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森[1]2003年在《职业接触粉尘、吸烟对死亡影响前瞻性队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 探讨职业接触粉尘、吸烟各自对死亡的影响以及协同影响，并比较这两因素对死亡影响的程度，为现代职业卫生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相关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以1989-1992年广州市统一设计并组织实施建立的职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为基础资料，选年龄≥30岁的接尘工人和无接触任何粉尘职工(对照组)为研究对象，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利用身份证号码进行生存状态追踪，死因统一按《国际疾病、损伤和死亡原因分类》(ICD-9)编码录入，采用SPSS 10.0版统计软件包在PC机上进行资料统计分析，主要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调整相关因素后各死因死亡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可信区间(95％CI)。 结果 1．本队列80987人(男49685，女31302)，队列较年轻，平均年龄43.5岁(男45.0岁，女41.0岁)，以中学文化程度和已婚为主，约2/3为工人；平均追踪8.0±1.4年，死亡共1539例，恶性肿瘤786例，占51.1％，心脑血管疾病357例，占23.2％，呼吸系统疾病90例，占5.8％。失访35人，占0.04％。死亡率男326.53/10万(1294例)，女97.99/10万(245例)，死亡率随年龄的增加而明显上升。 2．粉尘接触率为16.3％(男18.4％、女12.9％)，平均接尘工龄为14.9±9.1年；吸烟率为43.7％，其中男女职工吸烟率分别为70.4％和1.5％，无机尘接触者吸烟率最高，分别为男76.3％，女2.6％，经常吸烟者平均日吸烟量、烟龄分别为17.7±8.0支/日、20.6±9.5年，男女基本一致。 3．男工人40岁以前有无职业接触异常率基本一致，40～49岁异常率无职业接触者高于有职业接触者，50岁以后则相反，异常率有职业接触者高于无职业接触者，其中接尘者异常率更高；女工人各年龄组异常率均为无职业接触者高于有职业接触者；男女接尘工人异常率均随接尘 张维森:职业接触粉尘、吸烟对死亡影响前瞻性队列研究工龄的增加而增加。 4.非接尘者(包括无职业接触者和接触非粉尘有害因素者)和接尘者全死因死亡率分别为男314.56/10万、380.14/10万，女98.33/10万、95.72/10万，接尘者与非接尘者比，调整后总死因、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95%Cl)分别为1.24(1.09一1.41)、1.34(1.12一1.59)和2.41(1.51一3.84);男接尘者肺癌、鼻咽癌和胃癌死亡RR(95%CI)分别为1.67(1.20一2.32)、1.81(1.05一3.13)和1.6(0.80一3.20)。男矽尘、煤尘和木尘接触者恶性肿瘤死亡RR(95%Cl)分别为1.61(1.15一2.26)、1.52(0.97一2.38)和1.51(0.83一2.75)，肺癌死亡RR(95%CI)分别为1.78(1.00一3.16)、3.24( 1.78一5.87)和1.80(0.66一4.90)，男矽尘接触者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95%CI)为5.72(3.23一10.12)，男木尘接触者心脑血管疾病死亡RR(95%Cl)为2.50(1 .28一4.88)。男接尘者恶性肿瘤、肺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相对危险度随接尘工龄的增加先升后降。 5.吸烟、不吸烟者死亡率分别为男342.81/10万和288.00/1O万，女344.19/1O万和94.22/10万，相对于不吸烟者，调整后吸烟者总死因、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95%Cl)分别为男1.22(1.07一1.39)、1 .39(1.15一1.68)和1.88(1.05一3.34)，女1.18(0.63一2.20)1.50(0.61一3.68)和5.97(0.58一61.41);男吸烟者肺癌、胃癌和冠心病死亡RR分别为3.87、2.56和1.68，总死亡、总癌、肺癌、胃癌和冠心病死亡RR均随每日吸烟量的增加而增加，总死因、总癌、肺癌、胃癌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均随烟龄的增加而增加。 6.男性接尘者、吸烟者全死因、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死亡调整后相对危险度基本一致，但吸烟者肺癌和胃癌死亡RR(95%CI)分别为3.87(2.37一6.30)和2.56(1.10一5.95)，分别是接尘者1.67(1.20一2.32)和1.60(0.80一3.20)的2.3倍和1.6倍，而接尘者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95%Cl)为2.39(1.46一3.90)，比吸烟者1.88(1.05一3.34)高出27%。