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来讲,这个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征,关注的问题和涉及的内容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独立性。从文学史的研究来看,过去将黄初作为建安后期。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人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总体关照和审美把握,没有人指出其总体特征,以及它在建安文学转化成正始文学中的过渡作用和演变过程。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进行研究。一、从研究文本入手,主要是根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和自己的考证,尽可能列出黄初作家作品,然后逐篇阅读,归纳出黄初文学的题材内容。二、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将文本研究和史料考辨结合起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旨,揭示黄初文学生成的社会因素。叁、将黄初文学放进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通过比较,揭示出黄初文学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而揭示出它的时代特征。
朱秀敏[2]2011年在《建安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大重镇,关于此时的诗歌、辞赋,学界创获颇多,对建安散文致力相对较少,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文学风格和表现形式,建安散文皆呈现出了新的风貌。本文以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全叁国文》中的建安单篇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本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细致、深入地梳理和探讨建安时期各体文章的创作状况,探究其中的文学思想和时代风尚,力求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本文由绪论部分和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叁个问题:一是本文选题的意义及研究范围,确定了建安散文的起止年代和本文研究的文本内容。二是以时间为序,将建安散文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和反思,分为叁个阶段,着力论述第叁阶段,即50年代初至今,认为建安散文在文本整理及校注、作家生平、思想及创作等方面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对建安散文的研究,或局限在叁曹、七子等代表作家作品,较少关注其他二叁流的作家作品;或从内容角度,专论某家散文抑或综论建安散文;或从文体角度,单论某种或某类文体,研究视角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拓展和开掘。叁是确定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以及在考察建安散文的发展及特点的时候,努力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章介绍了建安散文的创作背景,主要分叁个方面论述:一是社会政治背景,建安时期以建安十叁年(208)赤壁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政局动荡不安,后期“区宇方辑”,叁国分立基本形成,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二是思想文化背景,与政治形势的多变相适应,此时的思想文化也相当活跃。叁是建安士风与士人心态,在建安士人身上,既有汉末名士的风流,亦有建安时代造就的通脱。第二、叁、四章从文体角度对建安散文进行了分类论述。第二章论及两种目的性、实用性和功利性较强的文体,即下行公文诏令和上行公文奏议。建安时期的诏令风貌多样,曹操的教令清峻通脱,曹丕的诏令典雅清丽,曹睿、孔融、曹植之作也各有特色。章表奏议等文章陈言务实,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或陈政言事,或荐才论人,或劝进辞让谢恩请功,或谈论军事外交,或品文论学,是建安士人积极参政议政的重要体现。此外,建安奏议个性鲜明,理、情并胜,行文严谨,结构严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叁章论述了书牍、论说文和序体文。建安书牍情文并胜,既有很强的公文实用性的军政书牍,也有日渐兴盛的披心露性的私人书牍。从题材内容上,军政书牍可分为公务政事类、劝仕荐贤类、劝谏陈请类、外交辞令类、军事檄移类等,私人书牍可分为抒怀写志类、叙事类、品评论议类、状物描景类、戒书类、临终书信等。本文所论建安论说文有以“论”名篇的论文,有以“说”冠名的“说”文,还有以“难”、“答”、“对”名篇的对问体和以“释”、“辩”、“应”为题的设论体等问难类的文章,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选集或文体学中罗列的各种论说文体。建安论说文承继两汉,在文学性和论辩技巧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它的前后相继促进了正始时期和晋代论说文的繁盛。建安序体文创作大盛,有典籍序、诗序、赋序、碑序、颂序、铭序、哀辞序、诔序、赞序、七序、俳谐文序、关于人物品评的序等十余种。建安时期序体文的大量涌现,既是文章辨体的产物,又是文学自觉意识增强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碑诔哀吊、颂赞铭箴等一般以四言韵语为规范体式的文体、杂文以及其他文体。