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国[1]2016年在《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文中研究指明释义是词典编纂和研究的核心,有关词典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释义而展开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作为词典家族的重要一员,其释义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薄弱。释义理论繁杂、解释力有限是过去词典释义研究的普遍现象。以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视角研究释义的成果不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下定义及多义词语义衍生等方面,原型理论与词典释义研究之间契合点不多。缺少以原型理论视角对词典释义进行一以贯之的解释和建构的研究成果。本文即在此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力图以原型理论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体系进行重构,并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作出统一解释,以原型理论贯穿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的始终,从而为最终编纂出适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提供指导。相关概念的界定成为本文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本文在分析、评判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释义的定义。释义不等同于对应词,释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具有多角度、多层面的意义综合体,词典中的所有信息都是释义。笔者还对原型理论框架进行了重新界定,与多数学者对其的狭义理解不同,笔者对其持广义理解。狭义的理解认为,原型理论主要处理一个范畴内的成员关系,而广义的原型理论既涉及到范畴内的成员关系,也涉及到不同范畴所构成的范畴体系内的典型性(基本层级)问题,还涉及到其外部认知框架,因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框架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具有从多角度、多层面地分解和表述语义的潜力。系统化的结构模式使释义与原型理论具有了契合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综合实证研究和使用者现状调查的结果建构原型释义模式。首先,在基于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原型释义模式的理论框架。笔者在Rosch、Taylor、Ungere&Schmid所建构的具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原型理论结构框架外,加入了具有原型效应的事件域框架,使原型理论成为多维、立体的框架结构,笔者称其为广义的原型理论。把广义的原型理论用于词典释义,即形成了原型释义模式的基本框架。原型释义模式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原型释义模式有内外之别、纵横之分,语词的释义构成一个多维度、相互联系的原型范畴体系,每一维度上都有原型与非原型的区分。原型释义模式宏观上的构建主要涉及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模块的完整性,这一模式与传统释义研究仅关注横向维度释义特征的倾向明显不同,它开始从纵向语义类聚层面以及语词与其环境相互交流信息的内外层面综合考察语词的意义,体现了原型释义的体系性和动态性特点。微观上,原型理论对每一释义模块进行建构,重视原型特征和非原型特征、原型样例与非原型样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原型理论不仅能较好地指导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如何下定义、解释多义语词的语义衍生机制,而且对词典其他释义模块具有普遍的建构力和解释力。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原型释义模式的基本框架仅提供了构建的基本原则和应该构建哪些释义模块,仅具有宏观指导意义。对于释义模块(尤其是横向的意义模块)内的具体内容安排还应该参照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实践,吸收其经验教训。同时原型释义模式的具体构建还需要可资对比的样本。因而对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现状开展实证研究就成为本文的必备内容之一。同时作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而言,不可能不了解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查阅状况。