接尘者和吸烟者全死因人群死亡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即)分别为3.8%和8.8%，恶性肿瘤PARP分别为7.0%和21.5%，均为后者高于前者。年龄调整减寿率(ARLL)接尘者男52.20%。，女46.16%。，分别高于不接尘者男35.60%。，女38.77%。，吸烟者男40.34%。，女57.00%。，也分别高于不吸烟者男35.31%。，女38.57%。，男性接尘者高于吸烟者，不接尘和不吸烟 张维森:职业接触粉尘、吸烟对死亡影响前瞻性队列研究者ARLL基本一致。 7.与无接尘不吸烟比较，既接尘又吸烟者全死因、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95%Cl)分别为1.61(1.34一1.92)、1.92(1.50一2.47)和4.32(2.16一8.65)，分别高于只接尘不吸烟者和只吸烟无接尘者，协同作用指数分别为3.05、2.63和1.83。 结论 1.本队列研究是我国迄今建立起来的以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作基线、利用身份证号码进行生存状态追踪的最大的前瞻性研究队列。 2.“健康工人效应”可能存在，50岁以前比较明显，而50岁以后，职业接触有害因素的危害比较明显。 3.接尘、吸烟均可致死亡危险性和调整减寿率增加。 4.男性接尘者、吸烟者全死因、恶性肿瘤、心脑血
张维森, 江朝强, Lam, Tai, Hing, 陈清, Ho, Sai, Yin[2]2002年在《职业接触粉尘及吸烟对死亡影响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 研究接尘和吸烟对死亡的影响。方法 以 1989～ 1992年广州市实施并建立的职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为基础资料 ,选年龄≥ 30岁的接尘工人和无任何粉尘及其他有害物质接触的职工 (对照组 ) 6 16 4 8名为研究对象 ,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 (1)队列失访 2 8例 ,死亡 1186例 ,以恶性肿瘤死亡为主 ;(2 )本队列男性多于女性 ,年龄 35～ 4 4岁居多 ,主要为工人 ,中学文化 ,已婚 ,吸烟率 4 2 .2 % ,饮酒率 32 .8% ;(3)调整相应混杂因素后 ,全死因、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疾病死亡接尘者相对危险度 (RR)分别为 1.2 4、1.34和 1.96 ,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有显着性 (P <0 .0 1) ,吸烟者RR分别为1.16、1.37和 1.6 3,与不吸烟者比 ,前二者差异有显着性 (P <0 .0 1) ;既接尘又吸烟者上述相应死因死亡RR分别为 1.4 8、1.85和 3.12 ,明显高于单纯接尘或单纯吸烟者 ,差异有显着性 (P <0 .0 1) ;(4)接尘对死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职业接触矽尘和木尘。结论 接尘与吸烟均可致死亡危险性增加 ,并存在协同作用。
张维森, 江朝强, Lam, T, Hing, Ho, S[3]2004年在《接尘、吸烟者死亡危险度比较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文中指出目的 比较接尘、吸烟对死亡的影响。方法 以1989～1992年广州市实施并建立的职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为基础资料,选年龄≥30岁的80987名接尘和无接尘职工为研究对象,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 (1)队列平均43.5岁,主要为工人、中学文化程度、已婚,接尘率16.3％,吸烟率43.7％,饮酒率33.5％。(2)队列平均随访8年,失访35人,死亡1539人,以恶性肿瘤死亡为主。(3)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全死因、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死亡相对危险度(RR),接尘者和吸烟者基本一致,但鼻咽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值,接尘者高于吸烟者,而肺癌、胃癌死亡RR值,吸烟者分别是接尘者的2.2倍和1.5倍;接尘可协同吸烟致死亡危险性明显增加。(4)男性总死因、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值,矽尘接触者高于吸烟者,心脑血管疾病死亡RR值,木尘接触者也高于吸烟者。(5)人群死亡归因危险度百分比(PARP)吸烟者是接尘者的2.5倍。(6)男吸烟者全死因、恶性肿瘤、肺癌、胃癌的死亡危险随日吸烟量、烟龄的增加而明显递增,冠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危险则分别随日吸烟量、烟龄的增加而增加。结论 接尘、吸烟者死亡RR值基本一致,接尘与吸烟存在协同作用,某些死因死亡危险吸烟者较明显,某些接尘者较明显;吸烟者PARP较接尘者高;吸烟与死亡危险存在明显的剂?
