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娜[1]2004年在《晚清维新派的文化激进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激进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深刻而巨大。值此21世纪之初，再次梳理那段尘封的思想历史，挖掘出其发端期——晚清维新派的文化激进思想的精神瑰宝，探寻他们的思想足迹，重新弘扬维新派的创新精神和批判理性，砥砺国人，激扬文字，在当今的经济热大潮中，就更具有特殊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文化激进主义产生于风云激荡的晚清社会，屡战屡败的残酷事实，击碎了华夏中心论的迷梦。反观自身参照系的萌生，使华夏之邦开始逐渐正视自己的不足与落后。加之中国古老的一元化思维方式，也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维新派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具体表征在激烈地批判传统；热烈地迎合西方文化。笔者力图在特定的晚清时段，把握维新派思想家的一个思想侧面——其所蕴涵的文化激进思想，试图从他们改革科举、痛斥纲常名教、比较中西、否定传统和倡言变西法等一系列主张中，厘清其文化激进轨迹。至于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流亡海外，其思想为另一种思想形态所取代，超出本文研究范围。但维新派的文化激进思想的影响却仍余波荡漾。其所阐扬的进化史观和批判精神直接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继承和发扬。而其开创的疑古之风直接促成了古史辨派的勃兴。当然，囿于特殊的国情，他们有时不得已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此，思想在理论上还带有明显的不成熟性，有些地方不免偏颇、失当。但我们没有理由过于苛责维新派。
李生滨[2]2005年在《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文中认为晚清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鲁迅更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显学,鲁迅前期的思想研究,也积累了不少前辈学者和鲁研专家的各种探讨和研究成果,但是,迄今未有清楚和明确地提出“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这样重大而整体性的研究课题。而鲁迅的丰富和鲁迅的复杂,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出于晚清又超越晚清的现代性文艺思想和人文理想的生命追求。回溯晚清思想文化,观照鲁迅思想文化个性,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更是本课题最大的挑战性和开拓性意义所在。 本文是一个从文化与时代转换的意义和视角来做的人物个案研究,主要是从晚清历史和文化思潮的背景上,来考察鲁迅文化选择、文化实践、文学素养以及思想文化个性形成等相关问题。这一方面是从“以人而论”和“以时而论”相结合的角度,考察鲁迅之所以成长的思想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旨在讨论晚清思想文化对鲁迅的意义和影响。“以时而论”,是想对晚清特殊而复杂的时代风貌,在总体关照的基础上,做一些较为细致的考察;“以人而论”,是对作家个体的思想形成、文化修养以及具体的艺术风格,进行具体的批评分析和讨论。 论文共分八个部分,主体部分分别是“关于晚清思想文化背景与鲁迅研究”、“近代中国与鲁迅的维新思想”、“晚清文艺启蒙思潮与鲁迅的文化选择”、“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形成”、“鲁迅个性化追求及其人文思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超越”等六章。集中而言,论文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近代历史和晚清思想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与塑造。晚清不仅是新旧交替思想驳杂的历史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冲突,传统思想与现代文明递延嬗变的多元价值社会。民族的忧患,社会的动荡,思想的维新,小说启蒙的文艺思潮,崭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和文化活动方式,影响并塑造了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独特品格。 第二,晚清思想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的鲁迅思想文化个性,在整个鲁迅的思想发展和文化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总体倾向性。在晚清和“五四”的文艺启蒙、新文化建设运动中,鲁迅自觉地走向了一个自由文人——边缘知识分子的文化
俞祖华[3]2014年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叁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提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叁大文化思潮。叁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迭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叁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叁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叁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叁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叁大思潮是叁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叁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叁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叁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叁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叁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叁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叁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叁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叁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叁路向说到牟宗叁提出的“叁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叁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叁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叁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叁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迭共识’”。