这些因素都将作为重要的变量参与到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对主流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现状的调查发现,尽管学习词典近年积极吸收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语词的释义上有一系列的革新,也不乏一些闪光之处,但是由于缺乏连贯系统理论的指导和支撑,其释义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释义模块缺失、处理不到位和顾此失彼。而且,以不同的理论支配释义的不同模块,使释义显得支离破碎,难以形成完整连贯的实体,会扰乱学习者对词典释义的完整认知,从而不利于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调查中国英语学习者查阅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实际状况也是原型释义模式的内在要求。原型成员与非原型、原型特征与非原型特征、范畴基本层次等的提出和区分不仅强调词典释义过程中要善于抓重点,讲究有的放矢,而且重视使用者的实际状况,强调语言的习得是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通过对高阶学习者的问卷调查和回访发现符合原型释义要求的释义方法普遍受到学习者的欢迎。同时还发现,学习者对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的严重依赖和使用严重不足的悖论。一方面应该改变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方式、方法,加强其系统性,为学习者提供用户友好的认知语境,在满足其解码要求的同时不断增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在编码方面的指引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学生开设词典学课程的急迫性。最后,是原型释义模式的具体建构过程。以原型释义模式框架为指导,综合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现状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查阅状况的实证研究,构建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原型释义模式。构建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区分出六大释义模块,分别为横向的形态意义模块、概念意义模块、语法意义模块、语用意义模块,纵向的语义场意义模块和外部结构框架事件域意义模块。从微观看,则涵盖各释义模块基于原型释义模式的建构。两者共同烘托,形成连贯、多维的释义体系,原型理论成为贯穿整个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体系的主线。其中概念意义模块处于释义范畴内纵横两个维度的原型成员地位,因此也成为构建的重点。在构建各释义模块的过程中,突出强调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码功能,如表达时的形式化框架和内容框架的提出。通过本研究发现原型释义模式具有综合性和框架性特点,与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体系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由于原型释义模式直接来源于原型理论,因而同时具备解释性和建构性等特点。同时还发现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原型释义模式有利于为学习者建构积极的认知语境,更适合现代英语学习者的要求。本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表现在:建构了系统化的原型理论框架;对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释义作出一致性解释;批判性地审视了家族相似性原理;以原型释义视角重新审视“属”加“种差”的释义模式;建构了用户友好的认知语境;扩展了释义研究的范围;构建了语义场意义模块和事件域意义模块。在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笔者还提出了多项有创见性的意见和主张,如认为语词“属”的最高层级是其词性标示,语词的定义是“属”与“种差”的配合关系,而不是经典范畴理论的“充分必要条件”;多义词的语义衍生应该从基本层级(或本词层,即把语词看作是一个整体)开始,在“实体”框架中考察其语义变化等。总而言之,英汉双语学习词典原型释义模式的构建开创了以单一理论解释和建构词典释义体系的新尝试,完全符合认知语言学所提倡的以“统一的认知方式”解释语言各层面语言现象的主张。区别于传统静态、条块分割的词典研究模式,有效弥补了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的诸多不足。本文不仅对原型理论进行了解构、也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整合,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本文在认知语言学和英汉双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开启了学习词典释义研究的新视角,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视野,对未来的英汉双语学习词典的编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黄恩任[2]2015年在《现代汉语否定结构的认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通过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对现代汉语的否定结构进行解读。