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占士[1]2003年在《中国当代小小说理论批评史论》文中指出本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对我国30年来小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流变作了初步梳理。根据研究对象侧重点的变化，我国当代小小说理论批评发展流变可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萌芽期；80年代初中期为复苏和初步发展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繁荣期；90年代中后期为深化期；本世纪初为渐趋成熟期。在梳理小小说理论批评发展流变的基础上，对其成就与不足也进行了检讨和反思，并展望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刁丽英[2]2009年在《当代文学境域下的中国微型小说发展态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阐述了微型小说的发展概况和研究现状,厘清了伴随着微型小说成长而长期存在的微型小说文体的论争,通过梳理、归纳业界的各家论述对微型小说的文体进行了界定。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学已退居边缘,失却主流地位,呈现出明显颓势的当下,中国文学显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在此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小说界的第四个家族”,当代微型小说从一种民间式的“夹缝文学”起步,由孱弱到健壮,由幼稚到成熟,由备受冷落到终获文坛认可,走过了一条崎岖艰难却又执着顽强的生存之路。经过近30年的发展,它已经卓然独立,渐成气候,日渐兴旺繁荣,并以燎原之势占据了纯文学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微型小说在时代发展中的“异军突起”,并以其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令人刮目相看,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独特文体的关注与研究。微型小说的成功也许能在日渐低迷的文学困境中,给予其他文学品种寻求出路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论文从微型小说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传统的承继、当代微型小说审美的创新、当代微型小说审美的成熟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微型小说的审美问题,凸显出微型小说在现当代文学转型中的价值取向。当然,当下的微型小说在繁荣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文体名称的杂多、主体创作的浮躁、创作主题的僵化、题材选择的不足、理论批评的滞后、叙述方式的陈旧、精品之作的匮乏等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微型小说发展的阻滞因素。因而,从微型小说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出发,推动理论研究、创新创作方法、强化文体实践以及营造文化环境,是其应对困境的有效策略。论文分析了当代微型小说的发展态势,认为微型小说业界呈现出一些明显趋势:一是从媒体中心走向创作中心,这应该是微型小说发展的理性轨迹;二是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这成为微型小说发展的时代诉求;叁是从“平民化”逐渐走向“学院化”,这是微型小说精品追求的路径选择;四是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微型小说自身发展应对信息社会的策略选择;五是从国内走向世界,微型小说国际视野的拓展对于微型小说发展无疑是一个提升。
赵燕[3]2016年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叁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叁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刘文良[4]2002年在《二十年来微型小说理论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自 2 0世纪 80年代至今的 2 0年间 ,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从无到有 ,从成熟到深化 ,发展非常迅速。回顾2 0年来微型小说理论研究 ,其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叁个阶段 :80年代为理论草创期 ,90年代前期为理论成熟期 ,90年代后期至今为理论深化期
张倩红[5]2011年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风景描写及其艺术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以合作化、大跃进为背景,书写了与之前乡土小说截然不同的乡村风景。但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风景总是被主题研究、形象研究、母题研究等所遮蔽,甚至被误解为点缀,少有人注视到其艺术旨趣与审美意味,去正视其审美与文学史价值。本文通过“风景”审美这一角度的切入,运用文本细读、心理批评等方法,以当代着名作家(有赵树理、马烽、西戎、王汶石、韩映山、刘绍棠等人)、作品为主,梳理审视乡土风景的分化状况,展示作家在风景审美中政治内容和审美话语的纠结,发现风景描写的文本意义,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阅读提供新的阐释视角。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导论主要讨论了风景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关系,研究意义。正文分别论述了山西作家群、河北作家群和林斤澜、刘澍德描写的农村风景的类型、特征及风景之后所传达的审美理想。具体内容如下：一、梳理山西作家群对人文景观的描写,寻找其自然风景缺失及风景审美意识淡漠的原因。