指出“叁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迭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叁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叁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叁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叁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叁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叁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叁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叁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叁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叁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叁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叁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叁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叁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叁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叁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叁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叁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叁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吴智敏[4]2007年在《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激进主义思潮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具有从政治激进主义向文化激进主义转变的时代特征。加深对激进主义思潮的研究不仅有助于透析中国近代激进与保守的互动关系,而且会极大地提升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复杂性与艰巨性的理解。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是在中国面临深重民族危机的历史大背景之下,由近代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思想推动力量,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爱国主义思潮。实际上,它是由一系列救亡试验组成的。具体地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是以爱国主义为原动力,以进化史观为世界观,以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为重要资源,以不断进行的各种改革和革命为具体内容的一种复合型的社会思潮。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轨迹,时而处于凸现状态,时而处于低落期。但是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主导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基本走向,引导着人们的思想进路。激进主义思潮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力量,其重要原因在于民族危机的不断深重,由民族危机所促成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使然。近代知识分子兼具的传统士大夫的人格特点和对西方思想的接触以及中国被纳入现代化轨道的不可逆转性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本文以学理的、道德的、历史的叁重标准建立起对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立体多面的评价模式,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叁重标准之中以历史的标准为主,确立了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同时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激发社会的创造性,保持改革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活力;又要避免夸大主观能动性,不顾社会发展承受能力所进行的改革以及改革给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既充满活力,又能循序渐进地发展。
