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艳军[1]2004年在《试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选择及其实现途径》文中认为政治发展问题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从而政治发展研究就自然成为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对于正致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来说，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进行了简要阐述后，总结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主要内容和特征，认为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已初步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政治发展还存在着诸如内容有限，速度相对滞后，政治文化对其具有较强制约性等许多不足之处。在分析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就我国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选择及其实现途径行了探讨，认为：在制度上体现民意政治，在价值上追求法治政治，在程序上遵循宪政政治以及在环境上营造开放政治应该成为我国政治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并从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新型政治文化叁大方面对此目标的实现途径作了探索性研究，以期为未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供参考。
王飞[2]2017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传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创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时代的进步,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也前所未有地显现了既有政治传播的缺陷和不足,促使我们面对挑战而积极应对挑战,通过改进政治传播的方式,努力把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提升到与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相匹配、与人类政治文明相融合的新境界。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既有成功的经验需要梳理概括,也存在着传播的难题亟待破解。本文围绕前述缘由,尝试从理论背景,历史演进,主要任务,难题及破解理路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和论述,努力构建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认识模型。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论证了政治传播在政党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现了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演进中的规律,论证了新闻信息和媒介意见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党报的党性原则问题,将个人言论自由问题与遵守党的纪律问题结合起来,指出了衡量党报党性原则的标准就在于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和组织经验四个方面。他还提出,政治传播不是无目的的灌输,而是有针对性的灌输,这种"针对性"主要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自发性"问题,它需要传播媒介发挥榜样引导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将政治传播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赋予了政治传播中国化的含义,即对内宣布和对外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立了适合于国情的面向不同大众的分层传播组织,形成了以报纸、期刊为主要载体,以红军政治传播为辅助手段的特色传播网络,为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打赢和国民党的宣传战争奠定了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反转。建国以后,党继续强化运用党报等新闻宣传工具,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的形势,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形成了从宣传鼓动、新闻报道到创新融合这样的传播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逐渐表现为政治理论传播、政党和国家形象塑造、动员和沟通民众叁大形态。面对着媒介融合改变了我国传媒业既有的传播格局和生存方式,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与冲突,迫切需要新型主流媒体担负起价值沟通与共识达成的桥梁职能。党通过聚焦政治任务,培养传播精英人才实现传播主体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党媒新版图的构建也在逐步形成,对外传播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媒介公信力不断回归,舆论引导力得到强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政治传播受众普及化、年轻化、群体化和网络化的转变,适时地作出了调整,使党的政治传播观念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实现了有效对接。然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西方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愈加明显,如何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需要政治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主要体现在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的互动不够,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还不能完全适应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提出的新要求。破解目前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困境,应从受众对事物真相的需求、对改进叙事方式的需求、对重塑媒介话语的需求、对参与传播过程的需求出发,做到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相结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念,增强传播效果的关注度、认同度。同时,也要科学地认识政治传播自身的规律,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治信息传受规律,探索传播途径从单一的组织、人际到组织、人际与新兴媒介的结合,推动政治传播主体从单一的政党主体到中国共产党主导、社会主体补充,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乃至个体作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功能,使其成为与政党互补且良性互动的政治传播主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完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使命中,我们应以勇于革新的态度,改革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治传播,改变现有对外政治传播覆盖面缺漏和势能弱化的情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人类政治文明形成共振的着力点,强化对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准诠释与传播。
王英[3]2010年在《政治和谐：挑战与对策》文中研究说明政治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人类政治社会存续过程中,政治主体通过和谐观念的多元认同、和谐制度的有效规范与和谐价值的体系建构缓和与化解矛盾使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系统各要素及其与其他子系统之间处于稳定有序、相对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从理论上搞清楚何谓政治和谐,如何实现和维护政治和谐,有助于为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谐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思想指导,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以利益为切入点研究政治和谐面对的挑战及其对策,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政治和谐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拓展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形成政治和谐研究的范式、理论体系和方法,丰富政治学理论宝库的财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论支持和理论服务。论文首先说明了研究的缘起,并从现实意义和学理价值两方面论述了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和价值,评述了国内外政治和谐和利益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逻辑结构与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并说明创新之处和面临的困难与不足。第一章通过对政治和谐的既有分析,获得一个批判性说明,并将政治和谐的概念要素归纳为五个基本维度。与此同时,对政治和谐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党际和谐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进一步明晰政治和谐的涵义。本章论述的重点为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分析影响政治和谐的因素,并将利益作为影响政治和谐的根本因素。第二章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类、梳理和综述,博采众长对利益的涵义进行界定。继而,分别从利益协调对政治和谐的意义和利益分化与冲突对政治和谐的影响说明利益与政治和谐之间深层次的关系。