碑文在经历了桓灵之际的兴盛之后渐衰,在内容和功用上,可分为墓葬之碑和纪事铭功之碑,不管是哪一类碑文,作为一种以褒扬功能为主的饰终礼文,在文辞、句式等方面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学化色彩。东汉以来,私谥的盛行和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建安士人们开始重视诔文中个体哀情的抒发,曹植的诔文堪称其中的代表,他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私人化和抒情化的特征,亲友的密切关系和叙咏中的骋才抒情使曹植诔文成为寄托个人情感的文人之文。伤悼弱子的哀辞、品今吊古的吊文以及哀策、祭文等伤悼文体,在庄重的述德以外,也开始注重自我哀情的抒发。建安颂文在颂美传统的影响下,虽然仍是“廊庙文学”中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但也出现了一些美细物和托物言志的平民化、日常化的作品。作为一种四言为主的韵文形式,建安颂文仍有较强的拟古、崇古风尚,但其语言上的骈俪化和颂序的大量出现,体现了颂文文体的发展变化和各种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汉末至建安时期,文体的繁富和辨体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一些文体,如赞颂二体的混用。赞美或颂美是赞的后起之意,赞颂二体在形式和功用上的相近造成了它们的混同使用,但二体在文章篇幅、语言风格、内容和文体功能、作者的情感态度等方面仍有不同之处。曹植的《画赞》是严可均《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中可见的最早的画赞作品。建安赞文在语言形式上皆为四言韵文,且一韵到底,两句为一节奏和停顿,篇幅一般较短,大多为八句,也有六句或十二句者。建安铭文沿承两汉,内容上仍以祝颂和警戒为主,既有诫谏之辞,亦有自警之言。但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咏物铭、颂铭、碑铭等一些新的铭文形式,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有的与其他文体混合使用,不少铭文呈现出了明显的赋化特征。沿袭两汉,根据箴诫对象的不同,建安时期的箴文仍分为官箴和私箴,此外张紘作有一篇纯粹的咏物箴《瑰材枕箴》,已经完全偏离了箴体劝诫的功用。在杂文及其他文体这部分内容中,论及七体、连珠、俳谐文与“势”文等。第五章论述了建安散文的整体风貌。从叁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文体发展与各体皆工,单篇文章创作日繁,无论从作者人数还是单篇作品的总数,建安文章都较两汉有了很大发展,在出现的40余种文体中,几乎每种文体都出现了较为纯熟的作者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是建安散文所体现的时代风尚,包括悲美意识、通过山水之乐传达的自然观与俳谐风尚等。叁是人的觉醒下的文的自觉。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建安文士视野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情感体验更加细腻,文章创作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艺术技巧讲求多样化,个体抒情性逐渐增强。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建安散文中的文学思想。建安时期论文的文章已经较为繁富,虽还未出现系统性的文学评论,但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同两汉相比,建安士人的品藻、评赏已是主动的互相交流、沟通,他们畅谈各体文章,在单篇文章文体大备及各体发展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辨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或评论文章的功用、价值,或提出一些文学批评的原则,或品评古代及当时的某些文学作品。他们将文学批评当作文学创作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生命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第七章基于前文论述,确定了建安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建安散文相对先秦两汉散文,既有承续,又有新变和发展,既“收束汉音”、“兼笼前美”,又“振发魏响”、“作范后来”,开启了魏晋六朝散文新的审美风尚。建安堪称改造文章的时代。
邢培顺[3]2010年在《曹植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曹植是生活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转型时期的大作家,他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之功并取得了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巨大成就。在人们的观念中,有关曹植的研究似乎已经很多,但实际上,除了他诗歌中的几个话题研究得较多外,其余都不够深透,特别是他的散文创作。而而对曹植的文学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全面研究和总结的工作,人们做得就更少了。本文就是力图运用丰富的资料,新鲜的视角,对曹植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全面的论述和总结。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十二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叁个问题:一、论述了曹植作品的流传情况,解决了曹植作品流传过程中一些长期以来令人疑惑不解的问题。