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佳辰[1]2008年在《我国学校德育制度问题反思与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学校德育制度是指学校对德育主体实施德育过程而制定的有关德育活动的规范体系。它对学校德育的顺利实施起着保障和规范的重要作用。学校德育制度的目的是要通过建立各种德育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人,充分发挥制度的教化作用,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做出道德行为的同时形成道德的习惯,促进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用制度的刚性来保障道德教育的实施。世界各国为了德育的顺利进行,都有过各种德育制度的尝试,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的学校德育制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实施过程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德育制度的建设已经得到了教育部门、学校的普遍重视。由于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定的德育目的而制定的,制度本身也有缺陷,所以制度也有不符合当前教育发展的情况,必须进行适当的改革。当前我国中小学学校德育制度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德育效果。德育制度的制定偏重社会需要,政治色彩浓厚,而制定过程中又不够民主,师生参与不足,这样就使得德育制度的制定不能符合现在学校德育发展的要求和需要,多数学校德育制度没有体现出学生的个性发展,已经跟不上新时期教育发展的节拍。而且在德育制度的执行过程中,由于学校德育制度本身的价值缺陷、目标设置不合理、德育教师队伍素质不过硬等问题的存在,进而产生了德育制度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宣讲表面化、理解教条化、转换机械化、行动残缺化。学校德育制度体系的建设还有待完善,学校德育制度制定要全面、合理、民主、成体系,学校德育制度实施要讲究实效性、灵活性和生活性。同时学校德育制度也需要不断地改善德育实施环境,提高德育教师队伍的素质等。完善的德育制度体系是我国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有力保障,我国中小学德育制度的建设必然会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应兼顾发展性、体现生活性,并且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才能适应学校发展需要。学校德育制度的研究目前已经有不少,但在实践中如何建设和改进德育制度以适应学校德育的顺利进行还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尝试和研究。德育工作任重而道远,学校德育制度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化。
李红梅[2]2004年在《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学校德育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德育资源，它们无声无息地对学校德育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本文在系统回顾了改革开发二十多年来我国学校德育制度的历史演变情况的基础上，应用政策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对我国现行的学校德育制度进行了文本分析。旨在认清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特点和问题，以及其本身的伦理状况，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德育实效性的制度因素打基础。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对制度、德育制度和学校德育制度等基本概论进行了界定，并将学校德育制度做了简单地分类。然后论述了学校德育制度和学校德育的关系，本文认为，学校德育制度是重要的德育资源，完善学校德育制度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必要条件。德育文件是德育制度的载体，因此本文主要采取的是对德育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学校德育制度。 第二部分系统地回顾了1978年至今我国所制定和颁发的学校德育制度。我国学校德育制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本文主要从德育地位、德育外延和德育目标叁个维度探讨了我国学校德育制度中体现的德育观念的演变。 第叁部分应用政策学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特点和问题。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制定主要采用的是精英决策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保守性的特点。在学校德育制度实施过程中，学校德育制定没有达到或者没有完全实现其目的被称为学校德育制度失败，本文着重从制度本身、制度的执行者和制度环境叁个因素探讨了造成学校德育制定失败的原因。 第四部分应用制度伦理学的理论，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分析了学校德育制度伦理追求和我国学校德育制度的伦理现状。这些年来，我国学校德育制度伦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着发展性不足、不够民主、缺乏必要的自由等局限性。
刘超良[3]2006年在《制度德育论》文中提出今日中国正处于由制度变革而引起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转型在深层次上的反映是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失去了对人们道德生活的统摄力，道德价值的多元性将人们置于道德生活的困惑之中。当人们反思社会道德问题时，无不寄望着德育对社会道德建设有所作为。不争的事实是当前我国德育处于困境之中。对德育困境的原因思考，除德育的内在因素外，我们不能不将思维的触角伸向有关德育方面的制度。 制度是调整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或规约行为者行动的强制性规则体系，具有强制性、群体性、相对稳定性、确定性和一定的抽象性与矛盾性。从价值层面看，正义是制度对人性的价值诉求，是制度的根本德性。学校是制度性存在，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是养成人道德品质的制度性活动。“制度”与“德育”之间意义上的关联性是“制度德育”作为概念而成立的逻辑基础。在德育社会学和制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德育是制度性的学校教育活动，学校中的制度具有道德教化的价值，制度与德育都内蕴着养人以德的本体性价值。从现实需要看，变革有关学校德育的制度，以道德的制度规范学校德育，是走出当前德育困境的合理途径。由此，制度德育之成立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综合制度与德育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制度德育成立的理论和现实的理由，我们可以确立制度德育的基本理念：以富有一定时代道德精神的制度规约德育，以“善”的制度德性养成个人道德，培养人正义、主体性、德性和谐的道德人格。 