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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上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一方面，理论的生成来源于文学，文学对于理论具有基元的性质。另一方面，理论又可以逸出文学的牵引而成为独立的书写行为。理论逸出文学的牵引，成为很多人指责理论的一个理由。他们认为理论研究了理论的一切，唯独不研究文学。言外之意，一种与文学不相关联的文学理论是不存在的。究竟如何看待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关键词：知识学模式；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1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
曹顺庆引发的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讨论，激发了诸多学者对于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反思。讨论者们大都对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在强调西方学术话语引入的必要性的同时，指出我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进入了自觉的时期。讨论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是当代文论发展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一些学者强调当代文论的话语建设更要关注当代的文学实践。这样发掘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理论资源，以及回应当下文学创作实践提出的问题，就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知识的三个生长点。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讨论，其实质乃是对于中国文论知识生产危机的反映。学者们警惕到我们的文论知识生产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西方文论知识，因此产生了对文学理论界知识生产的危机感。尽管学界对于“失语症”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曹顺庆强调中国文论异质性这一观点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在众多参与讨论的学者中少有对此问题予以回应者。曹顺庆提出的中国文论异质性，其实已经将中国文论“失语症”引向了更深一层的探讨。只有认清中国传统文论的异质性，才能更好地发掘其理论意义，而不是与西方理论简单地相比附，做同质化的阐释。这一问题直至今日依然需要学人们做出自己的思考。
2知识学模式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
（1）表面看，理论远离了文学，实际上文学仍然是在场的。例如，希里斯•米勒一方面大谈文学的死亡、文学的终结，另一方面却高调宣讲“文学的权威性”；特里•伊格尔顿几十年前就宣布文学根本没有什么本质，但是在晚近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事件》《如何读诗》《文学阅读指南》等中，反复讨论的却是文学的价值、本质、形式等明显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如果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他就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而萨义德后殖民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性的文本。由此可见，文学的在场，是理论的一个深层结构。道理其实很简单，文学作为一种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的存在，永远是一个激发理论想象和理论实验的跑马场。
（2）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新的模式。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1994年出版了《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探讨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重大变迁。他们将知识生产方式概括为模式1和模式2。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可以用模式2与模式1的关系来准确地说明。因此，文学研究可以看作模式1的知识生产方式。文化研究最大的特征就是“跨学科性”，由于文化研究者将文化定位为“日常生活方式本身”，因此，文化研究是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的知识生产实践，是对当代世界的知识探求。可见，文化研究是一种应用性的人文科学形式，其知识生产的动力来自社会文化的内在需要，换言之，是应用性决定了文化研究者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文化研究的实践性、跨学科性和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和批判反思性，恰恰体现了知识生产模式2的基本特征。从文化研究的产生渊源来看，它最早来源于文学研究。阿诺德、利维斯的细译传统是文化研究产生的真正源头。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在伯明翰大学的成人教育中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标志着文化研究的出现。这一背景恰恰很好地印证了模式2与模式1之间的知识承续关系，同时说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并不是敌对或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人类知识生产模式的一次必然转型。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僵化，严重束缚了学科本身的发展。在文学理论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的出现，模式1的各种弊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例如陶东风、李春青、冯黎明、李西建、张荣翼、周宪、赖大仁等学者，都从反思的视角，对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建制、文艺学知识生产、文学研究机制等方面展开了反思研究。正是这种反思视角，开启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由模式1向模式2的转型的序幕。吉本斯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一书的第四章“以人文学科为例”，进一步讨论了模式2知识生产的特征。他指出:“在模式2知识生产的特征当中，人文学科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反思性(reflexivity)。”其次，他还认为：“模式2知识的三个特征—急剧的扩张、异质性和情境化—既存在于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也存在于文化和人文学科领域。”“模式2的另外一个特征—跨学科性也出现在人文学科领域。
（3）从新批评开始，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开始与特定的知识学模式结合起来。那种依托特定哲学或美学观念支持的被称为“总体性的文学理论”开始衰落，而依托特定知识学模式的“局部的文学理论”开始活跃在文学理论的中心。从知识学模式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论再到文化研究论的演进，内在地体现了一种知识学模式的转化。客观而论，无论是反映论还是审美反映论，其知识学模式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的，客体论或主体论的，基于单一学科的，等等。区别只在于对认识主客体不同维度的强调。虽然审美反映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解释文学的深层知识构型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其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变革的意义是有限的。只有到了文化研究论（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等），一种知识学模式才开始重新塑造文学理论的知识图景。
（4）罗兰•巴尔特在谈到结构主义的时候说过，“结构主义这一名称今天应该留给特别强调与语言学有直接联系的那种方法论的运动”。按照乔纳森•卡勒的理解，语言学作用于文学批评，带来了对于文学的新理解：首先，语言学的模式有助于丢弃建立在因果解释基础上的文学史和传记批评的传统。其次，语言学提供了一系列可以应用于文学的概念，如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横向组合和纵向组合关系、等级系统的层次、分配性和综合性的关系、意义的区别或差异性本质等，运用这些术语有助于对文学结构的关系分析，并产生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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