二、概括论述了曹植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首先从八个方面概述了曹植研究的现状:1.关于曹植作品的整理及研究;2.关于曹植生平资料的整理及研究;3.关于曹植哲学思想、政治观念的研究;4.关于曹植文艺思想的研究;5.关于曹植文学创作成就的研究;6.关于曹植文学继承问题的研究;7.关于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8.关于曹植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其次从几个方面概述了曹植研究的不足:1.曹植的生平考证;2.曹植作品的整理;3.曹植的学术渊源;4.曹植的文学师承;5.曹植创作的阶段性;6.曹植的辞赋研究;7.曹植诗歌的综合研究;8.曹植散文的研究;9.曹植创作成就和历史地位的研究。叁、从六个方面简要说明了本论文的创新之点。第一章:曹植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该章主要论述了叁个问题:一、建安时期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对文人的道德情感和政治情感产生了巨大冲击,这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文章从叁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1.士大夫对汉政权的态度;2.时人对曹魏政权的态度;3.曹植对汉朝的态度。二、随着儒学的解体,学术趋向多元化,文人的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也随之发展巨大变化,从而也导致了文学创作面貌的改变。文章论述了学术演变的叁种表现即诸子学兴起、各具特色的地方学术中心的形成和非主流意识的流行;论述了对时人影响最大的叁种思想观念,即刑名法术之学、道家和道教思想及王充的气自然论。叁、随着文化形态的改变,文人的社会角色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主要是由原来的儒生分化为政治干才、文学之士和玄学名士。文章以当时叁个着名的名士家族的转变为例论证这个问题。第二章:争嫡问题的再探讨。本章用丰富的材料,论述了曹操、曹丕及曹植各自的性格特点及思想倾向,探讨了曹操在立太子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原因及最终选择曹丕的苦衷,同时也论述了此事对曹植生活和创作的影响。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一、曹操的犹豫和最终抉择。曹操爱才,所以他喜欢曹植;考虑到世家名士支持曹丕,所以他选择了曹丕。二、曹丕的性情和日常行为。曹丕亲情淡漠,行为放诞,为曹操所不喜;他得到世家名士的支持,所以最终立为太子。叁、曹植的才气出众和避嫌退让。曹植天才卓出,仁孝友爱,所以受到曹操的喜爱和追随者的吹捧;他无意为太子,故而谦逊避嫌。四、曹植黄初初年两次获罪事由探隐。曹植黄初初年两次获罪的具体原因是他私祭父亲从而与曹丕发生冲突。第叁章:曹植的学术渊源。主要论述了叁个方面的问题:一、曹植学术功底很厚,且博观约取,多方吸收,而特别留意于非主流文化流域,如纬书、仙道及佛教等。二、曹植对《诗经》的接受虽不主一家,但受《韩诗》的影响最大,此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充分的表现。叁、曹植与荆州学在学术、文学创作及政治上关系密切,特别是他与王粲之间师承关系,受到王粲多方面的影响。曹植在学术传统、文学观念和政治活动上都与荆州学派有密切的关系,特别在人生观念、日常行为、文学创作、艺术才能等方面,都深受作为荆州学派重要成员的王粲、邯郸淳等人的影响。第四章:文学继承。本章通过对曹植文学创作特点的总体考察,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曹植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及古诗的文学继承情况,阐述了曹植的文学创作如何在广泛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学成就及文学风格。共分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一、论述了曹植对《诗经》创作风格、创作原则和情感表达原则的自觉遵循和守持;考察了曹植对《诗经》意境的模仿以及对《诗经》比兴表达方法、章法句法和语言的学习;二、考察了曹植在人格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受屈原的影响;叁、论述了曹植对辞赋的喜爱及在题材、铺陈手法、艺术境界和辞采方面对汉赋的继承;四、论证曹植在诗歌创作上受到汉乐府的多方面影响,但在具体创作中,他的取法对象是曹操;五、考察了曹植对古诗的多方面继承,重点考察了他在诗赋创作上对王粲的直接师承关系。第五章:建安文学的流变与曹植的地位。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一、建安文学作为一个过程,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明显不同的面貌。二、探讨了张衡、蔡邕作为建安文学的先驱对建安文学的影响,特别是蔡邕对建安文学的多方面影响。叁、论述了建安前期文学的过渡性质,它既是汉代文学的发展,又是建安文学的先导,总体表现为内容、风格的多样化;四、论述了邺下文坛的盛况,以及建安文学与汉代文学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上有了重大不同;建安文学重个性、重情感、重辞采,真正进入了文学自觉时期。五、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对建安文学有总结、深化之功,又成为正始文学的先导。第六章:曹植创作的阶段性。