刘珊珊[5]2010年在《新民·新知·新文化：《新民丛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解读20世纪初发刊于日本的《新民丛报》,力图全面展示出该报的相关面相,进而分析该报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及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由传统迈向近代的十字路口。在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的专制政治体制遭到了强烈的质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叁纲五常为内容的道德价值体系亦出现“解纽”的趋势,正是在这种古今中外矛盾交集之时,《新民丛报》诞生。本文第一章内容扼要展示了该报的创办及其时代背景。我们发现,在该报的创办初期,经营方式属于股份制；编作者群体来源多样化；思想言论激进化；宗旨国家化。这一切都表明该报是一份相对独立于保皇会的,以梁启超为核心的同人刊物。本文第二章详细介绍了该报的编作者构成,指出这些年龄、身份、教育及背景各异的知识分子,分别由不同的途径,聚合在《新民丛报》周围,主要是出于对新知一新民—新国思想的认同,及政治态度的相近。故新民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思想政治主张相近的新知识群体所构成的松散的同人团体。第叁章《新民丛报》的政治理想。研究者常言,《新民丛报》的思想一直在变化。本章欲进一步探讨：在这些变化背后,《新民丛报》是否存在不变的一以贯之的内容?《新民丛报》的思想从何而来,目的为何,其思想基础是什么?围绕上述问题,最后揭示出,国家思想是《新民丛报》的思想基础与终极目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从政治主张的变化、学术思想、社会思想叁个方面阐释了《新民丛报》的内容,《新民丛报》以其国家理想为基础,从政治、学术、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新民,提出政治变革、学界革命、社会改良等思想主张,掀起了一场广泛而全面的社会思想启蒙运动,这是一场全方位的新民运动,同时对中国政治、学术及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文从“新闻史”的角度,剖析《新民丛报》。具体考察该报的读者构成、读者对该报的参与情况及读者与该报的互动。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该报对中国新知识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邓明[6]2016年在《《国闻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激发了国人全面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欲望。当时中国的舆论掌握在外国人之手,国人为了赢得舆论权,相继创办报刊,《国闻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国闻报》发表论说、畅言革新,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国闻报》包括日报和旬刊《国闻汇编》两部分,日报内容包括论说、译着、来稿、文选、信函等,按照内容性质大致分为两部分,一为宣传西方思想、启迪民智、畅言革新的;一为论说时政、针砭时弊,国内、外新闻及对时事分析议论的。旬刊内容多为译着,如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法律、惯例等及日报中编者认为很重要,“留存以刊载汇编之上,以备阅读”。《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称为当时宣传维新的南北两大阵地。办报不久就被评为“北方最好的报纸”,这主要是该报的信息渠道多、消息快速准确,评论每每切中要害,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做了全面的反映,其影响是开创性的。《国闻报》是维新派在北方创办的第一份日报。作为维新的中流砥柱,它唤醒了很多开明人士,宣扬了救亡图存的思想价值观念。临近京师之地,刺激了守旧势力的神经,受到多方打击,但它仍在艰难中发声,为维新运动护航。对《国闻报》的整体分析,虽然它带有旧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中国近代小说、戏曲、新闻、进化思想等方面都有革命性的启迪。
刘觅知[7]2015年在《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文中提出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明末清初叁大儒。基于明朝灭亡的残酷教训,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悲壮情怀,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王船山一生着述丰富,体系庞大,他的着作现今大部分收录在《船山全书》中,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交友活动、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等各方面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证和研究,学界将这一类的学术性研究泛称为“船山学”。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着名思想家王充、张载等人的理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理学进行了中肯的批判、修正和总结,称得上是宋明理学的终结者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峰。但是相比顾炎武、黄宗羲等其他明末清初学者的研究,近代以前,对王船山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船山学的传播范围也相对狭窄得多,直至到了19世纪中晚期,由湖南开始才出现了一股波及全国的研习船山学的热潮。而且可以明显的发现,近代船山学研究的发展与近代中国许多社会思潮的产生相伴相随。在近代几次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中,都可以发现王船山学术思想活跃的踪迹。理学经世思潮兴盛时,主张治学和为政都要关注社会、要讲求实效的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等理学经世派将王船山视为儒学道统的传承者,积极弘扬船山学理学经世的主张和见解；维新思潮兴起后,倡导民权、抨击专制的维新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则积极肯定王船山趋势更新的发展观和变革理念,积极为社会改良运动造势；民主革命思潮发展起来后,主张民族革命、弘扬国粹的辛亥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刘人熙等大力宣扬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适应革命排满的需要；及至现代新儒学思潮产生后,主张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积极复兴儒学的熊十力、钱穆、贺麟等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船山学来构建适合近代社会发展的的哲学体系；而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后,嵇文辅、侯外庐、张岱年等学者又努力挖掘和弘扬了船山学里蕴含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上面提及的这些学者们身处不同地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其学术观点、政治见解也各有千秋,但他们均能够将王船山视为自己的同道或益友,积极从船山学中汲取养料,为他们倡导的社会改良运动或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支持。