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的叙事分析

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的叙事分析

刘勇[1]2004年在《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的叙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中国特有小说类型“果报小说”的探讨,力图说明果报观念对于果报小说叙事特征的建构作用。笔者选取“叁言”、“二拍”为考察对象,一方面“叁言”、“二拍”中果报小说数量不少,另一方面“叁言”、“二拍”可以说是中国白话小说发展的高峰。 果报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能够体现传统中国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看法。果报观念成为小说文本中情节的支撑物,使情节的发展有一定的逻辑性,因此果报小说比一般白话小说更具有条理和内在逻辑。果报小说的产生与繁荣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它反映出中国人追求公道和正义的美好理想。果报小说在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刘勇[2]2004年在《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的叙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典小说说教训诫的特征历来十分突出,"藉小说以醒世诱俗,明善恶有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则凡中国旧日小说,亦莫不自托于此"。果报小说更是放大了这一特征。我们认为凡是宣扬果报观念,在情节、人物塑造乃至叙事结构上有意识传达、证说果报观念的白话小说,均可以归人果报小说一类。显然我们这里对果报小说的定义是颇为宽泛的,主要原因在于果报观念在某些作品中体现得比较显豁,而有些则较为隐晦。

杨宗红[3]2008年在《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代小说报应现象十分丰富。新时期,研究者们重新审视小说中的报应,果报小说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存在着不足。

叶鑫[4]2013年在《“叁言”史传轶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与小说一直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渊源。诸多小说都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冯梦龙的“叁言”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叁言”的初集《喻世明言》原名为《古今小说》,其中的一些故事在史籍中都有记载。这些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关的小说在整部“叁言”中共有二十篇。本文正是对这二十篇史传轶事小说进行分析研究。全文的论述由六部分组成,相互照应,构成统一整体。绪论一章是对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现状和思路的综述概括。第一章对二十篇史传轶事小说的故事流变进行梳理,并对它们整体的流变特征做出归纳和总结,为全文分析打下基础。第二章是对史传轶事小说的主题分析,在这一章里,重点分析了史传轶事小说所表现的“伦理道德主题”、“定命主题”和“政治评价主题”,探讨了冯梦龙编订“叁言”时选择小说的主题倾向及这叁类主题在“叁言”中的地位和意义。第叁章是对史传轶事小说文体的研究,在这章中既分析了它们的文体特征,同时也将同一故事随着流变在不同文体中的表现进行比较。第四章是对史传轶事小说的叙事研究,通过对小说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叁部分的分析,探讨它们的叙事特征。最后的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归纳、总结和升华。本文希望通过对“叁言”中这类史传轶事小说的流变、主题、文体、叙事等进行研究,展现其在“叁言”中独特的魅力;探寻话本小说中历史的面貌和叙事特色;总结历史人物和故事在流传和被改编过程中被赋予的价值与时代意义等。

