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媚[1]2016年在《绿色发展视野下的自然价值建构研究》文中指出价值观是价值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对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价值哲学已经从单纯的理论价值研究走向实践结合的生活价值研究。历史表明,价值问题与人类所处的现实最为密切,它涵盖人们生活的道德、政治、宗教、审美等领域,接下来本文中主要探讨有关自然价值的价值哲学。自然价值是一个较新的话题,却是非常古老的命题。自然价值最早蕴含在古希腊的有机自然观中,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伦理中,在芝诺等人的斯多葛学派中也有体现;中国的庄子智慧、佛学思想中均体现了自然价值。但是随着价值哲学的演进发展,出现了主客体的对立的价值区分,造成许多人认为自然不能作为认识主体进行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自然价值。在培根的科学知识与道德知识的两分影响下自然价值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即自然内在价值被忽略,自然价值逐渐被单一化为一种对人实用的自然工具价值。以上可以被视为传统的自然价值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培根和笛卡尔时代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例如笛卡尔哲学基础上价值的主客二分。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自然价值在新的有机论、自然主义者的观念、环境保护者的批判中逐步显现。西方价值哲学经历了规范价值——元价值——规范与德性价值的问题转变,自然价值从被传统元价值批判到逐渐被人们接受存在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中国绿色发展、价值哲学转向从而变得更加迅速。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方式的变革,它本身体现为一种价值选择。绿色发展的新视角体现了对价值主客二分的消解,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论的把握。绿色发展作为最时新的哲学,它体现出了现代价值哲学的两个转向,即生态转向、实践转向。绿色发展是追求生态整体主义的发展,绿色发展在中国是一种全新的实践。一直以来,国内外自然价值的学界争论,主要是围绕价值主体合理性的争论,我认为这个争论最后会在价值观革命中消解。现实中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价值与存在哲学结合起来,构建出自己的价值体系。本文研究沿着两条线,一条是历史的外在脉络,还有一条是哲学思想变化的内在脉络。第一个脉络可以简述为自然价值思想史,第二个脉络是主体性问题和休谟难题。论文的第一章将对传统价值观念下自然价值问题的争议状态进行阐述;第二章分析传统价值观下自然价值出现理论问题的原因及后果;第叁章论述传统价值观终结时的外在表现;第四章阐述了自然价值出现的转型与变革:自然价值在矛盾中、两种价值对抗冲突中寻找新路径,逐渐由主客二分走向整体论;第五章为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第六章在绿色发展的视野重新建构自然价值,第七章是自然价值的四重结构。本文对自然价值的重新建构建立在价值哲学的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叁个方面。首先,自然价值其本身是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同时也体现了存在事实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关系。其次,在认识论上,我们急需的也是最根本的转变,是价值研究思路的转变。我们应走出主体性思维的桎梏,避免一味强调主客体的对立关系;而是从自然存在的视角探讨自然价值问题,从对人类现实社会的意义视角探讨自然价值问题。最后,我们在解决自然价值问题时应当以整体性和实践性为导向,将其置于时代的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得出绿色发展视野下的自然价值是一种人类认知与人类实践的有机统一的结论,这种统一在自然价值的价值内部结构中将得到体现。自然价值的内部结构设立为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自然与人的逻辑关系:自然包含人,因为自然产生人类心智。自然与人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第二,自然价值与人类价值并行不悖,二者在事实上成为同一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存在着辩证的逻辑,这一逻辑在人的个体性需要和群体性需要的关系中得以展现。第叁,自然价值对人类思维存在导向作用,在自然价值的研究中人类思维从实体思维走向整体思维,从主客二分走向实践思维。第四,自然价值研究对现代社会中的城镇化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自然的多样性价值指引人类从物质享受向精神享受方面转变,与自然融为一体并追寻大自然的智慧;自然的审美价值则要求我们在乡村建设中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自然的科学价值要求我们避免追随农村工业化的脚步,留得住乡愁、守得住美景。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对已有的自然价值相关的哲学着作及观点的文本收集和解读,并且对与此博士论文相关的哲学论着进行思辨分析。本文将自然价值回归带入公众的视野,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重构自然价值新体系,本文从理论上探索出当代哲学发展、价值哲学发展、科学哲学发展中的新变化,并且这些哲学思想上的新变化证明绿色发展路径的可靠性。进而将人类的价值思维从主客二分带向整体论的价值哲学,从纯粹的元价值哲学批判带向实践的价值哲学。
郭玲玲[2]2006年在《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文中认为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问题,对环境危机的解决是人类能否走出生存困境的关键。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克服了传统伦理学和自然主义伦理学的不足之处,突破了传统人道主义对人性的理解,实现了从个体意识向类意识的转变、从绝对主体意识向有限主体意识的转变、从享乐意识向生存意识的转变、从现世意识向未来意识的转变。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以人类的生存为终极目标,以新人道主义原则为基本伦理原则,全面阐释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应为“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伙伴”的有机结合,以及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公平、公正、平等的关系。把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控制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实现人类有规范、有节制、有约束的生存和发展,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可持续性。
