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甫[1]2014年在《基于后发优势的中国追赶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现出泾渭分明的苦乐不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者在“贫困陷阱”面前艰难挣扎,或者在“中等收入陷阱”面前踯躅不前,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经济史上总有个别“成绩优异”的国家能够逆势而上,不仅成功经济追赶的时间比先发国家要短,而且在追赶的过程中本身也进入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自凡勃伦和格申克龙等学者做出开创性研究以来,后发优势就是一国追赶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本文即以后发优势理论为视角,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及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与当前大多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跳出了后进国家技术追赶或FDI溢出效应等单一视界,而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后发优势、人力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势、资本后发优势和制度后发优势作为一个整体。本文也关注各种后发优势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并在后发优势的理论框架下梳理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变迁过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正是这五种后发优势的协同作用,中国才得以实现持续、快速的追赶绩效。后发优势的核心理念是学习,这在中国领导人的经济建设方针中不断体现和强调。作为研究的起点,本文首先对中国经济追赶的结构性变化和增长动力进行经验分析。以1992年、1997年为节点,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追赶划分为叁个阶段,追赶能力呈现依次加强的趋势。增长动力的经验分析表明,资本积累、人力资源、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持续追赶的趋势,正是因为在资本积累、人力资源、结构转变、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方面具有相比成熟经济体而言的优势地位,由此引出资本后发优势、人力后发优势、结构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势和制度后发优势的理念。结构后发优势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具有更大的结构转变空间,生产要素向高生产率部门的再配置可以为经济增长带来额外的收益。工业化推动下的结构转变过程是中国比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更快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将中国发挥结构后发优势的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结构转变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1978-1986、1992-1997和2003-2012年叁个阶段里较高。在经历90年代末城市国有部门战略调整带来的阵痛期以后,结构后发优势为新千年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人力后发优势的基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也在于发达国家具有知识的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获得比发达国家更高的收益。中国利用人力后发优势最显着的成效就是出口贸易总量不断扩大,并且逐步成为全世界的制造工厂。中国加入WTO以后,人力后发优势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技术后发优势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只需要付出极小的代价就可以引进外来科学技术运用于本国的生产活动,缩小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挥技术后发优势的历程分为叁个阶段：在80年代前期和中期,中国技术发展路线是对计划经济时期的矫正和在开放环境下对发挥技术后发优势的摸索；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技术发展是以引进和模仿外来技术为主；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加快了从模仿到创新的技术追赶路线转变的步伐。资本后发优势的理论基础是资本报酬递减的规律,这样,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更高,国际资本将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促进后者的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更高的投资率,这部分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经常会采取国有化和强制性的资本积累方式,高投资率的背后可能是低下的生产效率和投资回报。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可以判断,至少从9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中国的高投资现象和外商资本的不断涌入是具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微观基础的。我们利用省际面板数据也发现,以1997年为分水岭,中国资本积累的模式出现明显差异,资本积累的替代性制度安排逐渐正让位于稳健性制度安排。制度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模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由此避免先发国家有效制度形成所需要付出的不断试错的高昂代价,从而节约经济发展的时间成本和创新空间。为了达到追赶绩效最优化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早期有利于落后国家经济追赶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到了发展的后期就不再适宜,政府必须适时考虑将替代性制度转向稳健型制度,也就是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和以创新活动为主要形式的追赶政策,否则将陷入一个非收敛的均衡陷阱。本文在制度后发优势的框架下解释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逻辑,制度变迁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在这一转变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在五种后发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系统性后发优势战略的理念,发展中国家的任务就是要设计出一套机制,使结构后发优势、人力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势、资本后发优势和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纳入到与经济追赶良性互动的循环体系内。本文将中国借用后发优势的追赶战略实践分为叁个阶段：准备期、调整期和巩固期。以90年代末和新千年初为转折点,中国经过国企战略调整和加入WTO,后发优势战略步入巩固期。本文也对中国经济追赶中各种后发优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分析,在90年代末以来,结构后发优势、人力后发优势和教育的人力资本后发优势发挥了最显着的作用。本文最后详细比较了基于后发优势的追赶战略与赶超战略以及比较优势战略的区别,并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建议。
韦倩青[2]2014年在《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及其影响因素》文中提出中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面临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出口增速放缓,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又主要依靠出口扩张来带动,因此中国出口的市场需要多元化。东盟是中国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壁垒的拆除,使得双边贸易量持续增长。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作为主要参与经济体的中国、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中间品进出口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但是,中国和东盟贸易中的主要工业制成品存在贸易逆差,如果按照传统贸易利益理论,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意味着国际贸易直接利益损失,那么进一步发展与东盟的贸易是否会扩大中国的直接利益损失?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中国对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的获得情况和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找到促进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增长,同时提高中国获得国际贸易直接利益的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基础,包括第一章导论和第二章文献综述。