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涛[1]2004年在《跨国公司内部网络结构研究——兼论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结构正经历一场从以前单维的“对称层级结构”向网络结构的转变，这是一种为了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加剧环境的战略性转变。本文分析了跨国公司的这种组织结构发展趋势，在总结了以前研究者的成果和剖析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历史发展的过程基础上，指出：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产业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和信息技术提供的物质条件是跨国公司内部结构网络化的外部驱动因素；而当今跨国公司自身海外经营层次的不断提高、跨国战略的实施和新跨国经营模式下的对关键资源来源全球化的需求和跨国公司全球学习则构成了跨国公司朝这个趋势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 相比跨国公司早期实施的“对称层级结构”，网络结构具有多维交叉但没有固定结构、适度分散的资产和资源的基础结构、专业化和差异化的子公司、相互依赖和大量全球协调的需求和资源的多向流动这些显着特征。而正是这些特殊之处使其拥有了能同时响应全球效率和地方差异、提高关键性子公司的能力、较强的战略柔性及多渠道获取关键资源的优势。 产业的全球化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促使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形成了通过投资获取关键资源以此来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新投资模式。而跨国公司的网络结构对采取这种海外新投资模式的中国企业极具借鉴意义，中国海外投资企业能够通过多维路径的演进和不断调整其组织形式，从而从“多维交叉结构”逐渐向资源分散和整合程度高的“一体化网络结构”演进。
萧衡锺[2]2014年在《经济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及其脉络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因着资金流动的便捷与人才流动的频繁,复以「比较利益法则」的驱使下,国家的角色,已不再仅仅是国家内部最高的主宰者与仲裁者而已;在全球化抹平世界的地理距离后,各项竞争的重心,已然从以民族国家为界线的国家内部各式组织,扩大转移至国家本身;换言之,因着全球化,国家成为竞争的主要行为体,而竞争的场域也延伸至整个世界空间。为了提升在世界中的竞争力,国家无不透过内部的组织改革与政策变迁,企图提升政府整体的效能;然而,在此效应所引致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治理的政策了,这自然有损于国家在全球化下的竞争力提升;但是,从另一方面析之,国家内部政党竞争为求获致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扩大社会福利的支出又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相互竞争面向。国家即是在这种对内不断扩大、对外则有必要削减社会福利政策的情况下,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而可以想见的,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的政策势必进行相应的变迁。是以本文研究欲通过文献梳理来厘清当前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下的国家发展导向、政策议题设定和政府治理类型,究竟是在地全球化还是全球在地化?以及探究当前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下的国家发展策略与政府治理类型之转型。
仲理峰, 孟杰, 高蕾[3]2019年在《道德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社会交换的中介作用和权力距离取向的调节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采用由202位下属及其领导构成的领导—下属配对数据探讨了道德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道德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和社会交换有正向影响作用,社会交换在道德领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权力距离取向不仅调节了社会交换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了社会交换在道德领导与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即员工的权力距离取向水平越高,道德领导通过社会交换对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入认识道德领导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潜在中间机制和边界条件,并有效指导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
参考文献：
[1]. 跨国公司内部网络结构研究——兼论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启示[D]. 荣涛. 武汉大学. 2004
[2]. 经济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及其脉络比较[C]. 萧衡锺. “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发展：基于文化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
[3]. 道德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社会交换的中介作用和权力距离取向的调节作用[J]. 仲理峰, 孟杰, 高蕾. 管理世界.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