制度是德育的资源。在哲学层面上看，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的价值存在。从制度伦理学的角度看，制度因内含一定时代的伦理道德精神而具有道德教化价值，支持着德育的价值实现，关照着人的道德生成与发展，由此，制度成为德育的价值资源。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规限德育的公益性，降低德育的“交易费用”，支持德育的变革而成为德育的经济资源，其作用的发挥是以制度的外在强制性为依托的。制度的德育价值资源和制度的德育经济资源，是制度对德育进行价值引导和规范建构两方面功能的体现。在制度德育的论域中，我们将考察与探讨社会制度与德育、学校制度与德育、德育制度与德育叁方面的关系。 社会制度德性的缺陷引致社会个体道德生活无序与某些个人道德权利的不当张扬而使社会道德失范。社会道德失范对德育的负面影响是通过道德价值系统的解构与德育主体的道德价值观变异为中介的。由于当前我国学校德育领域中的主导性道德价值系统的实质性缺位，致使德育疏离“本真”价值而偏离了“道德的人”的培养目标；某些德育主体对功利的非道德逐求破损了学校德育应有的权威影响力，部分受教育者对个人道德权利的不当张扬使学校德育面临着个体道德价值的考量和挑战。建构公正的制度德性是走出社会道德失范的前提，也是消解德育困境的社会性条件。
李栋[4]2011年在《台港沪叁地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论文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地区高中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实现了从精英预备教育到大众普及教育的转变。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中,提出在2020年普及高中教育,并明确提出要在普通高中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在此时期,对台湾、香港和上海叁地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学生发展指导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叁地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一共包括六章：第一部分属于引论,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厘清了与学生发展指导相关的概念,对本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明确了研究内容和方法。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学生发展指导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首先回顾了现代学生发展指导的发源地,美国学生发展指导和咨询的发展演变,突出现代学生发展指导出现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改革运动等对学生发展指导的影响。其次,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学校教育的考察,表明学生发展指导己成为学校不可或缺的教育职能,并以芬兰、法国和日本为例,具体分析学生发展指导在学校中的重要职能。最后,在我国大陆地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下,通过对普通高中发展困境和高中学生发展需求的探讨,进一步表明学生发展指导,是我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的保障。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第叁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构成。其中第叁章和第四章,主要对台湾、香港地区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进行介绍和分析。考察了两地学生辅导服务的历史沿革,并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学生辅导服务在两地的起源和改革发展背景。另外,对两地普通高中现行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做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包括学生发展指导的模式、组织、人员等方面。着重分析了台湾学生发展指导所面临的困境,以及香港学生发展指导的特点和启示等。第五章对大陆地区与“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相关的“学校德育制度”、“班主任制度”和“心理健康教育”做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分析了上海学校德育工作的发展和突破,以及在实施中所面临的实际困境。重点介绍了上海普通高中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探索,表明了普通高中对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呼唤。第叁部分是结论部分,由第六章组成。在前五章的基础上,通过对台湾、香港和上海叁地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大陆地区在普通高中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的阶段,应该从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学生发展指导,普通高中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是我国大陆社会转型期间的必然选择；从学生成长需求的角度认识学生发展指导,学生发展指导是学生能够健康成长、多元发展的关键,是学生毕生发展的内在需求；应该建立起全方位的学生发展指导模式,突出学生发展指导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地实现全员育人的目的；转变现行学校德育机构的性质,用学生发展指导的理念完善学校德育工作,从管理学生转变为服务学生；必须对现有的学校德育内容进行整合和重构,使学生发展指导能够有序有效地进行；设立学生发展指导专职人员,明确其在学校中的地位,提高专业化水平,提供专门的编制等；国家和地区层面建立学生发展指导的资源库,提供学生发展指导所需要的量表和职业信息等,为学校开展这一工作提供必须的社会支持。