认知语言学强调语义的体验性、主观性和互动性,对我们研究汉语否定结构有很大的启发。我们选取了汉语中几种常见的否定结构,试图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以发现其所包含的认知语言学上的意义。本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介绍了选题意义和理论背景,简要梳理了相关的认知语言学理论,综述了前人关于汉语否定结构的研究情况。第二章从词汇化理论角度探讨否定极语结构“Neg+NPI”/“NPI+Neg”。我们之所以把该结构中的“NPI”称为否定极语,主要是综合以下两点:一是多用或只用于否定式;二是其成员既有语素,又有词,还有短语和成语等,不仅仅限于“词”。否定极语因为经常与否定成分搭配使用,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粘着性增加,形成较为稳定的语块,经过高频率和长时间的使用后,最终一部分成员完成了从语块向词的转变。从现代汉语词典对否定极语结构“词”身份认定数量增加的情况来看,这种词汇化的趋势是较为明显的。从认知层面来看,基于交际中的委婉原则和礼貌原则,否定极语结构可以达到直接表达所无法实现的效果,因而在实际语用中被大量使用。第叁章从意象图式理论角度探讨连XP结构否定式“连XP+都/也+Neg+VP”。该结构所表达的语义,应该以格式塔原理来分析。从整体来看,它的结构义应是一种周遍性否定。从出现在该结构中的“XP”成分来看,它们在语义上具有表达极小量的共同点。我们研究的重点是该结构与人类认知中意象图式的关系:两者是表和里的关系,连XP结构否定式为“表”,意象图式为“里”。在这些意象图式中,一小部分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大部分则符合人类所共有的特点。人类在认知上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对极小量的否定就等同于对全量的否定。因而,该结构与人类的认知推理和主观机制是有密切关系的。第四章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和主客观互动原理的角度探讨类固定短语“不X不Y”。我们认为,“不X不Y”结构具有多义性主要是认知主体概念化的结果。一方面,由于“X”和“Y”语义较为模糊,在使用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由于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主观把握的差异,以及人类认知上心理期待等因素的作用,导致这些成员在不同的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从人类认知的接受机制来看,“不X不Y”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大量出现,主要是一个同化和顺化的过程。由于该结构的高兼容性,从而使得类固定短语的大量出现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一部分成员中的“X”和“Y”有相对严格的次序限制,而这种次序体现了它们与人类认知上的象似性。第五章从原型范畴化理论角度探讨了情态动词否定结构“不+M+VP”。从情态动词的句法特点来看,情态动词与其后的动词构成了动宾结构。判断情态动词否定结构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语义,而不是形式上有无否定成分。本文筛选出“能”、“会”和“要”作为研究对象,来对汉语情态动词否定结构进行探讨。从认知角度来看,“不+M+VP”的多义性是与原型范畴化理论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多个义项都是以其中之一作为原型,进而衍生出来的。第六章从非范畴化理论角度探讨可能补语否定式“V不C”结构。本文把可能补语否定式“V不C”分为叁个下层类型,v不c、v不了和v不得,以方便研究。它的结构义,主要是“愿而不能”,属于动力情态。而情态义可以分为动力情态、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叁个成员的原型情态义略有不同。在长期的运用中,“V不C”结构的内部成员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处于中间状态,一部分则已经游离。我们确定游离成员的标准是现代汉语词典是否确认为词和原型情态义的程度是否弱化或消失。处于中间状态成员的原型情态义已经弱化或基本丧失,语义融合程度较高。它们分离的主要动因就是隐喻。通过隐喻,使得它们的语义发生了转化,变得更加抽象化。第七章我们从认知语言学的主观性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的形义不对称现象。现代汉语羡余否定是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我们从中筛选了“不一会儿”和“小心别”作为研究对象。一般性的看法是,“不一会儿”和“一会儿”,“小心别”和“小心”在语义上是相同的,因而“不一会儿”和“小心别”被称为羡余否定。我们认为,表面上的形义不一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一致。“不一会儿”和“小心别”表面上多出来的“不”和“别”,是与认知主体的主观性有密切关系的,它们是认知主体表达主观性的一种手段。第八章是结语。
