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丽晶[1]2003年在《浙江乐清湾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及驱动力研究》文中提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是近年来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以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运用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等数学方法，对乐清湾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情况做了具体的分析。在论述了土地动态演变后，揭示了导致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就土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定性、定量两个方面分析了未来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以期把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使乐清湾海岸带地区土地持续利用，达到土地供求的动态平衡。
徐谅慧[2]2015年在《岸线开发影响下的浙江省海岸类型及景观演化研究》文中指出海岸带作为海洋与陆地之间相互作用的地带,同时也是大陆向海洋的过渡地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世界上人类活动的活跃区就集中在海岸带。岸线变迁以及海岸带景观格局的演变能够有效反映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有效指导人类合理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以浙江省海岸带乡镇街道边界区域为研究对象,以1990年、2000年及2010年的TM遥感影像、野外实地考察数据、地图及其他相关参考数据等为数据源,以3S等技术手段为支撑,对浙江省大陆岸线的时空演化特征、空间格局及围填海格局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变化特点和规律,并对浙江省海岸线的综合适宜性进行了全面评价;利用景观动态模型和景观格局分析方法等对浙江省海岸带景观时空演化规律及景观格局相应进行剖析,总结景观演化规律;采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GIS-Logistic的耦合模型,选取杭州湾南岸为例,分析海岸带地区景观景观演化的驱动机制;通过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对浙江省海岸带生态风险进行评价。据此最终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研究区岸线长度和曲折度减小、岸线范围向海推进;人工化指数上升,开发利用强度增大,主体多样性增强;围填海利用类型的空间格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1990-2010年来,浙江省大陆岸线不断向海推进,且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共缩短116.71km。人类活动对于岸线的开发使岸线不断趋于平直。岸线不断扩展且向海推进,岸线扩展面积达1234.98km2,扩展速度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岸线人工化指数不断上升,近20年来上升了0.09,其中以基岩海岸被开发利用为港口码头最为典型;岸线开发利用的主体多样性总体呈现出增强的特点。开发利用强度指数最大的为象山港岸区,最低的则为杭州湾南岸区和乐清湾岸区。1990-2010年,围填海总面积达108760 hm2。空间格局上,水域库区和港口码头的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均较大,而临海工业用地及城镇建设用地平均形状指数较小。围填海各类型聚集度均较高,宁波市围填海多样性指数较高。(2)岸线综合适宜性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以储备岸线居于首位浙江大陆岸线中,生产优先开发岸线占4.9%,生产适度开发岸线占10.3%,生活旅游岸线占21.9%,生态保护岸线占1.5%,储备岸线占61.4%。平湖市与海盐市交汇岸段、宁波甬江口以南至北仑北岸岸段、象山港沿岸的宁波市区岸段以及象山县岸段等建港条件优良,适合优先开发或适度开发;海盐市东部部分岸段、慈溪市西北部岸段等适合发展城镇或旅游开发;象山县东部部分岸段、叁门县中部部分岸段等由于生态服务价值特殊,需要严格保护。(3)研究区内景观变化以建设用地、养殖用地的增加和其他用地的减少为主要特征;景观空间格局总体向破碎化、多元化趋势发展耕地呈现加速减少趋势,净减少量达632.39 km2,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林地和水域面积呈现出减少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建设用地整体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海域面积大量被占用,滩涂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养殖用地及未利用地面积不断增加,且近20年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同时,景观斑块数量的增加导致海岸带景观类型趋于破碎化,平均斑块面积从1990年的470.7 hm2下降到2010年的245.9 hm2;斑块密度由0.21个/hm2提高到0.41个/hm2。随着斑块面积的不断下降以及边界密度的不断增加,导致景观斑块形态逐渐趋于复杂化,同时,景观的多样性水平也不断提高。(4)研究区内景观变化受自然和人文因子共同驱动自然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海域水动力沉积的变化以及河流输沙量导致岸滩淤涨及各类湿地盐沼的形成。此外,最主要的原因更来自于人为因素。在以乡镇为单位的中小尺度研究中,纯自然驱动因素较人文驱动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区位因素对于景观类型演变的影响相对较为明显。且作为交通要道的国省道对于乡镇而言影响力不及县道明显。而经济发展的人口、工业水平、工业产值等对于杭州湾南岸岸段各景观类型的变化具有较强的驱动作用。(5)研究区内生态风险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有所放缓1990年,浙江省海岸带景观以低和较低等级生态风险区为主,2000年低、较低等级生态风险区面积均有不同程度减少,而中等生态风险区面积显着增加。至2010年,低生态风险区面积进一步减少,而高与较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增加明显。空间上的演化趋势表现为低级和较低级生态风险等级区域不断向陆侧后退,中等、较高和高生态风险区在沿海地区不断扩展,侵占生态风险等级相对较低区域,以沿海平原的淤泥质海岸尤为典型。从变化速率来看,2000~2010年生态风险等级上升的速率明显低于前10年,人类在开发利用各类景观的同时,更加注重各类景观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正在逐步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点。