张维森, 江朝强, Lam, TH, Ho, SY, 刘薇薇[4]2004年在《职业接触粉尘与死亡相关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文中认为目的 探讨职业接触粉尘对死亡的影响 ,为现代职业卫生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相关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以 1989～ 1992年广州市实施并建立的职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为基础资料 ,选年龄≥ 3 0岁的 80 987名接尘和无接尘职工为研究对象 ,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 ( 1)队列平均 43 5岁 ,主要为工人 ,中学文化 ,已婚 ,接尘率16 3 % ,吸烟率 43 7% ,饮酒率 3 3 5 %。 ( 2 )队列平均随访 8年 ,失访 3 5例 ,死亡 15 3 9人 ,以恶性肿瘤死亡为主。接尘、无接尘全死因粗死亡率分别为男 3 80 14 /10万和 3 14 5 6/10万 ,女 95 72 /10万和 98 3 3 /10万。 ( 3 )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 ,接尘者全死因、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相对危险度 (RR)分别为 1 2 4、 1 3 4和 2 41,其中男性矽尘接触者分别为 1 5 7、 1 61和 5 72 ,男接尘者肺癌和鼻咽癌死亡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1 67和 1 81,与无接尘者比 ,RR的增加均有显着性意义。 ( 4 )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 ,接尘者全死因、恶性肿瘤死亡归因危险度百分比 (AR % )和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 (PAR % )分别为 19 5 %、 3 8%、 2 5 4%和 5 3 %。结论 职业接触粉尘可致全死因死亡尤其是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危险性增加。
张维森, 江朝强, Lam, Tai, Hing, Ho, Sai, Yin, 刘薇薇[5]2006年在《职业接尘及吸烟致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危险度比较的队列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比较接尘、吸烟对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影响。方法在1989年至1992年广州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基础上对30岁以上、职业接触粉尘和无粉尘接触的80 987名工人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1)队列平均年龄43．5岁,职业性粉尘接触率16．3%,吸烟率43．7%,饮酒率33．5%。(2)队列平均随访8年,35人失访,失访率0．04%,总死亡1593人中,219人死于肺癌,90人死于非恶性肿瘤性呼吸系统疾病。(3)调整相关因素后,相对于不吸烟者,吸烟者肺癌死亡相对危险度(RR)为3．32,是粉尘接触者相对于无粉尘接触者肺癌死亡RR(1．53)的2．2倍。粉尘接触者非恶性肿瘤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为2．41,是吸烟者(1．89)的1．28倍。尤其是矽尘接触者,其非恶性肿瘤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为5．72,是吸烟者的3．03倍。既接触粉尘又吸烟,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增加更明显。(4)男性吸烟者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危险分别随日吸烟量、烟龄的增加而增加。结论职业接触粉尘和吸烟均可引致超额的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两者存在协同作用。吸烟致肺癌死亡RR高于接尘,而致非恶性肿瘤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RR则低于接尘。吸烟与呼吸系统疾病死亡危险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江朝强, Lam, TH, 刘薇薇, 张维森, Ho, SY[6]2001年在《职业有害因素接触或(和)吸烟对死亡的影响——广州165660名职工队列的前瞻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 研究职业有害因素接触或 (和 )吸烟对死亡的影响。方法 利用 1989～ 1992年广州市实施职业健康监护系统建立的 16 5 6 6 0名年龄≥ 30岁的工厂职工和司机的个体健康档案为基础资料 ,填入光学扫描直读表 (ICR)并建立基线数据库 ,随访至 1998年 12月 31日 ,了解队列中职工生存状态和死亡原因 ,计算RR(95 %CI) ,绘制产生职业有害因素接触或吸烟的累积生存曲线。结果 (1)16 5 6 6 0名队列职工 ,平均年龄 (4 2 .0± 6 .3)岁 ,30～ 49岁占 87% ;37.3%的职工接触职业有害因素 ,工厂男职工吸烟率为 70 .8% ,男司机吸烟率为 5 4.8% ,全部女职工吸烟率不足 2 .0 % ;(2 )平均随访时间为 (7.6± 1.1)年 ,共随访 12 5 2 16 8人年 ,总死亡人数为 2 437人 ,有 5 1名死因不明 (占 2 .1% ) ,总死亡率为 194.6 /10万人年 ;(3)调整相关因素后 ,职业有害因素接触对总死亡、中风和其他原因的死亡 ,其RR(95 %CI)分别为 1.11(1.0 2～ 1.2 0 )、1.30 (1.0 1～ 1.6 8)和 1.2 7(1.0 6～ 1.5 1) ;吸烟对男职工总死亡、恶性肿瘤和肺癌死亡 ,其RR(95 %CI)分别为 1.2 3(1.11～ 1.35 )、1.34 (1.16～ 1.5 4)和 2 .5 1(1.81～3.48) ;职业有害因素接触并吸烟者 ,总死亡和恶性肿瘤死亡的RR(95 %CI)增至 1.32 (1.16～ 1.5 1)和1.35