张凤娟[3]2004年在《英语时体系统范畴化过程中的原型效应》文中研究表明原型效应存在于非语言概念中,同样也存在于语言概念的各个层面,包括时态系统。原型范畴理论对语言知识的范畴化具有很强的诠释力。英语时态系统一直是语言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原则上与语言学结构中其他任何成分的研究没有什么区别。本文以英语时态范畴为视点,对英语时态系统范畴化过程中的原型效应展开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英语时态范畴以家族相似性为内在结构,以隐喻机制为认知工具,把一般现在时这个原型作为认知出发点和参考点,似环环相扣的链条延展,像缕缕散射的光线扩展;而且时态范畴的边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正是这种范畴边缘的模糊性才促成了英语时态范畴的不断建构。在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英语时态范畴在建构过程中都呈现这些特点。 然而,目前对英语时态系统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传统语法框架以及Halliday的功能语法框架内,因此本文依据Rosch和Taylor等语言学家有关语言范畴化的方法论对英语时态系统范畴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意在突破传统的语法框架,把英语时态系统的研究从Halliday的功能语法框架延伸到认知语言学领域,为英语时态系统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和研究视角。本文以英语时态范畴的认知特征为切入点,旨在通过原型效应与英语时态范畴化的认知研究来揭示原型范畴理论在人类认知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激起对原型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使用价值予以更大的关注,因为任何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使用价值。但是用原型理论诠释语言概念的范畴化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荒地。除了词汇习得和时态教学以外,原型理论对句型教学、词典编撰等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这些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因此,对原型范畴理论研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课题。
王葆华[4]2003年在《动词的语义及论元配置》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词汇语义学理论对汉语部分动词的语义和论元配置变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试图揭示出汉语部分动词在论元配置变化中表现出的语义因素。本文认为，动词句法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论元配置变化与动词意义的变化密切相关。一个动词的某一语义因素不会在该动词所有的论元配置变化中都表现出来。动词会随着论元配置变化而逐渐增加它的意义，从而产生动词多义现象。动词的意义是一个原型范畴，不同动词成员之间在意义方面存在着家族相似性。动词意义家族相似性的突出表现就是，语言中动词的意义存在着复杂的交叉跨类现象。基本语义类不同的动词存在着“大异小同”，基本语义类相同的动词成员之间存在着“大同小异”。不同动词成员在意义上存在着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语义网络。本文认为，动词的意义和构式语义在生成语言的基本句子结构和决定句法配置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句子意义是动词的意义和构式语义整合的结果。动词的意义和构式语义相互影响，动词的意义对动词的句法行为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性，与此同时，构式语义对动词的意义有决定作用，动词的意义会随着它经常出现的特定构式而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新的词项或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句子生成模式。句法和语义存在着复杂的多重映射关系。此外，本文还运用框架语义学、认知语义学理论对句子多义现象，汉语存在句“着”、“了”互换现象等给出了新的解释。
孙崇飞[5]2017年在《汉语单音节名词和动词的ERP研究》文中认为由于汉语研究传统“向无文法之学”,从来不讲名词、动词、形容词和主语、谓语、宾语,因此,要建立汉语语法体系,便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即借鉴西方先进语言理论、研究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结构。但实践过程中,研究者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实现西方语言理论与汉语句法结构规律研究的有效结合。尽管研究者对此做出过大量努力,但结合的成效至今甚微,诸如词类划分等基本问题迟迟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经常发生周期性争论。主要原因便在于以往研究往往存在“印欧语眼光”.: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语。