在这些仁人志士们的学术思想中或人格情操里.都或多或少可以发现受船山学影响的痕迹,船山学受到近代如此多的学者的青睐,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事情。同时船山学发展、演变的过程,恰好还吻合了近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本文即以船山学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二者之间的互动,认识到历次社会思潮的兴起,不仅丰富了船山学的内容,也推动了船山学的发展,更加有利于船山学较好地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过渡和转型,但同时船山学也积极地促进了近代社会思潮的活跃,并且还为近代的社会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从学术思想方面做出来贡献。因此本文把近代的船山学研究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个案,试图通过剖析这一阶段船山学发展嬗变向度和转型机制,来透显近代社会各主要思潮产生、兴盛和衰老的过程,以及进一步探究在面临西方文化渗透的情况下,近代知识群体在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对中西文明所做的沟通和融合,并力图揭示作为传统文化精粹之一的船山学,曾经给予了近代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动力,今天在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上,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弘扬船山的精神,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
张全之[8]2004年在《无政府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文学》文中研究表明无政府主义思潮从20 世纪初期登陆中国,到抗战时期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在四十余年的传播过程中,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进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在创作层面上,无政府主义为中国作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并引发了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文学现象;二,在文学史层面上,无政府主义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尤其是早于《新青年》的《新世纪》杂志,为新文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本文从这两个层面入手,具体剖析了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在近代文学史上,无政府主义对中国文学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虚无党”小说的流行和部分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创作现象的兴起。前者的流行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虚无党”小说译述的大量出现,到《东欧女豪杰》、《孽海花》等作品对“虚无党”故事的成功征用,清晰地勾画出了无政府主义向中国主流文学步步挺进的轨迹;后者的出现,表明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学形态的形成,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形态。在对中国文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无政府主义也间接地引发了文学观念和叙事手法的变革,这主要体现为在泛滥一时的“乌托邦”小说中,无政府主义以超国界、种界、人我界的超然姿态,无情地解构着近代文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这不仅在思想史上起到一种值得肯定的制衡作用,也为五四文学空间意识的转移开辟了道路。无政府主义在国外是一种政治思潮,但它进入中国以后,逐渐向文化思潮蜕变。特别“新世纪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汉字的全盘否定,对自由、科学、文学的提倡,以及对劳动、教育等问题的重视,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作了文化思想上的准备,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无政府主义者们总体而言并不看重文学,但其中少数人出于宣传的需要,也有意识地提倡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新世纪》杂志对文学的讨论,吴稚晖的科普小说《上下古今谈》对科学的宣扬和20 年代毛一波的“文艺中心说”,都反映了这一政治思
岳凯华[9]2004年在《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文中提出五四是中国思想史上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激进性姿态和现代性冲动，几乎成为五四激进文人共同的主导性价值趋向和文化选择，它掀起了那个时代浩浩荡荡的激进主义文化潮流。五四激进主义立足于西方文化尺度构筑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理念，以过于急切的焦虑心态，在现代性平台上对诸多复杂的文化问题进行价值判断，它所倡导的思想启蒙，开启了中国社会由政治制度层面向文化思想层面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并全方位地制约着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的现代转型。 