余国俊[5]2008年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德育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新兴学科。教育政策研究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部分在过去二十年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德育政策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我国高校德育走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德育曾经在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以及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等诸多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研究选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德育政策作为考察对象,结合政治时期进行分类,从事实分析、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叁个纬度,考察不同时期的高校德育政策的阶段性特征。对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深化改革时期(1990-1999)和社会发展新时期(2000-2007)这叁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做了介绍,然后考察每个时期颁布的高校德育政策,以及德育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再分析这一时期高校德育政策的阶段特征,历时性的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德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和总体特征。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德育政策具有特殊的价值关系,国家政治利益取向的价值选择是我国高校德育政策的显着特征,体现了德育政策背后国家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以及绝对的政策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德育却出现了实效性低下的尴尬局面,德育政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纵观叁十年的我国高校德育历程,可以看出,高校德育政策存在政治主导、制定随意、执行不力、评估缺失等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国高校德育政策必须实现德育目标、价值取向、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根本变革,在德育政策制定上实现与时俱进,处理好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在价值取向上实现以人为本,协调好社会需要与个性发展的关系;在德育政策实施中实现保障得力,解决好政策执行与评估等问题。最终走向高校德育政策的科学决策与顺利实施。
刘超良, 李红梅[6]2006年在《学校德育制度的失真与创新》文中指出一、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制定的模式及特点国家层级的学校德育制度作为教育制度的重要构成,其决策权及决策方式由政府所掌握和确定。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往往是由国家作为决策主体,由组织政府机构、教育官员和专家制定的,并依据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逐步修正。这一学校德育制度的制定形式可概括为“精英模式”与“渐进模式”。
王益珊[7]2013年在《中职学校德育管理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学校德育管理制度是学校制度体系之一，它的构建和发展对学校德育而言至关重要。一方面，它对学校各项德育工作的顺利展开起着保障和规范的作用，完善的、合理的学校德育管理制度对全校师生时刻起着监督、鞭策和鼓励的作用，另一方面，制度的建设受到理念的影响，现代德育理念的变化也对学校德育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如何结合现代德育理念和中职学校德育管理制度的现状完善中职学校德育管理制度，对提高学校德育工作实效来讲很有必要。首先，本研究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制度、德育、德育制度与学校德育制度、德育管理制度几个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德育管理制度与德育的关系，明确了德育管理制度对于德育的重要性：从制度与德育的关系看，道德建设需要制度建设来保证；从制度德性和个人德性的关系看，个人德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制度德性。其次，本研究通过对现代德育理念走向的分析，探讨了现代德育理念的变迁对德育管理制度提出的要求：即变革德育管理制度的内容，坚持德育管理制度的发展性原则，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加强德育管理制度生成过程中的民主性，德育管理制度要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再次，本研究通过对河源市四所具有代表性的中职学校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前中职学校德育管理制度在制定、执行、效果、创新方面的现状,并进行成因分析。最后，笔者结合现代德育理念对学校德育管理制度提出的要求及当前中职学校德育管理制度现状，提出了完善当前中职学校德育管理制度的原则和策略。
梁亚男[8]2014年在《制度分析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德育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高校德育制度规定着高校师生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发展，良好的德育制度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和主客体道德素养的提高。然而目前高校德育制度面临一些现实性的困境，例如德育制度观念落后，制度环境和合法性机制不完善等。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分析的相关理论，从微观角度对当前高校德育制度进行深入分析。论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个案，以考勤制度和学术诚信制度为案例，从学生德育制度和教师德育制度两个层面进行剖析，分析了当前高校德育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并对高校德育制度的创新和变革提出了可能的意见。全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文章的选题缘由、研究问题、文献综述、概念界定及研究过程等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对当前高校德育制度进行分析，包括叁个章节。首先对华中科技大学自建校以来的德育制度，尤其是考勤制度和学术诚信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发展性研究，其次运用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分析，指出高校德育制度存在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最后运用制度逻辑理论进行分析，指出高校德育制度存在管理观念过重等问题。第叁部分，从法律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校园文化环境等角度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德育制度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当前高校德育制度存在制度保障激励机制和配套设施建设不完善，以及校园文化匮乏等问题。第四部分，从合法性机制的角度对高校德育制度进行分析，指出高校德育制度存在尊重、公正和自由等内在价值缺失的问题。第五部分，在对当前高校德育制度现状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德育制度经验，从变革德育制度观念、优化德育制度环境和加强德育制度合法性叁个方面对高校德育制度的创新提出了一些建议，试图对当前高校德育制度的建设提供一种参考。
