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芹[1]2007年在《基于市场主导的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国内外建筑市场竞争的需要,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历史性地成为大趋势。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是否显着,关系到能否维护建筑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和作用,以及建筑业能否顺利开拓国际建筑市场、应对WTO的挑战。与某些传统产业不同,中国各地区的建筑业具有相似性,关于中国建筑业的研究成果对地区建筑业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基于此,论文以建筑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提出了基于市场主导的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研究课题。论文在总结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建筑业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而不涉及建筑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动,使其更具针对性、指导性和前瞻性。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讨论。阐述了产业结构优化理论,重点分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主体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制包括市场调整机制和政府调整机制两大类型。对“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理论进行了综述,重点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市场结构是决定市场绩效的主要因素,决定市场结构的最主要因素是以企业数目和规模分布为特征的市场集中、产品差异和市场壁垒,而进入壁垒在决定企业数量和规模分布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对市场集中度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分析,对绝对集中度、相对集中度和赫芬达指数等叁个市场集中度测定指标进行了讨论。对市场壁垒进行了分析,重点对进入壁垒、移动壁垒和退出壁垒的概念内涵和形成因素进行了探析。对产品差异化进行了阐述,对产品差异化与细分市场进行了分析。产品差异化是企业提供异质服务的能力和潜力,是企业在经营上对抗竞争的一种主要手段,是一种非价格壁垒。第二,对建筑业产业结构及调整特征进行了研究。对建筑市场的发展形势进行了展望,分析了建筑业产业结构的现状,重点对建筑业所有制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市场布局结构、人才结构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价值取向不同,经营状况有差异;建筑业产业组织结构,要做好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企业的分布,大、中、小企业的结合,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的搭配;建筑业布局结构是行业布局、区域布局、全球化布局的科学优化与合理配置。论述了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剖析了推动新一轮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阐述了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主导特征。认为当前建筑业发展的总体特征是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新一轮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是以企业为主体,以提升建筑业产业发展与竞争能力为核心内容,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结构调整。第叁,对建筑业市场壁垒和产品差异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对建筑业进入壁垒、移动壁垒、退出壁垒以及建筑业产品差异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中国建筑市场各类主体的准入进行了详细分析,对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筑市场的准入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形成建筑业进入壁垒的因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规模经济壁垒、技术壁垒、人力资源壁垒、必要资本壁垒、绝对费用壁垒、政策法规壁垒等6种,得出建筑业进入壁垒低的结论。建筑业的移动壁垒,被视作企业进入建筑市场后再进入细分市场的进入壁垒,主要包括纵向阻碍和横向阻碍。分析研究了建筑业移动壁垒,认为建筑业的移动壁垒相对较低。对发达国家建筑业的退出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我国建筑业沉淀成本大难以转产,企业职工难以安置和转行,负债过高阻碍企业退出,企业办社会,政策法规限制形成的退出壁垒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筑业退出壁垒过高。阐述了建筑业整体而言是一个高度差异化的产业,剖析了建筑业产品差异的要素构成,并对住宅建筑市场、公共建筑市场和大型专业性项目市场等叁个建筑市场子市场的产品差异特点进行了分析,得出建筑业应建立差异化竞争的理念。建筑业的进入壁垒和移动壁垒较低,但退出壁垒又相对较高,建筑企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建筑产品的同质化,大多数企业以相似的业务和经营管理模式竞争,形成了建筑业过度竞争的主要原因。第四,应用“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对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分析,重点对SCP范式下建筑业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进行了讨论。对“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筑业的产业结构影响建筑业企业的市场行为,而建筑业企业的市场行为是决定市场绩效的关键因素。对建筑企业市场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筑企业市场行为主要包括建筑企业价格行为、非价格行为两个方面,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对建筑业的产业绩效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筑业的产业绩效很大程度上受产业结构和企业市场行为的共同制约,是市场关系或资源配置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志,综合体现了市场运行的效益和效率。讨论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重点就建筑业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建筑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等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关的指标进行了分析。第五,从发达国家的建筑业产业结构模式和调整经验入手,提出了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和方向。研究表明,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产业发展与竞争能力,其目标包括从任务型发展向资本型发展提升;从分散型发展向集中型发展提升;遵循竞争发展轨迹塑造生产力内涵。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表现为:建立完整、高效、科学的建筑业市场管理体系;推进建筑业资产重组;推进形成金字塔范式的全新的市场组成格局。通过对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研究表明,兼并重组是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形式,虚拟企业是建筑企业发展的重要模式。最后从建筑业所有制结构和建筑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分析了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重点阐述了市场壁垒与建筑业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市场集中度与建筑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关系。第六,对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从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放松政府监管规制、促进建筑企业自强叁个方面分析了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分析认为: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的主要策略是适应市场需求变革建设模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差异化的竞争理念、加快建筑业企业兼并重组、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放松政府监管规制的主要措施是加强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改行政准入壁垒为自然准入壁垒、降低建筑业的退出壁垒、重构建筑市场监管机构、创新建筑市场监管方式;可以通过依靠技术创新构造独特优势、增强融资能力拓展国际市场、优化竞争要素重组价值链、融入人本文化实现企业再造、创新管理模式实现虚拟经营等方式来促进建筑企业自强。