韩向旭[3]2018年在《海南岛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海岸带地区连接着海洋与陆地,是人类活动与经济发展最频繁的地区,但是这些地区也最容易受到自然、人类社会等的综合影响,是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区。对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海南省是我国的热带岛屿省份,在1988年海南省成立之后,海南沿海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经历了大的变化,比如城市扩张、围海造地、挖沙建岛、渔业养殖、旅游开发等活动,这些都会引起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目前,关于专门探讨海南岛海岸带土地利用及驱动力的文章较少。本研究基于海南岛1990年、2000年、2009年和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运用GIS、RS技术和土地利用变化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对海南岛海岸带四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驱动力进行分析,并选择典型区域——叁亚市和海口市进行重点分析。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海南岛和叁亚市海岸带地区1990与2000年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林地为主,2009与2015年除了耕地、林地为主外,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比例有所增加,分别由1990年的5.04%和2.30%上升到2015年的16.03%和16.93%。海口市海岸带地区1990年和2000年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2009年和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以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林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为主。(2)海南岛、叁亚市和海口市海岸带地区1990-2015年近30年间,土地利用类型增加最明显的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分别由1990年的448.27km~2、62.86km~2和109.78km~2增加到2015年的1484.06km~2、269.59km~2和264.07km~2。整体上呈现为耕地转化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转化比例分别为17%、26.94%和32.18%。海南岛、叁亚市和海口市海岸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分别从1990年的271.50、249.53和285.39逐渐增大到2015年的276.56、277.34和306.23,一直处于发展的上升期。(3)海南岛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占主导,包括人口变化、政府政策、养殖业发展、围海造田、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因素。影响叁亚市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旅游因素。影响海口市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城镇发展、围填海与港口码头建设。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选取海南岛海岸带地区1990-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状况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就海南岛海岸带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总量、转化情况、土地利用变化速度、程度进行综合分析。(2)结合海南岛具体实情,选取典型城市,查找统计年鉴数据,甄选适度驱动因子,对其土地利用驱动力进行研究。通过研究海南岛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有利于了解海岸带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及变化特点,揭示其驱动因子,对海南岛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张勇[4]2017年在《浙江省乐清湾生态干扰度与岸线分形的相关研究》文中认为海岸带是浅海和陆域的交接地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兼备着陆地和海洋的双重性质,资源类别和品种较为丰富。同时海洋、大气和陆地的相互交错影响着海岸带的物质生产力,给海岸带地区带来各种能源资源。海岸带地区具有人口密集,城市集中,信息、技术和资金等因素优势,海湾作为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现代自然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区域。近年来由于沿海地区人地发展的矛盾,海岸带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改变。沿海工农业污染,港口码头的建设以及其他的人为活动的影响,使得海湾地区的海岸线的进退发生了剧烈变化,海湾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也随之变化。