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琳[1]2004年在《利用资本市场化解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金融危机，银行不良资产问题逐渐引起了国际金融界的广泛重视。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提出降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以来，虽然在2001年首次实现了不良资产的净下降，但是，不良资产率依然相当高。以往，我国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或者从完善银行入手、或者从与银行有着密切联系的企业的改革入手、或者从政府的改革入手，然而，银行—企业—政府—资本市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要彻底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的问题，必须同时让资本市场发展起来，充分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 本论文在吸收借鉴以往理论成果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利用资本市场化解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这一命题，并对这一视角的理论性与实践性进行了分析，目的就是要强调资本市场在化解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方面的作用与功效。本文的结构如下： 在引言部分，分析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严重性，明确本篇论文的写作目的。 在正文部分： 第一章：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有关研究。本章通过分析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我国现行的做法，探讨化解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着力点。国际上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很多，本文将其总结为七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在化解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我国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内部消化模式”与“不良资产流动模式”，由于市场基础薄弱，政府在化解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就目前我们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而言，效果是有的，但要达到迅速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目的就要开阔思路，进行创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一般思路是“解决存量，防范增量”，对比国际经验与我国的实践，只有借助于资本市场，为我国的商业银行注入新的运行机制，才能提高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的效率与动力。 第二章，资本市场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解决。由于我国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主要手段是借助于资产管理公司(AMC)先“剥离”后“处置”，因此本章从“剥离”及“处置”两个过程分析资本市场的功效。“剥离”阶段重要的是“定价”与“确定资金来源”。由于缺乏市场基础，当前我们采用的“按账面剥离”存在诸多缺陷;由于债券市场不发达，资金来源问题也不能妥善解决。 “处置”阶段中AMC实施“债转股”后需要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顺利退出—这是采用“债转股”手段至关重要的一步;“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实施存在着诸如不良资产质量较差等限制，若要开拓出多元化的处置途径，必然要形成“价格”与“风险”的合理组合，这个组合不能人为决定，只能依靠市场进行“选择”。 第叁章，资本市场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防范。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与商业银行自身、企业、政府以及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章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突出资本市场的作用:从商业银行自身看，资本市场有助于解决银行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有助于对商业银行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刺激商业银行提高效益;从融资结构看，资本市场有助于解决融资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减轻银行的负担;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与企业的关系看，资本市场有助于促使企业形成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带动企业的活力减少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发生的概率;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与政府的关系看，资本市场有助于改善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角色，减少因政府行为引起的不良资产;从经济增长看，资本市场有助于形成储蓄与投资新的转化通道，通过刺激经济增长，防范不良资产的产生。 第四章，利用资本市场化解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措施。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因此，在这一部分，首先提出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化解环境的建议，包括建立条块结合的场外交易市场、培育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健全资本市场的法制法规、降低资本市场上的税收与费用、加强资本市场信息的披露等等。随后，本章从解决与防范两个层面，就化解的具体操作进行论述。解决方案可以通过AMC进行，也可以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出售。通过AMC解决时应当适当增加AMC接收价格的市场化成分，并在完成任务后通过资本市场出售股份实现AMC的退出;通过产权交易中心解决时采用市场定价及拍卖的方式更有利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回收，但前提是在这个市场上化解的不良资产质量较好，拍卖前估计能够形成一定的需求。预防方案之一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上市，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内部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进行防范，方案之二是通过建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适度”防火墙，进行外部防范。 在结束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性论述。
高鹏[2]2017年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国际比较和借鉴》文中提出从全球金融业发展历史经验来看,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因素导致一些企业经营情况出现劣变,贷款违约增加,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呈上升的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过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集中爆发的情况,各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在如何有效化解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资产风险方面积极探索,并根据本国基本国情和资本市场发展情况,总结了有本国特色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笔者从银行不良资产的概念出发,以时间发展为线索,系统的分析了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主要国家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模式、做法及其处置效果,并据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所暴露的问题,尝试提出一些有效可行的对策和解决方法。为我国银行业提供借鉴。第一章,以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规模现状开篇,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在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及成因。