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说明了研究方法、思路和论文框架,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对现有国内外国际贸易利益理论和衡量方法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找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回顾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找到本文的研究出发点。第二部分是第叁章的贸易现状。这一部分说明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发展趋势、进出口商品结构、进出口国别分布,以及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逆差的主要商品来源,主要国家来源。此外,该部分还归纳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特征。第叁部分是国际贸易直接利益的测算,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本文利用贸易附加值的衡量方法,分别计算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制造业贸易附加值、制造业的贸易附加值率,以及在制造业的13个行业上中国获得的行业贸易附加值、行业贸易附加值率;并比较和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制造业贸易附加值、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率的差异,以及中国获得的行业贸易附加值、行业贸易附加值率的差异。第四部分是第六章的国际贸易直接利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这一部分实证检验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的影响因素。此外,这一部分还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直接利益影响因素的异同。第五部分是第七章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一部分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中国在和东盟国家工业制成品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的建议,并指出了可进行的后续研究。本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主要工业制成品出口市场;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则是主要进口来源地;机械运输设备和化学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而且在这两类产品上存在贸易逆差,其中,机械运输设备类产品中的零部件类电子产品是主要进出口产品;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是逆差主要来源地。2.贸易附加值的结果表明,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主要来源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从越南获得的直接利益最低。贸易附加值率的结果表明,中国在与东盟六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依靠出口规模的扩大获得直接利益的增加,即中国在对东盟六国的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不高。3.贸易附加值的对比表明,中国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从与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的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最多,其次是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贸易,最低的是与金砖四国贸易。贸易附加值率的对比表明,中国与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最高,其次是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最低的是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4.制造业的分行业贸易附加值表明,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主要来源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而且与这叁个国家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多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化学工业,从越南获得的直接利益最低。制造业的分行业贸易附加值率可知,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的行业贸易附加值率主要是下降趋势,表明中国在这些行业的贸易中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比较低,中国主要依靠出口数量扩张来实现直接利益的增长。5.在重点考察的6个行业中,中国-日本、中国-韩国、中国-美国、中国-德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的行业贸易附加值大于中国-东盟六国、中国-金砖四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的情况;中国-金砖四国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的行业贸易附加值小于中国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的情况。重点考察的6个行业的贸易附加值率可知,在与日本、韩国、美国、德国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高于中国与东盟六国贸易的情况;而在与金砖四国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直接利益的效率低于中国与东盟六国贸易的情况。6.国际贸易直接利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对于中国与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而言,价值链上的分工程度、比较优势差异是直接利益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在中国-东盟六国、中国-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贸易中,国际直接投资是影响直接利益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金砖四国、中国-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相对规模经济差异是影响直接利益的重要因素。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采用贸易附加值的衡量方法,计算了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贸易附加值的衡量方法符合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中间产品贸易比例高的特点,更能准确反映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2.利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与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关系密切的13个行业的行业贸易附加值和行业贸易附加值率,并且重点分析了与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的主要产品化学产品、机械运输设备产品相关的6个行业的贸易附加值和贸易附加值率。这样的分析能够准确知道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主要来自于哪些行业。3.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比较了中国-东盟六国、中国-金砖四国、中国-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贸易附加值率,以及行业贸易附加值、行业贸易附加值率;并且比较了中国-东盟六国、中国-金砖四国、中国-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贸易中直接利益的影响因素。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知道中国工业制成品对外贸易中,主要从哪一类型的国家中获得更多的直接利益,以及国际贸易直接利益影响因素的差异。