这使得研究者近来得出印欧语语法理论不大适合用于汉语语法研究的经验总结,并进一步提出以下研究共识:摆脱“印欧语眼光”,实现西方先进理论、方法与汉语研究有效结合的前提在于首先要弄清楚汉语的实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汉语词类研究也不例外:应从寻找我们碰巧熟悉的语言所重视的区分转向寻找汉语自身重视的区分。本研究不仅是对这一“转向”理念的实践,同时也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证。由于单音节汉字词是汉语初始性结构单位,加之遵循由简及繁的研究顺序,本研究以单音节名词和动词为研究对象。另外,出于对相关学者提出的“根据词的意义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朱德熙1985: 10)理论主张的反思,本研究拟考察以下叁个基本问题:(1)由单个汉字构成的汉语单音节名词和动词在词汇层面是否存在汉语说话者重视的区分?换言之,汉语单音节名词和动词的加工过程是否存在显着神经分离性,如存在,导致二者分离的因素是什么? (2)汉语和屈折语(主指英语和德语)词类加工过程是否存在显着神经类型学差异?(3)如存在,这种神经类型学差异在语言层面表现如何?研究者又应如何透过这些语言差异寻找语际普遍性词类?本研究共开展了两项事件相关电位(ERP)实验和一项问卷调查实验。两项ERP实验分别对汉语光杆单音节名词、动词和“名-动”兼类词(参见第四、五章)以及违反语境下汉语单音节名词和动词(第六章)的神经加工机制展开考察,旨在回答问题(1)和(2)。问卷调查实验(第七章)旨在基于汉语本族语说话者的自然语感,考察“名-动”词类跨语言普遍性概念基础的心理真实性、词类语言专属性和构式专属性,进而回答问题(3)。通过实验考察,得出以下研究发现和结论:(1)与以往研究(杨亦鸣等2002)未观察到汉语光杆单音节词语存在显着“名-动”词类效应不同,本研究发现光杆单音节名词和动词存在显着神经分离性,即后者比前者诱发更负的额叶N100,这表明后者获得更多的早期视觉注意加工。考察本实验所选构成单音节名词和动词的汉字特征后,我们发现,构成单音节动词的汉字具有更为鲜明一致的义符,据此推断,正是这些义符本身所具有的语义、句法功能提示性或其所致的汉字空间构字特征,导致单音节动词获得更多的早期视觉注意加工。这为义符可作为汉语单音节词语划类标准提供了实证依据。通过将光杆单音节“名-动”兼类词诱发的神经加工机制分别与相应名词和动词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名-动”兼类词与名词具有完全相同的神经加工机制;与动词存在早期视觉加工差异即动词比兼类词诱发更负的额叶N100,这依然与所选动词具有更为一致的义符相关。(2)通过对违反语境中汉语单音节名词和动词神经加工机制的考察发现,二者在“词类+语义”双违反条件下诱发相同的ERP反应型式,即均诱发一个标志词汇语义整合加工的N400成分。这与以往基于英语和德语等印欧语的实验发现相左:印欧语双违反句诱发的反应型式为“ELAN+P600”(Friederici 2002, 2011; Friederici et al. 1999; Hahne & Friederici 1999, 2002)。基于上述 ERP成分的功能关联性推知:汉语单音节“名-动”词类确实存在与印欧语词类加工不相一致的神经类型学特点,上述神经类型学特点支持印欧语是语法型语言、汉语是语义型语言的汉印类型学差异观。(3)问卷调查结果证实基本语义范畴(物体vs.动作)可为主要词类(名词vs.动词)提供心理真实性和跨语言普遍性概念基础,这为寻找跨语言普遍性词类提供了可能。同时,上述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词类的“形-义”符号本质,即词类并非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所说的单纯的“形类”,而是“形式-意义”的配对。另外,汉语说话者的自然语感证实词类存在构式专属性:词语-构式组合存在原型效应,同一词语可因构式类型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句法功能,且这些功能之间存在程度差异。构式专属性进一步说明不同个体语言所含词类存在语际差异,该差异主要表现为词类形式表征手段存在的跨语言差异。因此,词类不仅存在构式专属性还存在语言专属性。词类的语言专属性和构式专属性要求: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必须为其所考察词语嵌入的构式语境提供详尽且具有理论基础的定义,以保证不同研究之间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基于上述实验发现,我们对汉语词类得出以下认识:(1)对于存在义符优势不对称性的汉语光杆单音节名词和动词而言,二者存在显着神经分离性,这说明,与印欧语一样,汉语也存在鲜明的名动分立关系。(2)与屈折语(主指英语和德语)说话者更多依赖形态信息进行词类加工操作不同,汉语说话者则更多依赖语义信息开展相关词类加工。(3)上述神经类型学差异在语言类型学层面具体表现为词类形式表征手段的跨语言差异——与屈折语词语基于鲜明形态标记标志其词类信息不同,标志汉语单音节词语词类信息的可以是具有鲜明词类提示性的义符;词类的跨语言形式表征手段差异表明,跨语言共性词类不可能在语言形式层面得以探寻,相反,词类“形-义”符号本质决定了语际普遍性词类只能在概念语义层面得以寻找。
于秀金[6]2016年在《汉语(非)现实范畴的显赫性与扩张性——跨语言原型范畴化视角》文中提出本文提出跨语言(非)现实(realis/irrealis)和时-体-情态之间的显赫(mightiness)非均衡性假设,试图通过论证(非)现实为汉语的显赫范畴且具扩张性,来阐释汉语时-体-情态的形式纠缠问题,并初步验证我们提出的假设。本研究结论如下:1)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范畴化在(非)现实范畴中产生原型效应和层级系统,(非)现实的原型范畴在不同语言中有别,时-体-情态叁个基本层次范畴以家族相似性聚合在(非)现实这一更高层次范畴下。2)(非)现实和时-体-情态之间存在显赫非均衡性,该假设具有跨语言普适性。当(非)现实为非显赫范畴时,下位层级上时-体-情态中任一范畴在不同语言中都可能成为显赫范畴;当(非)现实本身显赫时,时-体-情态中任一范畴倾向于非显赫。3)汉语中(非)现实是一个显赫范畴,而时-体-情态均为非显赫范畴,领属/存在范畴是汉语显赫(非)现实进行扩张的非原型范畴。