本章结合曹植的生平及作品,论述了曹植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其文学创作呈现出的不同面貌,探讨了所以造成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从而为全面评价曹植的创作成就和风格特征提供了依据。一、建安时期,在创作内容上比较单纯,思想和感情比较肤浅;体裁上以辞赋为主,诗歌以赠答诗为主,散文以书论赞为主;创作上风格质实,缺乏灵动;创作技巧上重模拟,多同题共作作品。二、黄初时期,创作内容主要是全生保命;体裁上诗文赋并重;创作方法和技巧上,运用比兴和象征,情感变得深沉,意蕴丰富。叁、太和时期,创作内容丰富而复杂,多人生的深沉思考;体裁多样,成就巨大;创作手法和技巧更加纯熟,形成自己的风格体系。第七章:曹植辞赋论。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曹植自小爱好辞赋,其创作的不同阶段上在数量、创作方法、表现内容、作品风格等方面又有显然不同的特色。二、论述曹植辞赋体类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以及辞赋创作的生活化和世俗化。叁、曹植的辞赋创作具有多样化的体式、高超的艺术技巧及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慷慨”是曹植辞赋创作的美学追求。曹植的辞赋在风格上具有情感浓郁、个性鲜明、情韵慷慨、雅俗共赏等特点。第八章:曹植诗歌论。本章主要讨论了如下五个问题:一、曹植诗歌创作在体裁、题材、创作技巧、创作风格上有一个明显变化过程,其巨大成就是全面继承前人成就,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思考和深切生活体验的结果。二、论述了曹植乐府诗歌的类别、艺术成就和风格特征,证明了曹植的乐府诗歌都属于清商乐,因而具有清越激扬、凄婉哀怒的特点。叁、曹植的五言诗内容丰富和技巧高超,他的五言诗创作为后世诗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四、论述了曹植四言诗在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特别讨论了曹植为解决四言诗实词化以后所产生的凝重板滞问题而作的艺术创新。五、按题材特点分类论述了曹植的诗歌,将其放在诗歌发展的过程中,论述曹植在诗歌创作上的继承和创新情况,着重论述了他的赠答诗、宴饮诗、咏史诗、游仙诗及弃妇怨女诗的成就、影响和历史地位。第九章:曹植散文论。本章将曹植的各体散文放在各该体文章发展、衍变的过程,论证曹植散文创作的高度艺术成就及其对个体散文的改造之功。通过论述曹植散文创作对形象性和情感性的重视,证明曹植是中国美文的最早创立者。共分六个部分进行论述:一、论述了曹植的章表在各个时期内容上的不同及总体艺术特色。二、论述了曹值的颂赞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叁、论述了曹植的序文丰富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突出强调了其许文创作对于文学自觉的意义。四、论述了曹植的书论的内容特点及其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五、将曹植的铭诔放在各该文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论述曹植对传统文体的改造之功。六、论述曹植的哀辞及其他文体的艺术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第十章:曹植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本章主要论述了如下叁个问题:一、儒学解体、礼教松弛造成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的变化,为为文学通俗化和俗文学繁兴提供了文化环境。二、建安时期的作家大都多才多艺并重视俗文学创作。叁、曹植文学创作在体裁和表达方法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俗化倾向并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俗文学作品,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的真正自觉。第十一章:曹植与建安风骨。本章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深入探讨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特征形成的复杂的文化和心理原因,论述了守持传统和放纵个性的矛盾冲突才是建安文学产生慷慨悲凉风格特征的根本原因。二、建安风骨在曹植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树立和冲突,如中心和慷慨、载道与抒情、端实与空灵、雅整与俗化、壮阔与柔婉等。第十二章:曹植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本章主要论述了如下两个问题:一、曹植在魏晋南北朝各个历史阶段的影响。随着历史文化语境不同而不同,也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逐渐为人们所全面认识得到高度评价并最终成为“文章之圣”,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二、曹植文学创作在文体、创作技巧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一些名篇也在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人们的广泛传颂和作家们的学习、摹仿。