郑国姣[3]2017年在《垂直专业化、分工地位及贸易的福利效应》文中研究表明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高综合福利水平是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根本宗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在贸易经济利益的分配与环境效应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分工模式的新特征。垂直专业化背景下,一国(地区)依据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具体生产环节,总值统计基准的贸易规模在衡量贸易经济利益方面有失偏颇。同时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过程也为发达国家碳排放及环境污染转移创造了契机。如何正确衡量贸易的经济利益及国际分工地位、合理审视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环境效应及综合福利效应,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国内增加值与碳排放效率视角,重新考察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对垂直专业化的经济福利效应、环境福利效应及综合福利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讨论。采用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建立理论与实证模型,并利用WIOD、世界银行、统计年鉴等国别及行业多层次统计数据,对垂直专业化率、分工地位、出口国内增加值比例、碳排放效率及贸易的综合福利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表明:(1)中国的垂直专业化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其外向型经济已完成全球价值链融入阶段,目前正处于向价值链提升阶段转变。东亚地区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轴心领域,世界各国因受国家规模、要素禀赋及发展阶段等差异性因素影响,垂直专业化率具有不同发展趋势与特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低技术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率较低,而在中高及高技术行业中垂直专业化率较高,进口依赖性强。(2)垂直专业化分工改变了传统贸易经济利益内涵,一国的贸易获利能力与分工地位需要从增加值视角重新得到审视。国内增加值核算体系显示出国外流入要素占据中国贸易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增加值率均相对有限,整体处于国际分工不利地位。制造业受行业特征及要素密集度差异影响,各行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国际分工地位指数亦明显不同。发达国家多处于价值链资源整合阶段,依托世界范围内的要素优化获取可观贸易利益,掌握了国际分工主导权。(3)从贸易的经济福利角度看,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通过增加值比例效应、出口产品结构效应及需求扩张效应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由于中国相对缺乏价值链高端生产要素,虽然其出口产品结构呈现一定程度的优化转型,但目前整体仍处于以出口规模扩张为主导的不利局面。即出口部门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扩张效应为正,增加值比例效应为负,内源性相对不足。国际分工地位、要素禀赋、研发投入及国内设施配套是提升贸易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4)从贸易的环境福利角度看,中国承担了高于其实际碳排放的国际减排责任。尽管垂直专业化可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碳排放效率改善,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更为明显,然而由于技术水平、出口产品结构及规模等因素限制,中国尚不能避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左端的尴尬境地。提高中国的环境福利效应需要技术创新及出口产品结构的协同优化。(5)考察了包含经济与环境的综合福利绩效后发现,垂直专业化较传统分工模式在提升各国综合福利效应上更有优势。且各国人力资本积累即技术水平是决定垂直专业化对综合福利绩效正效应的关键因素,并存在门槛值,低于该阈值的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可能会恶化其综合福利水平。实证结果印证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可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结论。最后,基于前文研究结果,提出了新型分工模式下如何提高贸易综合福利绩效的措施和建议。
胡春林[4]2012年在《珠江叁角洲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由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的趋势。一些原本以制造业闻名世界的发达国家,现在都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并籍此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珠江叁角洲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系统研究开放条件下珠叁角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机理、路径与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论文以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开放经济中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机理与规律,系统阐释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一般路径。内容分四个部分共七个章节。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和意义、关键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等等。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叁章,主要阐述与考察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并研究大国条件下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区域协同特征。第叁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分别从禀赋结构变化、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叁个方面,阐释了开放条件下珠叁角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第四部分即第七章,是全文的研究结论总结与政策措施建议。论文对“产业结构成长”和“产业结构服务化”进行了科学界定,首次提出并论述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这一命题。“产业结构服务化”是指服务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主导的演变发展规律与状态。“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是在产业结构服务化规律作用下,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导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与转化。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首先是经济发展、要素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其次要归因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关键性作用。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要素积累的地区差距在省际分布上形成了一定的二级梯度特征,其中珠叁角地区拥有较强的资本积累优势。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珠叁角地区面临着重要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契机。实证研究还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珠叁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属于物质资本推动的“马克思增长”。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驱动的转变过程,珠叁角地区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必须借力于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转型。论文从大国经济区别于小国经济的发展特征出发,首次提供了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服务化问题研究的新视角。论文认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化历程,本质上是以知识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演进下的产业区域性专业化发展,由于在知识性要素禀赋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巨大差距,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构成比较优势,中国的产业结构服务化面临着两难冲突。但可以根据要素禀赋的地区差异及其动态演化,采取“区域协同、渐次轮动”的战略思路,以国内的区际分工与专业化深化来复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由于在交易效率方面具有较强的领先优势,珠叁角地区拥有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客观基础,应该通过加快分工演进来实现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的外向推动与内生演化。论文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低端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构建“双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完善人力资本形成与再投资机制,推动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实现地区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加强交易技术建设推动交易制度创新,提升综合交易效率,打造知识性要素的比较优势。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带动服务投资,稳步推进服务业国际化进程。
