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姝[1]2003年在《士大夫·科学家——徐光启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徐光启是我国明朝着名的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他翻译西书，倡导西学，把科学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引领一代学风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他在教育上所做出的成就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论文便是从教育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在教育上的贡献。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整理，把徐光启的教育思想归纳为：科学教育思想、道德修养观和宗教教化思想叁个部分。 徐光启的科学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他对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价值取向的确定上。他认为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价值是求“超胜”，知识应该能够超胜于知识的文本价值，从而在最大的限度里发挥出经世致用的作用，并据他的科学活动提出了治学之道：“金针度去从君用”、“当物、入心、切用”、“旁通”与“会通”。在道德修养方面，徐光启首先从人性论谈起，他把人性分为赤子、凡人与圣人，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要使已成凡人的人性上升到圣人或回归到赤子，而具体的修养方法徐光启认为有责之于己和追求正直忠厚两种。把他的道德修养观与陈献章、王阳明等心学学者的道德教化思想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徐光启地道德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心学思想为核心，也就是说，在道德修养这个问题上，徐光启更多的是继承，由于他是从个人的修养的角度谈道德问题，没有专门系统的论述道德教育的问题，所以和其他的学者们相比，在理论性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宗教教化思想这个问题上，徐光启对待基督教这一外来文化的心胸同对待西学一样是非常开放的，徐光启试图用基督教的力量把人性引上发乎本心的善的道路，强调宗教在“补儒易佛”上能够对社会文化实现比较积极的调和作用，他还认为基督教可以“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它有“补益王化”的政教功能。 综观徐光启的教育思想，最大的特点莫过于思想影响而非设坛讲学，间接影响而非直接的教育活动。
张德让[2]2010年在《翻译会通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文化会通外来文明有两大阶段,一是自魏晋至唐宋的儒释道“叁教融合”,二是明末以降的中西学会通。其中明清儒家士大夫的西学翻译会通在儒家文化反思、转型及新文化构建中起到关键作用,值得专题研究。本文认为会通是儒家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学术方式,翻译会通指译者把译语和原语及其文化融会贯通以求超胜。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试图确立“会通”作为译学范式的学术地位,探讨翻译会通与文化建构的关系,深化中国传统译论研究、近代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所运用的理论主要包括文化自觉论、经世实学论、哲学解释学、翻译目的论和翻译伦理等。选题创新,立足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翻译史对翻译会通进行专题研究。本文共分为七章。绪论综述有关翻译会通研究的文献,并提出本文的研究目标、意义、方法、主要观点和研究内容。主体部分包括翻译会通论及其历史回音、晚明危机与西学会通、晚清实学与翻译会通、晚清新学与西学会通、翻译会通的特征及意义等。翻译会通论及其历史回音首先重点阐述会通作为译学范式的内涵,然后运用文化自觉论,从晚明王学会通思潮的兴起、利玛窦合儒策略的影响以及徐光启会通中西的实践叁个方面,论述徐光启翻译会通思想的形成；最后通过对明末至近现代翻译会通思想的历时考察,梳理其发展和变迁,试图确立“会通”作为译学范式的学术地位。晚明危机与西学会通首先论述徐光启实学翻译及其以耶补儒,然后从心同理同、视界融合等角度,重点探讨李之藻耶儒会通的认知基础及其《名理探》达辞所采取的会通策略。接着通过文本细读,探讨王徵《奇器图说》译本中本土文化和西方机械力学的诸多会通,以揭示王徵会通的文化构建价值和翻译伦理。以上有助于揭示晚明中西翻译会通背后的文化心理,对当前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会通有借鉴价值。晚清实学与翻译会通从晚清西学会通的“语言障碍”意识入手,侧重探讨晚清翻译会通之难,评述士大夫突破语言障碍、追求中西翻译会通的种种思想主张与实践,进而试图纠正译学界对晚清中国润色者、笔录者在合译中的身份、地位、作用、影响等方面的忽视,最后通过晚清实学翻译的部分经典文本细读,总结出当时主要的翻译会通策略,揭示晚清西学会通的经世致用特征、时代意义及其不足。晚清新学与西学会通重点以严复翻译会通为个案研究。首先追踪严复的治学之“至乐”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观,通过细读《天演论》译着,探讨严复的中西相互“发明”、类比联想及翻译会通策略。其次以《名学浅说》为个案,详细探讨严复换例译法的会通性,特别是其以西方逻辑学反观中国语文、中国逻辑之弊等的特征,揭示严复换例译法旨在提倡科学救国的目的。按语是严复翻译会通的另一重要策略,其特点是集思广益,既发掘与原文异同之论,又适当附以己见,托译言志。本章最后通过文本细读,对以上这两个层面的翻译会通加以描述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严复按语对当前学术翻译的借鉴价值。明清中西学会通的心理基础是“心同理同”,译者努力通过类比想象在中西异质文化中寻求相似性。会通作为贯穿于近代翻译史的一种重要策略,体现了译者理解的“应用性”特征和诠释学真理追求。翻译会通立足于中国近代化的社会实践,是译者融会中西以求超胜的实践智慧,又是医治当前“技术化”翻译的一剂良药。本章最后通过对《赫兹列散文精选》所采用的文言策略进行描述性研究,论述会通对反思文言功过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以上研究,本文最后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翻译是译者此在的政治文化诠释活动,翻译会通是儒家文化反思和重构的学术方式,传统文化是明清士大夫在翻译中会通西学的重要资源,类比联想是中西会通的认知基础。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对象有待拓展,材料有待继续搜集整理,翻译会通的界定与学理论述有待理论提升。