于秀金[7]2017年在《跨语言时-体-情态的范畴化、显赫性及扩张性——库藏类型学视角》文中提出本文汲取库藏类型学有关语言中功能范畴的显赫性与扩张性的理念,构建了跨语言时-体-情态的认知范畴化层级,以阐释跨语言时-体-情态的表达形式倾向无明显界限的缘由以及世界语言可划分为时空原型为有界/无界的语言和时空原型为现实/非现实的语言。在时空原型为有界/无界的语言中,体范畴倾向作为有界/无界的原型,体比时-情态更易成为显赫范畴;在时空原型为现实/非现实的语言中,存在现实/非现实不显赫和显赫两种类型,现实/非现实不显赫时,时-体-情态中的任何范畴在不同语言中都可能成为显赫范畴,现实/非现实显赫时,要么时-体-情态都不显赫,要么时-体-情态中也有范畴显赫。英语和汉语均是时空原型为现实/非现实的语言,但英语中现实/非现实不显赫而时范畴显赫,汉语中现实/非现实显赫而时-体-情态均不显赫,汉语显赫现实/非现实具有向量范畴和领属范畴扩张的倾向,汉语中语法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时体助词、否定词、情态副词以及情态助动词这些形式手段在现实/非现实上的表达规律初步验证了我们的观点。本文的研究支持库藏类型学强调语言形式手段、注重形式和范畴间的双向视角的研究方案。
邢晓宇[8]2015年在《认知入景视角下现代汉语名词的修饰语研究：功能与语序漂移》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借鉴认知入景理论(cognitive grounding theory),对现代汉语名词修饰语的功能和语序漂移(shifting)现象进行研究。长期以来,现代汉语名词修饰语的功能被纳入“限制性与描写性”或“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二元对立框架。经过几十年的讨论,既有模式在理论自洽和语言现象解释方面,仍存有较大争议。同时,现代汉语有个较为独特的类型学特征：修饰语漂移,即名词的修饰语处于不同位置都合乎语法。譬如,指量结构与关系小句共现于名词之前时,二者可以互换位置。这类现象的研究过去很少把修饰语参项统一纳入考察范围,去探讨修饰语漂移与修饰语功能之间的相关性及其认知理据。此外,修饰语漂移还体现在前置修饰语与后置修饰语之间,典型表现是数量短语充当修饰语的情况。关于这类现象,鲜有文献在现代汉语共时层面系统探讨数量短语漂移时名词短语的语义特征、形态表征和认知理据。汉语语法研究的推进离不开认知语法等当代语言学理论。入景理论集中体现了认知语法的核心思想。从形式上看,名词的入景过程表现为光杆名词到完整名词短语的过程。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入景体系,汉语入景体系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尝试在描述现代汉语名词入景类型学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以上争议和问题,具体围绕以下叁个方面展开：(1)现代汉语名词修饰语研究中争议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在入景理论视角下认识修饰语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这种认识的认知理据是什么?(2)现代汉语名词前置修饰语之间的语序漂移与修饰语的功能有何相关性?这种关系的认知理据是什么?(3)现代汉语名词前置修饰语与后置修饰语实现漂移时,名词短语的语义特征、形态表征及其认知理据是什么?本文是一项以解释为取向的定性研究,因此所用语料是非封闭性的,具体来源包括：(1)观察语料,包括北大中文语料库(CCL)、其他文献中的语料和少量作者自己在生活中收集的真实语料。(2)少量内省语料。为确保内省语料的可靠性,我们做了语感调查。本文的结论包括：第一,现代汉语名词修饰语研究中的争议与二元对立的研究框架有关。我们在入景理论视角下,把限制性和描写性都界定为言语交际双方对名词所指事物进行指别的策略,区别在于后者的指别方式是对名词所指事物的情状进行说明。所谓“非限制性”修饰语其实包括描写。因此,我们尝试提出了“限制性包含描写性”的模式,其认知理据在于,汉语名词的修饰语都是名词的入景策略和要素,已有研究中的一些争议可以在此模式下得到解释。第二,现代汉语名词前置修饰语漂移与修饰语功能相关性的表现形式并非“入景”与“非入景”的二元对立态势,而是“强入景”和“弱入景”之间的转化,基本规律是修饰语距离名词越远,其入景作用越强。可见,汉语名词修饰语的入景层级表现为动态挑选过程。以指量结构与关系小句共现为例,指量结构前置于关系小句时,前者起强入景作用,后者发挥弱入景功能。关系小句前置于指量结构时,关系小句起强入景作用,指量结构的入景功能由强转弱。这一认识的认知理据既与名词入景的认知过程相符,也是入景辖域触发项漂移的体现。第叁,如果数词空位闭合,数量短语前置与后置时名词短语分别表范畴化和评价义。如果数词空位开放,名词短语的语义特征分别为数量辖域和数量述谓。评价义的词汇表征包括：名词表评价义或者有评价型无界形容词修饰,量词以个体量词为主,句法表征包括在“排他性标记”后充当表语、作定语和内主语。数量述谓义的形态表征包括：数词既可以是确数,也可以约数,量词多为度量量词,名词不表评价义,一般无隐喻义和转喻义,其句法表征包括充当宾语、话题,往往在对举句式中使用。语义特征及其形态表征的认知理据在于名词的不同入景方式及其互动。