倪玲玲[7]2016年在《孕前、孕期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对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影响的队列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了解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发育情况,并描述儿父母孕前半年和母亲孕早期、孕中期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情况,进一步探索父母孕前和孕期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对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发育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随访研究,于2014年4月到2015年4月期间,对中国安徽出生队列中马鞍山市研究样本中的儿童进行随访。在队列建立过程由孕妇自我报告或常规孕检记录获得学龄前儿童父母的一般社会人口学特征、父母孕前半年内不良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母亲孕早期和孕中期不良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队列中的3~6岁学龄前儿童的执行功能由父母或其他主要带养者运用《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量表》(父母版)评估。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组间及不同孕前半年内、孕早期和孕中期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组间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指数异常检出率的分布情况;二分类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父母孕前半年内、母亲孕早期和孕中期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对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结果队列初期共招募5084名孕产妇,排除孕期失访、自然流产、死胎、死产、引产及双胎分娩后,共计4669名单胎活产儿。本次调查随访到单胎儿童3803人,随访率81.5%(3803/4669),排除32名无执行功能评定结局儿童,最终有3771名儿童纳入本次研究。纳入分析的儿童中,填写合格的有效孕前和孕早期问卷3771份、有效孕中期问卷3489份。3771名学龄前儿童年龄在3~6岁之间,其中53.7%为男童,91.2%的儿童为独生子女。学龄前儿童自我抑制控制指数(inhibitory self-control index,ISCI)、认知灵活性指数(flexibility,FI)、紧急元认知指数(emergent metacognition index,EMI)和执行功能总分(global executive composite,GEC)异常检出率分别为4.8%、2.3%、16.5%和8.6%。控制学龄前儿童性别、儿童年龄、母亲怀孕时年龄、母亲文化程度、孕次、母亲孕前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父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儿童是否为独生子女后,二分类logistics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母亲孕前养宠物(RR=1.51,95%CI:1.05-2.16)、母亲孕前居住环境嘈杂(RR=1.85,95%CI:1.36-2.53)、母亲孕前接触农药(RR=3.30,95%CI:1.31-8.32)和父亲孕前服用/注射药物(RR=1.53,95%CI:1.09-2.14)是学龄前儿童ISC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孕前接触农药(RR=7.83,95%CI:2.89-21.26)和父亲孕前接触铅(RR=2.27,95%CI:1.35-3.83)是学龄前儿童F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居住环境嘈杂(RR=1.41,95%CI:1.17-1.70)、母亲孕前饮酒(RR=1.51,95%CI:1.01-2.24)和父亲孕前接触铅(RR=1.29,95%CI:1.02-1.65)是学龄前儿童EM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孕前居住环境嘈杂(RR=1.42,95%CI:1.18-1.72)、父亲孕前接触铅(RR=1.30,95%CI:1.03-1.66)是学龄前儿童GEC异常的危险因素。进一步分分析母亲孕早期相关暴露与子女执行功能发育结果显示,母亲孕早期养宠物(RR=1.76,95%CI:1.20-2.59)和母亲孕早期居住环境嘈杂(RR=2.16,95%CI:1.58-2.95)是学龄前儿童ISC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孕早期工作环境嘈杂(RR=2.30,95%CI:1.50-3.53)是学龄前儿童F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孕早期居住环境嘈杂(RR=1.46,95%CI:1.20-1.77)、母亲孕早期接触二手烟(RR=1.53,95%CI:1.19-1.97)、母亲孕早期使用电磁炉(RR=1.31,95%CI:1.08-1.59)和母亲孕早期使用抽油烟机(RR=1.30,95%CI:1.09-1.55)是学龄前儿童EM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孕早期居住环境嘈杂(RR=1.84,95%CI:1.44-2.36)、母亲孕早期养宠物(RR=1.55,95%CI:1.14-2.12)、母亲孕早期使用微波炉(RR=1.29,95%CI:1.02-1.63)是学龄前儿童GEC异常的危险因素。孕中期的数据显示,母亲孕中期居住环境嘈杂(RR=1.75,95%CI:1.25-2.46)、母亲孕中期服用/注射药物(RR=1.69,95%CI:1.13-2.55)和母亲孕中期使用抽油烟机(RR=1.39,95%CI:1.01-1.91)是学龄前儿童ISC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孕中期居住环境嘈杂(RR=2.13,95%CI:1.31-3.46)、母亲孕中期接触高温(RR=6.16,95%CI:1.68-22.61)和母亲孕中期使用复印机(RR=1.85,95%CI:1.02-3.33)是学龄前儿童F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孕中期使用化妆品(RR=1.31,95%CI:1.07-1.60)、母亲孕中期接触二手烟(RR=1.37,95%CI:1.08-1.74)和母亲孕中期服用/注射药物(RR=1.39,95%CI:1.08-1.80)是学龄前儿童EMI异常的危险因素;母亲孕中期养宠物(RR=1.46,95%CI:1.02-2.11)、母亲孕中期居住环境嘈杂(RR=1.54,95%CI:1.18-2.00)、母亲孕中期服用/注射药物(RR=1.56,95%CI:1.14-2.15)和母亲孕中期使用电热毯(RR=1.63,95%CI:1.03-2.56)是学龄前儿童GEC异常的危险因素。