沿海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使得沿海海湾地区的人为干扰强度加剧。本文以浙江省东南沿海的海湾——乐清湾为研究区域,以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为支撑,研究了乐清湾海岸线的时空变迁、分形维数的变化、海岸线的开发强度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土地类型变化所引起的人为生态干扰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海岸线分形维数的变化和人为干扰强度的相关关系。利用1971年和1981年2版地形图数据和4期Landsat卫星影像数据以及1期SPOT5 数据作为数据源。使用ENVI4.8和Arc GIS10.2软件对影像进行合成、校正和空间分析。对乐清湾海岸线1,500m范围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计算机解译、目视判读和现场调查,并对不同的评价单元内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扰度赋值和各个岸段进行分形维数的计算。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分形维数和干扰强度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1)乐清湾地区岸线由于人为的和自然变迁的双重影响,岸线总体上呈现逐年变短的趋势。自然岸线的变化速率小于人工岸线的变化速率,人工岸线的使用率逐年增加,岸线总体的分形维数变小,具体体现在内湾>中湾>外湾。岸线变化的剧烈程度,中湾最大,内湾次之,外湾最小。随着漩门湾工程的推进,内湾由于岸线曲折,自然岸线占主导,围垦方式的不同,面积变化大,岸线的分形维数变化也较大;中湾人类活动最为密集,人工对一些岸段的裁弯取直,使得岸线被改造的速度加快,加之自然岸线占比低,分维值最大;外湾水域宽阔,山地为主,自然岸线保持率高,生态环境好,分形维数变化最小。(2)乐清湾沿岸地区由于城市建设,道路铺设和港口码头的建设,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逐年增加。由于此类用地对环境的干扰强度较大,使得该地区从1990年至2015年的人为干扰总强度呈现变大趋势。年平均的干扰强度从1990年2.927增加到2015年的3.102,呈现变大的趋势。数据表明该地区的人为干扰强度和城市化的进程成正相关,城市化的进程使得人均收入增加,即居民收入增加得越快,干扰强度越大,乐清湾西岸的乐清地区大于东岸的玉环地区。(3)岸线分形维数的变化和土地利用类型干扰强度值的变化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对评价单元内的人工岸线而言,评价单元内干扰度值增加,岸线分形维数减小;因为评价单元内的人工岸线所涉及范围,人类的活动改变了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裁弯取直使得该地区分形维数变小。人工岸线分形维数的变化和该地区的人为干扰强度大体上成负相关,即人工岸线分形维数越大,人为干扰强度越弱;对于自然岸线来说,分形维数的变化与人为干扰强度之间,有些岸段成正相关,有些岸段成负相关,这和自然岸线的稳定性有关,乐清湾地区的自然岸线以基岩岸线为主,人为干扰对自然的基岩岸线改变不大,而对于淤泥质的自然岸线而言,人为的干扰对岸线的分形维数影响很大。
徐彩瑶, 濮励杰, 朱明[5]2018年在《沿海滩涂围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既是地球表面最为活跃的自然区域,又承载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压力。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推动下,沿海国家大力从海洋中争夺陆地,围填海造地和围垦开发成为许多沿海地区和国家缓解人地矛盾的主要方法。在此背景下,对沿海滩涂围垦历史进行简述,从滩涂土壤性质、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变化及景观格局、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等5个方面综述了人类围垦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随着围垦时间的增加,滩涂土壤在脱盐过程中累积养分,逐渐熟化,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朝着有利于人类利用的方向变化;植物物种多样性呈不断增加的总体趋势,且随着生境的变化,陆生昆虫和土壤动物逐渐替代湿地典型的底栖动物和水鸟;土地利用方式从自然状态转变为以人工方式为主,景观格局表现为破碎化程度升高、多样性降低和优势度上升;从自然景观为主的自然湿地生态系统转为以人工景观为主的人工陆地生态系统过程中,供给服务的价值是唯一处于增长趋势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供给服务的价值增加量小于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的减少量致使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降低,而且滩涂湿地面临着土地资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生物入侵以及自然灾害加剧等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权衡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并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是海岸带湿地生态系统在人类围垦活动中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因此,未来应以机理研究为基础,以长期定位监测为手段,以综合集成的研究体系及对策制定为目标,不断深化沿海滩涂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为推动人类围垦活动下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刘洋[6]2014年在《全球气候变化对长叁角河口海岸地区社会经济影响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气候变暖为标志的全球气候变化逐渐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业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全球问题”之一。