本文在尊重历史内在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聚集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周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激进文人的言行和思想，在启蒙／救亡、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新／旧、古／今等二元对立观念所构筑的文化场域中，从进化、异邦、革命、民主、科学、民间等知识谱系、理论范畴或文化现象来考察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探究五四激进主义的多重内涵，勾勒激进文人由此所描摹的中国新文学图景，进而辨析中国新文学的何以生成，探讨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机制，阐释五四激进主义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从而获得对五四激进主义文化品格的科学理解和准确认识。当然，本文所着眼的对象主要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而所着眼的时域也不只是局限于五四，行文中的某些描述和阐释还上溯到了19世纪末期。 绪论部分主要辨析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认为五四激进主义倡导的思想启蒙，张扬的文化批判精神，引进的民主、科学、自由、理性、人道主义、人权等思想资源，已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现代转型的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撑，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文学现代化启动和发生的一种策略性表现，其历史功绩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无法抹煞的，要求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种包含强烈主观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告别革命”的姿态予以重视和警惕。 第1章探究了五四激进主义的理论根基。由于进化思想的反复灌输和传播，使得信奉进化思想的五四文人在中西文化冲突摩擦、新旧矛盾错综交替之际，基于中国积贫积弱的劣势情境，非常易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优劣择取和褒贬评判，进而极端否定中国传统，并由此全面探讨了五四激进文人的进化品格如何促使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第2章挖掘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域外资源。在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氛围中，五四激进文人一方面不屈不挠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决心以西方世界作为学习的楷模，借鉴、移植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期望从西方世界中寻找到救国、强国的方略。而西方世界大本营中的日本、法国和俄国等国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思想，给予了五四激进主义和中国新文学以深刻的示范效应。 第3章审读了五四激进主义的革命策略。救亡图存的激情，使得五四激进文人果断采纳真澎博士学位论文I)()(’1’ORALD!551一Rl，八1.】()N正富有鼓动色彩、煽动情绪的“革命”策略，通过革命手段张扬现代文化观念，促发中国文化开始全方位的现代转型。新旧文学断裂性的强调，文言、自话不可调和性的突出，功利与审美性质的纠缠，为文学革命的具体展开提供了合法性和正义性，使得激进的五四文学革命终于取得了冲决传统文学牢笼的能力和历史生存的合法资格。 第4章透视了五四激进主义的民主精神。认为五四激进文人对法兰西式激进民主的偏爱和推崇，引发了反强权、反专制、求自由、求解放这样一股大规模的社会风尚和叛逆性的批判行动，并影响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主题，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潮流，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别开生面地划出了一个新时代。 第5章考察了五四激进主义的科学观念。指出五四激进土义在科学的名义卜提山、宜扬了各种激进的主张，科学获取了价值观念上的无限合法性，成为其张扬文化变革、展开文化批判的一面旗帜，是其构建现代观念范式、与传统文化体系决裂的重要象征。不过，五四激进主义件遍肯定的是科学的精神，并非一般的科学知识。他们利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深入批判愚昧习俗，着力张扬怀疑意识，这也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6章凸显了五四激进主义的民间追求。五四激进文人在与世界文化的横向联系网络里，对属于本土文化形态的民间所具价值和意义的发现，促使民间和五四新文学发生了水乳交融的联系。“文学在民间”的认识，“白话文学”的张扬，“平民文学”的主张，对传统文学的批判，乃五四激进主义走向民间的时髦话题和具体实践，其理论锋芒直指封建主义的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中国文学步入了从文言走向白话、从贵族走向平民的发展征程。 第7章辨析了五四激进主义的偏激限度。指出五四激进文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相互交 织的夹缝和困境中不断突围，虽着眼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建设，又沿袭晚清政治激进主义的 余绪，以致于纷纷放弃思想启蒙转向政治革命;固然发现了掩埋地底多年默默无闻的“民间”，但情感塞调和立场又无法真正摆脱贵族情趣的诱惑;虽一贯立言务求标新立异，态度?
成庆[10]2011年在《晚清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文中研究说明晚清以降的时局嬗变,初看起来,似乎与过往历代王朝的皇权更替并无二致,毕竟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的内部政治危机虽然已经显现,但仍未到积重难返的程度,但是清政权最终以“革命”的形式完结,而不是循环论式的王朝更替,无疑提出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辛亥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中国历史传统的王朝更迭,又有哪些异同之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何会最终酝酿出历久不息的“革命”狂潮?对于晚清而言,政治危机并非只从1840年才拉开大幕,种子早在康乾盛世就已埋下,道咸两朝已为危机爆发的前兆,在如此的时局之下,儒家士大夫自然不可能毫无反应,但对于康乾嘉道年间的士大夫而言,他们囿于所在传统之强大,虽试图“求变”,也开始注重“经世”,但并无机会发展出太过异端与激进的观念,而随着中西文明交接,国内时局日蹙,士大夫们开始有机会借由开眼看世界来反观自身所处的历史处境,由此,激进的经世观念开始出现,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更为深入与变形,最终烘托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观念与各种形态的乌托邦理想。