本章节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概念出发,并将本文的不良资产概念限定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其次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并分析了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第叁章,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及产生背景。分别阐述了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主要国家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集中爆发时,各国政府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所采取的处置措施以及处置效果。第四章,本章节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发展历程、以及存在的问题,列举了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方式尝试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董雁斌[3]2008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提出为妥善处理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己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极大的影响了金融业的发展。资产证券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手段不能很好地满足快速、批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的要求。利用证券化手段化解不良资产,对我国金融业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分散和降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高金融体系效率。不良资产证券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不良资产无法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这导致不良资产的定价非常复杂,不确定性相当大。加上我国资本市场不够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不良资产如何证券化对资产管理公司、证券中介机构以及金融研究人员而言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首先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理论入手,介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相关概念与基本原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特点。其次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剖析国外发达国家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与我国实际操作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最新实例——“东元2006-1重整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发现我国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特点以及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针对我国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情况,提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模式与交易结构改进设计方案,以及相应得生态环境建设。现阶段受制于目前的法律环境, SPV采取信托模式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的现实选择,但是在交易结构的细节方面需进行改进,主要表现在以风险分散理念构建资产池;加强内部增级,扩展外部增级,扩大信用评级的时间范围与空间范围;放宽申购利率区间等方面。另外,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环境建设、资本市场建设等生态环境建设。因此,对资产证券化理论研究分析和我国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实际案例的经验总结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赵宇[4]2008年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关于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Chinese Finance Assets Managemen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AMC)商业化转型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尽管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很多,但金融危机的最一般表现形式,仍然是金融体系内不良资产的大量累积以及由此产生的支付危机。我国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我国政府更强烈地认识到银行健康与经济安全的内在联系。为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家于1999年成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最大限度的回收和保全国有资产为目的的政策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AMC。到2006年末政策性不良资产基本处置完成,之后不良资产将逐渐以商业化的模式进行处置,四家AMC因此必须转换自己的经营手段,在商业化转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AMC在其作为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的7年内为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其特殊身份,也阻碍了AMC的健康发展。笔者通过研究发现AMC在运行中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一机构设置不完善。体现在治理结构不完善,不能形成具有坏账重组能力的核心机构,无法吸引称职的工作人员,并建立起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这些是制约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效率高低的先决条件。而经营目标的多重性导致严重的短期行为。无法有效的实现回收资产的长期目的。二缺乏现代化的用人制度和激励机制。无法有效调动公司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另外一方面,又无法吸收到新鲜的血液,不利于AMC整体运行水平的提高。叁相关法律体系配套不完善。国家法律法规上出台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但是这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并没有在法律的高度,赋予其特殊的权力,因此AMC在实际的运行过程,常常出现债务人千方百计隐匿和转移资产,逃废AMC债务。有的借剥离收购之机,搞重组兼并、分立、甚至以破产来逃债;有的隐匿、转移、压价出售资产;有的自动放弃债权甚至摧毁原始凭证;有的心存侥幸,干脆把AMC当成“核销公司”、“逃债公司”,企图无限期地拖延债务。笔者通过对AMC信用风险的研究认为切实完善资本市场,建立起完善的征信体制和权威的信用评级制度对AMC的风险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投资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与母体银行组建集团模式叁种主要的转型路径,笔者认为与母体银行组建集团的模式相比其他两种两种模式是最符合我国AMC转型的模式。最后给出政策建议:第一:完善AMC人才管理体制。AMC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投资银行人才是最主要也是极为关键的成功因素。日常管理中要杜绝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注意将个人业绩与处置不良资产的业绩以及个人在AMC商业化进程中的所作的贡献挂钩。同时注重将员工的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和公司的发展进行密切捆绑,利用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将员工和公司的发展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落实员工的业务培训,选派优秀员工到国外成功的资产管理公司学习,为员工提供学习和发展的空间。第二:完善AMC的奖励约束机制围绕效益目标制定详细的年度预算,且层层分解考核,实行绩效与分配挂钩。实行公司服务社会化,分配货币化。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全新的管理模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实行全员合同制、干部竞聘制、项目负责人实行招投标制。