联合国授权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气候变化问题分别在1990、1995、2001、2007、2012年发布了五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的产生与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息息相关,并将引发一系列的全球经济、社会、生态和政治问题,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将远超全球环境气候问题本身。国内外的众多学者也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和视角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脆弱性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研究重点也已从全球自然生态系统逐渐开始转向全球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同时逐渐开始聚焦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影响机理、影响途径及其相应的减缓及防范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因为海岸带是世界有海岸国家和地区人口、产业、城市、财富高度集聚的黄金地带,同时亦是海、陆两大自然地理单元的结合部,最易受到来自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或加剧的海平面上升、风暴潮、盐水入侵、海岸侵蚀、湿地生态退化等海洋灾害和沿海生态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在河口海岸地区,由于地处陆、河、海叁者的交汇处,更是具有人类强势活动与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复杂、敏感、脆弱的双重特征和迭加因素,一旦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极易产生一系列衍生效应和放大效应,从而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并对其他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和波及效应。因此,必须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与防范重点放在沿海地区尤其是河口海岸地区。长江叁角洲地区地处我国海岸带的中部,扼居我国第一大河、世界第叁大河长江的入海口门,构成了典型的河口城市及河口海岸地区。这里既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精粹之地和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之所在,同时也是人地关系最为复杂、生态系统最为脆弱、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敏感和社会经济的波及效应、放大效应最为突出的城市化地区。因此,深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对长叁角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不仅对上海及长叁角城市群的防灾减灾、转型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全国及全球其他沿海城市化区域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实践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并且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气候变化对长叁角沿海地区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BJL087)的重要研究成果,本论文将秉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思路,在全面概括梳理地理学、经济学、灾害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长叁角河口海岸地区8市为实证分析研究对象,采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P-S-R(压力-状态-响应力)模型和基于GIS系统平台之上的未来情景模拟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深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对河口海岸城市化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及其评价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定性辨识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互动关系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机理和途径,在实证上定量评价与测度长叁角河口海岸地区复合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程度、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程度,以及该地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未来空间情景模拟状况,进而为政府加强防范应对措施和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和实证分析案例。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本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框架、方法、主要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等,并对重要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是理论基础、文献综述及评价方法。