吴让军[2]2007年在《PCG公司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钢铁产业已经全面告别短缺，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钢铁产业进入了加速结构调整、提高竞争力为主的新阶段，钢铁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钢铁市场正逐步成为世界钢铁市场的一部分，由于中国钢铁产业在品种、质量、成本、服务和效率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相当差距，因此处于产业中的企业面临着更为巨大的竞争压力。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也给中国钢铁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21世纪新的竞争环境下，中国钢铁企业如何有效研究、应对外界环境变动，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以迎接机遇、应对挑战，就成了摆在每一个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产业结构理论、资源能力理论等战略管理基本理论的运用，以个案分析的方式，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研究对象PCG公司进行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就企业应如何应对新的变化，确立新的发展战略，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供企业参考。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将所学的战略管理知识运用到具体的企业案例，对PCG公司的发展战略作了较详尽的分析和探讨。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前言部分，介绍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第二章介绍战略管理理论，概述研究理论基础；第叁章分析企业的外部战略环境；第四章分析企业的内部资源与能力；第五章进行企业战略选择分析；第六章提出企业战略选择结论，并探讨了战略实施相关问题。经过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本文认为PCG公司的战略应当是：对外积极寻求政府支持，利用相关优惠政策，确保搬迁改造工程的顺利完成和解决好发展资金筹措事宜；集团内依托母公司攀钢(集团)公司资源、资金、技术优势，采用合资／战略联盟方式，进一步改进产品结构，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对内一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运行机制，加强管理、提高效率，重点对职工医院、川冶厂、汽运公司等后勤辅助单位实施紧缩战略，剥离辅后以精干主体；另一方面在产品竞争战略上对普通钢材产品实施稳定型发展战略，以成本领先为基础，进行市场渗透和市场开发，提高市场占有率；对高钢级钢材产品实施扩张型发展战略，以产品差异化为基础，利用内部资源和能力进行内部创业，开发新产品，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
唐志红[3]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特征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模式。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新背景,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优化的路径,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估的指标系统。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对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产业博弈的协调博弈性质,并展开了对中美、中日、中欧产业博弈的战略分析,提出了基于博弈战略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着力点。结合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分析,论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以及目标展开了讨论。围绕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论文提出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从发展型向竞争型转变,重视对世界经济规则的应用,考虑与相关产业利益博弈的政策协调,注重利用军用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民用化,以便在推动安全化战略过程中突破WTO规则的约束,并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战略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施中,注意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作用的结合。积极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张风丽[4]2016年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新疆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跃进的目标。然而在新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之际,资源环境制约的“瓶颈效应”越来越突出。现阶段,新疆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粗放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给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能源效率低、环境承载力有限等资源环境矛盾较为突出,加之新疆地处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其生态环境系统具有独特的脆弱性,新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节能减排已成全球趋势,低碳生活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产业转型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环境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当前新疆已被确定为我国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点,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亚欧大陆桥”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国内外一些大企业正是看好了新疆巨大的发展潜力,纷纷向新疆转移相关产业,为此需要准备好承接转移的条件。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的内部挑战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同时又迎来了对口援疆政策和“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新疆产业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和迫在眉睫。产业转型是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也已成为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其转型成败的关键是其路径的设计与选择,这是决定新疆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新疆传统的资源型、污染型产业发展已不合时宜,不利于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在面临资源环境新问题、新挑战、新要求的形势下,选择出适合产业转型路径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资源配置理论、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协调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对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进行系统研究,由此提出转型路径。文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一是资源环境与产业转型的作用机理。一方面,资源环境约束引致产业转型,另一方面,产业转型有助于缓解资源环境约束。二是新疆产业转型状况及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在分析了新疆资源环境状况与新疆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新疆产业转型总体状况与区域状况两方面入手,分析新疆产业转型的演变态势及特点、转型路径现状;最后分析了新疆产业转型面临的水资源、能源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约束。叁是新疆产业转型的资源环境效应测度。