第叁: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弥补在法律,法规方面的缺陷。通过政府的和司法部门的引导作用,规范企业的行为。另外一方面要降低企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的费用,使AMC可以有效的运用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和国家的财产。第四:完善市场信用和监管机制。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换,实行政企分离,消除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严格按照市场规律运做企业;完善信用管理制度,加快征信机制的建设。第五: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没有一个发达的资产市场作平台,AMC的很多业务手段将难以展开,而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将推动AMC的成功转型。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与规范运作同样需要AMC的推动与促进。改革扶持与文件规定只是资产市场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基本保证,要想真正走上规范化运营、市场化运作的发展之路,资本市场有赖于投资银行业务手段的广泛参与。第六:推动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政府积极对各有关部门的利益主体进行组织协调,切实降低AMC运行成本。积极引入外资和吸引民间资本的相结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创造条件。
吕婕[5]2007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不断爆发金融危机，清理金融系统产生的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已成为一个潮流。我国金融系统中，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也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成为改革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寻求一种新型的、有效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成为目前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近30年来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形式之一。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的、可预见的现金流的资产，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行为。资产证券化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优势，在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能够较好地解决不良资产的困扰。在我国，包括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都已在不良资产证券化方面进行了尝试。但是资产证券化的结构比较复杂、专业性强，因此，及时总结不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对于化解金融风险、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过渡到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现状，结合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分层”处置计划、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分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这两个案例，来分析不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障碍，最终得出技术上和制度上的建议。本文共有六部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在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的基础上，回顾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对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第二部分，资产证券化理论概述。在引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之前首先介绍了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理论，即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实质、实施的基本流程；接着深入一层，阐述了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原理，即现金流分析原理、资产重组原理、风险隔离原理和信用增级原理。最后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含义与成因。第叁部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对我国经济以及商业银行自身的重要意义，即商业银行实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是必要的。接着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明确了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下文的分析打下基础。第四部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与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在我国的处置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银行自行消化，另一种是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由它们处置。接着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分层”处置计划、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分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为案例，分析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状况。第五部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障碍。从技术上和法律制度上两方面来分析在我国商业银行实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障碍。就技术上而言，主要存在缺乏稳定的现金收入流、控制权不能完全转移、资产支持证券定价困难等障碍；就法律上而言，主要是我国法律规范在SPV设立、风险隔离和信用评级上的障碍。第六部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对策和建议。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经济特点，从技术和法律两方面提出了在我国商业银行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政策建议。在技术上，主要是从资产重组、破产隔离和信用增级、评级叁个基本原理上进行改进；在法律制度上，要完善金融市场，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苗耀予[6]2008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高,数额大,蕴含着潜在的金融风险,严重阻碍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近几年的处置,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压力仍然较大,采用新的创新方法处置不良资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资产证券化是近叁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中重要的创新业务,并被应用到不良资产的处置方面,国外这方面的理论已经逐渐成熟和完善,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国已经开始尝试采用证券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内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主要对不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和小结,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不良资产证券化在国内的发展提出几点看法,以更好的发挥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积极作用,有效的化解我国金融风险。