王海宁[5]2015年在《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文中提出对于采取何种战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目前,理论界关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主要有叁种:比较优势战略、赶超战略、自主创新战略。经验表明,实施赶超战略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危害是极大的。因此,在实践中是不可取的。比较优势战略和自主创新战略在理论上分别源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这两种理论由于在理论上影响的广泛性和在实践中应用的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的推崇。但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首先,在影响产业升级的变量选取上,这两种理论是分别独立的因素,也就是,或者单独地分析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或者单独地分析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而没有分析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次,大部分学者对于比较优势生成机制和含义的理解,仍局限于静态的分析方法和狭义内涵的理解,认为比较优势只是源于传统的资源禀赋。再次,有学者认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导致比较优势陷阱,并以此否定比较优势战略。因此,分析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两者的内涵与关系,认识和理解比较优势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第四,探讨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关系,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赶超的关系,则会从新的视角提供一个研究方向;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不仅表现为人力资本的总量水平,从人力资本结构的角度分析可能更加清晰。第五,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任何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都有局限性,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在各自解释产业结构升级时仍存在着一定不足。所以,将两者结合起来会较大程度地化解产业升级中的困惑。基于此,研究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系,不仅能够从理论上丰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容,也能够在实践上指导产业升级的实施,并为产业调整政策提供一定意义的指导。本研究主要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和研究综述部分。重点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的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第二部分,基于对传统比较优势内容的评述,从多元化视角探讨了比较优势的生成机制和内涵。现代比较优势源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外部经济的比较优势。而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仅仅包含使用传统资源,也包含利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高级资源所产生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既有外生性也有内生性;既可能是静态的,也可能是动态的,两者可以相互转化。第叁部分,从理论、经验上分析了比较优势在产业升级中的基础作用。首先,在分析了“比较优势陷阱论”缺陷的基础上,探讨了产业结构的选择与比较优势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对已有的产业升级路径选择战略的比较,从理论上阐述了比较优势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作用。其次,通过对中、日、韩的产业发展阶段和中、美、日、印汽车产业发展案例的分析,从经验上检验了只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产业结构才能有效、持续地升级。进一步,利用比较优势指标检验了我国主要产业的变化及各产业比较优势的状况,说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得益于遵循了比较优势规律。第四部分,分析了比较优势规律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弱化效应。而这与“比较优势陷阱论”有着本质区别。基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比较优势弱化效应的内涵及其表现和原因。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影响的关键性作用。首先,从经济理论的逻辑上,阐述了产业升级中由比较优势转向人力资本的必然性。其次,通过对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演变、内涵与特征的概括总结,利用案例和实证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样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影响的差距,特别解读了英国对荷兰的追赶、美国对英国的追赶、日本对美国的追赶和韩国对西欧的追赶的经济实例,从中得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和追赶过程中所应具备的独有特征的启发。最后,总结并阐述了人力资本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的模式等。第六部分,分析了人力资本发展的阻力因素削弱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驱动的问题。首先,探讨了各人和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障碍以及阻碍人力资本发展和教育投资、人力资本配置、人力资本产权缺失与模糊的制度缺陷。其次,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背离现象,并通过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性两方面的原因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第七部分,针对比较优势和人力资本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分析研究了产业升级中的比较优势与人力资本互动机理。结果表明,只有将比较优势和人力资本理论有效结合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优势互补和劣势弥补,才能更有效地驱动产业升级。第八部分是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总结而言,比较优势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得益于遵循比较优势,但是,随着比较优势的发展和演变,会逐渐产生弱化效应。人力资本是产业升级的关键,中国人力资本水平虽然不断提升,但是其质量和结构仍然较低。人力资本的发展有一定的障碍,从而限制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比较优势和人力资本的有效结合,才能创造出促进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
李玉梅[6]2012年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世界茶叶主产贸易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比较,旨在得出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趋势及规律,寻找到影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因素,发现制约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障碍,获得强化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正确路径,解决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长期弱化和动态比较劣势长期无法转变的问题。本研究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茶叶对外贸易领域的一种探索,有助于丰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以茶叶为代表的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内容,有助于发现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劣势及其形成因素,有助于改变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劣势,促进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为中国政府启动振兴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对于发挥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强国优势,恢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领导地位提出政策建议。