赵树理笔下的风景主要是对晋东南地貌民俗的展现,农民自诩的创作者身份使得他漠视自然风景,淡化风景审美；马烽西戎重点呈现了合作化农村的新景新貌的,这是在党报教育下形成的对无关主旨的风景审美的排斥；王汶石虽同写人文景观,但其风景及其讲究修辞,表露出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二、河北作家群风景描写重自然景观的展现和田园牧歌的书写,其风景成为此期独特的存在。韩映山对纯自然风景、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精细刻画,旨在寻找精神的“桃花源”；刘绍棠从大肆书写田园牧歌到风景缺失,突出的表现了政治话语挤兑审美话语的状况；房树民、从维熙小小说中少而不缺、简而不陋的微型景致,既符合“十七年”语境下对短篇小说的期待,又受孙犁影响,同时也可窥见河北作家区别于山西作家中心地位对小说自足性的有利促成。叁、选择较为特殊的个案,再次审视风景描写背后作家暗藏的坚持。其一是对林斤澜的奇景的重读,探寻求奇背后自由、独立而颇具诗意的文学追求；其二是对刘澍德不同时期描写的云南地区风景进行对比,理解知识分子在党的感召下谱写时代风貌的创作心态。四、第四章是对前文的概括和补充,总结此期农村风景的整体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风景描写如何与政治话语进行对话,风景描写在文本建构和文学史上的意义。
首作帝[6]2010年在《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研究（1928-197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集体创作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与个人创作并行的另一条文学脉线,它为推动新文学的渐进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经验教训,这本身就昭示出新文学发展的丰富与复杂。从时间流程上来看,集体创作始于1928年,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这种崭新的创作方法从苏联译介到中国,成为新文学路径发生转变的标志之一；止于1976年,在“四五”运动波澜涤荡下,以“叁突出”创作理论为准则的激进文艺路线宣告终结,集体创作随之戛然画上休止符。换句话说,集体创作与左翼政治思潮的盛衰休戚相关,这决定了其第一性的特征是意识形态性,在此基础上被赋予了最大的空间和效能。从表现形态上来看,集体创作显示出由“写实”、“具体”向“象征”、“抽象”的总体趋势,最终发展到以寄寓某种意念、意蕴、意象的思想情感状态和逻辑思维方式来消解日常生活和化解矛盾冲突。本文主要运用社会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和趋势研究的方法相结合的思路,前者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考察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的发生和发展,从中梳理它何以在中国水到渠成和广受瞩目的原因,并阐述诸种表现形态；后者注重一般事物内部历时变化的研究,同时对总体的某些特征进行梳理综合,通过它可以还原集体创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本质诉求,进而揭示中国新文学发展错综复杂和丰富多彩的一面。除“导言”外,全文以集体创作历经的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为四章。由于所处阶段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尽相同,集体创作的表现、风格、形式、技巧等诸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归根到底,各个阶段之间并非断裂,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文学的集体创作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形成、逐步推广、逐步深入和逐步固化的过程。第一章是左翼时期的集体创作(1928—1937),为萌芽和展开阶段。集体创作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以普及大众化为己任,积极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培养通讯员作家,并由“学步”发展到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使得新文学的集体创作初露端倪和特色。在苏区,以红色戏剧运动和红色歌谣运动为主的集体创作被赋予神圣历史使命,它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行动,而是与明确民族国家意识的合法性相提并论,以求适配全国抗日的核心的重要地位,从而使苏区摆脱长期以来被污蔑、被攻击、被忽略和被“围剿”的处境。集体创作在此起到为之正名的作用,受到毛泽东和杨尚昆等人的首肯和倡导。第二章是战争时期的集体创作(1937—1949),为深化阶段。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1939),集体创作重在催生全民抗战、驱寇肃奸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质上彰显的是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力量,为爱国精神之一种,传播快捷,影响广泛,在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均被赋予了最大的相通性。1939年之后,延安解放区文学成为集体创作的领头羊,新秧歌运动、新歌剧运动、旧剧改革运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集体创作活动是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导引的服膺与回响,蕴藏着诸多“军事化”、“政治化”的内涵,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稳妥结合,从而起到团结群众、夺取胜利的作用。这表现出某种与时俱进的创造意识,艺术革命与社会革命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等量齐观和并驾齐驱。第叁章是“十七年”时期的集体创作(1949—1966),为高潮阶段。集体创作依赖于两方面的背景资源,一是延安文学传统的引鉴,二是独立国家实体的保障,由系统的理论阐述发展到具体的实践操作,从而促使具有普遍一致标准的文学共通体模式随之出现。