施建军[4]2004年在《建安文学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关于建安文学的专题研究。 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以论题为纲、以相关批评为目，对古人留下的建安文学批评资料进行有针对性的清理。如在所谓“建安体”的论题下，将古人的相关批评整合在一起，藉此可以加深今人对建安文学特色的认识。 第叁章是对二十世纪的建安文学研究所作的评述，旨在尽量全面地展示这一百年来的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者的按断时不时掺杂其间。 第四章论述曹操与建安诸文士之间的关系。认为限于种种原因，曹操不会重视，更不会重用建安诸文士。诸文士志不得伸的不平之鸣，成为建安时期文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五章、第六章探讨曹氏兄弟争嗣本末及其影响的问题，深化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如曹氏兄弟争嗣始于建安十六年(211)以后，丁仪、丁虞比杨修对曹丕的危害更大等。
于国华[5]2016年在《曹植诗赋缘情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曹植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建安风骨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文学由汉代压抑个性至魏晋张扬自我的重要转换力量。曹植诗赋突破了言志的藩篱,由言志或者志不获遂的忧伤转而为缘多种情感而发,且在爱情、友情、亲情诗赋创作上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具有典范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对曹植的感情世界,以及情感在诗赋中的表达进行论述和总结,揭示曹植在诗赋缘情方面的贡献。本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明确了感情的概念,明确了情对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意义。其次概述了曹植缘情研究的现状与不足。第一章按照先秦、西汉初期、汉武帝至汉桓帝时期叁个阶段时间顺序,对曹植之前文学中的情感表达状况以爱情、友情、亲情、自我实现为线索进行细致梳理,明确曹植感情世界与文学表达的渊源与基础。概括而言,先秦时期言志与缘情并举,但其情多为与志相关之情或群体性之情,汉代文人创作并未沿着缘情之路发展,“独尊儒术”限制了文人个性化情感表达,使文学缘情之路变得异常曲折。第二章重点分析曹植情感世界得以拓展的直接原因与诗赋缘情发展的时代基础。汉末社会动荡,鸿都门学的设置、人物品评的转向对儒学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冲击;纸张的渐次应用促进了文学对即时情感的表达;曹操求才叁令、曹丕对平等的提倡有助于曹植情感世界的开拓;曹操、曹丕对文学的重视与对文学活动的组织,时人的缘情之作对曹植的情感文学创作均有促进作用。第叁章专论曹植的亲情世界与文学表达。首先破解对曹植亲情判断有影响的重要问题——夺宗,认为曹植是短时期以被动、顺承的方式参与夺宗,在后期主动退出了太子之争。其次论述了曹植的亲情世界与文学表达。探讨了曹植与父亲、母亲、兄长、子侄之间的亲情特征。论文将曹植的亲情文学进行了分类,并从亲情世界的建构、真诚与矛盾结合、隐喻特征、体裁选择四个方面论述了曹植亲情表达的特点。第四章探讨曹植的爱情世界与文学表达。首先,补充论证了曹植与甄后之间存在爱情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继而暂退一步,抛开植甄之恋分析曹植爱情文学的内容与特征。曹植爱情诗赋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相聚的欢乐、无法结合的忧伤、离别与相思、女子被抛弃的忧伤四个方面,其特征为平等的知音之恋,与礼相对立的爱恋。爱情表达方面也具有抒情人称转换与充满张力的特征。最后,论析了情类赋代表《洛神赋》在情感表达方面取得的成就。第五章论述曹植的友情世界与文学表达。首先,论析了曹植的友人构成与友情世界特征。其中重点论析了曹植与丁氏兄弟、杨修的关系,得出曹植择友标准:同调才情、不拘小节,与政治利益无关;曹植与朋友为平等交往。其次,将曹植友情诗赋的主要内容分为欢宴与游赏、留别与赠别、恤友叁类加以论析。曹植的友情诗赋创作相比他人数量最多。从文体发展角度看,曹植的五言游宴诗创作时间较早,对声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赠答诗方面曹植的创作使五言答诗走向了成熟,以组诗的形式祖饯也是一种创新。第六章综论曹植诗赋的情绪特征,从曹植的需求是否满足所引发的快乐、恐惧、忧伤、焦虑等情绪表达特征,探讨曹植文学中的情绪特征以及曹植特殊的人生经历对情绪表达的影响。曹植开始在诗文中抒发单纯的快乐;他诗赋中寓言的形式,以褒写贬、指桑骂槐的抒情方式无不透露出恐惧的情绪;漂泊的人生使曹植钟情于离乡与游仙的描写,并营铸出蓬草意象以抒忧伤;曹植无法达成自我的功业目标,充满了焦虑,对此,曹植或塑造英雄形象表达内心的渴望,或直抒胸臆展现深郁之思。第七章综论曹植在诗赋情志分离过程中的贡献。曹植文学创作完成了对文人情感世界的整体性建构,其诗赋情感表达的质量亦首屈一指。曹植特别重视情绪的表达,曹植情感基调仍以忧伤为主,但他为单纯快乐情感的抒发找到了根据,曹植认为人的情思皆有价值,辞赋创作并非为了“揄扬大义”,提倡慷慨抒情,总之,曹植的创作是从诗言志、赋体物转向诗赋缘情的最为重要的体现,同时,在理论上也为诗赋缘情开辟了道路。
张兰花[6]2012年在《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文中指出论文在全面统计魏、蜀、吴叁国文人资料的基础上,以曹魏疆域内的文学为统一考察对象,打通文学史中“建安”和“正始”等以历史年代为文学断限的分割习惯,以公元196年至265年的曹魏士风与文学“四期叁变”的双线演变为线索,系统梳理士风四次递嬗所导致的文学四个分期中叁次新变的关联图景,探究目前叁国文学研究存在的诸多薄弱环节,解决诸如文学体式和新文风为何只在曹魏疆域得以拓展,建安气骨苍然的文风到正始时为何突变为玄言清谈,邺下时期娱乐俳谐文学的萌兴以及鉴识人伦引入文学批评的特征,曹魏代汉前后九锡文和劝禅礼文的新创性,曹魏黄初文学与太和文学的承转图景,祥瑞颂德和庙堂文学的复兴等问题,试圆为更全面真实地再现曹魏文学发展的原生态,为全面了解叁国文学史提供动态数据依据。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分绪论和五个章节进行论述。