结论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发育受到多种孕期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的影响,发现这些影响因素并及时针对暴露做出相应的调整,为控制或减少孕前和孕期父母双方不良生活与职业环境暴露,完善的孕前和孕期保健,提高儿童生命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董彩婷[8]2005年在《医院环境控烟干预模式的探索性研究》文中认为【目的】 烟草使用的流行已经成为对全球公共卫生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全球约有叁分之一的成年人使用烟草,其中半数将因此而过早死亡。烟草控制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烟草危害的性质和其流行的特点,决定控烟工作与叁个人群密切相关,即医生、教师和政府公务员。此次通过对医院领导的访谈和医务人员吸烟状况的调查,了解目前医院领导层对控烟工作的看法、态度及医务人员的吸烟状况、控烟意识、态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医院坏境的综合干预模式,通过医院环境的控烟工作来干预医务人员的吸烟和控烟行为,以期能对整个社会的控烟工作起到示范作用。【方法】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对成都市25家医院的25位院长进行访谈,根据访谈结果选择控烟状况基本相当的叁家医院分别作为干预组(1家)和对照组(2家),问卷调查干预前医务人员的吸烟状况及其控烟态度和行为,随后对干预组进行干预,对照组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干预模式为从领导层和职工层进行分层干预:问卷调查干预后两组医务人员的吸烟行为及控烟KAP(KOWnledge,Attirude,Practice);同时在干预开始和结束时监测干预组空气中的尼古丁浓度,将主观和客观指标结合起来对干预模式的效果进行评价。【结果】1 医院领导的访
吴国莉[9]2010年在《上海市结核病患者吸烟状况及其对治疗结局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上海市结核病人的主、被动吸烟状况,并探讨主被动吸烟对结核病患者治疗结局的影响,为下一步对结核病患者进行戒烟干预提供信息。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上海市愿意合作开展本研究的五个区(包括松江、南汇、普陀、闵行、浦东新区)作为研究现场,以这五个区的结核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流行病学基线调查和随访调查。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登记在册的所有年龄≥14岁的新登菌阳结核病人。排除标准：调查时已死亡的病人、不同意接受本次调查的病人及调查时已丢失的病人。编制统一的调查表。首先由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防科工作人员根据结核病患者登记卡确定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名单,再由经过培训的结核病防保医生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结核病人进行面对面的现场问卷调查。调查分为基线调查和随访调查两部分。结果：1、调查的1017名结核病患者的现在吸烟率为36.8%,其中男性为53.2%,女性为1.8%；结核病患者的吸烟率为52.0%,其中男性为74.9%,女性为3.4%；每日吸烟率为30.7%,其中男性为44.7%,女性为0.9%。按照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吸烟行为的数据进行标化,男性结核病人的标化吸烟率为72.5%,女性为3.3%；男性结核病人的标化现在吸烟率为52.5%,女性为1.8%。本研究中吸烟率较高的病人主要是：男性、年龄在45岁以上、教育程度低、在婚、家庭收入水平低、沪籍。现在吸烟者以重度吸烟者最多,占到55.4%,登记为结核病时的吸烟者中,61.5%的现在吸烟者表示“打算在一个月内戒烟”,仍有20.1%的现在吸烟者表示“对戒烟没有兴趣”。2、不吸烟的结核病患者的被动吸烟率为56.5%,其中男性被动吸烟率为57.1%、女性为55.8%,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结核病患者被动吸烟率高于上海市一般人群的被动吸烟率。3、吸烟与涂阳结核病患者治愈率的关系：本研究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吸烟对涂阳结核病患者的治愈率是有影响(RR=0.83,95%CI=0.722～0.956)。而现在吸烟、每日吸烟、吸烟指数以及被动吸烟对结核的治愈率均没有影响。校正了混杂因素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组与非吸烟组对涂阳结核病的治愈率影响没有显着性差异。现在吸烟、每日吸烟及吸烟指数对涂阳结核病患者的治愈率都没有影响。4、吸烟与涂阳结核病患者痰菌阴转的关系：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现在吸烟、每日吸烟对两月末痰菌阴转率仍然有影响。吸烟是涂阳结核病人两月末痰菌阴转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没有显示剂量-反应关系。被动吸烟对两月末痰菌阴转没有影响。吸烟与被动吸烟对五月末痰菌阴转率之间没有关系。对五月末痰菌阴转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年龄、身体状况、合并症、化疗史。结论：上海市结核病人吸烟状况不容乐观,结核病人的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都分别高于一般人群的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结核病人中的吸烟者多为重度吸烟者,结核病人的被动吸烟情况比较严重。吸烟是影响涂阳结核病人两月末痰菌阴转的独立危险因素。如果在结核病患者的治疗和管理过程中纳入戒烟干预工作,预计可覆盖到39万每日吸烟者,48万现在吸烟者和73万被动吸烟者,从而显着降低我国人群结核病和烟草使用的双重负担,同时戒烟可帮助改善短期治疗结局。我们在以后的结防工作中,应加强禁烟的宣传,将控烟工作纳入到结核病防治的日常工作中,开展广泛和深入的健康教育工作,提高结核病人群对于吸烟和被动吸烟危害的认识。