一、主要的研究内容本论文共包括九章内容：第一章导论；第二章理论借鉴；第叁章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历史的演变；第四章中国当代茶叶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第五章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趋势；第六章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因素分析；第七章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特性；第八章制约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障碍分析；第九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二、研究的基本结论1.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有国家生产专业化方面的动态比较优势,无国际和产业内专业化方面的动态比较优势,也无出口市场竞争方面的动态比较优势通过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在国际专业化水平、国家专业化水平、产业内专业化水平以及出口市场竞争优势四个方面的动态量化,发现除有国家生产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以外,其余叁个方面均表现为动态比较劣势。其中除了产业内专业化水平近二十年来呈不断强化走势以外,其余叁个方面均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走势。目前,世界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总体竞争格局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两级分化,一是以肯尼亚、斯里兰卡、马拉维、坦桑尼亚四国具有极为明显强化的趋势,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越南、阿根廷、日本、土耳其八国呈不断弱化的趋势。2.随着世界茶叶贸易竞争加剧,世界茶叶主产贸易国间双向贸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势头,虽然世界茶叶产业内专业化动态比较劣势突出,但中国茶叶差异化对外贸易动态比较劣势相对较弱目前世界形成了以肯尼亚、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四国寡占茶叶出口市场规模的格局,同时也形成了以肯尼亚、斯里兰卡、马拉维和坦桑尼亚四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竞争格局。但从世界茶叶贸易本身的发展变化来看,出现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明显偏向茶叶产业内差异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发展的趋势。根据对茶叶产业内专业化程度的动态量化,虽然至今总体严重滞后于茶叶单向贸易,但通过衡量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四个指标的国际比较,唯独发现中国拥有茶叶产业内专业化水平的相对动态比较优势,而肯尼亚茶叶产业内专业化水平极低,斯里兰卡也低于中国,唯一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是世界另一个茶叶生产大国印度。3.政策是影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国际专业化和产业内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生产和市场是影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出口市场竞争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生产、市场和政策均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国家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无显着关系,而影响世界其它茶叶主产贸易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为市场根据生产、市场和政策对影响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因素分析,发现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国际专业化和产业内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存在显着关系的只有政策,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出口市场竞争动态比较优势存在显着关系的主要为生产和市场,而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国家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均无显着关系；发现市场是影响世界其它茶叶主产贸易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这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动态比较优势的解释,主要是基于技术变化引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生产因素和政府对后天先进要素资源实施干预的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不相一致。4.先天生产要素积累不足和后天先进要素投入不足,致使中国茶叶土地生产率水平长期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茶叶出口在世界茶叶市场中有量无质的竞争优势,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长期弱化和动态比较劣势长期无法转变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世界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源地,但茶业一直处于副业地位不被国家重视其商品地位。从世界茶叶主产贸易十二国茶叶对外贸易在国家商品贸易结构中的专业化程度来看,除肯尼亚以外,总体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中国茶叶国家商品化专业化程度为最低水平,严重阻碍有利于提高茶叶土地生产率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各种生产要素积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基于技术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的解释,是由于先发优势国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后发优势国技术创新以及在实践中不断的经验积累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才会导致先发优势国逐步丧失其基于先天自然资源禀赋优势。5.世界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不是单个国家所拥有,主要表现为在发展中国家更迭中实现不断强化的特征世界茶叶贸易优势地位的更迭,主要经历了早期的中国,到后来的印度、斯里兰卡、日本,再到现在的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叁个重要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从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来看,最早出现中国最弱走势,其次是印度、斯里兰卡、日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以及肯尼亚、马拉维和坦桑尼亚后发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世界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正是通过发展中国家内部之间的不断更迭,才实现了世界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和促进了世界茶业的不断发展。叁、论文的创新之处1.首次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针对以茶叶为代表的农产品贸易领域进行探索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针对工业制成品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认为基于先天资源禀赋优势的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长期会弱化而不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基于政府干预下的工业制成品贸易具有动态比较优势,但对农产品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变动的特性以及影响的主要因素缺乏深入分析。所以本文将动态比较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和后天学习形成的相关观点,引入以茶叶为代表的农产品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以发现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特性和制约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障碍,以及决定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以丰富和完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内容。