李春燕[3]2011年在《儒学与“天学”张力中的徐光启》文中指出徐光启(1562一1633年)是明末着名学者,集大臣、科学家、思想家和天主教徒于一身。他是我国历史上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之一,又是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许多科学技术的引入和学科的建立,均应归功于他。他这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早已为人熟知。他还是一位关注现实、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为巩固明帝国而改革朝政,为改变学风而引进西学,以此作为富国强兵之术。然而,徐光启人生之重大转折发生在他与西学有了实质性接触之后。经过十几年的观察、体验,他最终选择了一个外来信仰,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史学界认为他是天主教在中国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天主教史家将他与李之藻、杨廷筠一起列为“中国天主教开教叁大柱石”。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儒家理念,欧洲文艺复兴末期的近代科学精神和古老的天主教信仰。这些不同的文化因素,无论是对于当时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社会精英,都似乎是不可调和的。而正是这些异质因素在他身上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徐光启人格的巨大张力,也激发了本文作者的研究兴趣。与当时大多数士大夫对天主教的反映不同,徐光启的特立独行必有其特定的背景条件和心路历程。究竟是哪些因素造就了他这种独特的人格属性?什么力量使这位官至一品的士大夫接受了来自外邦的说教并坚信终身?科学理性的客观实证与宗教信仰的主观“盲从”如何构成他的生命张力?本研究以徐光启本人的着作为基本依据,叙述他的精神历程,让徐光启本人带领我们与他一起回到他所处的明末社会,一起重温第一次中西相逢的历史经验和精神冲撞。虽然我本人的理论能力和知识积累都很不足,但希望尽可能地忠实于历史文本,尽可能地还原这位伟人,使他成为我们思考精神性的一个参照。
王静[4]2018年在《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文中提出明朝社会政治走向衰落之时,儒学却在外在刺激和内在发展的逻辑中进行着自我更新与转型,即从通经、修德、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中发展出以经世致用为中心的实学思潮。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历经曲折终于踏上中国土地时,实学思潮中的经世致用搭建了儒学与西方科学沟通的桥梁,长达叁百多年的儒学与科学的互动就此拉开历史序幕。在晚明士人对经世致用的迫切追求,以及利玛窦等制订附儒、补儒、合儒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共同促动下,诸多儒士参与到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过程中,徐光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徐光启深受通经、修德、经世致用实学传统的浸染,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同时他还是西学东渐以来接触、传播、译撰西方科学着作的先行者。可以说,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与实践过程亦是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具体呈现。简要而言,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内核确立阶段。传教士本想通对《几何原本》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吸引中国士人走向信仰上帝的道路,但徐光启却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重新解读。在他看来,《几何原本》是“度数之宗”,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典范。因此,徐光启一方面注重《几何原本》经世致用的功效,另一方面则把《几何原本》中体现出的公理化体系和对求其故的重视强调为“不用为用”的“大用”。这就为此后徐光启将度数之学视为实学的内核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徐光启将度数之学确立为其实学的内核主要是通过对算学的正本清源,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核心扫除了障碍;通过对度数之学贵义重证的阐释,为度数之学成为实学内核提供了方法保障;通过对度数之学的拓用旁通,为度数之学进入实学内核搭建内容框架叁方面的努力而实现。(2)框架搭建阶段。徐光启实学思想主要是以“度数旁通十事”为框架搭建起来的。在“度数旁通十事”的思想来源上,徐光启受到了中国古代算学和西方几何之学的共同影响。徐光启对“度数之学”的定位和理解也在此基础上形成。“度数旁通十事”的构建中显现出了内容确立上的融会古今中西、展开次序上的对国情国势的关联以及在补充推广上友人门徒的支持的特点。最终徐光启的实学内容框架涵盖了测量、农业、律吕、会计、与地、医药、军事、历法等十个领域。(3)实践展开阶段。徐光启实学的实践展开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中明线表现为基于晚明社会政治需要的急迫程度而呈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因勾股测望“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故先之”;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频发时,翻译《泰西水法》对西方水利知识和工具的介绍与引进便成为应对之举;面对后金对明朝威胁的加重,徐光启又将他的实学关注点转移到军事领域,强调西洋火炮和铳台引进和仿制。最后当历法误差已经不得不顾时,徐光启又担负起改历的重任,主持修订了《崇祯历书》。暗线则体现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认识的逐步全面与深化的过程。《几何原本》的翻译让徐光启认识到度数之学“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基础地位,他在勾股测望、农田水利、军事领域实学实践的开展则是对西方科学知识、方法、技术的全面运用。崇祯改历时对尽用西法的坚持则显示了徐光启对西方科学内容、方法、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两条线索并行不悖,互为促进。(4)逻辑完成阶段。徐光启制订了与大统历“会通归一”的改历方案但却“尽用西法”,看似矛盾实则是晚明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选择与应对。