张德昭[3]2003年在《内在价值范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各学派提出内在价值范畴的致思路向具有共同性，大致包括四个环节，即价值观的变化、由人及物、求同存异和终极证明。通过这一思路，对内在价值的讨论就由一个价值论、伦理学的问题转变为一个自然科学问题；环境伦理学具有了伦理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品性；内在价值范畴也具有了双重内涵：它既是对自然界价值论地位的一种确立，又指称一种客观事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自然界视为人的手段和工具。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在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基础上形成的，它必然遮蔽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环境伦理学超越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路向有两个：一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二是自然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的根本宗旨是通过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重建人和自然界的价值论地位。它主张人与自然界之间具有必然的伦理关系, 这是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相对立的另一极端。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应该坚持人的尺度与自然界的尺度的对立统一、人与自然界之间肯定性关系与否定性关系的对立统一、人类主体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对立统一。内在价值是事实而不是价值。自然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提出内在价值范畴的思路使它与现代有机论科学汇合了，它们都存在价值本体化的思路。内在价值是对自然界的一种解释，它是渗透着价值的事实。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关于内在价值客观性的争论表明，它们所持的本体论立场都是近代二元论哲学本体论，都存在强烈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环境伦理的基础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是社会实践。
王希艳[4]2010年在《环境伦理学的美德伦理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阐述了西方学者从美德伦理学角度对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探索。对于环境保护问题,传统的美德伦理学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方法。20世纪80年代,美国查布尔希尔(Chapel Hill)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哲学教授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较早地将美德伦理学方法引入环境伦理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环境美德思想,提出了主要的环境美德德目“适度的谦逊”。“适度的谦逊”要求人们重视事物本身,无论它们是否有益于人类。希尔引发了环境美德理论化的运动。到90年代,美国拉斯维加斯南内华达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哲学教授杰弗里·弗雷泽(Geoffrey B.Frasz)继承了托马斯·希尔的思想,明确指出环境美德伦理学(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是环境伦理学的新方向。弗雷泽提出了另一种环境美德德目“仁慈”,系统阐述了仁慈的环境美德思想。仁慈也是一种人对自然的优秀品质,它使具有生物和非生物特征的扩大的、混合的共同体的繁荣成为可能。西方环境美德思想所关注的主要是“哪种人会破坏自然环境?”这与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伦理学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不同。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主要关注人类的行为,因此以它们为基础的环境伦理学所关注的也是人类的行为,即“为什么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功利主义和义务论本身存在着理论缺陷,例如,功利主义存在着利益计算问题,义务论则会发生义务冲突,因此,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伦理学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与以行为为中心的环境伦理学不同,西方环境美德思想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品质而不是利益、义务或权利、内在价值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能够规避以行为为中心的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困境。除了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优越性,西方环境美德思想在实践中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环境美德抵制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追求无限消费,不仅会危害人类,而且还会危害环境,增进人类的恶习。环境美德反对消费主义,因此具有环境美德够人会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鉴于环境美德的实践作用,我们应该培养环境美德。获得环境美德需要五个条件：一,用法律杜绝恶习；二,有正确的苦乐观；叁,效仿环境榜样；四,有恰当的自然观；五,进行环境教育。最后,本文阐述了西方环境美德思想对环境伦理学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启示意义。从美德的角度关爱自然是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新尝试。