正是处于这样的思想史背景,笔者试图回应下列几个问题：晚清不断激进化的政治转型,在“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方面,带来怎样的变化?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发展出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借助了哪些思想资源?他们对于不断激进的政治时局,对于这种具有现代意味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又持有怎样的态度?在此背景下,也可审视当时各政治派别之间(如维新派、革命派)在观念上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883到1910年,这一阶段正是变法与革命思潮彼此竞争与相持的重要时期,而且是儒家士大夫与新兴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转型方案产生巨大分歧的阶段,而在这一时期,士大夫与新兴知识分子利用一切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如佛教、道家以及东渐的西学,试图为此大变局作出说明,并且试图指出一条理想的政治与文化转型道路,而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也在这样的胶着过程中不断地激进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梳理1883年之前清代的思想氛围；第二部分则主要以戴震与彭绍升及章学诚之间的思想史论争为主,之所以如此铺陈,是因为戴震与彭绍升之间的思想分歧代表着儒家在清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超越性一面由于乾嘉学风而越发单薄,甚至落入训诂考证的窠臼,而本具强烈超越色彩的阳明学却由于时局的逼仄,如彭绍升,则转入求生净土的佛门之路,这背后意味着清代儒学超越性的丧失,也自然难以生长出激越高昂的经世理想,反而是越发消极内敛。另外以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分歧入手,试图展现“史学”对于“经学”的挑战背后,其实是当时儒家内部已经对乾嘉学风的内敛保守与消极避世开始质疑,转而想从强调经世面向的史学入手,重新提振儒家的精神,强调“经世”之后开始成为晚清儒家的重要思想特征,从历史意识层面来看,就是重现世,重事功的精神与心态开始显现端倪。对于第二章的第一部分而言,是以龚自珍与魏源这两位晚清着名的公羊学弘扬者为代表,试图论述他们如何在时局危机中阐发其“历史变局”意识,他们又是如何追随新兴的公羊学,接受公羊学的经世精神,另外他们又是如何从“叁世说”出发,来阐发经世层面的“历史变局意识”；第二部分介绍龚自珍、魏源的净土思想背景,主要是想说明,这一时期的儒家士大夫虽然开始注重经世与事功,但仍然保留强烈的超越意识,而且这种超越意识具有强烈的出世性格,与经世之间存在剧烈的紧张感,一旦人世受阻,便会寻求出世间的净土,这与强调现世圆满性的现代乌托邦意识显然存在很大差别。第叁章以廖平和康有为为中心,讨论公羊学的经世意识发展到廖平、康有为这里,如何演变为一种强烈的“尊今抑古”与“托古改制”意识,从而不再将历史的理想聚焦在叁代,而是强调“圣人创制”,而淡化政治因循变革之意,从时间意识层面看,表现为否定“过去”,肯定“当下”。康有为延续了这一创见,终于发展出一种开创性的线性社会进化意识与“大同”乌托邦思想。第四章分为两节,第一节的内容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缘起与过程出发,来论述严复因受甲午之后的危机时局刺激,而开始以道家来理解与阐释赫胥黎及斯宾塞着作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发展出一种自然论式的线性历史进化意识,而这也开启了晚清历史进化意识的序幕,并且试图解释,为何严复眼中的人类历史充满了残酷与无情,从而发展出一种“去道德化”的历史意识；第二节主要介绍《天演论》中的社会进化论是如何与当时兴起的社会、民族与国家观念结合,而且随着晚清士人在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而发展出不同取向的历史意识。第五章分为两节,主要介绍庚子之后历史进化论所受到的质疑与挑战。第一节是以康有为、严复以及章太炎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述严复的文明进步意识如何受到康有为与章太炎的挑战,严复试图发展出一种以“竞争”和“自由”为基础的公理进化论,但康有为却开始批判竞争性的进化论,想要恢复出一种“仁”的温和进化论,章太炎则认为人类的进化并非是不断进步,而是“善”与“恶”、“苦”与“乐”同步进化；第二节则比较了章太炎及无政府主义者们对于未来历史目标的设想,来看章太炎是如何发展出一种虚无主义式的“五无世界”,彻底否定了人类历史进步与世俗历史的价值与意义,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如李石曾,则接受了科学进步观念,相信人类历史可以不断进步,从而将未来设想为难以想象的完美世界,但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却相信“平等”才是人类的终极价值与目标,因此反而以一种复古的方式,构建出一种原始文明乌托邦理想。
参考文献：
[1]. 晚清维新派的文化激进思想研究[D]. 宋丽娜. 辽宁师范大学. 2004
[2]. 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D]. 李生滨. 复旦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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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民·新知·新文化：《新民丛报》研究[D]. 刘珊珊. 南开大学. 2010
[6]. 《国闻报》研究[D]. 邓明. 河北大学. 2016
[7]. 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D]. 刘觅知. 湖南大学. 2015
[8]. 无政府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文学[D]. 张全之. 南京大学. 2004
[9]. 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D]. 岳凯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10]. 晚清的历史意识与乌托邦意识[D]. 成庆.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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