冀运鲁[5]2010年在《《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中国小说而言,文言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研究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文言小说颇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叙述方式,因而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探究文言小说的叙事特色对于建构中国叙事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化有着广泛的继承和借鉴,通过对这一文本的仔细分析来探讨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无疑具有很高的样本价值。本文的目标就在于通过《聊斋》叙事艺术之渊源的考察来探究《聊斋》在中国文学叙事坐标中的位置。《聊斋》叙事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传统叙事艺术长期积累的结晶。蒲松龄秉承“转益多师”的精神,在广泛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叙事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间叙事和史传文学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和基本叙述模式,而传统小说、古文、八股文、书画等艺术则为《聊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叙事技法。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探讨《聊斋》叙事艺术的民间渊源。民间文化是一座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来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我国的小说更是一开始就与民间文化分不开。《聊斋》虽为文人作品,但与民间叙事渊源极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民间文化是《聊斋》叙事的内核。《聊斋》不仅继承了民间果报叙事观念及其思维机制,而且还化用了民间叙事的时空观念和话语体式。在确定了叙事思维机制之后,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叙事框架来结构全文,而成熟的史传文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这正是第二章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叙事继承了《左传》、《史记》等史书谋篇布局、结构全文的方法。《聊斋》借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的叙事结构模式,《聊斋》故事虽不再如唐传奇那般冠以“某某传”或“某某记”,但是以人名命名的方式仍是对纪传体的继承。其叙述模式为:开篇首先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身世等,以人为中心、按照时间先后的自然时序贯穿和统领传主的经历,展开故事情节,以“传”的形式围绕传主展开叙事。第叁章考察了《聊斋》对传统小说叙事艺术的借鉴吸收。作为小说,《聊斋》借鉴吸收前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聊斋》不仅从多个方面借鉴了历代笔记体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叙事技法,同时也吸收了通俗小说叙事艺术的优长。第四章主要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聊斋》叙事艺术的渊源。蒲松龄从小接受古文熏染,对古文及八股文法是相当娴熟的,因而,《聊斋》中就不难见到古文语言体式及古文笔法的踪迹。同时,对八股文的代言笔法也有继承和借鉴。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开拓者,蒲氏绝不是照搬古文笔法来叙述《聊斋》故事的,其借鉴是在创新基础上进行的。小说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常常从其他非文学门类汲取各种养分。这正是第五章所要探讨的话题。蒲松龄虽不是书画家,但是《聊斋》还是旁征博引,汲取了书法、绘画甚至兵法理论的养分。书法的顺逆、起结理论,绘画的成竹在胸、传神写意、颊上添毫、白描皴染等理论和技法都成为《聊斋》叙事艺术的源头活水。不仅书法、绘画等邻近艺术门类,就连兵学理论也常被小说家借用于小说叙事。民间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史传则为其提供了叙述框架,笔记体志怪和传奇小说、古文笔法、书画兵学理论丰富了其叙事技巧,这些已经足以让《聊斋》叙事曲折动人,然而,蒲松龄还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优美而深邃的意境。为了让做到这一点,蒲松龄采用了诗性叙述策略,使得小说获得了诗性品格和诗性意境。这是第六章主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在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意义绝不只是简单的总结继承,《聊斋》在借鉴吸收这些艺术的优秀叙事手法的同时,还积极地开拓创新,融多种叙事手法于一身,从而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技巧、叙事意境、叙述人称、叙事时空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这些努力让《聊斋》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把蒲氏送上短篇小说之王宝座的同时也让《聊斋》成为万口传颂的经典。更重要的是,随着它的广泛传播,《聊斋》的叙事艺术也为越来越多的小说所继承,可以说,《聊斋》是中国叙事传统中一块里程碑,它向上总结和承托着悠久的叙事传统,向下有着重要的开拓启发意义。

宗敏[6]2008年在《元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复仇主题》文中指出复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观念,它源于天性。在中国文化中,复仇被赋予了伦理意义,其内涵由孝悌推而及至忠义。本文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从复仇形象、复仇作品的叙事特色以及个案研究等角度进行探讨,试图以多个剖面,展现复仇主题的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发展演进,揭示复仇主题的丰富内涵。本文由前言、正文及结语叁大部分组成。前言主要阐述研究现状、对象、范围、思路及方法等相关问题;正文又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解析儒家伦理道德对于复仇的鼓励与限制,阐述复仇对于中国古人的意义;第二章根据复仇者身份特征的差异,将其分为遗孤、怨女和侠叁种类型进行讨论,分析其行为方式、性格特点以及个体复仇者的心理活动,探讨复仇形象的塑造;第叁章从文本叙事的角度解析复仇主题作品的叙事特色,包括线性结构、冲突张力和巧设悬念;第四章以赵氏孤儿和谢小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通过比较《赵氏孤儿》的元明刊本和谢小娥故事的不同版本,分析复仇者形象的演变,探索复仇主题在文学史中的演进;结语总结了全文对于复仇观念、形象塑造、叙事特色的探讨,说明复仇主题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及其演进。