集体创作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核心观念,“工农兵方向”的合法性论证规定了文学范式的统一创造生产,工农兵被组织起来构成创作的主体,个体作家书写的个人性逐渐丧失,只能从集体创作的表现形态中得到认同。集体创作为巩固新生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目的服务,“两结合”的推行标志着以“象征”或“意象”的因子来解决现实矛盾付诸实施,对于未来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凭借浪漫主义情势特征予以激活。第四章是“文革”时期的集体创作(1966-1976),为固化阶段。集体创作体现为集团的意志,“创作组”是其表现形式,以剥夺个人意志和夺取话语身份为运作前提。集体创作所使用的“叁结合”、“叁突出”等理论圭臬完全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根基,以表意符号诉诸意识形态,从而使得“象征”面相趋达巅峰状态。“样板戏”是集体创作“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之产品,对原有经典蓝本的修改或移植正是为了肃清“异质”元素,阐显集团意志,文本的主题、人物、内容、语言、形式等均达到齐一固化。在“样板戏”美学理念的笼罩下,其他应景之作沦为摹仿品和复制品,亦被贴上“集体创作”的标签。
李生滨[7]2005年在《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鲁迅更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显学,鲁迅前期的思想研究,也积累了不少前辈学者和鲁研专家的各种探讨和研究成果,但是,迄今未有清楚和明确地提出“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这样重大而整体性的研究课题。而鲁迅的丰富和鲁迅的复杂,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出于晚清又超越晚清的现代性文艺思想和人文理想的生命追求。回溯晚清思想文化,观照鲁迅思想文化个性,是本文的写作目的,更是本课题最大的挑战性和开拓性意义所在。 本文是一个从文化与时代转换的意义和视角来做的人物个案研究,主要是从晚清历史和文化思潮的背景上,来考察鲁迅文化选择、文化实践、文学素养以及思想文化个性形成等相关问题。这一方面是从“以人而论”和“以时而论”相结合的角度,考察鲁迅之所以成长的思想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旨在讨论晚清思想文化对鲁迅的意义和影响。“以时而论”,是想对晚清特殊而复杂的时代风貌,在总体关照的基础上,做一些较为细致的考察;“以人而论”,是对作家个体的思想形成、文化修养以及具体的艺术风格,进行具体的批评分析和讨论。 论文共分八个部分,主体部分分别是“关于晚清思想文化背景与鲁迅研究”、“近代中国与鲁迅的维新思想”、“晚清文艺启蒙思潮与鲁迅的文化选择”、“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形成”、“鲁迅个性化追求及其人文思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超越”等六章。集中而言,论文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近代历史和晚清思想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与塑造。晚清不仅是新旧交替思想驳杂的历史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冲突,传统思想与现代文明递延嬗变的多元价值社会。民族的忧患,社会的动荡,思想的维新,小说启蒙的文艺思潮,崭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和文化活动方式,影响并塑造了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独特品格。 第二,晚清思想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的鲁迅思想文化个性,在整个鲁迅的思想发展和文化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总体倾向性。在晚清和“五四”的文艺启蒙、新文化建设运动中,鲁迅自觉地走向了一个自由文人——边缘知识分子的文化
柳士安[8]2011年在《关于《文艺报》中少数民族文艺相关信息的研究（1949—198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以往受经验美学和研究视域的局限,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多元结构认识还不足,对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生与演进的历史过程探讨也不多,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并未在一个整体格局的背景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理性阐发,“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仍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本文系统考察1949年至1989年间的《文艺报》,集中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相关信息,以《文艺报》的相关稿件为切入点,从此处进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将主要是以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来展开论证,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有关信息资料进行分类、编排,并对有关数据进行运算统计,以绘出“中国各民族文学建设轨迹图表”,并以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或关键时段为参照系,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关键点进行比较研究。