本文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首先,对我国不良资产及处置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目前几种常用的不良资产处置方法的利弊分析,结合我国面临的不良资产处置的巨大压力,引出我国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及其优势和可行性。这是我国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选择的基础和出发点。然后,简要分析了当前不良资产证券化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情况,演化的趋势。其中,韩国是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后起之秀,不良资产的形成与我国也有相似之处,韩国通过证券化方式处置了大量不良资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后起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典型代表,因此,这部分选取了韩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得出对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几点启示。接着,分析了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发展的过程,对叁个案例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介绍,并试图总结归纳现阶段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特点。第一是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模式是循序渐进的,这是由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外部环境决定的,同时,我国对于不良资产证券化技术的理解和运用,也需要有个过程;第二是我国不良资产支持证券首先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经过多年规范发展,初步具备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流通所需要的市场环境;第叁,信托分层结构已经成为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交易结构。最后,主要是对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出几点思路和建议。首先试图对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在资产池的组建、特设机构的设立、信用增级、交易结构安排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想法;最后,针对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外部环境制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法律的完善、证券市场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等等。
刘雪梅[7]2006年在《我国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需要各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应对一体化的挑战。而金融资产的质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就与金融资产质量低下有很大的关系。而其焦点在于银行业的巨额不良资产，它不仅影响着银行体系的稳定，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受到不良资产的困扰，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3.1万亿元之巨。随着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深入，这些巨额不良资产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隐患。如果让其长期滞留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将像一颗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弹，不仅严重制约着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也威胁着我国经济及金融业的安全运行。因此，如何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提高金融资产质量以迎接全球化挑战是摆在我国政府和银行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国于1999年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剥离和处置建、中、农、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资产。如今，已经过去了七年的时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经营效率备受指责。而我国正处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转轨时期，并且已经加入了WTO，将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届时，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是国内外银行机构的竞争压力。因此，不良资产处置的成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力，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很有必要对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找出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根本原因，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七年来经营运作的是非功过有个客观评价，并探讨隐藏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低下的效率背后的真实原因，为其未来发展探寻更有利的路径。因此，本文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法、现代系统论、统计数据分析法及理论联系实际等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成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机制、运作效率、转型策略和思路等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本文是循着软预算约束下强弱对比的制度安排这一线索来组织主要结构的。首先运用比较法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严重程度，提出造成我国巨额不良资产的根本原因在于软预算约束下“一强二弱”的制度安排，即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处于强势地位，统揽一切，国有银行只是一个
王征洋[8]2017年在《中国宏观债务的市场风险及化解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当增长的收入通过日益提高的负债融资杠杆转向资产投资时,经济整体的负债水平和资产投资规模都迅速提高。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对滞后,我国投资资产同质、结构单一,资产价格出现了加速增长的态势。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市场资产长期价格预期系统下降,经济整体的实质性债务负担将比名义性债务负担更快速增长。鉴于此,中国宏观的债务风险严重程度如何,以及我国当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避险政策,这些不仅是政府部门应该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应当引起经济学界重视的重要课题,本文即围绕这些内容进行相关研究。本文通过建立理论及实证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经济在收入超常规增长、经济增长转型下经济增速下调、债务杠杆加速增长、资本市场结构单一化四者构成的宏观债务市场风险及我国可采取的对策。文章通过详实的数据,细致剖析了我国经济当前的总体债务水平以及债务结构,并在金融不稳定假设的理论框架下,从主权部门自身资产风险市场价值波动所测试的主权部门债务风险和从商业银行体系预期金融风险极值损失所测试的金融系统债务风险两个角度,分别利用现金流折现法及系统性或有权益分析法对我国宏观债务的市场风险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最后,通过对国际、国内去杠杆的案例研究,并在剖析我国债务快速上升原因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化解我国当前债务风险可能的政策选项。本文对我国宏观债务市场风险的量化分析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结论。一方面,通过对主权部门资产的市场风险价值进行估值,本文发现,2011年-2014年,在假定的中等偏高风险参数的敏感度测试下,我国主权部门的资产风险市场价值已逼近对应年份主权部门总负债的水平,且此种逼近程度在逐年上升。而在设定的高风险极端情况的压力测试下,我国主权部门则会陷入资产市场风险价值低于负债的困境,即处于所谓"明斯基时刻"。