第叁章通过考察当前中国政治和谐的现状,具体描述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地区之间的利益分化、贫富分化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现实状况,深入剖析它们对政治和谐的影响和挑战。第四章以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维系政治和谐的做法为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通过客观分析和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概括、提炼出对中国实现政治和谐的启示。第五章是本文的最终归宿和根本落脚点。通过综合以上各章的学理分析和实践考察,笔者认为中国实现和维护政治和谐应当从几个方面着手: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保障政治和谐;强化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和谐;完善利益相关机制体系,维护政治和谐。这些建议将是中国实现政治和谐的根本路径。论文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文献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法、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对政治和谐进行内涵界定,强调了政治主体是政治和谐的核心要素,更加明确了政治和谐存续的时空范围,重点突出了政治和谐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关系,具体阐明了政治和谐是缓和与化解矛盾的过程,进一步说明了政治和谐是相对静态与绝对动态的统一,以及理顺了政治和谐与社会和谐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具体辨析了政治和谐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和党际和谐等相关范畴的关系。第二,以利益为切入点和分析视角,从利益协调对政治和谐的意义和价值和利益分化、冲突对政治和谐的影响进一步深入论述利益与政治和谐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从利益视角分析政治和谐问题的基本框架。第叁,将政治和谐置于新世纪、新阶段背景下考察和分析,从市场化、全球化和利益分化、整合的现实角度寻找影响政治和谐的根本原因,以较为广阔的视野大胆汲取实现和维护政治和谐的经验教训,探求实现政治和谐的设想和思路。
李春明[4]2005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传入我国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方兴未艾。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不论是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其着眼点应该在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全球化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动力。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对民主与法治的内在需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向民主和法治方向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化促进了政治多极化。政治多极化为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政治文化走向世界,进行平等的政治文化对话和交流,既保持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国特色”,又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保持一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和全球化统一的趋势,为保持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了文化动力。 全球化也给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带来强大的压力。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这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全球化中的西方式民主化浪潮,严重影响着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对渐进性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带来极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严重干扰着我国政治文化的独立发展。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动力和压力,我们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趋利避害,积极融入到全球化中。要坚持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主体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同时尊重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体性。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同时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政治文化发展成果,并实现其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换”,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全球化中大有作为。 发展观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两种发展观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最大,一种是新文化保守主义发展观,另一种是“全
张云帆[5]2008年在《试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是中华历史传统积淀与现实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它不仅体现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历史文化的烙印,即它不是单一性或综合性的,而是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现状。这一政治文化现状必然会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了解、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成因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的原理与框架着力探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有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该部分包括以下叁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阐释并分析了政治文化的内涵;其次,阐释并分析了政治发展的内涵;最后,论述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相关性,即统一性与非同步性。第二部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其成因。该部分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描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其次,详细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现状的形成原因。第叁部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该部分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论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其次,论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消极影响。第四部分:加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实现政治发展的几点思考。该部分包括以下叁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加强主导政治文化建设,正确对待亚政治文化;其次,培养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主体;再次,改善政治文化环境。
李权[6]2013年在《民生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构建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七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从而使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目前,可以说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我国的政治生活已经进入到了民生政治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民生政治问题,形成了关于民生政治的各种学说认识和理念,但是随着民生政治实践的不断深化,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生政治是什么、为了谁、怎么办及其为什么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民生政治的一般性规律,系统回答民生政治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就民生政治的基本问题予以探讨。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构成。导论部分大概说明了本研究的缘起及其意义、国内关于民生政治的研究现状、民生政治的研究方法、本文的基本内容等,总体上回答了本选题的意义、为什么研究本选题及其以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民生政治的学理解读》。民生政治既不同于以往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民生思想,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的民生建设实践,它是人类社会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实践,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民生思想及其实践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论文回答了什么是民生政治、民生政治的应然诉求以及可能出现的类型。第二章《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向》。