从叁方面进行研究,(1)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进行了新疆生态足迹的总量与各产业足迹比较分析;然后对新疆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测度;(2)测算新疆产业转型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水平的分析;(3)通过DEA模型测度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的效率;四是根据前述新疆产业转型状况的分析,对当前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的缺陷进行剖析并找出影响产业转型的障碍因素。五是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生态预警。运用综合指数模型对新疆产业转型的警度进行测度,并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分析预警,最后发布景兆指示,进行警素调控。六是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选择。根据新疆产业特点及对产业转型的战略定位和转型思路探讨,构建适合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探索式提出了基于不同产业类型、基于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和基于不同区域的产业转型路径。七是新疆资源环境约束的产业转型具体保障措施。从制度保障体系建设、环保监督机制、绿色低碳环保意识宣传及援疆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保障措施,为产业转型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新疆特有的资源禀赋,形成了资源型产业发展道路。新疆拥有丰富的农牧业、能源和矿产资源,围绕这些优势资源形成了一些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以资源开发为基础、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工业“重化”态势明显。第二,新疆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产业转型压力大。新疆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为主导逐渐向以资源依赖的工业为主导转型,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且利用效率较低,产业结构效益低下,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新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不断削弱,生态环境所受的压力进一步增强。第叁,新疆产业转型的效率较低,且与资源环境的约束效应大于协调效应。新疆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不够,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生态。由于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转型虽对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旧不能解决因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环保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形势,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解决,生态保护任务艰巨,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性较差。第四,新疆产业转型路径“唯资源拉动型”突出,发展方式依旧粗放。新疆产业依旧依赖于规模扩张的速度型发展,呈现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低效率、产业链短的特点,产业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型的速度滞缓。新疆的资源消耗效应从时序变化特征来看,产业发展模式依旧是高碳型粗放式,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能源消耗加大、用水量递增是新疆产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且“叁废”的排放及循环经济发展的初级化导致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第五,新疆产业转型的生态安全度较低,建立预警系统对产业发展进行预警。目前新疆产业生态安全度处于巨警状态,未来五年内产业生态安全度有所缓解,但依旧处于巨警状态,也就是说目前的产业结构变动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干扰与影响,随着新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为此根据预警系统找出警源、分析警情基础上发布警兆,以此对未来产业转型提出警示,确定产业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合理部署产业规划战略。第六,新疆区域差异大,产业间发展不均衡,产业转型选择不同的路径。根据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的原则和目标,坚持资源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抓住产业援疆、环保援疆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机遇,从不同的产业类型、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区域差异进行转型路径的选择,从而促使新疆产业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约束。
牛梦虎[5]2016年在《中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博士生教育是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来源,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在经历了波动发展和积极发展阶段之后,进入长达十多年的稳定发展与控制规模阶段。然而,当前的博士生教育规模供给已经难以满足培养单位日益增长的科研项目需求,招生指标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需要重新思考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发展问题。为了更为全面和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本文从博士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起点即博士生教育培养什么人出发,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角度,回顾和分析博士生教育目标的演变与分化趋势,澄清我国博士生教育目标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结合宏观历史数据和对研究生院高校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博士需求和支撑博士教育规模发展的条件,重新理解规模扩张中的博士质量问题,并对我国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扩张和博士毕业生就业多元化,各国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不再限于为学术界培养教学和研究人员,也为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和专业人员,博士生教育越来越指向社会各个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需求,这种趋势在我国也已初现端倪。在这种目标定位下,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发展速度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高层次人才需求,既无法满足学术界的普通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办学层次和科研项目进展的需求,也无法满足产业界的企业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层次研发人才的需求。由于博士人才资源储备低,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背景下,当前的培养规模还无法满足国际人才竞争的需求。经过了十多年的稳定发展阶段,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支撑条件不断改善。师资力量、生源状况和研究经费投入水平等决定博士生教育质量的几个关键性指标都处于历史较好水平,为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和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的多元化,我国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博士质量观,但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学术成果导向的质量观依然占主导地位。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博士生导师认为所在学科近五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有所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规模扩张过程中我国博士质量总体是有保障的。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重新迈入适度发展阶段的条件已经成熟,有必要适当放松管控和进一步扩大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本文结合我国博士生规模的学科结构变化趋势、前期问卷调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数据,探析了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的学科结构调整方向,提出可适度扩大医学、经济学和文学博士生规模,适度控制法学、理学和农学博士生规模。