刘明星[7]2008年在《颜之推《冤魂志》研究》文中认为《冤魂志》是南北朝时期一部颇具声名的释氏辅教之书,该书侧重于通过描写虚幻的鬼魂复仇,展现好杀之人临死相验,子孙殃祸的结局,进而以此来证明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道理。然而毋庸讳言,颜之推是一名儒士,儒家思想贯穿他的一生,这在《冤魂志》中随处可见,因此,《冤魂志》不仅仅是一部讲因果报应的志怪小说,其内容还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绪论。简要概述《冤魂志》,介绍本文写作缘起、研究方法。《冤魂志》大多取材于旧时典籍和当时发生的事件,多有正史依据,它以简练的语言深刻的反映了南北朝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出当时南北朝社会政治与法制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残忍横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作者通过描写统治者内部争夺权位,骨肉相残,冤冤相报来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抨击败坏世风和道德沦丧,再现兵荒马乱年代人民遭受的苦难。因此,虽然《冤魂志》全篇皆写冤死鬼魂报仇之事,但却藉以表达惩恶扬善之旨,寄寓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本章是笔者进行研究的前提基础。第二章释氏辅教之书。《冤魂志》作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释氏辅教之书,全书皆言果报,反映了颜之推笃信佛教,大力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然而,通过与同时代同类作品的横向比较研究,笔者认为,颜之推虽推崇佛教却不排斥儒家思想,他把佛教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具体研读《冤魂志》,我们会发现《冤魂志》所言的报应之事皆为现世报,今生的业障今生来偿还。颜之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学作儒家式理解,他坚持儒家立场,又不排斥佛教,这些都是体现儒家价值观的训言,所尊的依旧是儒道。因此,儒家精神,尤其是儒家的现实精神奠定了《冤魂志》的独特魅力。这种独特是研究的焦点。第叁章文章经世致用。毋庸置疑,颜之推是一个主张明哲保身的儒士,然而,在《冤魂志》中,之推公引经史以证报应,他讽谏当世,直言不讳,对当时的贵族、高官甚至当时的统治者进行无情的揭露,这似乎与他安身保命的价值观相矛盾。可是,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颜之推还有着深入骨髓的经世致用的观念,其经世致用之道是希图恢复汉魏六朝以来丧失的人间的信赖关系,进而建立一个充满诚信的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明哲保身并不矛盾。第四章《冤魂志》叙事分析。《冤魂志》与许多单纯宣扬神佛灵验,因果报应的释氏辅教之书不同,它在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方面呈现新的态势。首先,《冤魂志》采用了“史官式”的叙述者,作者与叙述者同一,一方面对所要叙述的人物无所不晓,一方面又要保持客观的立场,真实客观的把某人某事讲出来。其次,因为《冤魂志》叙述者是以一种写史的笔法进行叙事,小说中的史实大部分是经过筛选的,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相关,所以《冤魂志》主要采取的是无限制型视角,也就是传统的第叁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叙述。另外,《冤魂志》还有与内视角相结合的倾向,深入到人物内心,进行简单的心理描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再次,在叙述时间上,《冤魂志》采用以顺序为主,偶尔辅以倒叙、预序的叙述时序。最后,《冤魂志》有具有自身特色的浅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种浅层结构的表现是叙述的同一式结构;深层结构是因果报应(现世报)观念。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之所以会有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表层结构,归根结底是由《冤魂志》的深层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由现世报观念决定的。本章将以《冤魂志》中的故事为基础,进行全面的叙事分析,力图展现《冤魂志》的叙事意义。