2.首次在原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市场因素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深化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强调通过后天技术创新和“干中学”的知识经验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以不断降低生产成本维持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同时政府对贸易产业先进要素资源干预性的投入增加而实现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不断强化。无论是基于贸易商品比较优势生产自身条件的改进或提高,还是强调基于政府对贸易商品比较优势生产条件改进或提高的支持,始终只围绕单纯从提高贸易商品比较优势的生产能力出发去解释动态比较优势,忽视了市场因素对贸易商品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所以本文除了考虑已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生产、政策对贸易商品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外,另外增加了市场因素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3.多角度或多层面对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变动趋势进行全面分析研究考虑到世界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不但涉及到以单向出口为主的贸易数据来判断,同时也考虑到随着世界茶叶出口市场不完全竞争加剧,包括进口在内的茶叶双向贸易数据。与此同时,考虑到不完全专业化生产的普遍存在以及国家对贸易商品生产要素资源投入的干预,贸易商品在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中的专业化程度同样影响动态比较优势走势,通常只有在国内具有很高的生产专业化程度商品,才有可能具有该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程度优势。另外,生产专业化程度优势都得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而具有出口市场竞争优势。所以本文具体采用了国际专业化、国家专业化、产业内专业化叁个衡量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指标,以及出口市场竞争优势的一个指标,共四个指标,以全面分析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变动趋势。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只从茶叶进出口贸易角度研究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但中国作为世界茶叶贸易大国,不可忽视国内巨大茶叶消费市场对其产生的动态影响,有待于进一步从中国国内茶叶消费市场动态变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
李成[7]2014年在《研发、规模经济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中提出本文以转变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建立了一个内生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探讨发展中国家差异化高技术产品的研发活动能否发挥规模经济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探讨研发活动能否激励并加速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改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该国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国际贸易模式。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指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激励企业研发的制度安排,通过增强研发引致人力资本积累以改善要素禀赋结构,在研发活动中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和外贸产业结构的优化。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将差异化高技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活动作为一个整体,从而使得研发活动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其原理为产品的研发需要一个较高的初始成本,而一旦研发成功,研发成果的生产就只需要一个不变的边际成本。因此,产品的平均成本就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函数,这就体现了规模经济效应。从产品需求的角度分析,假如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规模大于发达国家的人口总规模,那么对于差异化高技术产品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更大。如果存在贸易成本,本地市场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规模经济,从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本文的模型推导显示,人力资本存量作为经济的一个内生变量,研发活动的增强会增加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提高人力资本的工资水平。虽然个人的最优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的工资水平没有关系,但是人力资本工资的提高必然会增加个人作为熟练劳动力就业所能获得的终生收入的贴现值,这将提高经济中选择接受教育并作为熟练劳动力就业的人口比例,从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中获得动态改进。转变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在研发活动中边干边学,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其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条件,但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发挥技术后发优势的基础上持续地进行研发活动,在研发活动中边干边学、不断地积累经验,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成本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本地市场效应可以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优先获得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企业的研发成果可以获得稳定的商业回报。在稳定的利润流支持下,企业才会源源不断地从事研发活动,在研发活动中边干边学,培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经验上分析研发活动、规模经济以及人力资本对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模型的差分矩估计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由于在转变发展中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基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理论分析,本文另外构建了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当进口的资本品进入研发部门,与国内研发活动相互配合,不仅可以提高国内研发效率,而且研发人员可以通过研发活动边干边学、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从而逐渐培养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刘春香[8]2005年在《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其发展水平和潜力直接关系着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农业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加入WTO已经叁年多,中国农业也逐步融入了全球竞争。那么,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究竟如何?与发达农业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的优势和劣势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因此,专题研究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促进中国农业结构调整,指导中国农产品贸易实践,明确中国农产品国际分工,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意义深远。 在对竞争力理论进行必要梳理和参阅大量中英文文献的基础上,本论文着眼于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层次,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国际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及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创造性地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系统研究。 