本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本文基于入景理论反思了现代汉语名词修饰语研究的既有框架,尝试提出“限制性包含描写性”的模式,以此解释了相关争议和问题,为汉语名词修饰语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或尝试。第二,本文初步归纳了现代汉语名词入景的类型学特征,同时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了“入景要素迭加”、“动态挑选”、“入景要素漂移”、“入景层级”、“强入景”、“弱入景”、“入景辖域”、“入景辖域触发项”和“入景辖域触发项漂移”等概念或语词,客观上对入景理论的类型学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李文浩[9]2011年在《基于突显观的构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若干现代汉语的全量/强调义构式为例,研究认知突显的构式表征,即认知突显视角下构式的表征问题,主要探讨作为心智现象的认知突显在构式及其构式化过程中的表现、作用与规律。所讨论的子题包括:1)隐喻、转喻实现中的认知突显因素;2)认知突显的形式凭借与主观调控;3)非典型突显与构式的强调义;4)突显的动态性与构式的分化;5)突显度与构式的主观化;6)近义构式辨析的突显观视角;7)相同构件在不同句位的突显差异。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侧重于理论研究。隐喻和转喻是人类基本的认知现象和思维方式,也是从构式的中心意义向其他意义引申、扩展的重要机制。因此,研究认知突显的构式表征,我们从探讨认知突显在隐喻和转喻运作中的作用开始。本章分别讨论了隐喻和转喻实现中的认知突显因素,还以汉语中由反义方位词参与的周遍义构式为例,分析了隐喻和转喻在构式形成与延伸过程中的作用。第叁章以“都1”在构式中的指向识别为例,讨论认知突显的形式凭借和主观调控问题。我们认为,词项在构式中的位置、重音、语符长度、某些特殊的提示词等因素作为突显手段的运用,体现了认知主体对事件和场景突显视角的主观调控,是一种“有动机的突显(prominence that is motivated)”。研究表明,对于含有不止一个可量化对象的“NP1NP2都VP”构式,“都”倾向于选择更加突显的那一个作为指向目标。第四章借助“都2”、“都3”构式强调义的分析,提出非典型突显问题。我们认为,对非典型成员的突显将会导致强调义的产生。本章分别具体探讨了“连XP也/都VP”、“再XP也/都VP”和“都XP了”这叁个构式的固化过程,包括它们强调义的形成动因与机制。第五章以“X着呢”和“有+名”构式的分化为例,提出突显的动态性问题。在某个认知框架中,突显目标并非一成不变的指向某一成分或者关系。突显的动态性广泛体现于语法概念和语言结构之中。本章认为,突显的动态性既可以是突显对象的动态变化,也可以是突显背景的动态变化。构式的分化有多种动因,其中突显的动态性是本章所着力探讨的。第六章则从“(NP)才VP”构式看突显度与主观化的关联。我们认为,短时义副词“才”的表义类型与其在全句中的信息突显度相关联。处于前景地位时,“才”表示“比预期时间晚”;处于背景地位时,“才”表示单纯的短时义。前者主观性强,后者客观性强。处于前景位置的“才”容易主观化,处于背景位置的“才”则不易主观化。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这样的假设:突显度和语言的主观性相关联。处于前景位置的语言成分容易主观化,处于背景位置的语言成分则不易主观化。第七章为近义构式“满+NP”与“全+NP”的突显比较。研究表明,“满+NP”与“全+NP”存在细微的差别,在动态的语句环境下不宜互换。认知主体如果意欲突显事物的充溢性、个体的数量以及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就会选择容器隐喻,形式化为“满+NP”;如果意欲突显事物的完整性、个体分布的范围以及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就会选择套件隐喻,形式化为“全+NP”。言说者是主观夸张还是客观实陈,表达式是侧重描述还是侧重指称,这可以反映认知主体的突显对象及相应的隐喻模式。统计表明,“满+NP”倾向于充当修饰语(定语/状语),存在谓语用法;“全+NP”倾向于充当主宾语,未发现谓语用法。这是“满+NP”与“全+NP”不宜互换的形式证明。第八章研究作为构件的量词重迭在不同句位的突显差异。研究表明,认知主体对意象图式不同成分或关系的突显以及构建情景时不同的扫描方式,导致量词重迭的基本义在构式不同句位的动态变化。量词重迭的基本义与句位义之间以及后者相互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差别体现了构式的不同句位对作为构件的量词重迭的整合作用,而共性则体现了作为构件的量词重迭对构式整体的语义贡献。这是构式与构件互动的结果。第九章为结束语。
李政涛[10]2003年在《教育生活中的表演》文中研究说明“表演性行为”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行为。本文旨在对“教育生活中的表演”现象进行探究，并将这一探究置于教育学的语境或理解方式之中。 有关“表演”的意义存在着各种“成见”，对这些成见的呈现、梳理、质疑和重新认识，是本文论述的起点。为此，通过对“表演”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从源头上展现“表演”原有的被广泛忽视的含义，进而提出本文视野内的“表演”概念，成为作者首先要完成的任务。这同时也构成了本文的第一部分，它力图解决的是概念性的问题，即“表演是什么?”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也就是从人类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表演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之一，它是作为生命存在者的人，对某种角色存在的主动承担，即是通过对角色的表现和显示而实现的以使他人确信为目的的自我投射、自我呈现，并最终达成的自身敞露。