沈冠东[8]2017年在《《点石斋画报》图像叙事中语言与时空表达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点石斋画报》作为晚清画报中的翘楚,有着较为丰富的图像叙事语言。从图像语言类型上讲,它属于具象性的图像语言,它继承了中国传统图像语言的基本样式与表现手法,同时也吸收了当时西洋图像的创作技巧。语言是叙事的媒介,《点石斋画报》丰富的图像语言为其出色地完成图像叙事提供了物质基础。叙事关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所以叙事性图像对事件的叙述或再现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表达。这样图像叙事或叙事性图像中两个核心要素被突显出来,即图像语言与时空表达。它们是如何共同致力于叙事表达?语言和时空表达之间貌似不言自明的关系背后显现了相关学科对两者关系研究的忽视,本文试从文化哲学的理论视角切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因为无论语言还是时空表达都是人的行为方式与存在模式,具有深刻的文化特质。而语言自身又是最具内涵与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形式,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人的思维、观念以及行动。时空表达相对于语言系统更具有能动性,它是人们富含着时空思维与实践的行为方式,在文化哲学的学理下易于明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梳理了《点石斋画报》图像叙事的文化语境。它是画报图像叙事中语言与时空表达的共同基石。因为晚清上海的城市发展与都市大众文化的勃兴催生了《点石斋画报》,反之画报自身也参与了晚清大众文化的建设。时空观念的革新是晚清都市大众文化特点之一,而时空观念的革新势必会影响到时空表达,这些通过画报的图像语言得以表征。为了明晰《点石斋画报》图像叙事中语言与时空表达的关系,本文主要采取了类型分析法、文本细读法以及图像分析法逐一研究了画报的语言与时空表达。画报的图像语言包括基本语素与图式。此外图像中的大量文字语言也参与了图像叙事。本文依据《点石斋画报》图像叙事中时间的处理方法,类分了时空表达的类型,即单一叙事顷间的时空表达、混合顷间、空间的时空表达以及连续时间的多幅图像叙事的时空表达。在分别梳理了画报图像叙事中语言与时空表达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两者之间主要呈现共生与互动关系的结论。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图像语言作为时空表达的介质而存在,以及时空表达作为图像语言的修辞。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图式与时空表达的互动、语图互动这两个方面。如果说《点石斋画报》图像叙事中语言与时空表达的共生与互动关系,是一种普遍的、一般的关系,那么依据语言相对论理论,本文认为它们还存在一种个别、特殊的关系,这就是语言相对论关系——《点石斋画报》图像语言影响、反映了思维与行动(时空观念与时空表达)。这种影响可分为两个层次,即观念层次与行动层次。观念层次对应为时空观念与视觉思维,行动层次对应为晚清图像叙事的时空表达实践。综上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点石斋画报》作为晚清的文化现象之一,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儒家文化在遭遇西方近代文化时的冲突与交融。《点石斋画报》所呈现的文化图景,折射了我国传统循环往复、天圆地方的时间、空间观念的松动。对于晚清国人而言这些文化图景具有视觉的现代性启蒙作用,它从视觉层面裂变了中国人的传统视界,重塑了晚清国人的视觉经验;《点石斋画报》图像叙事中语言与时空表达,不仅存在着共生与互动的关系,还存在语言相对论关系。其中语言相对论关系突显了论文研究的文化哲学意义,即图像叙事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形式是文化的高度表征,它反映文化现象背后人的总体性。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形态与社会之间的固有关系。

王文君[9]2016年在《《阅微草堂笔记》与六朝笔记小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笔记小说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先秦两汉时期。经过漫长的孕育,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笔记小说的第一个高峰;紧随其后的唐宋时期虽然出现了大批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大量的志人、志怪等笔记小说作品,但略显沉寂;继之,宋元话本小说兴盛,元明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暨笔记小说又陷入低谷;入清以后,文言短篇小说再度勃兴,又出现了笔记小说的第叁次高峰。其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可作为清代笔记小说的优秀代表。在笔记小说史上,《阅微》作为一部与六朝笔记相隔千年的文学作品,即使经过作者纪昀刻意仿效,但作品的内容与实质已与六朝笔记小说相去甚远。因此,将《阅微》与六朝笔记进行比较研究,有很现实的学术意义与研究价值。一方面,通过对比二者的异同,可以更加明确二者的差异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丰富二者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笔记小说衍变、发展的脉络,启发我们进一歩探讨影响小说发展的因素,对中国小说的演变、发展有一个更清晰地认识。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分为六章)、结语叁大部分。绪论部分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通过对该选题理由或意义的综述,确定本文的研究价值;二是通过对该选题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的论述,确定本文突破的难题和攻克的难关,及该选题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正文部分从六个方面对《阅微》与六朝笔记进行比较:第一章:从创作背景、创作心态方面对作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分为六朝时代背景、纪昀所处的时代背景、创作心态比较、纪昀对六朝前贤的接受与焦虑、借“影响的焦虑”解读纪昀创作的个性等五小节。第二章:从题材方面对《阅微》与六朝笔记小说进行文本分析,主要分为博物、世事、神鬼狐、梦境、幽冥、宗教、官场等小节,总结二者的不同内容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反映,探讨其前后的异同与内在的脉络。第叁章:从主题方面对《阅微》与六朝笔记小说进行比较,选取二者共有的果报、爱情、复仇等主题,探讨作品的主题思想,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第四章:利用叙事学的理论对《阅微》与六朝笔记小说进行叙事分析,分为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叁小节,分析二者在叙事方面的异同。第五章:从人物形象方面对《阅微》与六朝笔记小说进行比较,分为人物类型及其分析、人物形象艺术探赜两小节,比较分析二者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第六章:从语言艺术方面对《阅微》与六朝笔记小说进行比较,分为语言艺术的共同之处、语言艺术的差异两节,从而更加明确二者在语言艺术方面的特点。结语部分,通过对正文部分的追述,总结纪昀《阅微》在各个方面对六朝笔记的继承与超越,指出笔记小说前后相继、螺旋发展的事实,及其对进一步厘清笔记小说发展脉络的重要性与启发性。