本论文立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将国际竞争力的一般理论引入农业领域,在借鉴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农业国际竞争的特点及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等进行了比较清楚的论述。本论文指出,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属于国际竞争力研究的中观层次。由于中国农业国际竞争主体的缺位,所以本研究的对象是农产品和农业产业。其中,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可界定为农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持续增长并不断获利的能力,它集中反映在农业的生产能力、农业的国际化程度、农业的持续增长能力和农业的长期获利能力四个方面,同时又受到两个决定因素即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农业结构调整程度,叁个影响因素即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农业劳动者素质、自然资源等的综合制约。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分别构建了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与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既运用常见的比较优势指标体系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运用竞争优势理论、通过综合分析与国际比较的办法衡量了中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在实
富丽明[9]2016年在《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当代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空前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既把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拓展到全球,也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拓展到全球；经济全球化既把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动力拓展到全球,也加剧了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经济全球化既推动了国际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使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面临威胁；经济全球化既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利益,也加大了南北的经济水平差距。全球化既表现为全球经济活动的现象,也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制度的运动轨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虽然穷国和富国的世界经济结构依旧继续,但经济全球化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乏力。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得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经济浪潮的引领者,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增大。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也急需中国实施前瞻性的举措,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利于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和再繁荣。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建设新型国际合作关系的重大举措,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普遍认可的同时,一些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有观点认为中国以“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为工具,对沿线国家进行“新殖民主义”侵略,“中国威胁论”之说泛起。那么,经济全球化究竟是发达国家借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有效途径?面对全球经济的转型,广大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取得经济的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提供了两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一派倾向于“剥削观”,一派倾向于“互利观”。实际上,现在热烈讨论的经济全球化问题,在历史上都有其学术渊源,深入挖掘两派理论的形成、演进及在历史上曾有过的争议,可以更深刻的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实质以及发展趋势,以便进一步认清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本文以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剥削观”和“互利观”的分歧为研究主线,在纵向上,结合经济发展现实,从全球化的动力、生产格局、国际交换、贸易利益分配、政策主张等视角详细梳理了两派全球化理论的路线演进,构建了两派理论的起源及嬗变的谱系,较为系统的阐释了每派理论的产生、内部修正、演进及最新发展。在横向上,对两派理论从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基础、理论体系、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比较,并评析了两派理论的争论焦点及其相互批判。本文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指导,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优秀内核,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然后,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全球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本文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对我国构建新型对外开放格局的指导意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借鉴意义,并给“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剥削。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能量,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全球化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化。当然,广大人民的斗争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化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在当代,任何一国都不能脱离全球化独立发展经济,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既存在国际剥削的一面,又有使各国互利的一面,兼具破坏性和建设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来增强国际竞争力,要采取合理引导外资流向、防范金融风险等措施来抵抗国际剥削和霸权主义、保障本国经济安全,还要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建立新型的国际合作关系。另外,中国也要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倡导自由贸易,优化资源配置,给经济注入活力。第叁,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逐步实施,更加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并不排斥非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基于经济技术分析的优秀内核,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不但能促进国内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也能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建立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经济的再繁荣。