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向部分试图从民生政治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形态中提炼出民生政治的一般性规律,主要回答民生政治在当代的本质是什么即民生政治的实践主体是谁以及为了谁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以及民生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在人民主体性为根本前提条件下、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的民生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第叁章《民生政治理论形态的比较》。民生政治作为新型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其理论形态与以往的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政治意识有所区别,也与我国1949-1999年的民生建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民生政治理论形态的比较部分试图重点说明民生政治与封建社会的民生思想、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以及生活政治理论的本质区别与联系,从理论形态的角度回答了不同社会形态对民生问题的本质解读以及区别与联系,进一步说明了民生政治的本质以及在当代中国构建的现实意义。第四章《民生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多维建构》。理论研究要关照现实生活,这是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本文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四位一体全景式地展现了民生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建构,说明了民生政治在当代中国如何实践的问题。其中重点是寻求民生政治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普遍性规律,提出普遍性建议。第五章《民生政治的全球性趋势》。从横向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民生政治的全球性趋势部分试图说明全球政治发展由统治阶级或者部分政治集团决定的政治态势已经成为过去,而由民众决定的政治及其对民众的公平正义问题的关注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主流。民生政治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第六章《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样态》。作为新型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形态,民生政治将走向何方、目的何在等问题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该部分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样态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是理想与现实的高度结合,主要回答的是民生政治的走向及其为何实现的问题。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升华。进一步总结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及其深化研究的基本思路,并再次强调民生政治构建的基础是公平正义,重申了民生政治构建的逻辑基础。并呼吁更多的人关心民生政治、实践民生政治、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出自己及其当下的努力。
王帆宇[7]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叁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叁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叁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李俊[8]2011年在《“熔炉”：中国政治社会化的机制与绩效（1949～2009）》文中提出政治社会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政治社会化指的是社会个体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接受政治文化、形成政治态度、塑造政治人的实践过程。它不仅有可能使国家自身的合法性权威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接受,而且还有可能降低社会统治成本而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稳定。因此,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通过政治社会化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本论文以“形成特定的‘政治人’是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与“政治人的形塑具有建构性与解构性、可控性与非可控性、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二重性”为逻辑起点,以“当代中国政治社会”为分析的时空场域,以“机制——绩效模式”为分析框架,把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划分为“政治革命”：建国初期的政治社会化(1949—1956)、“文化改造”：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社会化(1957—1977)、“经济改革”：改革开放时代政治社会化(1978—2009)叁个时期,试图从历史、静态、动态的角度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政治社会化演进轨迹。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梳理并评析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源流及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进展,分析本文研究视角的缘起与研究进展,说明本文的理论前提、预设以及分析模式。第二章,“政治革命”：建国初期的政治社会化。探讨的是1949-1956年间中国政治社会化在“政治革命”的主题下是怎样运作并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由于历史是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因此,这部分首先分析了传统政治社会化的运作体系及国民政治性格特征,以为建国初期民众的政治社会化提供比较参照物。文章着重考察了政治社会化的思想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制度资源以及政绩资源的维护与开发,政治社会化主体及功能发挥状况,阐释了包括以政权建设为核心的控制机制、以制度建设为载体的传播机制、以政治动员为特色的参与机制、以政治事件为契机的诱导机制在内的政治社会化机制的运转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社会化运行绩效进行考察,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国家整合性、群体运动性以及心理净化性的特点,民众的政治心态从差异到趋同、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第叁章,“文化改造”：文化革命时期政治社会化。考察的是1957-1977年间中国政治社会化在“文化改造”的主题下是怎样陷入失范又导致了什么样的危机。本部分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资源、结构、机制以及危机进行探讨。认为这二十年政治社会化展现出价值、政治、制度、政绩四个方面的资源消解；社会化内容和主体功能方面的结构裂变；运动常规化、教育革命化以及生活政治化叁个方面的机制僵化。政治社会化因此而出现政治性人格的异化、目的与手段的偏差、愿望与效果的背离以及狂热与冷漠的悖论四大失范,政治个性的式微、主体意识的泯灭、政治认同危机以及政治行为的盲动叁大危机。第四章,“经济改革”：改革开放时代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是1978-2009年间中国政治社会化在“经济改革”的主题下是怎样既分化又整合的。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资源处于生长与悖论的双向运动之中,政治文化变革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变革的市场化、交往方式变革的全球化、社会结构变革的高分化导致了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和消极效应结伴而行；文章分析了家庭、学校、传媒、政党以及政府等政治社会化主体变迁与功能分解状况；考察了政治社会化的管理体制、教化机制和参与机制的运作及效度；总结出这时期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和趋于多元化、理性化以及实用化的变动趋势。最后,结语。该部分对本研究做了逻辑上的梳理和结论的简约化阐释。
姜国俊[9]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叁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叁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叁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王可园[10]2016年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叁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叁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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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和谐：挑战与对策[D]. 王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4].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D]. 李春明. 山东大学. 2005
[5]. 试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D]. 张云帆. 河南大学. 2008
[6]. 民生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构建逻辑[D]. 李权.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7].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
[8]. “熔炉”：中国政治社会化的机制与绩效（1949～2009）[D]. 李俊.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9]. 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
[10]. 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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