唐文忠[6]2015年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高等职业教育无疑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随着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的颁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的发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未能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的良性互动；社会仍然对高等职业教育持有偏见；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引导规范作用仍有待加强；办学经费仍显不足；校企合作的广度有待拓宽,深度有待提高；教师队伍建设仍显落后。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家关于职业教育的论述,梳理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嬗变轨迹,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相关数据实证阐析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国际国内新的经济环境特别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德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实现与经济发展有效契合的经验,最后提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如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进而做到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朱君丽[7]2004年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企业战略选择》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是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协调高效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企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是实现调整目标的关键；产业结构调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是推动企业战略创新的首要因素。 结构调整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产业结构调整则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发展战略的转换、经济的现代化、知识化、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都要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在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升级换代式、增量与存量相结合、新科技革命带动、开放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结构调整；调整的目标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为不同行业的企业指出了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资源，促使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政府产业政策变化给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但同时，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也使企业面临生存挑战，加大企业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压力，增加企业的行业的转换成本。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此次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迎接挑战，真正实现企业的长期高效发展。企业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施开放式经营。 结构调整中不同产业有不同变化，产业的不同变化与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同阶段不同产业中的企业必须选择不同的战略。处于进入期和成长期产业内的企业，应该利用扶持政策正确选择进入时机和方式，树立产业先见的战略观，促进行业规则形成，开拓供应销售渠道，实施产业合作，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实行联姻战略，进行集成式战略管理：处于成熟期产业内的企业，应该进行战略调整，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缩减产品系列，优化产品结构，采取转移战略，实现先行差异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开发国际市场；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应该实行战略创新，合理选择退出战略。
孙莉娜[8]2011年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及其经济效应分析》文中提出微观经济组织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微观经济组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概括为：一方面,企业等微观经济组织内部及其之间的资源配置的状况是实现全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相适合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本身就是使经济发展过程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企业与金融机构作为微观经济组织,在上述两方面的作为必然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产业部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金融业又一向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两大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因此,立足于我国经济现状,并借鉴国际经验,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探索如何实现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有效融合及其经济效应等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一个社会中的资本从大的角度而言,可分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非金融资本)两个方面,因此,在优化资本配置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而通过金融市场机制的作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会对资本的数量扩张、质量提升产生重大的影响。产融结合若能得到合理推行,是会促进一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成长,推进一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的。本文即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积累和配置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微观经济领域中的活动,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作用。科学、完整的产融结合的内涵应包括微观层面上的经济组织之间的资本交易及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配置的经济绩效。产融结合做为一种经济现象,事实上包含了微观上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以及宏观上非金融业与金融业的结合。微观上的产融结合是产融资本的一体化,可以表现为,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相互投资和人事互派等,宏观上的产融结合是将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独立的产业,研究产业发展与金融业的相互关系,产业与金融业的协调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微观上的产融结合有助于提升各经济主体的效率,宏观上的产融结合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产融结合是在生产高度集中的基础上,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通过股权、债权等的参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营思想、企业文化等的结合所形成的资本融合的关系,是加速社会资本集中的有效方式。