本章通过系统阐述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密切相关的地理学、经济学、灾害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和全面梳理、评述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文献,从理论上探索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的耦合互动关系,分析气候变化影响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机理与途径,并在总结和借鉴已有的气候影响脆弱性评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长叁角河口海岸地区气候变化脆弱性综合评价模型,为全文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第叁章是长叁角河口海岸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现状与协调度评述。本章基于对该地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叁大系统发展现状的全面分析,构建了该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可变模糊识别方法对该地区及其内部8市在气候变化影响背景下的协调性状况开展了系统的定量评估及空间比较分析。第四章是全球气候变化对上海及长叁角河口海岸地区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价。本章通过建立气候变化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危险度、敏感度和适应度等叁个分级指标对2001-2012年间上海复合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脆弱度进行了时序分析和定量测度,对该地区8市的气候变化脆弱度开展了综合比较评估。第五章是全球气候变化对上海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影响的空间评价。本章以上海作为典型的城市化地区,通过对上海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因子筛选,基于海平面上升、地面沉降和风暴潮等叁种灾害情景的模拟评估方法,对未来20年(2030年)至40年(2050年)上海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空间暴露性和脆弱性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分析。第六章是长叁角河口海岸地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与对策。本章通过上述实证分析,阐述了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确定了应对的重点领域,并提出了可供政府决策参考的具体配套措施。第七章是结论与研究展望。本章对全文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后续研究的展望。
王倩[7]2013年在《防城港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防城港海岸带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东南沿海地区,近几十年来快节奏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使景观格局发生了改变,也出现许多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研究和预测防城港海岸带的景观格局动态,对防城港市生态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对防城港滨海区1999年、2009年整体景观格局变化和不同区域景观格局变化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出景观发展趋势,定性分析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10年间,防城港海岸带陆域景观中乔木林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灌木林、荒地和水田的转变,而且乔木林景观破碎度加深、斑块结合度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水田、滩涂、乔木林和农业旱地的转变,建设用地破碎化程度减小、斑块结合度增加；人工湿地景观中渔业湿地面积增加,基本由水田、滩涂转变而来,自然、半自然湿地在10年间面积大量缩减,其中滩涂面积减少了3777.48hm2,而且破碎化程度加深,斑块结合度降低,但是东兴滨海区红树林湿地在保护区保护下增加了135.81hm2。防城港海岸带整体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多样性和蔓延度增加,景观趋向均质化、稳定化发展。(2)东兴滨海区、防城丘陵区、港口城市区景观格局变化存在差异性,体现出整体景观的地域分异性规律。渔业湿地和水田变化体现在东兴滨海区和农业丘陵区,林地变化在农业丘陵区,建设用地、滩涂变化叁个区域都有所体现。(3)影响防城港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力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其中自然因素对景观格局变化具有基础性作用,而人为因素则是主要因素,并且叁个区域受到影响的方式和强度不同,因此景观格局变化产生相应差异性。根据马尔科夫模型对防城港景观动态变化预测发现,50年间半自然、自然湿地、林地面积呈下降趋势,而人工湿地、建设用地都呈明显上升趋势。本文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揭示防城港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叁个区域发展特征提出防城港海岸带景观优化建议。研究将为防城港海岸带景观保护、受损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景观生态规划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防城港城乡建设的合理规划提供重要依据。