潘静[10]2016年在《中国南方老年人群肺功能与亚临床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范围内首位致死性疾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人群中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上升,口前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38.7%,城市41.1%),心血管疾病导致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有研究证明肺功能减退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显着提高,其作用机制尚未有定论,部分研究认为肺功能减退和心血管疾病相关的病理生理基础和作用机制可能是因为肺功能减退导致的慢性系统性炎症反应,此炎症反应可引起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以血管内膜通透性升高和血管内膜斑块形成为特征的血管改变,这一病理进程可能就是两者相关性的机制。颈动脉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发病机制,而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和颈动脉斑块是颈动脉硬化公认的替代性指标且与心脑血管疾病呈正性相关,能够预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对于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和颈动脉斑块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不多,而且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出产国和消费国,已有大量研究证明吸烟这一不良生活方式既可以引起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又能导致动脉硬化,但颈动脉硬化和肺功能减退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因吸烟状态不同而有改变仍存在争议。有些研究显示颈动脉硬化和肺功能减退两者间的关系因吸烟与否而变化,比如美国国家心脏、肺和血液研究院(NHLBI)资助的美国社区人群动脉硬化研究(ARIC)的结果显示,在吸烟人群中颈动脉硬化和肺功能减退两者密切相关,但在从不吸烟人群中两者并不相关。而法国的动脉硬化研究(the Etude sur le Vieillissement Arteriel study)和美国同样由国家心脏、肺和血液研究院(NHLBI)资助但由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主持的多种族人群动脉硬化研究(MESA)却显示,不管是在吸烟人群还是在非吸烟人群中,动脉硬化和肺功能减退两者均显着相关。因此究竟动脉硬化和肺功能减退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且此关系是否会因吸烟状态的不同而改变仍未有明确定论。中国人群中关于动脉硬化和肺功能减退的研究非常少,我们仅发现一篇上海的研究,该研究发现肺功能减退与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显着相关,在吸烟人群中第一秒用力呼吸量(FEV1)减退与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显着相关,但用力肺活量(FVC)与其相关性却不显着,不过该研究未对肺功能减退与颈动脉斑块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分析。研究目的通过对中国南方老年人群进行颈动脉B超检查、肺功能检查和流行病学特征调查及分析,探讨中国南方老年人群中亚临床颈动脉硬化与肺功能减退的相关性,同时探讨不同性别和不同吸烟状态人群中两者的相关性,为早期识别高危人群,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依据。对象和方法1.第一部分研究对象均来自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这是一个包括中国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香港大学和英国伯明翰大学叁方参与的合作项目,本项目计划研究环境、职业、生活方式和基因因素对常见慢性疾病的影响。由与广州市政府密切合作的社区社会和福利性组织广州市尊老康乐协会提供受检者,该协会分会遍布广州各区域,接纳所有愿意参加的人,在广州市内拥有一个分布广泛的网络系统,有107000会员,其中95%是广州市永久居民,大概占同年龄阶层广州居民的7%。从2003至2007年,我们在南中国城市广州收集了大概30000名50岁或以上的受检者,本研究使用的是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心血管亚队列的受检者1625人,由通过统一培训的访谈者使用标准结构的电脑为基础的调查问卷调查受检者的职业暴露、疾病家族史、个人既往病史、认知状态和生活习惯(吸烟、饮酒和体力活动度)方面的信息。体力活动度是应用WHO制定的国际体力活动问卷(IPAQ),根据其活动强度和代谢当量(MET)分为活跃、充分(中等)和不足叁级。吸烟的定义是至少每天吸一支烟或者每周吸7支烟并持续至少半年,现在吸烟的定义是询问受检者“您现在是否吸烟?”时答案是“是”,曾经吸烟的定义是“曾经吸烟但现在不再吸烟”,吸烟时限(以包年为单位)的相关信息也同时被收集。职业粉尘暴露是通过询问受检者“您从事的这份工作有粉尘接触吗?”并询问接触的粉尘类别来判断。自评身体健康程度是通过询问受检者“总的来说,您认为您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很好,好,差,很差”,好及很好定义为好,差及很差定义为差。体格检查包括血压、身高、坐高、体重、腰围和臀围测定。使用Omron 705CP自动血压计测量静坐位血压3次,其中取后两次的血压得出的均值作为血压值。空腹禁食大于8小时后抽取血液检验血糖、高敏C反应蛋白和血脂(甘油叁脂、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临床检验室运用标准程序进行测量得出结果。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收缩压≥140mmHg,舒张压≥90mmHg,或自报使用降压药。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空腹血糖>7.0 mmol/L或者两小时口服糖耐量试验(OGTT)>11.1 mmol/L或者之前被诊断为糖尿病或口服降糖药。