表演中的基本要素包括：表演者和观看者、表演过程、表演内容等。表演问题的实质首先是人的问题，展现的是表演者整体的生命存在，其中的核心却是“角色问题”。人类的表演性行为是对“角色”的扮演和承担。从根本上说，表演本身是一个中性行为，我们只能在“谁表演”、“为什么表演”、“如何表演”以及“表演的效果如何”等意义上作出价值判断。 当表演成为教育问题，首先意味着，表演将与理想新人的社会再生产、与生命的成长与发展这一教育的主题建立实质性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教育的需要，在实现教育的可能性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可能性。我们不是就表演谈表演，而是在“人在表演中的生命存在及其与教育的关系”中，考察表演对于教育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 从这一关系出发，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了论文的基本问题： 1．表演性行为怎样渗透并建构了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又怎样渗透并建构了教育生活?换而言之，人及其教育是怎样在表演性行为的广泛参与下发生和进行的? 2．教育怎样通过表演性的行为，从意识、观念和行为等各个方面建构了人的生命存在、社会及其文化? 教育是“人的教育”、“生命的教育”，“教育的基础是生命基础”这一主线使上述两个问题建立了内在关联。 迄今为止，对“表演”问题存在着在四个层次上理解和阐释的可能性：一是作为交际技艺和教学技艺的层次，表演是一种交际手段、教学方法，因而是技术论和工具论的层次，；二是将表演的语言和姿势、动作等视为表达、传递事物的符号，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于符号的使用者和符号所指代的事物上，是符号论的层次:叁是将对交往、表演和表演的理解的研究作为教育学(尤其是教学论)的基础，是方法论的层次:四是将表演和对表演的理解，作为人类生命存在、教育存在的基本事件，因而将其置于本体论的层次上。这一层次指向的不是教材知识，而是指向生命本身，它关注的是，通过表演和观看表演，促进个体生命在肉体和灵魂等各个方面(如体质、知识和道德等)的成长、发展与完善。本文将以前叁个层次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它们，转而进入本体论层次，将表演和对表演的理解，作为人类生命存在、教育存在的基本事件。 如果说第一部分重在对“表演”概念和问题性质的分析，第二部分则集中在对学校教育生活中，出现的各种“表演现象”加以呈现和分析。当我们从表演的视角“看”教育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人类行为的表演性在教育生活中特化的形式、内容和方式。从“表演“所包含的基本要素的角度来看，在表演目的(为什么表演)被特化为教育目的的前提下，表演场所(在哪里表演)特化为学校剧场，表演者和观看者(谁在表演和观看)特化为教师与学生，表演内容(表演什么)特化为课程内容、教育内容，表演过程特化为教学过程。我们将分别为其开列章节详加考察。同时，对这些特化过程的性质及其结果的评价问题，我们也将给以细察。由于学校生活是教育生活的核心，学校本身也是人类进行系统化教育的主要场所和载体，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聚焦于“学校生活”中的表演现象。 第叁部分，关注的是从教育学的角度，对教育生活中的表演现象加以提炼和分析，它希望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表演问题的引入，给教育学带来了什么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首先，它带来了对“自我”问题的新的认识，通过“角色意识”和“表现意识”，表演性行为促进了自我意识的形成，教育者及其教育行为介入了影响了这一促进的过程，他们试图通过表演性行为，把学生送上自我发现与发展的小路。同时，对于自我在表演性行为中形成与发展的机制的详细分析，都是试图在教育学的语境内进行的。 其次，它带来了对于交往、教育起源、原型问题的新的认识。表演性交往将被视为教育的原型。仪式作为表演性交往制度化的代表形式，成为教育原型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对于中国和古希腊仪式的探讨，又提出了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宗教和宗教学，在教育和教育学研究中的意义在此得到进一步的探讨。 再次，它作为一种新的视角，也作为一种中介，与教育、生命存在联系起来。为此，我们将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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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认知入景视角下现代汉语名词的修饰语研究：功能与语序漂移[D]. 邢晓宇. 西南大学. 2015
[9]. 基于突显观的构式研究[D]. 李文浩.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10]. 教育生活中的表演[D].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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