在绪论部分界定曹魏文学、曹魏文学时间断限、叁国文人标准、士风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第一章首先按文人标准梳理出含有245位的“叁国文人基本信息数据表”,清晰测量出叁国各疆域文学发达区域的特征,提供“文在曹魏”的数据指标,并进一步分析曹魏文人的籍贯分布及群体聚合特征。在全面把握叁国文人数据的基础上,将视角锁定曹魏疆域,以曹魏政治叁次演变带动士风四次递嬗,并引发文学四期变化中文风的叁次演变为一贯线索,以此解释曹魏文学主流文风的生发和新变。即从第二章起,每章考察一个分期的士风与文学新变的呼应关系。据此理路,第二章具体考察了聚集许下的文人群体活动,并梳理了汝南月旦评及乡党鉴识人伦之风对许下文人的影响,特别是曹操和孔融的党人精神,引爆了道统坍塌下士人英雄尚义激情的进发,加之此期士人多怀匡救乱世的功业理想,故崇尚忠直和英雄文学主题开始出现,文学意识由“模糊”到“多元实用”,文学体式也由“旧”趋“新”,由此催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第叁章具体考察了曹氏集团由许下迁至邺城之后文人群体的活动,认为曹丕广求异妓促使了邺下士人崇尚通艺风尚的盛行,而他与文人频繁的游宴活动也掀起了娱乐文学和酬唱文学的新高潮,加剧了文人崇尚竞技及娱乐诗赋“欲丽”之风的繁盛,文学由前期慷慨质朴为主流的曹魏文学风尚,转向悲美嬉娱风格为主。第四章以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事件影响士人生命意识为视角,观察凸显在文学中的疫灾衷情以及与灾异概念相对立的祥瑞文化的骤兴。可见,在曹魏代汉前后,曹魏叁祖尊儒、贵学、崇文的举措和对祥瑞的奖挹,有力地拓展了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致使颂祝、劝进、专题赋讴等祥瑞文学迅速衍生。尤其是九锡文和禅代礼文的肇兴,将祥瑞由文化现象纳入纯粹“典礼”的政教行列,成为后世禅代政治的效仿模板。第五章以正始之后的名士群体学术活动为考察中心点,观察政治形势变幻下,从魏初名士浮华受黜、正始名士援道释儒的玄论,直到竹林逸士谈玄远祸等士人群体的分化特征,可见,因士风由前期依附皇权求功名而转为半疏离状态下,所导致的祥瑞颂赞之风的消歇和新兴的带玄理探讨的诗文之渐兴情景。其中何晏、王弼等儒道互释的学术论辩活动,开启了“正始之音”,使文学发生了由抒情主题风格到以思辨为主题风格的转变。代表性文人是嵇康和阮籍,他们追求老庄理想境界、追求自然之真的玄理思辨性诗歌,是后世玄言诗歌的滥觞。
王晓彬[7]2009年在《曹魏儒学新变与曹植的文学创作》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依建安、黄初、太和叁个时间段展开,分别论述每一阶段儒学在政策层面上的新变,此一新变与当时具体时代因素纠合之后对于曹植心态之深层制约,以及曹植具体心态形成后对于其自身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特定影响,即通过儒学新变——心态变化——文学创作这样一种模式,具体论述儒学新变对于曹植文学创作的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内容共分叁章。第一章通过对曹操的“求才四令”的分析,揭出当时重才尚能的时代风气之新变,而在此一时代风气的影响之下,曹植形成了乐观积极、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态,此一心态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上,便是与现实有紧密关联之内容以及情明事显,辞气俱佳,激扬有余,而内敛不足之风格。第二章通过对九品中正制出台原因的分析,揭出此一制度对于黄初士人心态的制约,而在此一特定的时代氛围的影响之下,再加上曹植本人的特殊遭遇,他便逐渐形成了忍辱求生、含悲续命的心态。这样的心态表现在此一时期曹植的文学创作上,便形成了情悲意切、真挚哀婉的风格。第叁章则通过对于太和浮华案的分析,试图揭示当时儒学复古式的新变,在此一新变的影响下,与当时曹植所处的特定状况相结合,他便渐渐形成了忠烈质直、委曲抑郁的心态。这样的心态表现在此一时期曹植的文学创作上,便形成了真挚深沉、恳恻忠烈的风格。
胡虹丽[8]2010年在《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言诗文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文言诗文教学是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一个特殊的领域。自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以来,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史,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百年来,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思想、理念、实施究竟有着怎样的演变过程?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经验与教训?为了全面总结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所走过的路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未来发展,本论文运用文献分析、历史比较、案例研究、实地调查等方法,沿着由历史追溯到现实观照到未来构想的基本思路,坚持史论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的研究原则,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百年演变作了全景式展示,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现实作了掘进式揭示,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未来作了前瞻式构想。文章前有导论,后有结语,正文分上、中、下叁篇。上篇为“历史回顾与反思”。