完整的产融结合过程应当包括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从分离到结合生成金融资本,再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发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借贷资本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由单一的信贷关系发展到双向的资本(股本)结合、乃至人事结合,是由契约关系到产权关系的逐步深化。产融结合具有流动性、稳定性等特征,及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价值发现功能和风险分散的功能。产融结合对经济的发展与安全等也会产生影响。无论是从资本形态的演化、还是虚拟经济的演进、企业股权结构的演变来看,产融结合在我国虽然只有20余年的历史,但已经和正在日益丰富与活跃,并呈现双向流动融合的形态(产业资本流向金融资本及金融资本流向产业资本),也促进了金融市场质量的提升、资金融通效率的提高、综合类金融集团的培育、企业集团化发展、及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参与产融结合企业的区域分布和所涉及产业的地区分布基本上与我国企业整体的地区分布相一致,而从融合的规模分布和业绩表现上来看,与我国企业整体的地区分布却不完全一致。金融通过信贷资产、股权投资等方式,金融资源可以对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施以渗透和影响。特别是直接的股权投资,实际上就转化成了金融资本的法人控制。产融结合对于企业经营业绩、资本结构、核心竞争力、市场价值、资本使用效率等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产融结合的出现,使得我国金融结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银行资产规模在全部金融机构中市场份额的比重在下降,非银行金融机构比重在上升,国有金融机构比例在下降,外资金融机构与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比例在上升。新兴金融机构的相继创立,使得金融组织结构正在日趋多元化。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股票、发放证券信贷、进行证券投资等途径积极参与到产融结合中。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对于宏观经济效率的发挥、产业结构的优化都有重要意义。一定的产业结构是由相应的投融资结构决定的,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从调整投融资结构入手,通过投融资结构的调整带动产业结构的转换。在我国现阶段产融结合的发展中,各种类型的金融集团、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投资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等都是可以积极尝试推广的形式。产融结合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产业资本直接设立金融机构、或间接参股现有的金融机构,及金融资本参股产业资本等,以实现资本与增长机会的结合、投资与融资的结合、金融家与企业家的结合,以及政府的激励政策与经济主体经济利益驱动的结合。产融结合、尤其是开放经济下的产融结合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电子化的浪潮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交易带动了社会资本的运动,从而,资金流动的数量和速度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金融交易的扩大,大规模资金的过快游移必然增加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艰巨性,从而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金融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伴随着产融结合的不断扩大、虚拟金融资产的不断扩张,现代金融风险的整体形态与变化机理也将出现重大变化,在风险规模、结构、传导机制、发生频率及扩散速度上都会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金融风险数量增多、频率加快、风险规模与风险损失的扩大都是有可能的。在产融结合中要加强金融监管,合理防范金融风险、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风险。无论是一国的宏观经济实力,还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实力,都是发展产融结合的关键；诚信的构建又是发展产融结合的重要保障；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合理股权结构的设置对于发展我国的产融结合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是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活跃、又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其在中国的出现不过是最近二叁十年的事情。产融结合出现后,更多的研究是基于资本运动的方向,对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现象关注较多,但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基于金融学、产业经济学等理论,触向产融结合的较为全面、深层的探究较为少见。本文运用了抽象分析法、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产融结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总之,本文对产融结合的理论依据、产生发展的缘由、及其经济效应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所总结出的各种规律又可用以指导产融结合中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交易行为。诚然,产融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涉及到许多的问题,囿于研究背景资料以及自身工作经历、专业领域、研究水平等的限制,在这样一篇文章中是不可能一一加以论述的,本文存在的诸多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完善,以使我国的产融结合获得更为充分、健康的发展。
王玉玲[9]2017年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成为这些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经济转型突出体现在:一方面服务业中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崛起,且对制造业转型以及其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持和驱动作用愈加凸显;另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和智能化趋势增强,在制造业产品价值构成中生产性服务所创造的价值占比持续提高,经济服务化趋势明显。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服务经济或"去工业化"过快的国家发出了警告——即缺乏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支撑,服务经济过快发展所形成的经济体系往往是不稳定的或脆弱的。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或"重振制造业"等发展战略。在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且其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偏低,这严重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以及其他部门发展的战略支撑和驱动作用的发挥。同时,受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方式仍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制造业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不利于拉动以满足中间需求为主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鉴于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本文认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推动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融合发展的新局面,让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部门成为驱动制造业转型的"发动机和推进器";同时引导和促使制造业部门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让制造业部门将那些自身提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环节和服务部门由"内部化"转向"外部化",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借助规范分析、实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方法,本文结合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和经验数据,深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因、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和供给层面因素及其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不高、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层次较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