何清清[10]2008年在《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本生因缘文学的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东汉以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翻译的佛经,相对于东汉时期而言,无论是在译经的数量,还是在译经的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提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不再像东汉时期的汉译佛经那样读之给人以生硬、晦涩之感,而是注重词汇的选择和经文的修饰,以求在佛理的阐释和行文的风格上更接近于佛经的原貌。本文选取这时期汉译佛经作为研究对象,拟从文学的角度,运用叙事学的方法,对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以讲述本生因缘故事为主的佛教经典进行叙事分析,以寻找和总结它们在叙事上的共同特点和规律。全文共分四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是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汉译的概况,近现代以来学术界对汉译佛经的研究状况,汉译佛经文学的界定和文学性内涵的分析,以及对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叙事学在中西方的发展过程和异同的简要回顾,从而为本文的论述奠定理论基础。第一章主要是阐明汉译佛经中本生因缘故事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它们的出现与古印度社会流行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息息相关。而佛教在吸收这种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轮回业报观念。本生因缘故事就是在轮回业报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第二章重点从叙事视角方面分析本生因缘故事存在的诸种叙事角度。本文以佛陀的视角为参照点,从而分为以经首语所暗示的全知视角,佛陀作为故事角色的第一人称主人公视角和第一人称见证人视角,以及多种视角的组合和转换对佛经叙事的作用。第叁章重点分析本生因缘故事的叙事时空。由于本生因缘故事属于虚构创作,因此,在故事情节中,时空幻化、时间的扭曲和变形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佛经通过倒叙、预叙等手段,为故事叙事增强了悬念,也增强了佛经故事的神异色彩。第四章分析的重点是本生因缘故事的叙事结构,叙事结构有表层的机理结构和深层的哲理结构之分,本章将从本生因缘故事所共有的叁段式的表层结构入手,以深入到为佛教轮回业报思想所统摄的深层哲理结构的探讨。结语部分总结本生因缘故事的叙事特点,同时提出汉译佛经文学中的另外两种重要的类型:佛传文学和譬喻文学,简要介绍它们在叙事上特色。但无论是本生因缘文学,还是佛传、譬喻文学,它们都是在佛经因果叙事的思维模式下进行故事叙述的。

参考文献:

[1]. 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的叙事分析[D]. 刘勇. 江西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的叙事分析[J]. 刘勇. 创作评谭. 2004

[3]. 中国古代果报小说研究综述[J]. 杨宗红.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4]. “叁言”史传轶事小说研究[D]. 叶鑫. 浙江大学. 2013

[5].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D]. 冀运鲁. 上海大学. 2010

[6]. 元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复仇主题[D]. 宗敏. 复旦大学. 2008

[7]. 颜之推《冤魂志》研究[D]. 刘明星. 西南大学. 2008

[8]. 《点石斋画报》图像叙事中语言与时空表达的关系研究[D]. 沈冠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9]. 《阅微草堂笔记》与六朝笔记小说比较研究[D]. 王文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10]. 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本生因缘文学的叙事研究[D]. 何清清. 西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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