曾建平[5]2002年在《自然之思》文中提出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和全球环境意识的逐步增强，生态伦理作为环境保护的伦理依据已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对它不足百年的历史，西方学者做过广泛的探讨。然而，从哲学角度看，这些探讨极少以自然哲学为立论基础，还没有深入到生态伦理学所不可或缺的本体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 本文主要基于自然哲学同时兼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角，把生态伦理看成是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历程、现实缘由、学理背景、逻辑框架等方面的考察，揭示和阐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并据此预测其未来走向。全文重在回答两个方面问题：1．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何以产生?它产生的内部原因、外部条件是什么?2．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如何发展?其现有的体系应进行怎样的内部整合、外部融合才能达致超越?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孕育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这一时期的法、英、德、美等国的浪漫主义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热爱自然、回归自然情绪感染着后世的思想家。梭罗就是在这种气息的浸染下思考生态哲学的，他因而成为把田园道德论发展为近代生态哲学的最主要的人。缪尔则受到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提出大自然拥有权利的重要思想。20世纪初至中叶是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创立期。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卡逊对化学物品之危害的揭露使得生态伦理适时地登上历史舞台并迅速广受注目。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两大派系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初具雏形，两大派系又各自分化为若干流派。生态伦理思想已开始渗入人类的经济、政治、科技、生活方式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缘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生态困境，这表现在环境困境、资源困境、人口困境等诸多方面。与此同时，处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出现了精神失落，这种失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消费文化所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这与生态困境的形成也有密切关联。或者说，生态困境与精神失落是现代人的双重变奏，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它们构成了促发生态伦理的动因和诱因。绿色运动的勃蓬兴起则是其直接动因。历史地看，绿色运动约略可分为叁次，它们大体上分别对应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孕育、创立和发展叁个阶段。这种对应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绿色运动从实践层面为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刻而直接的动力;反过来，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播、发展和深化又为绿色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指导它向纵深方向开进。 如果说，对现实缘由的分析重在阐释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现实机遇，那么，对学理背景的考察则意在说明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和理论基础。就科学背景而言，进化论和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关联。进化论对人在自然中的位笠重新做了科学的确定，它不但蕴含着与后世生态伦理学相契合的思想，而且还直接启发着许多生态学家萌生生态伦理思想。然而，达尔文及其追随者的潜生态伦理思想明显带有人类中心论的痕迹。生态学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论学说，因具有与生态伦理学相融合的品格而被广泛运用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中，并成为其科学基础。概括而言，生态学所揭示的相互依赖性、整体性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但是生态学并不总是导向田园风光式的伦理，还时而导出帝国霸权式的伦理。就哲学背景而言，有机论自然观认为自然是活的生成的充满理智秋序的。这一观念在古希腊居于支配地位，由此形成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这叁大作为后来混合有机论之渊源的传统思潮。近代是机械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有机论自然观退缩在宗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自然哲学中不断与机械论对垒杭衡。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论不断受到挑战，有机论在现代再次受到青睐，并为整体论、过程论、后现代自然观所继承和发挥。它的主要原则与生态伦理思想存在契合转换的资质: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思想的构成因子;但有机论自然观并不直接就是生态伦理思想。当代西方伦理学日益致力于放弃形而上的致思理路而呼唤回归生活、回复德性，这种应用性的转向为构建生态伦理提供了养分和孕体。生态伦理本质上足一种后现代道德，它不仅把德性交还了人类而且还使德性延伸至人之外的存在者，因此它是一种“大生之德”，是应用伦理学的“范型”。、一 作为一种哲学形态，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为建构其学说创设了诸种理论预设。 一2一动物解放权利论认为感知能力是道德评判的最终依据。生物中心论则以生命本身作为理论预设，认为生命本身值得羊重是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生态中心论则以自然价值、自然权利为前设，认为自然具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这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自然拥有自我生存即不被人类利用的权利，尊重自然权利，这是人对自然负有的基本义务。?