使用意大利罗马生产的Cosmed涡轮流量肺功能仪对受检者的肺功能进行检查,受检者取站姿,检查者按照标准化程序进行肺功能检查,每位受检者都进行了至少叁次的检查,其中最好的结果作为该受检者的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和用力肺活量(FVC)。根据Ip对中国香港人的肺功能预测公式进行计算得出FEV1和FVC的预测值。根据慢阻肺的全球倡议(GOLD)指南中的建议确定慢阻肺的诊断标准,即在未使用气管扩张剂之前,不管其有无呼吸道症状表现,FEV1/FVC<0.70均诊断为慢阻肺。对FEV1%预测值百分比、FVC%预测值百分比和FEV1FVC比值排序后进行叁分位分组,其中FEV1%预测值百分比的叁分位分界点分别是第一分位<91.17%；第二分位91.17%-104.40%以及第叁分位>104.40%。FVC%预测值百分比的叁分位分界点分别是第一分位<90.52%；第二分位90.52%-102.76%；以及第叁分位>102.76%。而FEV1FVC比值的叁分位分界点分别是第一分位<76.96%；第二分位76.96%-81.81%；以及第叁分位>81.81%。使用B-型彩超检查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和颈动脉斑块是判断是否存在颈动脉硬化及其严重程度的一项非侵入性的定量检测方法,由一名专科医师使用高分辨率的ALT HDI 3000增强型(7.5 MHz中频)对1996名受检者进行颈动脉B-型彩超检查,使用预先统一的标准化程序(在左右颈总动脉交叉处近心端10 mm)对所选择的受检者进行检查操作统一测量相关数据,图像聚焦在后壁进行叁个角度扫描,记录内膜腔与中膜间最佳距离,使用自动影像分析软件离线测量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CA-IMT),所有数据由一名预先不清楚受检者信息的医师分析诊断。当发现IMT增厚或颈动脉斑块时,至少两名医师,其中包括一名高级医师,进行讨论后做出诊断。测得左右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最厚值后取其均值进行分析,CCA-IMT增厚的定义是左、右或双侧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1.0mm。颈动脉斑块的诊断标准是颈动脉内膜向颈动脉腔内突出≥1.2mm,在受检者左或右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或颈动脉分叉处的动脉内膜有一处或多处斑块均称为斑块形成。颈动脉斑块严重程度按斑块数量分为0个、1个和2个及以上。本研究实施前报广州市医学伦理学会审查,每名受检者均在检查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所有数据仔细核对后将原始数据整理录入计算机,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性变量使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差异显着性,分类变量使用卡方检验,等级变量使用秩和检验进行分析,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校正混杂因素和校正混杂因素后颈动脉硬化指标(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和颈动脉斑块)与肺功能指标(慢阻肺、FEV1%预测值百分比、FVC%预测值百分比和FEV1FVC比值)的关系,模型1校正了年龄(年),性别,教育程度(小学以下,中学和大学以上),职业(体力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和其他),吸烟(从不吸烟,既往吸烟,现在吸烟0-29包年和现在吸烟>30包年),饮酒(从不饮酒,既往饮酒和现在饮酒),职业粉尘暴露,自觉健康状况和体力活动度(体力活动活跃,体力活动充分和体力活动不足)。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增加了对体重指数,高敏C反应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叁脂,收缩压和糖尿病的校正。分别对性别和吸烟与肺功能的交互作用进行检验的同时,也按照不同性别和吸烟状态分组后再分析各组内肺功能和动脉硬化的关系。所有分析均以双尾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受检者流行病学特征的调查分析广州生物库队列研究心血管亚队列的1996名受检者中具有有效数据的1625(81%)名受检者被纳入本次分析,其流行病学特征的调查分析显示：本研究人群平均年龄为59.3岁,标准差为6.8,其中女性占49.5%,肺功能检查显示9.7%的受检者有慢阻肺。与没有慢阻肺的人群比较,有慢阻肺的人群年龄更大,社会经济地位更低(教育程度更低,体力劳动者占比例更大),男性和吸烟者更多,患高血压者所占比例更大,更倾向于自评不太健康。他们的高敏C反应蛋白浓度和收缩压更高,颈总动脉内膜中层更厚,其颈动脉斑块和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发病率也更高,但是他们的体重指数更低,血脂也更低(除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外,所有差异的显着性检验p值均小于0.05),而体力活动度,饮酒,职业粉尘暴露,腰围,糖尿病,舒张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和空腹血糖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对肺功能指标(FEV1%预计值百分比、FVC%预计值百分比和FEV1FVC比值)叁分位分组后再进行比较,FEV1%预测值第一分位人群中男性、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人群所占比例更大,年龄更大,他们有较长的腰围和较高的体重指数、高敏C反应蛋白浓度、甘油叁脂浓度、收缩压、舒张压,颈总动脉内膜中层更厚且发生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和颈动脉斑块的比例更大,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更低,不过叁分位之间职业、教育程度、饮酒、职业粉尘暴露、自评健康状态、体力活动度、空腹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VC%预计值百分比和FEV1FVC比值叁分位后的比较发现倾向与FEV1%预计值百分比基本相似。2.性别和吸烟状况与肺功能的交互作用我们发现没有证据提示肺功能与颈动脉硬化的关系因性别和吸烟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性别的交互作用的p值波动在0.17-0.57之间,吸烟状况的交互作用的p值波动在0.23-0.83),因此我们所有的相关分析都将男女混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同时校正的混杂因素中均包括性别和吸烟状况。