本篇全面梳理了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发展的百年演变历程,从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目的要求、教材编选、教学方法等方面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绎过程作了比较具体的历史描述和特征归纳。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背景以及不同阶段汉语言文字的发展特点,对不同时期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特点形成的原因作了较深入地分析,力求探寻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在价值取向、目的要求、内容变迁、方法沿革等方面的一般规律。文章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把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分为“现代转型”和“当代发展”两大阶段。“现代转型”包括“过渡”“激进”“平和”叁个时期。从清末新政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处于由传统“经学”教育向现代国文、国语教育转化的孕育和过渡时期,其主要发展趋势为“延续传统,改良文言”。这个时期的国文教学在教学宗旨上强调的仍然是“忠君”“尊孔”的圣化作用,但也明确地包含了“实用”思想,突出语文教育的工具功能；教学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注重选文的经典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时代要求,并注意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适切性；教学方法虽然基本上还是传统语文教育方法“读、背、讲”的延续,但不乏对传统教学法的反思和改进之举,并在延续旧法的同时,尝试引进新法。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凝结为强大的“批判传统,抑制文言”的势头,加速了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现代转型。在国语教育阶段,教育目的已由传授“圣贤之道”转向“练习常用的语言文字”、“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教育内容则由文言独霸变成文言与白话并存,并出现由文言文教学逐步过渡到白话文教学的趋势；在标举科学、民主、自由、个性的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教学方法出现了由被动向主动、由接受到发现、由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转轨。1927-1949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经历了现代转型的裂变,进入到“反思传统,规范文言”的平和期。在“学科本体建构”的意识和努力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革命性演变,现代文言诗文教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进入到“当代发展”阶段。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当代发展包括“起伏”“探索”“融合”叁个时期。1949年-1978年,在革命政治话语的统摄之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经历两次“大起大落”,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性解读方式窄化文学价值”和“文学分析范式弱化语言训练”两个方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工具论”长期主导着中小学语文教学。在科学理性的引领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进入了“探索期”。一方面,在改变教学目标的模糊性、教学内容的随意性、训练方法的无序性等方面,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训练的异化使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陷入僵化的模式。“人文论”以矫正语文“工具训练”的姿态出现于90年代之后。在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中,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被冷落多年的“文化价值”受到重视,文言诗文教学思路由单一走向融合,“文学鉴赏”得到关注,鉴赏文学作品的过程成为审美发现、情感体验与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篇为“现实观照与剖析”。包括“坚守：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必然需求”和“异化：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实然审视”两个部分。回溯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观照现实。“坚守”,这是我们从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发展历程中解读出的一个“关键词”。现代意义上的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是中小学语文学科的课程内容,文章首先从课程论的视角,沿着社会、个人、学科叁个层面展开了对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坚守的意义探寻。