在科学强大张力下,徐光启在对中西历学进行了客观比较、对逻辑自洽性与一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和对历学重新划界后,改历尽用西法成为他的必然选择。而“会通”为名的改历方案扫除了“分曹而治”提议的弊端且避免了议用西历所引发的南京教案类似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他应对儒学张力的智慧。这一结果不但在时间上处于最晚,徐光启对儒学与科学关系的处理也最为全面、成熟,所以崇祯改历成为徐光启实学构建的最终呈现和逻辑完结。而且徐光启在崇祯改历中“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之间的圆融应对也表明儒学与科学间的张力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弱化或转化。简而言之,徐光启实学思想的构建是以中西相遇为时代背景,以度数之学为构建内核,以“旁通十事”为内容框架,以崇祯改历为逻辑完成,注重经世致用的同时又强调“求其故”的一种过渡型学问形态。他在儒学与西方科学的具体互动中实现了对儒学知识的更新、对诸如格物穷理等儒学核心概念的突破,也将西方科学方法、思维方式等融入到儒学传统中。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的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取得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来看,晚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在整体上呈现良性互动态势。经世致用中的实理型致用在实学思潮中的发展也为儒学与科学提供了学理上亲和的内在依据。时至今日,中国经历了近代化的阵痛,科学已在中国扎根生长,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发展低潮后也迎来了复兴契机。儒学与科学的张力虽然客观存在,但通过对晚明儒学与科学互动过程的历史考察,有理由相信儒学与科学在现代同样可以实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翟杰[5]2005年在《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之比较》文中研究说明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以科学文化为传教手段,在向中国人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西学(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作为一种陌生的外来文化传入以后,在中国社会引起的反应相当复杂。不同阶层、不同地域,对西学的反应大相差异。南、北方士人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就有明显的差异。本文对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的差异进行具体分析,并探讨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引言”简要回顾学术界对明末清初士人对西学的各种反应、西学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以及南、北方文化差异的研究状况,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标题“一”列举明末清初南、北方的知名士人天主教徒和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知名士人。数据统计显示,南方的知名士人天主教徒比北方多,南方研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士人也比北方多。表明南方士人对待西学的态度比较积极,接受西学比较广泛。标题“二”列举明末清初士人排斥西学的重要事件:南京教案、闽浙士人“破邪”、钦天监教案,以及南、北方接受西学但排斥天主教的知名士人。通过对比,表明南方士人拒斥西学的程度比北方士人强烈。标题“叁”分析南方士人比北方士人接受西学广泛的原因。西学传播路径的自南向北,使南方士人首先接触到西学。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南方社会氛围的开放,使南方士人比北方士人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目的、更广的范围认识和了解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思想文化的活跃。人才地理分布、阳明心学和实学思潮皆偏重于南方,是南方士人广泛接受西学的人才基础和思想基础。标题“四”分析南方士人比北方士人反对西学强烈的原因。西学与儒学在根本上的冲突是士人排斥西学的重要原因,而南方士人云集,排斥的力度也就强烈一些。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的侵略,使南方士人对传教士有很重的猜疑和警惕心理。南方
熊丽丽[6]2015年在《耶稣会士熊叁拔及其中文着述研究》文中提出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叁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1606年来华。在华传教多年,积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结识诸多中国士大夫,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地了解。撰写《泰西水法》、《表度说》、《简平仪说》、《象数论》等汉文科技着作,推动了欧洲科学技术在华的传播,增强了中西文化交流,因而熊叁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为更全面、深入研究熊叁拔,文章以其所推行“科学传教”策略为主线。第一章介绍其生平及在华经历,主要是来华之前在耶稣会院的学习情况,来华之后师从利玛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南京教案爆发前积极采用科学传教方式参与修历、投身科学实践、交友等活动,南京教案爆发后被驱逐至澳门的经历;第二章研究《泰西水法》版本流传、主要内容、应用情况,探析“四行论”思想在文中的体现,阐明《泰西水法》是熊叁拔拉开其在华传教的序幕之作;第叁章主要研究《简平仪说》和《表度说》,介绍两大着作的版本、内容、影响,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究两大着作中所论述的“地圆说”,以此进一步阐述熊叁拔推行科学传教方式的发展进度;第四章阐述科学传教理论专着《象数论》,包括象数之意、象数与《易》的关系,分析评价《象数论》对中国制造天文仪器、灵魂观以及象数学发展的影响,此四章采用了文献学、历史学研究方法,从科学史、文化史、宗教史角度探讨熊叁拔在华传教及其中文着作的主要内容。