根据这一研究结果判断,我国主权部门的预期债务风险已经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在出现可能的金融危机时在市场违约风险交替传染机制中所面临的极值损失的测试,本文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系统的资产预期极值损失在市场出现重大风险时会急剧上升。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期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的冲击,占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近70%的10家上市银行中至少1家银行违约破产的概率接近30%;在99.9%的置信水平下,10家银行联合违约的预期资产极值损失接近5万亿人民币的量级。2015年下半年当我国金融市场面临"钱荒"危机时,10家银行中至少1家银行违约破产的概率达到10%;在99.9%的置信水平下,10家银行联合违约的预期资产极值损失达到3万亿人民币的量级。根据这一结果判断,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面临市场震荡时实际上已较为脆弱,假定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必须出手填补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缺口以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的代价也将较为高昂。本文认为,我国化解当前债务风险的政策选择有:实施更为有效和定向准确的财政政策,托底实体经济的长期增长;强化国有资产的资本市场化运作,从国家的角度弱化对市场化运作的国家主权部门资产的直接管理,建立起通过资本市场灵活投资配置机制来调控其国家控股比例的机制;实施更为结构化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大型企业集团和金融机构杠杆的快速增加;大力发展直接股权融资,推进市场化的债转股、贷转股等资产证券化进程。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方法创新。本文优化了系统性或有权益分析模型(SCCA)构建多元极值分布函数的方法,采用student-Tcopula函数刻画银行间的相依结构,从而对涵盖整体金融市场风险的商业银行资产的市场价值在预期金融危机条件下的极值损失进行了估值,进而用以评估我国整体经济体系预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为更好的贴近我国主权部门实际,本文优化了自由现金流模型(FCFF)中相关参数的核算方法,进而从衡量我国主权部门资产市场风险价值的角度来评估主权部门的预期债务风险。第二,理论应用创新。本文重构了承担国家债务风险的我国主权部门风险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表(risk-adjusted balance sheet),并通过选取各类市场化资产估值的合理风险参数创新性地将金融估值的一般模型(现金流折现模型)应用到我国主权部门资产市场价值的测算中。同时,考虑到市场风险估值参数值核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利用敏感度多情景分析方法测算了估值的置信区间,并根据估值的结果来研判国家债务风险及其预警状况。
肖萍英[9]2006年在《巴塞尔协议银行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线。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现有不良资产数额还很大,另一方面不良资产增量还在不断累积,这使得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持续下降,削弱了银行抵抗风险的能力,成为了制约银行业健康运营的重要障碍,也是影响我国经济金融健康运行的一个重大隐患。随着中国在2006年实现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大批外资银行会逐渐涌入,对我国银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所以,强化信贷风险管理,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已成为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而国际上有效防范银行不良资产的最具权威性的文件是《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在瑞士的巴塞尔达成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文件的统称。它是一定时期内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代表着银行业监管原则的发展趋势,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和国际银行监管框架与风险管理原则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标志。其实质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是对国际商业银行联合监管的最主要形式,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它就像是商业银行必须遵循的银行经营与管理的“ISO标准”,得到了国际金融界的普遍认同。随着2004年6月26日新协议的公布,说明对银行业的监管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协议将于2006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25个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表示将利用新协议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印度、俄罗斯等也将采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实施新协议。新巴塞尔协议代表了世界银行业监管发展的大方向,反映了当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和指引,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有助于国内商业银行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虽然我国银行业本身基础比较弱,风险管理能力距世界先进银行还有一定差距,短期内无法具体实施新协议,但我国国内银行正在加强自身建设,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努力提高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尽快
刘千[10]2007年在《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文中指出目前中国银行系统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是关系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在国外有着多年的成功经验，其在转移风险、提高流动性和信用创造上都有着显着的优势。利用证券化手段化解不良资产，对我国金融业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分散和降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改善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升金融体系效率。本文就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开展的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章序论，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第二章在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第叁章总结了不良资产证券化在美国、韩国、日本实践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我国可以借鉴的方式和方法。第四章剖析了我国首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例。第五章分析了我国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意义、可行性以及优势和障碍。第六章对我国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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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国际比较和借鉴[D]. 高鹏.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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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国不良资产处置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机制研究[D]. 刘雪梅. 西北大学. 2006
[8]. 中国宏观债务的市场风险及化解对策研究[D]. 王征洋. 南京大学. 2017
[9]. 巴塞尔协议银行监管研究[D]. 肖萍英. 中国海洋大学. 2006
[10].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研究[D]. 刘千.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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