米江霞[6]2005年在《论自然的内在价值》文中认为自然内在价值的问题在伦理学界颇受质疑。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认为,自然价值只是人类主观感情在自然身上的投射,自然的价值是以人的好恶和需要为依据的,自然价值就只是指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工具价值,自然根本不具有内在价值。生态伦理学则认为,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们一贯坚持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生态伦理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寻找、讨论和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问题,形成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和研究成果,但是各种不同的观点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一定的偏颇。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过分地强调了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那么目前的生态伦理学肯定了自然的利益和价值的同时却走过了头,他们从不同角度肯定和论证了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了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独特的作用。本文认为:就主体而言,人是主体,但人并不是唯一的主体,自然也是主体。就目的性而言,人是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在大自然生态系统中,其它个体存在都具有目的性,而且大自然生态系统是整个大自然系统的终极目的。就价值而言,自然(广义的自然包括人类)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是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在这个价值图景中无论人、其他个体存在还是大自然系统,都是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他们共同构成自然系统,并且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发展自己,促进整个系统的繁荣,其中系统的价值居于最高位。但是并不是说,肯定自然和系统的内在价值,就要否认人类满足需要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肯定自然和系统的内在价值,不仅反映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为人类合理需求的满足提供正当的途径,而且对人类理性的对待自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和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繁荣发展提供了依据。在这个目的和价值系统中,人并不是与其它自然物一样只具有以自己为尺度的能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有能力也应该从不同的利益中心来认识和实践,不仅用人的尺度而且也用物的尺度来行动,以人类特有的能力和智慧,不仅维护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尊重和促进非人类的个体存在以及生态系统的健康存在和持续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见,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的建立,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实践上促进人类自觉履行对大自然的道德义务,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公正,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彭慧芳[7]2008年在《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工业革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不仅危及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正因为如此,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声不绝于耳,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则成为全世界人们的共同心声。中国共产党也把建设生态文明郑重地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什么是生态文明,如何正确看待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着内在的联系。生态文明必须扬弃工业文明的机械论自然观、否定自然界内在价值的价值观、征服型的技术观、消费主义的消费观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而代之以有机论的自然观、肯定自然界内在价值的生态价值观、和谐型技术观、生态消费观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但是生态文明并不是与工业文明彻底地决绝,而是批判性的继承工业文明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物质成果及其日益完善的法制,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从而促进人类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王妍[8]2008年在《环境伦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支点》文中认为环境伦理以深层文化的现实性去关切人类的存在,规范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它是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更是对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表达了人类期望伦理或道德能够成为解决这一时代问题的现实力量或内在机制的理论设想。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试图在批判地反思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将环境伦理何以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支点作为问题加以探讨。从环境伦理产生的背景、形成的根源、思想的演变、现代建构和价值意义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索,由此形成论文的逻辑结构,论证了环境伦理作为一种哲学范式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文中以自然与文明的冲突为新的视角来关注环境伦理产生的背景,通过梳理和考察西方环境伦理的流变轨迹,揭示环境伦理思想的演变。通过探讨环境伦理理论内部的逻辑发展脉落,阐明其思想的真实内涵和理论实质。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伦理从“人为自然立法”到“人为自身立法”的观念变革进行分析和澄明,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质给予新的理解。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学科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规范人类的实践活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可持续性。
程雪琳[9]2014年在《斯宾诺莎的自然观及其生态伦理意蕴》文中研究指明目前生态危机正在全球肆无忌惮蔓延,已引起社会各界对生态问题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成为各领域学者忧思的重要主题，特别是生态伦理学领域已展开全方位的思考和深入的调研。在生态伦理学界，为摆脱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派存在比较大的理论分歧，集中表现在是否应该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所有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以及自然界是否具有内在价值等问题。然而，全球化的环境保护运动更加需要一种开放而又统一的当代生态伦理理论，使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从对立走向统一。因而，斯宾诺莎的自然观思想内涵丰富，内在包含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统一，为生态伦理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争论提供某种解决思路，进而为延缓乃至消除生态危机给予必要的理论支撑。本文的基本内容是将斯宾诺莎自然观作为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哲学理论基础或精神资源之一，通过对斯宾诺莎的本体论与伦理观的一致，揭示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理论，进而论证斯宾诺莎自然观与生态伦理整合理论的契合，为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观转型给予人们某种思想启示。此外，本文希望斯宾诺莎自然观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能内化到人们心中，对于推动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对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指导生态伦理实践起到一定积极推动作用。
王帆宇, 朱炳元[10]2014年在《反思、扬弃和超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观念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种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超越和取代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在观念上具有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显着特征:在价值观上,工业文明否定自然界内在价值,而生态文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在技术观上,工业文明奉行征服型技术观,而生态文明则秉持和谐型技术观;在消费观上,工业文明坚持消费主义消费观,而生态文明则践履生态消费观;在发展观上,工业文明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观,而生态文明则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在自然观上,工业文明崇尚机械论自然观,而生态文明则强调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参考文献：
[1]. 绿色发展视野下的自然价值建构研究[D]. 张晓媚.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2]. 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D]. 郭玲玲. 吉林大学. 2006
[3]. 内在价值范畴研究[D]. 张德昭. 复旦大学. 2003
[4]. 环境伦理学的美德伦理学视角[D]. 王希艳. 南开大学. 2010
[5]. 自然之思[D]. 曾建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6]. 论自然的内在价值[D]. 米江霞. 西北师范大学. 2005
[7].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研究[D]. 彭慧芳. 武汉科技大学. 2008
[8]. 环境伦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支点[D]. 王妍. 吉林大学. 2008
[9]. 斯宾诺莎的自然观及其生态伦理意蕴[D]. 程雪琳. 黑龙江大学. 2014
[10]. 反思、扬弃和超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观念比较研究[J]. 王帆宇, 朱炳元. 经济问题探索.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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