夏昉[10]2017年在《中国信息服务业集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客观条件,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因其科技含量高且渗透性强的特点,该产业已经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倍增器和推进器,也是许多国家级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信息服务业不仅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成为较热的投资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息的快速传递,信息服务业和信息化水平也要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信息服务业与社会经济建立协调发展的模式,并不断进行优势互补,协调创新才能使整个社会经济及信息服务业发展达到最优化效果。本文在研究中国信息服务业集聚的过程中,发现集聚对信息服务业本身存在推进效果,但对于区域经济却呈现负向影响;为深究其原因本文进一步选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来反映产业效率的状况,研究信息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及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总产出中不能由资本、劳动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即在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产业所达到的额外的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在新常态下,信息服务业的增长仅依靠资本和劳动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拉动方式是难以持续的。可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信息服务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能够有效地提升信息服务的发展质量。在产业集聚区内信息技术流动会以较低的成本溢出和扩散,集聚优势的作用也会促进共生技术集成和产学研协同创新,但是产业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业集聚对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产业集聚对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门槛特征?是否有空间溢出现象?通过研究上述问题,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状况,为实现中国信息服务业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依据。围绕上述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第一,中国信息服务业产业集聚状况及其经济效应无论从静态集聚指标的计算结果还是动态的计量结果都可以得出,中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已经呈现集聚状态,从集聚的变化过程来看,信息服务业集聚呈现出主动的、相互合作的、由目标集聚优势向多方面协同集聚的动态过程;从信息服务业集聚对产业本体经济的影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通过集合要素与信息资源优势,提高了本经济体可用的先天资源与信息方面的优势。产业集聚对信息服务业经济的影响呈现威廉姆森倒“U”型,而且从总体效果来看信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处于倒“U”型的左侧,在一定时期内对信息经济仍将表现为积极的正向影响;中国的信息服务业集聚对相应区域经济的影响表现为线性负相关,说明信息服务业的迅速集聚带来区域内资源过快集合,区域经济体还没能及时吸纳,因此初期往往易于形成离散,需要逐步实现外部优势的内部化和持续的积累以支配自身的集聚优势,同时经济体不能仅限于利用优势,还需要不断内化和再创新以实现优势再造。第二,信息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依据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索洛余值法反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数量的变化,数据包络分析法测量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技术变化的前沿面,二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但总体趋于一致。在研究时间内各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均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时间段内(2009-2011年)呈现跨越式增长,随后的时期里渐渐呈现缓慢并伴有下减趋势的走向,2013-2014年略有上升趋势。分省份变化来看,效率领先的区域仍位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在期初迅速走高后,但后期有放缓趋势;发展紧随其后的中部地区变化的波动范围不大,而且在后期有较强的追赶态势;相比之下西部地区除四川重庆外,整体落后明显,信息服务业有待积极发展。第叁,产业集聚对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依据面板数据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信息服务业集聚明显已经呈现过度的态势,集聚优势作用亟待发挥;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依赖性于外部投资的拉动,并且信息服务企业相对来讲也过于集中,效率发挥与地区的受教育水平不同步;城市化经济的发展程度与信息服务业效率增长发展同步,表明现阶段信息服务业服务的效率发展水平并没有发挥其渗透作用,综合来看中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并未展现其应有的拓展力,应在现有的基础上拓宽产业融合,促进技术更新。第四,产业集聚对中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从集聚对信息服务业效率的门槛效应来看,大多数影响因素存在双门槛,集聚优势的动态作用有待发挥,信息服务技术相对较低的地区在一定时间内仍然通过调节各项环境因素来促进该地区行业效率;而技术较高地区则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受环境要素的限制,进而呈现负向作用。要达到整体效率的进步,适当的技术溢出是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技术溢出能否发生依赖于技术接受方所拥有技术承接能力和劳动力状况。当局部地区的吸纳能力满足一定的门槛条件时,相应的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第五,产业集聚对中国信息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空间自相关检验来看,中国信息服务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空间集聚。空间集聚大致阶段为:首先以先进地区为中心发展,到区域间无领导的均衡发展,再重回以先进地区技术提升为中心发展。从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中国信息服务全要素生产量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邻近地区信息服务业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信息服务业行为的影响。信息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整体上增加了信息服务业的吸收能力,但是抑制了处于前列的区域的集聚优势,使其处于“被吸收”的状态。空间溢出效应充分反映了信息服务业集聚优势的动态转移过程,集聚优势本质是区域经济体首先获得优势的可利用,然后通过积累和内生性转化不断增强对优势的支配力,最终进一步再创新和升级。中国发达地区的信息服务业凭借其要素禀赋优势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信息服务资源的集聚优势,但是信息服务业作为科技类产业,需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有目标、有重点地参与集聚优势合作,并在合作中促进产业升级。同时有利的空间政策导向可以引导要素流动,以影响信息服务产业的区位选择,使得经济外部性内部化,减少产业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程度。
参考文献：
[1]. 基于后发优势的中国追赶战略研究[D]. 苏甫. 武汉大学. 2014
[2]. 中国—东盟工业制成品贸易直接利益及其影响因素[D]. 韦倩青. 中央财经大学. 2014
[3]. 垂直专业化、分工地位及贸易的福利效应[D]. 郑国姣.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4]. 珠江叁角洲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成长研究[D]. 胡春林. 南昌大学. 2012
[5]. 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D]. 王海宁. 青岛大学. 2015
[6]. 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研究[D]. 李玉梅. 西南大学. 2012
[7]. 研发、规模经济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D]. 李成. 武汉大学. 2014
[8]. 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刘春香. 浙江大学. 2005
[9]. 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比较[D]. 富丽明. 辽宁大学. 2016
[10]. 中国信息服务业集聚效应研究[D]. 夏昉. 吉林大学. 2017
标签：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动态分析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优势分析论文; 直接出口论文; 茶叶知识论文; 经济学论文; 附加值论文; 后发优势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