史作琦, 李加林, 姜忆湄, 叶梦姚[8]2017年在《甬台温地区海岸带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变化研究》文中提出海岸带土地开发利用强度研究对更加理性化利用海岸带土地资源,提高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力,实现海岸带资源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1990年、2000年、2010年3个时期TM影像为数据源,提取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了甬台温地区海岸带利用强度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1990~2010年甬台温地区海岸带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耕地、建设用地,叁者面积之和在不同时期均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0%以上.(2)1990~2010年甬台温地区海岸带林地、耕地面积表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未利用地、建设用地、水域、养殖用地逐渐增加,滩涂面积前期增加后期减少.(3)1990~2000年和2000~2010年2个时间段的土地利用单一动态度表现出较大差异,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则表现为后10年为前10年的2.5倍.200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更加剧烈,而1990~2000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差异较大.(4)杭州湾南岸岸区、椒江口岸区、瓯江口岸区和鳌江口岸区的土地利用程度总体较强.20年间,甬台温地区海岸带土地利用更加集约化,土地利用程度增强趋势明显.
杜军[9]2009年在《中国海岸带灾害地质风险评价及区划》文中研究说明海岸带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海岸带处于海陆相互作用的复杂地质环境中,灾害风险大而且破坏性效果显着。为此,为揭示我国海岸带灾害地质分布特征及风险级别,本文在系统收集和整理我国海岸带灾害地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识别与圈定了海岸带灾害地质类型,建立了海岸带灾害地质分类体系及其风险定义,编制了海岸带灾害地质图,构建了海岸带灾害地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和基于模糊数学理论评价模型,对我国海岸带灾害地质风险进行了评价与区划。取得了如下成果:(1)提出了海岸带灾害地质类型新分类体系。该体系采用叁级分类,依据危害程度原则、成因条件原则和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性原则,将海岸带灾害地质类型分为潜在型和直接型两大类,下设构造类、重力类、侵蚀-堆积类、岩土-地层类、海气相互作用类和人类活动类六个亚类共40余种灾害地质类型。(2)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首次编制了1:50万中国海岸带灾害地质图。该图从北(鸭绿江口)到南(北仑河口)分为大连幅、天津幅、青岛幅、上海幅、福州幅、台湾幅、广州幅和海口幅,较详细地记录了目前我国海岸带发育的海岸侵蚀,海水入侵,断层,滑坡,浅层气和埋藏古河道等40余种灾害地质类型。揭示了我国海岸带灾害地质类型分布特征。(3)本文建立了我国海岸带灾害地质6类5级的评价指标体系。6类评价指标体系指的是构造类、触发类、人为活动类、单体类、地震区划类和地貌区划类。对这6类,依据构造类灾害地质类型的危害程度、触发类的被触发难易程度、人为活动类的人类影响危害程度、单体类的各单体危险程度、地震区划类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地貌区划类的地貌形态差异,分别细划分为5级。该评价指标体系兼顾了实用性和科学性,基本满足了进行海岸带灾害地质风险定量评价的需求。(4)首次对我国海岸带进行灾害地质风险区划。该区划结果将我国海岸带灾害地质风险划分为高风险、较高风险、中风险、较低风险和低风险5级。其中,高风险岸段1段,分布于我国台湾岛东部;较高风险岸段3段,分布于福建广东交界地带和台湾岛西部;低风险岸段5段,主要分布于我国杭州湾以北;中风险和较低风险岸是我国海岸带灾害地质风险的主要级别,散布于我国海岸带的其他岸段。
孙丽娥[10]2013年在《浙江省海岸线变迁遥感监测及海岸脆弱性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应用1987年（TM）、1995年（TM）、2003/2004（CBERS）年和2012（HJ）年的4期遥感影像，根据现场踏勘资料，建立了海岸线解译标志，制定了岸线提取原则。在此基础上，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提取了4个时期的浙江省大陆岸线，利用908岸线进行了岸线提取精度评估。并对岸线的位置、长度和类型等基本信息进行了统计，对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采用基线法和面积法，以浙江省6个沿海地级市嘉兴市、杭州市、绍兴市、宁波市、台州市、温州市为单位，对海岸线时空变迁进行了分段详细分析。同时结合土地利用、港口建设、围涂规划等相关资料，分析了岸线变迁驱动因素。最后，本文选取了余姚-崎头角岸段作为示范区，利用层次分析法对该岸段进行了海岸脆弱性评估研究。研究表明：（1）浙江省大陆岸线以人工岸线为主，约占岸线总长度的3/4，自然岸线以基岩岸线为主，河口岸线与砂质岸线相当，粉砂淤泥质岸线最少。浙江省人工岸线长度逐年缓慢增加，1995年较1987年有所下降，主要转化为粉砂淤泥质岸线；粉砂淤泥质岸线变迁呈波动趋势；人工岸线逐渐连续，基岩岸线逐渐破碎且长度逐渐减少。浙江省大陆岸线总长度逐年增加。（2）浙江省海岸线整体向海推进，仅少数岸段发生轻微蚀退。岸线变迁使得浙江省陆域面积增加1030.49km2，净增加1023.77km2，海岸带年均增加面积呈递增趋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表现出不均匀变迁的特征。钱塘江入海口、叁门湾、椒江口、乐清湾西岸-瓯江口-飞云江岸段、鳌江口南岸等河流入海口及内凹的海湾变迁剧烈。6个地级市海岸线变迁剧烈程度不同，从北往南依次降低。（3）人类活动中沿海工业区建设，港口、码头、造船厂建设及沿海养殖是岸线变迁的主要驱动因素。入海泥沙、沿岸地形、海岸地质地貌、海水动力因素等是浙江省大陆岸线变迁的自然驱动因素。（4）海岸脆弱性研究表明：弱脆弱和较弱脆弱岸段长度占52.3%，主要位于西叁闸至甬江口岸段；中脆弱岸段长51069m，占25.2%；较强脆弱和强脆弱岸段长16046m，占22.5%，主要位于余姚至西叁闸岸段。
参考文献：
[1]. 浙江乐清湾海岸带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及驱动力研究[D]. 董丽晶. 辽宁师范大学. 2003
[2]. 岸线开发影响下的浙江省海岸类型及景观演化研究[D]. 徐谅慧. 宁波大学. 2015
[3]. 海南岛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D]. 韩向旭. 山东农业大学. 2018
[4]. 浙江省乐清湾生态干扰度与岸线分形的相关研究[D]. 张勇. 浙江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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