张显清[7]2002年在《第十章 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文中认为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主张经常为后人所称道。但是,这仅是个别人物的进步思想,还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如果是社会思潮的话,那么它是怎样兴起的?具有哪些基本的内容和特征?历史地位怎样?这些是很值得深入进行研
张新志[8]2011年在《明末清初西方科技文献在中国的传播》文中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程度,这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16至18世纪,即我国的明末清初时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了大量西方科技文献。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充当了文化传播的桥梁。他们引进、翻译、着述、传播大量西方科学文献,坚持“学术传教”的传播方针,使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从传教士数量、国籍及传播区域来看,这次文献传播活动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代表性。西方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医学等知识相继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由传统科学向近代化的转变,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转变,动摇了“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使中国知识界开始正确审视周围的世界,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很大作用。然而,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宗教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使得这次文献传播活动不够圆满。本文通过对该时期西方科技文献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力图对这段历史作一个客观的描述,从中获取经验与教训,推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何平[9]2012年在《17世纪欧洲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明末清初的17世纪是中国和欧洲开始直接的文化接触和互动的时期。在中西文化和人员交流上,欧洲耶稣会士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1630—1680年间,中国境内约有30多位耶稣会士。耶稣会士以教授"有用之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向中国输入了大量欧洲的前近代和近代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使明末清初的中国天文学发生了一场"革命"。本文以在晚明中西学术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传教士利玛窦和明朝官员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西学着作为主线,探讨欧洲科学传统对明朝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藻和李天经等人的影响。论文认为这些学者对欧洲的自然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研究范式有深刻的认知。然而,欧洲科学的内核和方法论的输入,并没有在中国引起一场科学革命,除改朝换代的动乱,那时的中国确实缺乏欧洲近代科学诞生时期的那种多方面的社会文化要素和推动力量。
叶农, 陈益歆[10]2017年在《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叁拔及其中文着作考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叁拔于1606年来华。在华传教多年,积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结识诸多中国士大夫,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地了解。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熊叁拔是科学传教的先驱者之一。在中国传教约15年,留下了《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表度说》、《象数论》等诸多中文着作。作为西方水利科学技术的专家,所撰中文着作介绍了西方天文、历法、水利等技术,对中国的水利科学技术、天文历法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因而他成为了天主教来华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参考文献：
[1]. 士大夫·科学家——徐光启教育思想研究[D]. 宛姝.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翻译会通研究[D]. 张德让.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儒学与“天学”张力中的徐光启[D]. 李春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4]. 晚明儒学与科学的互动[D]. 王静. 山东大学. 2018
[5]. 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之比较[D]. 翟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05
[6]. 耶稣会士熊叁拔及其中文着述研究[D]. 熊丽丽. 暨南大学. 2015
[7]. 第十章 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C]. 张显清. 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 2002
[8]. 明末清初西方科技文献在中国的传播[D]. 张新志. 郑州大学. 2011
[9]. 17世纪欧洲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影响[J]. 何平. 全球史评论. 2012
[10].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熊叁拔及其中文着作考述[J]. 叶农, 陈益歆. 世界宗教研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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