陈颖[9]2011年在《转型期中国学校德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认为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变成了尘土,也有一些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十一届叁中全会不仅成了众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自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个独特的转型时空中,学校德育也遭遇了全新的境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危机。回顾叁十多年中国学校德育研究的风雨历程,展望中国学校德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将有利于学校德育研究的深入、健康发展。德育研究的阶段划分,成为转型期以来中国学校德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据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的转移,学校德育研究始于科学化,经由现代化,迈入人性化阶段;依据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学校德育研究可以划分为“在讨论中前行阶段”、“在共识中创新阶段”、“在建设中提高阶段”;依据学校德育改革,这一时期的德育研究可划分为起步阶段、全面展开阶段、深入发展阶段、继续深化发展阶段;依据学校德育理论发展,学校德育研究可划分为复苏期、基础建构期、分化与整合期、多元争鸣期。对德育研究阶段的讨论并不是为了寻求一个关于阶段划分的精确答案,给学校德育研究在时间上一个准确的定位,而是根据不同的划分依据,即从不同的侧面透视转型期以来学校德育研究的进程、深度与广度,使未来的学校德育研究有章可循、有的放矢、目标明确。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德育研究方法甚至是整个教育研究方法的重视与关注仍有欠缺。这已经成为整个学校德育研究的瓶颈,影响并阻碍了德育研究的其他方面的有效进展。研究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对中国学校德育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分类主要是为了明确学校德育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方面,其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用途也是不一样的。依据不同的标准德育研究方法分为学校德育研究的实证的方法、学校德育研究的质性的方法、行动研究等几种。综合化、多元化、层次化、现代化将成为德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在这个特殊的时空转型中,学校德育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更换着研究主题,这也说明了学校德育研究紧跟时代的脉搏。改革初期,学校德育研究主要是“反思”“恢复”与“重建”;基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与德育的关系曾一度成为德育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校德育研究开始关注自身,进行学科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校德育研究的主题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德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国内外比较研究、德育实效性研究,特别是那些涌动着生活气息与生命活力的主体性德育、生活德育、生命教育、价值观教育等等。尽管学校德育研究主题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问题,但是就取得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效应而言,也是前所未有、耀眼夺目的。方向往往会使目标更加明确,步伐更加坚定。中国学校德育研究的人学走向;中国学校德育研究的实践转向;学校德育研究方法的多元走向与宏观整合;比较德育研究从移植国外理论趋向本土化内源性生长;中国学校德育研究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这些都将成为未来一定时期中国学校德育研究的坚定走向。对学校德育研究的走向的适时、适度的把握将成为未来学校德育研究成败的关键所在。
成敏[10]2016年在《学校德育环境评估存在的问题及指标系统优化》文中研究表明学校德育环境是学校这一特定场所中进行德育工作所面对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总和,作为学生道德人格形成的必要条件,学校德育环境所具有的目的性、指导性以及审美性对德育教学活动的影响至深,然而太多的德育评估工作都集中面向学校的德育教学标准、程序与技术手段,低估了学校德育物质环境、制度环境、精神环境的构建价值。解决学校德育环境评估存在的问题,应积极优化学校德育环境评估的指标系统,改善传统"重育人轻审美"的德育物质环境评估权重,规避思想政治正确的德育制度评估陷阱,致力于解决德育精神环境评估对象的无序、隐蔽以及结果量化难题,保障学校德育工作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同步性。
参考文献：
[1]. 我国学校德育制度问题反思与探讨[D]. 蔡佳辰. 曲阜师范大学. 2008
[2]. 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分析[D]. 李红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3]. 制度德育论[D]. 刘超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4]. 台港沪叁地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比较研究[D]. 李栋.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德育政策分析[D]. 余国俊.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6]. 学校德育制度的失真与创新[J]. 刘超良, 李红梅. 教育发展研究. 2006
[7]. 中职学校德育管理制度研究[D]. 王益珊. 广州大学. 2013
[8]. 制度分析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德育制度研究[D]. 梁亚男.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9]. 转型期中国学校德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 陈颖. 河南大学. 2011
[10]. 学校德育环境评估存在的问题及指标系统优化[J]. 成敏.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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