接着从理论与现实两个角度审视了当前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困境,并追溯了问题的根源,对当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在目的、内容、方法、评价等方面的异化现象及成因作了较深入的剖析。文章指出,当下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主要存在“教学目的南辕北辙,教学内容游移不定,教学方法两极分化,教学评价剑走偏锋,教师发展专业缺失”五个方面的异化现象。下篇为“未来前瞻与建构”。探寻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未来出路,“如何创新”是一个关键问题。文言诗文教学需要在坚守中创新,也需要在借鉴中创新。本篇写作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在前面纵览历史的基础上,思考文言诗文教学在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要继承与创新哪些传统经验；另一方面,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思考当下台湾、香港的文言诗文教学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排、教学方法及评价测试等方面的做法给我们的启示；思考如何把当前各种先进的科学理论,教育理念及中国古代汉语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到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实践中来。基于这样的思考,把文言诗文教学的过去、现在、未来整合起来,文章提出了加强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理念和策略：确立“文化本位”的核心理念,构建“整体规划”的教学体系,凸显“诵读教学”的本体地位,树立“时代融合”的课程意识。
陈际斌[9]2012年在《探源黄初文学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黄初是曹丕称帝时的年号,黄初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时期,且当时的文学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黄初文学出现在建安文学之后,正始文学之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玫[10]2002年在《建安文学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篇论文试图从文学接受与传播的视角，通过对建安文学的生成、传播、影响效果的考察，探讨建安文学的文化价值及其文本的内在构成，剖析作家作品所体现的期待视野同一定时代读者群原有的期待视野之间的交融关系，从中把握和总结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本论文由两大部分组成，上编主要从读者接受、反应、批评的角度切入，对史着、子书、总集别集及历代大量的诗话、笔记、选本、注本和散见于各种丛书杂录中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纵向方面探讨建安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播接受状况、接受过程的历时性和交流系统的共时性，以及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把作家、作品、读者的相互关系上升到期待视野变化的高度来考察。属于接受研究。下编重在文本效应研究，即在上编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个案或范式的横向研究，探讨建安文学文本在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具有何种功能等理论问题。既努力揭示出建安文学作品对读者的效果，也分析读者对建安文学文本流传的制约作用，并将这种交融关系放在历史的发展系统中加以认识，探讨其规律，勾画其发展脉络。在研究方法上，既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的合理成分，也结合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方法，注重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 黄初文学研究[D]. 陈际斌. 湘潭大学. 2004
[2]. 建安散文研究[D]. 朱秀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3]. 曹植文学研究[D]. 邢培顺.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4]. 建安文学专题研究[D]. 施建军. 复旦大学. 2004
[5]. 曹植诗赋缘情研究[D]. 于国华. 吉林大学. 2016
[6]. 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D]. 张兰花. 浙江大学. 2012
[7]. 曹魏儒学新变与曹植的文学创作[D]. 王晓彬. 浙江大学. 2009
[8]. 坚守与创新：百年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研究[D]. 胡虹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9]. 探源黄初文学的影响[J]. 陈际斌. 兰台世界. 2012
[10]. 建安文学接受史研究[D]. 王玫.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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