另外我们也进一步分开不同性别和不同吸烟状态人群后再进行分析以了解其不同人群中肺功能与颈动脉硬化的关系。3.慢阻肺与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分析校正混杂因素前,与没有存在慢阻肺的人群比较,有慢阻肺的人群发生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几率更大,经过校正包括年龄,性别,体重指数,教育程度,职业,粉尘暴露史,自评身体状况,体力活动度,吸烟饮酒习惯,高敏C反应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叁脂,收缩压和糖尿病等在内的混杂因素后,这一倾向变得比较略微不具显着性意义(校正后优势比(OR)1.45,95%可信区间(CI)0.91-2.29；P=0.12)。不过以上混杂因素的校正使慢阻肺与颈动脉斑块发病率的相关性变得不再具显着性意义(校正后优势比(OR)1.06,95%可信区间(CI)0.71-1.59)。不同性别人群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总人群相似。4.肺功能叁分位与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分析与FEV1%预计值百分比叁分位分组中的最高分位组比较,最低分位组的人群发生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校正后OR 2.18,95% CI 1.42-3.34)和颈动脉斑块(校正后OR 1.50,95% CI 1.08-2.09)的风险显着升高。而与FVC%预计值百分比叁分位分组中的最高分位组比较,最低分位组的人群发生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风险显着升高(校正后OR 2.29,95% CI 1.46-3.58),而其发生颈动脉斑块的风险在校正混杂因素后变得略微不具显着性意义(校正后OR 1.29,95% CI0.93-1.80；P=0.12)。与FEV1FVC叁分位分组中的最高分位组比较,最低分位组的人群发生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风险显着升高(校正后OR2.04,95% CI 1.31-3.17),而其发生颈动脉斑块的风险在校正混杂因素后变得略微不具显着性意义(校正后OR 1.29,95% CI0.93-1.79；P=0.13)。删除有COPD的158名受检者后,分析1467名无COPD人群的肺功能叁分位与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结果与总人群的相似。总的来说,肺功能减退与颈动脉硬化之问存在剂量-效应关系(趋势P值波动在<0.001到0.047)。5.不同性别和吸烟状况组内肺功能叁分位与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分析不同性别和吸烟状况的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出相似结果：无论是在吸烟和非吸烟人群中,或者是在男性和女性中,与FEV1%预测值百分比叁分位分组中的最高分位组比较,最低分位组的人群发生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风险均显着升高：吸烟人群中校正后OR为3.00(95% CI 1.58-5.71),不吸烟人群中校正后OR为1.47(95% CI0.83-2.59；P=0.18),男性中校正后OR为2.16(95% CI1.32-3.55),女性中校正后OR为3.34(95% CI 1.19-9.39)。同样无论是在吸烟和非吸烟人群中,与FVC%预测值百分比叁分位分组中的最高分位组比较,最低分位组的人群发生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风险均显着升高：吸烟人群中校正后OR为1.77(95%CI0.95-3.29,P=0.07),不吸烟人群中校正后OR为1.98(95% CI1.07-3.65),但是女性中该风险(校正后OR 3.41,95% CI 1.22-9.55)似乎比男性(校正后OR1.52,95% CI0.93-2.49,P=0.10)要高。而人群按FEV1FVC比值叁分位分组后,无论是在吸烟和非吸烟人群中,最低分位组比最高分位组发生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风险均显着升高：吸烟人群校正后OR为3.26(95% CI1.66-6.39),不吸烟人群校正后OR为1.49(95% CI0.81-2.74,P=0.20),男性校正后OR为2.19(95% CI 1.31-3.66),女性校正后OR为1.65(95% CI0.71-3.83,P=0.24)。结论1.慢阻肺和颈动脉硬化存在相关性,经过对包括吸烟在内的多种潜在混杂因素的校正后,慢阻肺与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相关性变得比较不显着,而慢阻肺与和颈动脉斑块的相关性变得不显着。2.慢阻肺与颈动脉硬化的关系不因性别不同而改变。3.经过对包括吸烟在内的多种潜在混杂因素的校正后,社区总人群中肺功能减退与颈动脉硬化风险增高密切相关且呈剂量效应关系。4.剔除了气流受限受检者后的社区人群中肺功能减退与颈动脉硬化风险增高同样密切相关且呈剂量效应关系。5没有发现证据提示肺功能叁分位与颈动脉硬化的关系因性别吸烟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6.不同性别和吸烟状况的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出相似结果：校正混杂因素前后肺功能减退与颈总动脉内膜中层增厚的风险显着升高,而肺功能减退与颈动脉斑块的相关性在校正混杂因素后减低并不具统计学意义。本研究通过对肺功能减退和颈动脉硬化的调查分析发现,经过对包括吸烟在内的多种潜在混杂因素的校正后,肺功能减退与颈动脉硬化风险增高仍密切相关。肺功能减退与颈动脉硬化的相关性不因性别和吸烟状态的不同而改变。由于我们的研究性质是横截面研究,且样本量相对较少,需要更多更进一步的大样本量研究对我们的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论证,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被进一步证明,那么有必要对肺功能减退人群进行亚临床期的动脉硬化情况的筛查以早期识别动脉硬化高危人群,同时采取相应措施来预防其进一步恶化和预防相关并发症,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减轻其造成的社会和经济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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