唐叶华[9]2016年在《阿英小说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集作家、学者、战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阿英,在小说研究史上成绩斐然,不仅他的《晚清小说史》等论着,直至今日,依然堪称经典;而且他编撰的小说书目及专题研究等同样影响深远。因此,本文主要从小说研究史的角度考查阿英小说学,以探讨其产生原因,分析其主要学术成就,展现其个人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发展状况,体现其学术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治学方法,尽可能地还原其在小说研究领域应有的地位。基于以上研究目标,本文共分为绪论、主体、结语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界定了“小说学”这一概念,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综述了当前学界的研究状况。第二部分共四章。第一章为“阿英小说学的形成缘由”,主要从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等社会因素以及兴趣爱好、人生经历等个人因素,探讨了阿英小说学的产生原因。第二章为“阿英小说学(上):小说目录学与小说批评”,首先,以近代小说目录的发展状况为基础,分析、总结了阿英在小说目录学上的成就;其次通过学术史的观照,从小说功用观、小说创作论、小说鉴赏论与小说翻译观四个方面,探讨了阿英的小说批评。第叁章为“阿英小说学(下):专题研究”,小说史研究、小说家研究等几方面,进一步丰富了阿英小说学的内涵。第四章为“阿英小说研究的方法”,主要总结了阿英的治学方法。第叁部分为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的主要内容,评述了阿英在小说研究史上的地位等,收束全文。
洪煜[10]2006年在《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文中研究说明关于近代上海报刊的研究，以往学者多从报刊史角度入手，且多倾向于大报大刊研究，甚少注意近代上海小报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本文着力于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它的社会史意义，并将其作为市民文化公共空间加以诠释。而对于近代上海公共领域的研究，学术界也多从城市物质空间或精英文化空间层面探讨，缺少对于非主流的通俗小报文化空间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近代上海小报是在上海繁荣的经济、商业及文化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同时，也是当时特定历史转型时期的产物。近代租界的存在，人口的高度集中，娱乐业的发展，为上海小报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上海全国文化中心地的确立及近代稿费制度的实施，为大批传统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不得不寻找新的谋生之路，提供新的生存空间，卖文为生以及编辑报刊成为这群知识分子新的谋生手段。共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生存经历和志趣爱好等，构建小报文人群体网络的形成。小报的生存困境及文化定位显示了市民社会中的小报价值趋向。小报文人在市民社会生存实践中，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自矜姿态逐步回落到追逐实利的市民生活之中，其文化活动也完全商业化，以滑稽消遣文体迎合市民审美阅读趣味，以市民本位和文化市场趋向为准绳，小报遂成为市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品。小报文人立足市民本位，建构市民日常生活空间，以其平民化视角和风趣话语，肯定并认同市民大众现实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使大众世俗生活、娱乐消费及物质消费具备独立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诠释市民日常生活物化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显示了小报的平民性。同时，小报文人也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模式构建一个有别于城市主流文化的“市民文化公共空间”。这种文体风格形成，是小报这一传播媒介在政治权威之下边缘化的选择，是以边缘化为中心对抗社会权威的调侃，几乎创立了“言者无罪”的传统。这一文化空间的建构，一方面激发了市民大众的都市文化想象，另一方面，也潜移默化地在不经意中促进了市民文化现代性的转变。尽管小报是非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叙事，从表面上看是迎合市民所谓低级趣味的世俗、消遣和娱乐的文字，但如果从社会深层意义上来看，小报这种话语系统，则反映了市民文化对于政治权威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反抗和解构。
参考文献：
[1]. 中国当代小小说理论批评史论[D]. 阎占士. 安徽师范大学. 2003
[2]. 当代文学境域下的中国微型小说发展态势研究[D]. 刁丽英. 苏州大学. 2009
[3]. 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4]. 二十年来微型小说理论研究述评[J]. 刘文良. 甘肃社会科学. 2002
[5].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风景描写及其艺术功能研究[D]. 张倩红. 杭州师范大学. 2011
[6]. 中国新文学集体创作研究（1928-1976）[D]. 首作帝.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7]. 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D]. 李生滨. 复旦大学. 2005
[8]. 关于《文艺报》中少数民族文艺相关信息的研究（1949—1989年）[D]. 柳士安. 暨南大学. 2011
[9]. 阿英小说学研究[D]. 唐叶华. 西华师范大学. 2016
[10]. 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D]. 洪煜.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风景论文; 阿英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文艺报论文; 教育杂志论文;