以及典型企业转型发展所积淀的国际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提高我国产业互动和融合发展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理论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理论层面的分析来看,作为制造业重要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产品质量和生产组织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因为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将更多的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本融入到制造业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从而降低企业的内置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组织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同时,生产性服务分工越细化、种类越多、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制造业企业产出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差别定价能力和获利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升级。但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却发现由于受市场规模、专业化水平以及发展层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的提升作用不甚明显,还不足以发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心脏和翅膀"作用。(2)通过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特征事实分析,发现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的认识偏见致使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管理观念和方法的延续亦严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以及其他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另外,虽然制造业发展迅速,但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导致产能过剩、原始创新能力不高,资源能源高消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正在倒逼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要改变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困境,一个现实路径就是清除二者联动发展的诸多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和壁垒,搭建必要的"平台"来促进二者的互动和融合发展。(3)理论分析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是产业发展重要趋势,而国际经验也显示发达国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程度愈加深化和拓展。但通过对1997年以来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通过对体现产业互动和融合的相关指标计算,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还没有形成显着的互动关系,二者非均衡融合程度依然较高,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度却较低,二者融合发展趋势还不明显。结合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教训以及中国大国经济特征来看,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逐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以便为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注入更多的知识、信息和创新元素,推动制造业产品结构和品质升级,在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层次变动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新需求;另一方面还要积极鼓励和推动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市场秩序和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的条件下,借助合理的激励机制诱导市场主体在追逐利润中推动和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和融合,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孙洪志[10]2004年在《吉林省煤炭行业制度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衰退，当煤炭行业进入衰退阶段时，往往会引起所在区域经济的剧烈振荡。据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煤炭行业转型及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国外对煤炭行业制度创新及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已经跨越了实证研究的范围，过渡到了实践操作层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世界各国的煤炭行业主要从组织层面、发展战略层面、技术层面进行了改革。国内对煤炭行业制度创新及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主要是从叁个方向开展的研究。一是对煤炭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二是对利益群体的研究和分析；叁是对煤炭行业结构调整的研究和分析。煤炭企业从兴到衰是客观规律，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开采时间长资源枯竭的矿井都将面临转型和制度创新问题。吉林省的煤炭行业整体处于这一衰退阶段。但目前还没有一套符合吉林省煤炭行业特殊性的企业制度创新体系，没有一套对吉林省煤炭企业具有指导意义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同时，也缺乏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的操作方法和改革思路。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吉林省煤炭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吉林省煤炭行业竞争力分析；吉林省煤炭行业资源配置效率；资源优化；制度创新；发展战略；宏观政策建议等。从吉林省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入手，通过全面分析各种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发现制约吉林省煤炭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历史问题，包括企业债务负担问题、企业办社会问题、就业压力问题劳保问题、资金投入问题等；二是管理问题，包括观念陈旧、管理方法落后、成本缺乏控制、结构性矛盾突出等；叁是人员素质问题；四是竞争能力问题；五是衰老报废矿井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吉林
参考文献：
[1]. 基于市场主导的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张雪芹. 重庆大学. 2007
[2]. PCG公司战略研究[D]. 吴让军. 四川大学. 2007
[3]. 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D]. 唐志红. 四川大学. 2005
[4]. 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研究[D]. 张风丽. 石河子大学. 2016
[5]. 中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规模研究[D]. 牛梦虎.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6].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研究[D]. 唐文忠.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7].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企业战略选择[D]. 朱君丽. 武汉大学. 2004
[8].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及其经济效应分析[D]. 孙莉娜.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9].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D]. 王玉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10]. 吉林省煤炭行业制度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D]. 孙洪志. 吉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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